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西部边疆因其在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及民族等方面诸多独特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研究区域。在西部边疆研究中，伴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渗透及入侵，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学术界对新疆的边境贸易、跨境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异常关注。抑或冷战结束后，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新疆由于其在“内陆亚洲”所处的地理位置，尤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虽然有关新疆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处于中国版图最西端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的研究却很少。近30年来，在苏联解体、阿富汗战乱及巴基斯坦暴恐不断的背景下，帕米尔高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各国势力角逐之地。“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正处于“一带一路”最核心的部分——“中巴经济走廊”的第一线。由此，中国与整个帕米尔高原所覆盖及影响的国家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将会愈加密切。

国内最早关注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的学者当属吴泽霖、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由于历史上帕米尔高原一直是大国交会的缓冲地带，中苏交恶势必会引起该跨境区域的动荡。为深入了解该跨境区域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初，在吴文藻和费孝通两位先生的主持下，开始搜集整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等英文资料，后由吴泽霖先生译成汉文，最终形成《穿越帕米尔高原》一书。该书首次系统全面地对整个帕米尔高原及其周围游牧民社会的研究进行了历时性梳理，在今天看来，仍旧意义重大，尤其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这些资料显得弥足珍贵。

此后，有学者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对帕米尔高原的历史、边界等内容进行了论述，其内容涉及帕米尔高原的跨境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黄盛璋，他详细论述了帕米尔高原边界范围、国家边界的演化过程，以及历史以来帕米尔高原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此外，苏北海对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的历史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王炳华基于考古学资料，对贯穿帕米尔高原的古代丝绸之路通道做了进一步论证。

近年来，关注帕米尔高原的学者开始增多，但大多是关于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塔吉克艺术及民俗文化的研究。孙维国和巴吐尔·巴拉提对代表塔吉克文化特征的“鹰文化”进行了研究。阿依努尔古力的塔吉克麻扎文化属于民俗学研究范畴。刘湘晨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对塔吉克族游牧民的转场及节日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并完成了多部影像作品和著作，其关注点是塔吉克族牧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故事。已有研究涉及塔吉克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类的内容较多，这也恰恰说明受帕米尔高原地理环境的限制，建立在长时间调查基础上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综上，很少有学者从跨境区域视角对帕米尔高原进行研究，把生态文化与跨境问题相结合的研究就更少。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尝试从整个帕米尔高原共享的游牧生态文化出发，将其放置在边疆治理范畴之中，探究整个帕米尔高原跨境生态合作的基础、途径及意义。

二、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的地理、环境及文化特征

（一）地形地貌复杂

帕米尔高原位于中国最西端，地处中亚细亚高原的核心，也是欧亚大陆的中枢，被称为“万山之祖”。帕米尔高原东达喀什噶尔山，西临喷赤河，南障兴都库什山，北屏阿赖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自然单元。它是亚洲大陆几条巨大山脉的交会之处，包括喜马拉雅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等五大山脉，境内布满高山、雪峰，其间分布着河流、湖泊及小片谷地，也因此，“帕米尔”原意是指这片高原中雪山冰川之间的河谷盆地。生活在此的游牧民把某一独特的河谷称作某某帕米尔。

帕米尔高原的地理特征非常复杂，划分方式很多。传统上，人们根据山脉和沟谷特征，把帕米尔高原分成8个部分（又称“八帕”），即塔格敦巴什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及瓦罕帕米尔。德国地理学家赫曼‧克洛斯曼（Her-mannKreutzmann）认为，帕米尔由7块较大和7块较小的帕米尔组成，其中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有4个大帕米尔和1个小帕米尔，中国有1个大帕米尔和3个小帕米尔，阿富汗有2个大帕米尔和2个小帕米尔，巴基斯坦只有1个小帕米尔。历史上帕米尔高原绝大部分属于中国，但在清末被沙俄和英国瓜分，最终，原来绝大部分属于中国的帕米尔，除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全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郎库里帕米尔的一部分（在新疆阿克陶县境内）仍属中国外，其余全被非法侵占。中国境内的塔格敦巴什帕米尔是“八帕”中地势最高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被称为山地帕米尔的魁首。习惯上，帕米尔又被划分为东帕米尔和西帕米尔。东帕米尔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帕米尔主要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

帕米尔高原不仅地形地貌复杂，其地缘政治也异常复杂。近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国际大国间的博弈之地。当前，整个帕米尔高原跨越和辐射的国家及地区有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克什米尔地区，其中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与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接壤，边境线长达880多公里，吉尔吉斯斯坦与我国新疆阿克陶县接壤，边境线长达380多公里。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线上主要有三个口岸，中巴之间的红其拉甫口岸，中塔之间的卡拉苏口岸和阔勒买口岸。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与周边四个国家及一个地区接壤，边境线长达1260多公里。如今，这一区域既是“一带一路”的前沿，又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连接点，其地缘政治重要性愈加凸显。

（二）生态环境脆弱

帕米尔高原的气候环境十分复杂。历史上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路过这里时都留下了大量关于艰险道路和极端天气的记录。东晋法显是最早对帕米尔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详细记录的中国人，其在《佛国记》中写道：“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之后是玄奘，他西行求法，来回都经过了帕米尔，是古代走过帕米尔地方最多的人，其在《大唐西域记》中这样描述：“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可见，帕米尔高原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险峻及恶劣。

由于帕米尔高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又被高山峻岭阻隔，属于典型的寒温带极干旱气候，其特点为冬季漫长寒冷，春季和秋季短暂多风沙，无明显夏季，极其干燥，日温差很大，而且帕米尔东、西部的气候环境存在明显差异。东帕米尔的塔什库尔干地区谷地宽广，气候较暖，水草丰美，可以发展农业，是西域最早经营农业的地区之一；西帕米尔温度较高，雨雪量大，气候相对湿润，尤其西北部最为湿润。

笔者于2016年和2019年先后两次前往帕米尔高原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这里的高山终年积雪，冰川高悬，冰雪融化后形成长流不息的河水，顺着山谷一路奔向山间盆地。山谷中的河流两岸形成了很多天然牧场和一些小块耕地。由于海拔高，虽然交通和基础设施比过去改善了许多，但气候比过去更加严峻，生存环境依旧恶劣。区域内山间小块河谷盆地土壤贫瘠，适宜农作物种植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各种植物性资源也很有限。因此，在这片高原上主要生活着以牧业为主的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游牧民，他们常年往返于高山、沟谷和盆地之间，游牧依旧是他们主要的生计方式。

（三）多元文化交会

历史以来，帕米尔高原就是各种文明、文化及大国势力碰撞、交汇及交融之地。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及古代中国的文化都在此交会，南亚的农业文明与中亚的游牧文明在此相遇，佛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也先后到达这一区域，其间相互碰撞，并不断叠加。

无论东西方学者的研究著述，还是近现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无数证据显示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多元性。中国古籍《山海经》《穆天子传》《汉书·西域传》等书中都有关于今天帕米尔地区的记载。作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帕米尔地区，自张骞通西域后，往来东西商贾僧侣更加频繁，也留下了很多记录和遗迹。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通过大量考古实物发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间源远流长。例如，公元前一千纪中期，普遍流行于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玻璃饰品，其中镶嵌的玻璃珠最为希腊人喜爱，之后随着亚历山大经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直至黄河流域。

最新的考古证据更多，在今天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的吉尔赞喀勒墓群出土了许多来自东西方的文物。2013~2014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墓葬中发现了23颗蚀花红玉髓珠，而制作技术是哈拉帕文明（Harappan，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物。这些文物有力证明了2500年前此地就是沟通东西方主要文明区域的昆仑葱岭古道的必经之处。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帕米尔高原是丝绸之路的中间段，也是最重要的地段之一。例如，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物品当属丝绸，也是从东方流向西方持续时间最长的物品。

这些往来于东西方之间的各种物品的流动，很大一部分首先归功于驰骋在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大范围移动迁徙的生计方式，以及必然与外界进行交换的经济特点，直接或间接带动了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基于各自的需要，使得马匹和丝绸成为丝绸之路最常见的交易物品。农业土地对于运输和骑兵坐骑的需求，与游牧部落对纺织品，特别是精美丝绸的需求互补，丝绸象征着正统和地位，帮助游牧精英获得属下的支持，还可以再次出售并获利。这种差异互补构成了丝绸之路历史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三、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游牧民的传统生态文化

（一）帕米尔高原历史以来的游牧民

历史上，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区域一直是游牧民族栖息的地方，也是游牧民族穿越欧亚草原的一个通道。在欧亚草原众多的游牧民族当中，很多民族曾经在这里生产生活或征服过这里，比如古代塞人（西方称斯基泰人）、乌孙人、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中国称柯尔克孜人）等。这些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非常广阔，如距今2000多年前的塞人曾经占据着从东欧大草原穿越帕米尔高原一直到达阿尔泰山西段，之后的蒙古人更是建立了横跨欧亚的游牧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帕米尔高原归属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

如今，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区域发现了大量古代游牧民族留下的遗迹。20世纪70年代末，在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北郊的香包包墓地，发现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群遗址。专家们认为，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畜牧和狩猎为主，墓主人是古代的游牧部族：塞人和羌人。巫新华的最新考古研究也发现，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吉尔赞喀勒墓地（又称曲曼黑白石条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绵羊、山羊等动物的骨骼，还有完整的毛毡毯，通过碳同位素测定出墓主人的食物以肉食为主。这些实物充分证明了墓主人的生计方式以牧业为主。

历史上，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帕米尔高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呈现在欧亚大陆的中央。中国也是历史上最早记载和管辖帕米尔高原的国家。至清代，帕米尔高原绝大部分区域归清政府管辖，清政府在此前后设立了8个卡伦。卡伦，源于满语，意为“更番侯望之所”，是清政府在边疆地区的山川隘口派驻一定数量的官兵进行侦查瞭望，管理游牧，监督贸易，稽查逃犯，防止入侵等任务的军事哨所。卡伦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管理帕米尔高原的游牧社会。所以，历史上作为连接东西方“国际大通道”的帕米尔高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与各个民族融汇的天然机缘。这个东西方的十字交叉路口还是南亚农业文明与中亚游牧文明的交汇处，但南亚农业文明和来自东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农业文明始终未能征服帕米尔高原。

今天，整个帕米尔高原跨境生活的居民主要以游牧民或半定居半游牧的牧民为主，他们分别是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普什图族、俾路支族等游牧民族及其分支部落。这些游牧民族大部分生活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境内，少部分生活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境内。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主要生活着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游牧民，塔吉克族主要居住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柯尔克孜族居住在阿克陶县。紧邻中国的阿富汗，游牧民是其人口的一大特色，有200万~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他们绝大多数属于普什图族的各个部落，其次是俾路支族和少量的吉尔吉斯族。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及克什米尔地区至今也生活着上百万游牧民。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地区隶属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其境内居住生活着约9万游牧民。

在现代国家边界确定之前，这些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阔。例如，巴基斯坦的库奇人在过去驱赶着畜群迁徙于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中国、克什米尔及印度之间。今天的帕米尔地区由于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国境外帕米尔高原游牧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尚无确切数据。

（二）帕米尔高原的游牧生态文化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后，有关生态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生态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理解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广义的理解是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帕米尔地区的游牧民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高原游牧生态文化。游牧生态文化以水草第一、牲畜第二，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文化形态，其产生的基础是逐水草而居的移动放牧生计方式。

中国境内的塔吉克族人口不多，但却分布在近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范围内，放牧区域的海拔在3200~5000米之间。勇敢智慧的塔吉克族人遵循高原游牧规律，放牧区域和移动路线也都依据高原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放牧区域以雪山、河流、沟谷两侧的山脉为整体，随季节划分出夏冬及春秋牧场，然后又根据草场承载量划分出若干放牧单位。由于海拔高，牧草稀疏且分布分散，高原草甸的载畜量十分有限，因此，牧民的转场频率很高，移动路线很长，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转场时间有时持续半月之久。在每个沟谷，根据牲畜的承载量，居住着十几到几十户牧民，分别来自若干个家族，他们之间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

家族合作是塔吉克族牧民适应高原恶劣自然环境的最佳策略。帕米尔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游牧生产方式决定了单家独户无法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游牧过程。传统的血缘家族能够为个体牧户提供最可靠的保护。家族中的长辈依靠经验知识和权威维系大家庭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一个大家族中一般包含多个小的核心家庭，生产中分工合作，互帮互助，所以塔吉克族有“父母在，不分家”的俗语，这也是塔吉克族家长制大家庭存在至今的原因。每个大家庭都是十几或二十几口人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相处融洽，特别团结。为了适应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大家庭是塔吉克族牧民最理想的合作形式，这是塔吉克族传统游牧生态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牧业生产中的很多环节需要多人合作才能顺利完成。除了日常放牧，转场是整个游牧过程中连接四季牧场和完成一个牧业生产周期的重要环节，因此，每一次转场都非常重要。整个转场过程需要做很多工作，诸如转场前的准备工作、转场时间、转场路线、交通工具，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的应对等。放牧经验丰富的老人在转场时会根据牲畜的一些异常反应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据一生放牧的塔布尔老人讲，牦牛对自然环境的变化特别敏感，如果气温突降，下大雪，牦牛会提前下山。牧民根据牦牛的异常反应预测未来天气情况，然后决定转场时间和放牧路线等。

每年9月初，牧民从海拔接近5000米的夏季牧场向山下的秋季牧场搬迁。转场那天，全家人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忙忙吃点馕、喝点奶茶，就开始收拾各类家当。有时为了赶时间，毡房会在前一天拆掉，并整理打包。但鲜奶、酸奶都由妇女们扛在肩膀上，步行跟着畜群一起走，这些东西放在车上或驼在牦牛身上容易泼洒出来。搬迁那天，同一个山谷里的亲戚邻居都会前来帮忙，大家一起把粮食、被褥、炊具、柴火和其他家当捆绑在骆驼、牦牛或驴身上。离开营地之前，按照习俗要在棚圈周围点燃烟火。这是历史上塔吉克人信仰拜火教的遗存。过去全家人跟随畜群在路上夜宿好几天才能到达秋季牧场，如今转场的牧道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很多牧场修建了简易的牧道，拖拉机、皮卡车和摩托车可以在牧场间来回穿梭。

牧民在秋季牧场停留两个月左右，约在11月底搬到冬季牧场。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同的乡或牧场在秋季牧场停留的时间也不一样。秋季牧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牲畜配种。牧民为了控制来年产羔的时间，会提前把种公羊分离出来单独放牧，等到9月底或10月初才把它们放到羊群里进行配种。如果母羊产羔太早，小羊羔很可能因无法抵御严寒而冻死。11月中下旬，牧民陆续开始搬到冬季牧场，一直放牧到初春，再搬到春季牧场。在四季放牧过程中，冬天放牧最辛苦，每天放牧要走5~10公里，天气特别寒冷，有时连续下三四十天的雪，温度下降到零下30℃左右。

帕米尔高原的初春天气依旧特别寒冷，气温升温缓慢，风雪天气一般持续到3月份。3月16日是塔吉克族的传统节日——引水节，即春季来临，砸冰引水入渠，开垦播种。引水节的第二天就是播种节，紧接着是传统节日“肖公巴哈尔节”（3月21日），意为“迎春”。这最早可追溯到古代生活在中亚从事游牧的伊朗部族，他们根据游牧规律，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每次春季转场之前，便要庆祝新生活的开始，而后又开始迁徙的游牧生活。由于冬季牧场是固定的，牧民在春季结束时，又回到冬季牧场祖先的坟墓前去祭奠。节日那天，人们在推举的“肖公”（互相贺节的领头人）带领下去各家祝贺，走亲访友，互相拜节，预祝来年丰收，节后人们开始准备春耕生产。这个节日与塔吉克族的游牧生产紧密相关，是一个没有宗教色彩且存在时间比较久远的古老节日。

塔吉克族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牧民的主要收入及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基本依靠牲畜，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围绕着牧业的转场规律。提前春播的传统方式就是为了赶在秋季牲畜从山上下来时庄稼已经收割完毕。他们种庄稼从来不使用农药、化肥及地膜之类的“现代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给耕地使用化肥就像人吸了毒，会上瘾，后果不堪想象。他们崇尚自然，珍惜一草一木，即使兼营农业，也会遵循游牧的生态观。这种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生计方式，是由帕米尔高原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也是这片高原相对独立且独具特色的生存体系。

帕米尔高原的地理生态、气候环境及草场的季节性特点决定了牧民随季节移动的游牧规律，不同牧场之间的转场路线以河流及沟谷为走向，在高、低海拔之间随季节来回移动。游牧实质上很有规律，它遵循的是高原环境特点和传统文化习俗。整个游牧过程也是传统游牧技能和游牧文化知识传承的过程，承载着无数代塔吉克人的历史和社会记忆。尤其是季节牧场之间的转场，部族及家族的血脉关系、邻里互助、社会秩序等都依附在转场的路途中，移动的放牧方式及其过程最能体现高原游牧的生态文化特征。

（三）游牧生态文化对维系区域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

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在环境极端恶劣的帕米尔高原尤其如此，牧民利用非常有限的牧草资源，间接地从牲畜那里获得肉食和奶制品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这种游牧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到处游荡，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游牧民都遵循着相对固定的牧道进行有规律的移动放牧，而且有一整套对待水草、放牧牲畜、利用草场的知识体系。所以，帕米尔高原上的游牧既是塔吉克人的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物质来源和精神生活都源于此。高原的环境特点和水草资源的季节不平衡分布特征决定了游牧是塔吉克人适应帕米尔高原的重要生存策略。

为了适应高原环境，除游牧外，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也形成了丰富的生存策略和生态智慧。高原上只生长着低矮稀疏的牧草，所以牛羊粪是主要燃料。没有灌木，但帕米尔高原有用不尽的石头，牧民就地取材，用石头砌起一座座房屋和畜圈。高原上的自然资源极端匮乏，塔吉克人对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怀有敬畏之心。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有很多崇拜对象，如太阳、鹰、冰山、柏树、泉水、岩石、火及各种食物。这些被崇拜的对象，每一个都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多年穿越在帕米尔高原的刘湘晨发现，由于特殊的高原环境，食物被塔吉克人赋予了丰富多样的寓意，尤其是馕及与其相关的面粉被赋予最高的价值概念。

这就是塔吉克人在适应高原环境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生态文化。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在适应、利用和改造环境及其被环境改造的过程，在文化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形成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就蕴含和表现在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等之中。因此，塔吉克人对自然资源的敬畏态度是维系高原生态平衡的根基，同时，又规范着塔吉克人的环境行为，起着保护自身生存环境的作用。

四、游牧生态文化是帕米尔高原跨境生态合作的桥梁

（一）生态保护一体化是跨境生态合作的环境基础

气候变化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各国政府乃至普通民众日益关注的一个热点。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科学家们认为，地球气温升高将会威胁人类文明，粮食、水、土地、健康、国家安全、能源和经济都会遭到破坏。例如，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联合美国16个国家级情报机构发布《2030年前全球气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报告，对全球未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评估。由于气候变化对世界的影响突破了国界，也促使各国政府开始合作共同应对。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被国际社会视为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性、区域性及国家间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地处中亚腹地的帕米尔高原历来为世界所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作为中亚高寒干旱区的帕米尔高原，其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近十年来，由于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冰川融水引发的洪水不断，高原草场日益干旱，风沙天气也越来越多。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研究发现，中亚地区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均呈增加趋势，并且最低气温的增幅大于最高气温。尤其是2019年夏季，帕米尔高原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据当地塔吉克老人讲，记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热的天气。同样，2019年夏季，高温席卷了整个中亚。据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报，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纳沃伊的地表温度已高达70℃。

基于气候变化下“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沿线很多国家或地区处于干旱的生态脆弱区，各国逐渐意识到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只有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才能避免“破坏后再保护”的现象。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研究及相关合作开展较早。2013年5月，“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成立，由中国科学院联合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共同建设，旨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亚资源、生态环境和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大需求，开展生态系统、水资源、地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和农业技术等领域的互惠合作和人才培养。但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政策、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对生态领域的合作关注较少，尤其是生态保护一体化方面基本空白，而且关于跨区域生态保护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具体解决方式的探讨上。

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的几个国家在民族、宗教、文化及经济交流方面源远流长，在地理空间、环境特征及资源共享等方面更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同时又共同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为跨境区域生态合作及生态保护的一体化提供了环境基础。

（二）游牧生态文化是跨境生态合作的社会基础

历史上，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游牧民族的放牧区域非常广阔，其穿行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中国及巴基斯坦。今天帕米尔山谷中的很多公路都是在游牧民族迁徙及转场牧道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也因此，今天生活在这些国家的游牧民族从日常生产生活到精神世界都存在很多共性。例如，中国境内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与境外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及吉尔吉斯斯坦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普什图族、俾路支族等游牧部族在语言、服饰、习俗、饮食、居住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其中，以游牧生计建立起来的一套生存知识体系以及对自然万物的生态观念，是生成所有共性的基础。

千百年来，生活居住在这里的游牧部族共享着帕米尔高原的自然资源（水草资源）和文化资源（高原游牧文化）。由于极端的自然环境及贫瘠的土地，这些游牧部族对待水草资源及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观念高度一致，即他们拥有共同的高原游牧生态观，是一种约定俗成和被遵守的社会规范。今天，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帕米尔地区的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游牧民保持着季节性长距离的移动，而柯尔克孜族游牧民则随季节变化，从高海拔到低海拔进行移动。游牧使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游牧民总结出的生存智慧孕育着丰富的游牧生态文化，它既是保持这一区域生态平衡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也是今天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内所有农牧民的最大共性。

高原游牧的生态观不仅存在于帕米尔高原，也影响着与其关系密切的周边绿洲农耕社会。帕米尔高原上的冰峰是平原地区的水资源宝库，也是中亚诸多河流的发源地。中国境内帕米尔高原东部山地冰川总面积2200多平方千米，这些冰川为新疆喀什地区的绿洲农业提供了稳定的水资源，有“固体水库”之称①。新疆南部的叶尔羌河就是由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河、塔合曼河、瓦恰河、热斯卡木河、小同河、大同河等汇流而成。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绝大部分冰川都分布在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冰川所在地，也是中亚地区诸多河流的发源地，面积超过8000平方公里。中亚最大的河流阿姆河就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流经国家包括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最后注入咸海，全长2540公里。

千百年来，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游牧民运用自身的生存智慧守护着这些冰川、河流及高寒草甸。因为共享的自然资源，高原上的游牧民与平原的绿洲农耕民形成了质朴的保护高原环境的生态观念。纵观古丝路文明，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相互交融，四大文化体系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化内涵，生态文化是丝路沿线主要文化的结合点和共通点，也是今后边疆跨境区域治理的一个立足点。

所以，游牧民、定居牧民或与之相关的居民是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的社会构成基础，是未来进行跨境生态合作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相同的生计方式及游牧生态文化，使今后国家间长期、稳定及可持续的合作与交流成为可能。

五、结语

笔者聚焦于中塔、中阿、中巴交会处的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重点探究了作为该区域社会构成基础的游牧生态文化，提出共建帕米尔高原环境保护一体化的跨境生态合作机制，为探索、总结和完善边疆治理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个案。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程度不断深入。边疆跨境区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是保持边疆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更是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保障，但有关“一带一路”沿线西部边疆跨境区域间的合作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处于中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跨境问题的研究则更少。然而，这一区域在地理空间、生态系统、族群、区域文化、生计方式、经济形态及资源利用等方面存在共通性。

首先，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讲，帕米尔高原在地理空间、地形地貌、生态系统及资源共享等方面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又共同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这是帕米尔高原跨境生态合作、建立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一体化的环境基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与沿线各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在全面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程中，充分认识跨境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格局及一体化合作趋势，对于促进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其次，民族性是帕米尔高原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边疆的基本特征。整个帕米尔高原生活着几十个民族，仅语言就有20多种。如此众多的民族共享着这片高原，彼此既保持着各自的民族文化特征，又形成了共同遵守的高原游牧生态文化。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在这一区域活动的时间较长，直到今天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还广泛分布于整个帕米尔高原。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游牧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有的游牧生计在现代正在从生产方式演变为一种文化遗产。所以，基于内亚视角，环境特征是内亚的一个共同特征，虽然民族文化多元，但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中共同缔造了帕米尔高原的生存智慧。

最后，共建帕米尔高原环境保护一体化是实现跨境或跨国生态合作与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地处中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其地理位置突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也决定了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生态安全建设的重要性。基于帕米尔高原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特征，跨境生态合作是较为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有利于打造一个政治上相互信任、经济上相互融合、文化上相互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可见，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及国际关系背景下，跨境生态合作的研究及相关实践还为边疆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