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然而,“非遗”这个词诞生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叶涛认为,想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非遗”,首先要将其放置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否则理解就会出现偏差。

说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就不得不提上世纪50年代埃及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如今,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里,伫立着一座埃及神庙,这就是丹铎神庙。丹铎神庙原本位于尼罗河上游,与之相伴的还有很多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历史遗迹。上世纪50年代,因为阿斯旺大坝的修建,位于尼罗河上游的众多历史遗迹面临被淹没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拉美西斯神庙被迁移重建,而丹铎神庙则被肯尼迪政府搬到了美国,并于1978年在大都会博物馆完成复建。这件事引发了全球人文学者的反思和讨论,当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历史文明遗迹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由此展开。

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制定通过。

“这三个公约是有内在逻辑的。”叶涛解释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不光影响社会生活,同时还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甚至是日常生活、家庭结构等等。这再一次引起了全球性、特别是人文学者的反思,甚至是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样的影响对于一些地方文化、区域文化、小族群文化的冲击是毁灭性的。

在叶涛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要保护、维护、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也是“非遗”保护的前提。正是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才逐渐被人们认识。所以,从文化遗产保护,到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整体过程。如果不了解物质文化遗产,不了解文化多样性,直接讲“非遗”,那就是空中楼阁。　

在讲座中,叶涛介绍了有关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他强调,要回归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遗的基本要求来确定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而在非遗保护的若干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活态传承”原则。“非遗是活态传承的,当代生活中已经失传的文化就不是非遗。活态传承是基础,死了的就不是非遗,就不能作为非遗进行保护。”

此外,共享性也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如何理解共享性原则?曾经引发公众热议的韩国申报江陵端午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非遗是活态传承的,这种文化是可以流动的,于是就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形成相似的非遗传承。所以韩国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祭,那是正确的,中国可以接着报端午节,那也是正确的,因为都是不同的主权国家和不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叶涛表示,日本现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七夕节的习俗,也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且日本一些地方的七夕节俗至今非常兴盛,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日本人自己也不否认。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它又融合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非遗保护中要强调共享性,要互相欣赏,不要只强调源头,要在群体、地区、国家以及国际之间互相欣赏,这也是非遗保护所强调的基本原则之一。

“当我们理解非遗保护这些基本原则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宽阔的胸怀来理解非遗,有包容心来认识非遗、认识社会,认识我们自己和欣赏他人。”叶涛认为,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还包含以人为本、社区参与、整体性保护、群体传承、政府主导等等。

关于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叶涛表示,我国是最早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之一,并且是把非遗保护跟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结合,与保护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紧密相连。过去,创造一个新词并传播开来是很难的,尤其是像“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一个由七个字组成、最初还有些拗口的词,但是感谢现代传媒手段,让公众很快就记住了“非遗”。不过,公众甚至学界对于“非遗”的认识,还有很多模糊和错误的地方。要想还“非遗”本来面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