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李旭:《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



书名:《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

作者:李旭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丛书名: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出版时间:2017-10-1





内容简介01



 Love For Bei 

本书对近代以来活跃在藏区尤其是滇藏间各民族商号的生成兴起、主要人物的经历、经营路线、范围和特点以及兴衰变化,进行了较系统全面而生动的挖掘探索;在此基础上,对各民族商号之间形成的商业经济、手工艺及技术、人口及婚姻、习俗、宗教关系,以及情感、观念和意识认同等互动关系进行了难能可贵的铺陈梳理和分析研究,并对诸种互动关系的作用和机制乃至困境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藏区各民族商号的出现及其互动关系,包含着一些今天都可借鉴的自然的、理性的和机制性的因素,大大有助于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有助于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融,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作者简介 02



 Love For Bei 

李旭,学者、行者、写作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人才津贴,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行走茶马古道30年,参与了茶马古道的命名和开创性考察及书写,并持之以恒地对之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访研究;同时持续对中国各民族文化变迁状况进行考察研究,实地探访考察过中国56个民族;关注并追踪记录、拍摄撰写人类即将消失的文化现象以及民间各类手工劳动。






目录03



 Love For Bei 


前 言/1
导 论/1

  一 问题的提出、研究的途径及研究范围/1
  二 互动的历史背景/4
  三 互动的社会条件/16
  四 相关研究概述/21
  五 资料来源/24


上 篇 滇藏间各民族商号的崛起和运作/26
  一 丽江纳西族杨家“永聚兴”和“丽丰号”等/28
  二 大理鹤庆帮汉族张家“恒盛公”等/45
  三 迪庆中甸藏回马家“铸记”等/73
  四 大理喜洲白族严家“永昌祥”等/90
  五 西藏藏族商号“邦达昌”“热振昌”“擦绒昌”等/105


下 篇 藏区各民族商号的互动关系/143
  一 经济互动/147
  二 经济互动的民间特色和性质/161
  三 商业文化互动/166
  四 手工艺及技术互动/171
  五 人口及婚姻互动/177
  六 习俗互动/206
  七 宗教互动/218
  八 其他文化及观念互动/225
  九 互动关系的作用和意义/229
  十 互动关系的内外困境/236


结 论/249
主要参考文献/253
后 记/263






前言 04



 Love For Bei 

似乎仅在转眼之间,我已从事与茶马古道相关的考察研究30余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当时任职的大学派遣到滇西北的迪庆藏区支教一年。在那儿,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此与藏区结缘,至今依然。在那儿,我不仅全身心领略到了雪域高原的神奇壮丽、纯净超逸,还听到了许许多多非常精彩有趣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当地朋友所讲的他们祖先赶着马帮走西藏的雪山草地做生意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在我看来,那完全是一部只属于过去时代的传奇般的史诗,一部各民族跨越高山河谷、密切交往的史诗。于是,纯粹出于兴趣,我在30年里,以各种不同的交通方式,包括赶马帮、徒步、骑单车、自驾车等,马不停蹄地往返于西藏与内地之间,寻觅着先人们的足迹,访谈了许多当年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踏勘了茶马古道的几乎每条线路和重要站点,持续不断地在藏区行走考察,出版了多本图文并茂的书。


  随着岁月的逝去,大量资料沉积下来,许多感受和思考自然而然地聚焦于行走茶马古道的主体——那些赶马人、马锅头和商号商人。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和事迹,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在国际国内形势起伏变化的现在,显示出种种难能可贵的内涵和意义。描述性的写作,已然不能将之很好地传达和表述。


  大约自2005年起,我开始集中关注茶马古道上的商号、商帮。这些由纳西族、白族、藏族、回族和汉族等各民族组成的商号、商帮,经由各条茶马古道,活跃在交通险恶且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青藏高原及其相邻地区。他们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获利,以极富冒险性的精神,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方法,以超常的智慧、心力和勇气,频繁往来于内地和西藏地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经贸关系,并构筑起两地间血脉相通相连的关系。这种关系,早在藏区广泛流传的《格萨尔王传》里,在相关各地各民族的歌谣里,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传颂和讴歌。当然,从学术上对之进行梳理和研究,也属势在必行,且价值意义非常。的确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努力。我在此所做的,应该说只是一个开始。





书摘 05



 Love For Bei 

英人阿拉斯太尔·兰姆指出:“西藏商业的最大部分是与中国内地进行的。”其实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据黄万伦先生研究:“在英国侵入西藏以前,这里需要的大部分商品是由我国内地各省运去的。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茶叶,其次是棉织品,再次是丝织品。据英国驻成都领事霍集的估计,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我国内地运往西藏的货物总值每年达白银1053491两,又据英人李顿估计,西藏运往我国内地各省的货物总值约为935000两。据估计,西藏与内地商品交易总额比通过中印边界西藏地区内的全部交易额高出4倍以上。因此,我国西藏地区同我国内地经济往来所占比重是很大的,它和内地的经济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当然,在近代的100余年里,主要由于汉藏之间的政治关系起起伏伏,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贸也有相应的起伏,但从未间断。直到1948年初,噶厦派夏格巴、邦达养壁等人组成商务代表团到内地、欧美和印度进行活动,最终其政治目的没有达到,经济问题也没能得到解决。他们先到南京,希望中央政府解决美元结汇购汇等问题。在谈到商业贸易时,夏格巴就说:“藏印贸易数额极为有限,印度虽供给西藏所需要之铁皮及布匹,但西藏输出印度之大宗货物,如羊毛、皮革、药材大多系转口运往英美及内地,尤以茶叶、绸缎、瓷器为最,此外并有少数食品由内地供给。贸易路线计有四条:(1)水路经印度;(2)经云南;(3)经康定;(4)经青海。目前各路均畅通无阻,唯数额尚无统计。”可见,直到近代末期,西藏的货物还是以内地为主要贸易区。以文明发展的长远眼光观之,以人文地理的观点论之,从古代到近现代,西藏文明主要向东发展,而内地的经济拓展和移民,却是步步向西进行的。也就是说,不仅西藏文明有向东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性,华夏文明也有向南和向西发展的自然进程。这样两相交汇,西藏的文明,当然包括西藏地区的商业贸易,自然呈现出浓重的内地色彩,双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自古以来就密切频繁、盘根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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