《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是刘锡诚先生在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1957-2017）之际推出的自选集，2018年列入“西部民间文化与口头传统精选系列”（郝苏民主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刘锡诚认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从五四前夜诞生以来，已成为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里颇具中国特色、最有成就的分支学科之一。对于20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刘锡诚将“文学流派”与“民俗学流派”视为最基本的分野，他本人则旗帜鲜明地坚持文学流派即民间文艺学的方向，强调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体系、诗学传统。

该书分为理论编、神话编、史诗编、传说编、故事编、域外民间文学以及“革命”民间文学等类别，共收录文章46篇，最早的一篇《传统情歌之社会意义》写于1961年，最晚的一篇《牵牛织女原是东夷部族的神话传说》写于2013年，最长一篇《试论牛郎织女传说圈——地理系统的研究》写作时间从2007年跨到2013年，可称刘锡诚多年在民间文学领域耕耘的收获精选，深入挖掘了中外民间文学的历史文化价值，显示出文史研究的倾向，对民间文学的诗学传统进行了系统而具体的示范与阐释，并兼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间文学的整体性格局，展示了作者的博学与才情。

全书有如下特点：

第一，体现了鲜明的民间文学审美价值取向。

作者强调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个性，将“民间文艺学看作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科学”（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诸如“文化内涵”“象征意义”等字眼在文章的题目和正文中反复出现，以一个个具体、丰富、鲜活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实践了作者坚持的民间文艺学道路，以研究实绩展示出这条道路的宽广与阔大。

作者的观点来源何处？本书给予了诚恳的回答。在首章的六篇文章中，作者以显著的位置介绍了苏联民间文艺学学术思想及学科理论，向读者交代了作者的理论偏好与思想轨迹的来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刘锡诚的理论源点在苏联的民间文艺思想，但正如吕微所说的，我们要认识到，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不仅仅属于苏联模式，这种纯文学、纯艺术研究取向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普遍性范式、世界性范式。（参见吕微：《我们的学术观念是如何转变的？——刘锡诚：从一位民间文学-民俗学者看学科的范式转换》，载吕微著《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二，具有调和文艺与研究的色彩。

周作人1922年为《歌谣》（周刊）撰写发刊词说：“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发刊词》，《歌谣》第一号，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工作经验告诉作者，这两个目的在实践中是存在冲突的，纯文学的方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间文学学术研究中占统治地位，但“把作家文学的批评标准——以形象的塑造、内容的是否深刻作为判断作品的标准，亦即把作品的社会政治历史作用放在首位——移用于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一般作家文学”（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种观念给民研会的工作带来了困扰：“本来应是科学研究的团队，却误入了文艺团体的胡同里”（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者对此学术范式带来的结果深感痛心。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的”也就是民俗学研究的取向日渐强化，作为学科方向之一的“文艺的”研究范式日渐萎缩，导致“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再次进入了一个低谷时代”。（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本书收入的文章多少都有调和文艺与研究的色彩，即为“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正名，彰显民间文学在“文艺的”搜集与研究方向以及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上的价值。

第三，体现了作者对民间文学学科的深情。

作者深切关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在序言中坦承自己对民间文学学科的深切忧虑和背后的恋恋真情。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故而对民间文学有一种强烈的、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不是虚言。民间文学的情结在刘锡诚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受恩师曹靖华影响，选择民间文学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大学毕业之际，曹靖华又直接将他送入民间文艺研究会参加工作。（参见王雪：《相识满天下知音世不稀——刘锡诚先生访谈录》，《传记文学》2018年第7期）“文革”后，周扬于1983年亲自将他调入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领导职务。兜兜转转，作者的一生都似乎因为某种宿命的因缘而与民间文学难解难分，他也将自己几乎全部的心血和热诚献给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事业。

在该书的序言中，刘锡诚还以大篇幅全文引用了郭沫若1950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认为中国民研会的这个“初心”不应被忘记。郭沫若指出的研究民间文艺的五个目的，可以分为“文学的”与“社会的”两种类别。“文学的目的”是保存民族文学遗产、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以及利用民间文艺创造新文艺。“社会的目的”则是通过民间文学了解民间疾苦以及重视民间文学的社会史价值。相信这部文献曾经激励过刘锡诚先生年轻的心灵，通过这部自选集的出版，他再次郑重地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以诚挚的情怀和不衰的热忱向“郭沫若、周扬、老舍等前辈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宣布的研究宗旨”致敬，交上一名民间文艺界老战士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