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研究的新方式，记录学者的口述具有崭新的价值。从中国学术传统来看，治学术与修史从来与典籍、文献相关联，缺乏典籍和文献，是没有学术史的。孔子修诗书，是在前人收集的民歌基础上删减而成，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收集了先朝宫里留存的文献资料，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强调地上文献和地下文献相印证，所说的话斩钉截铁，毋庸置疑，就是因为要有实在的材料说话。学术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千古大事，所谓“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不取决个人趣味。西方的古典学也基本上如此。就学术而言，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学问之祖，他所著述的可称百科全书的著作，可以说是以后西学的典范。学术界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在中世纪（公元350年至1450年）开始有发展。修道院是古老知识的贮藏库，隐士、修士和教士编写了已知的知识并精心制作了抄写书籍。这些古老的知识得以保存，安然度过黑暗时期。任何人要到修道院才可以学习有关古希腊及古罗马的事情及流传下来的知识。在修道院受教只限于想成为修士和教士的人。那都是典籍和文献当家的结果。在中国和西方学术的古典时代，学者个人的口述，只能作为旁证，列入注释，难以进入正史的。

曾几何时，学术风气发生剧烈变化。从古典学术到现代主义时代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新历史主义倡导多元化和微史学，打破了文字典籍文献和考古文献两重材料建立的学术传统，引入了多样性的新史学书写体裁，口述史就是其中之一。口述史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并非全然颠覆传统史学体系，而是拓宽传统史学的视野，为传统史学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口述史的到来，带来了史学研究的重大变化，还在于：史学研究只是写作一种文本，宏大叙事只是文本之一，微观叙事可以千变万化，史学研究具有多文本性质。因此，史学研究带来的结论就不是唯一的。口述史是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产物，它具有亲历性、在场性，也具有个性、甚至偏见，是新历史主义倡导的多元叙事样本之一。口述史为学术传统开拓了个性化写作的广阔天地。

民间文艺领域的学术传统具有天然的现场性和田野性。民间文艺的口头性质，长期以来作为它的根本属性，是第一特征。它的口述性质与研究对象相伴相生。因此，口述史对于民间文艺研究来说极为熟悉，毫不陌生。例如，记录民间歌手演唱的史诗、歌谣、故事、笑话、谚语、传说等，都是口头叙述的。但是，即使在民间文艺研究方面，用作学术研究，学者的口述仍然是新生事物，特别是作为学术史，学者个人口述作为史料，在传统观念很重的中国学术界，还是很有突破性的。口述史的亲历和在场，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变文，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有趣文本。当然，这一文本既是亲历的和在场的，也是有限的和局限性的，甚至也可能是曲意附会的。

这本书的口述者是我国民间文艺学科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术大家刘锡诚先生。他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渊源颇深。1957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至今致力民间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化保护60余年。20世纪50年代，刘锡诚先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开始民间文学普查行动的专家之一，他的田野调查步伐踏及我国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采集了大量民间文学文本及民间文化风貌，及时地保存了学术薪火。20世纪80年代，他肩负起“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的重任，在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期间，强调“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全面开创民间文学事业新局面的第一项重点工作。在他的主持下，“三套集成”成为中国民协的工作重点，经过专家们严格要求和规范，民间文学的普查、采录、编纂有了科学性、明确的、学术性的操作，为长久实施打下基础。

怀着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深厚热爱，刘锡诚先生长期潜心研究，笔耕不辍。21世纪初期，他深入探索非遗学术理论，思考、研究非遗的学术思想，辨析非遗的文化性质，总结保护范围、方法、措施等问题，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者。2019年，在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盛典上，刘锡诚先生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作为为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民间文艺专家，这个称号实至名归。

这本书的编者兼作者刘勍同志作为中国民协的研究人员，承担了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关于民间文艺学者专家口述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项目，具有很大勇气，面对乌丙安、刘魁立、刘锡诚等大专家，听他们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风雨兼程民间文艺界的历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关头、重要历史人物，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重要的是，每个人经历的这70年，是多么的不一样啊！这远不是书斋学者所能够想象的70年。这70年经过年近耄耋之年的学者讲述出来，对于民间文艺研究具有多么大的价值啊！这些讲述所包含着的人生苦痛、经验、智慧、见识、教训等，不是传统的史学著述所能涵盖，它坚持的个性化理解、洞见、偏激，也是寻常正史所缺乏的。

这是写作历史的一种文本，也是人生的一种书写方式，无论你是否喜欢，它都有存在的理由。民间文艺界需要无数亲历者的口述，它使我们身在其中的历史血肉丰满。

在这一研究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刘勍副研究员希望我写点什么，我很高兴。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人，刚一上任就遇到“协会管理人员是否能承担研究项目”的问题，我毫不犹豫予以支持。时至今日，我仍然十分鼓励工作人员既从事管理服务工作，又能够从事科研工作，这是民协的优良传统。民协成立70周年了，城头飘扬的旗帜无论怎样变幻，学术研究的颜色必须常在，这是民协的本色。

我衷心期望一拨拨民协年轻人都有学术研究和管理服务双肩挑的志向，也不断增强这一能力。为此，我冒昧借机把自己对口述史的一点浅见写在前面，若有不对，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