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主编的“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共6册（齐鲁书社2019年12月版）问世了，这是他近两年主编的第二套关于田野研究的丛书，2017年他曾经主编过《山东村落田野研究丛书》（共20册），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初读这套文库，总体感觉是它既有温度，也有厚度。

有温度，是指本文库的作者带着深厚的情感走进乡村、走进田野。近年来，张士闪教授继倡导“礼俗互动”研究后，又在“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刘铁梁语）的基础上，推出“有温度的田野”的学术理念，提倡应平视民众，以“文化共情”的方式贴近民众的生活世界，从而超越以冷静观察、科学记录为目标的传统田野理念，矫正当下非遗研究、乡村研究中的诸多“文化虚热病”。张士闪教授不仅大力倡导，而且带头组织相关学者身体力行“有温度的田野”的学术理念。这套丛书就是一批以山东籍的学者为主体的研究者，带着对家乡的一份特殊情感，走进华北田野，记录乡村，研究乡村。从他们的行动中，从文库的字里行间，我们读出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对百姓的关心，对乡村文化的深情，应该说这是对“有温度的田野”理论的最好的实践。有厚度，则是指这套丛书不仅记录了大量有价值的乡村田野资料，其中既有对当代乡村文化现状的描写，也有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挖掘，而且以学者的理性眼光，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深入分析研究这些资料，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多有创新。从这近200万字的书稿中，我们看到了其资料价值的厚重和理论研究的深厚。可以预见，这套文库将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读完这些既有“温度”又有“厚度”的书，我深受启发，感触良多。我想得最多的，是这种来自当代中国田野的民俗学研究，对中国乡村发展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以及将对民俗学学科发展产生的理论价值。

近些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持续发展的精神文明和内生动力。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2020年6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其中“文化传承”为重要内容之一。由此可见，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从振兴乡村的高度，下大力气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都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其中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民间工艺、民俗活动等，是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集中展现，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精神追求的深沉积淀。当代民俗学者走进乡村田野，调查、整理并梳理乡村历史文脉和文化资源，深入挖掘老百姓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文化精神内涵，并将它们运用于新农村文化建设，这对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培育文明乡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是关键，产业振兴是重点，而丰富多彩、内蕴深厚的乡村文化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2020年7月9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就提出：“培育产品品牌。传承乡村文化根脉，挖掘一批以手工制作为主、技艺精湛、工艺独特的瓦匠、篾匠、铜匠、铁匠、剪纸工、绣娘、陶艺师、面点师等能工巧匠，创响一批‘珍稀牌’‘工艺牌’‘文化牌’的乡土品牌。”乡村中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非遗文化、民族文化等资源，这些都是发展乡村经济的宝贵财富。通过田野调查研究，可以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及其价值挖掘出来，在保持自身传统和特质的基础上，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现代文化创意，融入老百姓的现代生活，寻找乡土文化与文化经济的结合点，找到乡村经济的新生长点。在这方面，有很多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工作急需要做，比如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价值，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开发；挖掘乡村历史文化、民间文化、自然文化的旅游价值，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挖掘当地独特的乡土文化品牌价值，开发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所有这些，都对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扎根田野、“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所做的正是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发展经济的宝贵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进乡村田野，就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

纵观我国近几十年的田野研究，可以发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俗学的田野是以抢救和保护为主要目的的。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编辑和出版工作，还是从21世纪初大规模开展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其目的都是通过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抢救和保护一批重点项目和重要传承人。其成果特征是：记录性、描述性多，详细阐释、深入分析少；全面宏观观察展示多，深度观察用心体验少；一般性理论概述多，深度理论建构少。总之，因为体验度不够和理论性不强，严重影响了田野研究的价值。

（一）“实践民俗学”概念的提出，强调民众日常生活地位和田野者身体经验的重要性，促进了民俗学田野研究范式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特别是近年来“实践民俗学”理论的提出，强调通过田野来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交流，将老百姓说什么、做什么摆在中心和首位。这一理论强调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实践的主体，把广大民众真正视为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因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看清广大民众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构建和发展自己的社会，创造、传承、享用自身的文化。“实践民俗学”的理论与实践，弥补了最初的从田野中挖掘、采集资料，然后填充在文献资料上的欠缺，转变为重视田野作业过程本身，强调田野中日常生活的身体经验，强调与被访谈者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从日常生活实践特别是交流实践方式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其他文化传统的同与异，研究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这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学术思想与研究范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革。这种转变，对于民俗学田野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导向与学术意义。

（二）以理性反思的眼光透视田野，从对个案的典型性或代表性“深描”中，实现宏大的理论追求

现在的民俗学者走向田野、深入民间的目的性很明确，大多是带着对具体对象和具体问题研究的目的开展田野工作的。因此，相比以往的民俗学田野，他们对某一特定范围的民俗文化或某类民俗事象往往挖掘得很深入，记录得很翔实，描述和阐释得也很深入。其民俗学田野著作，大多是基于翔实田野调查的个案研究，从时空维度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民俗事象进行具体、深入地研究，这使民俗学田野走向了精细化和个性化的个案研究时代。

不过，当代民俗学的田野研究，既不应该停留在过去那种以了解民俗事象来龙去脉为己任的阶段，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民俗事象描述清楚，而是应该通过这些民俗事象，去了解其背后实实在在的人怎样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的，即通过个案研究，展现民俗学理论建构的深度。面对传统民俗学个案研究理论研究不足的困境，人类学的解决方式，即格尔茨所说的“让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对民俗个案的田野研究，也必须摆脱微观场景的限制，去实现以小见大的理论追求，“从个案研究本身的独特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注重理论的角色。扩展个案方法则在分析性概括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跳出个别个案本身，走向宏大场景”。“超越个案”的意义，在于民俗田野研究绝不能止步于提供个案的典型性或是代表性，而应该去尽力追求理论所具有的建构性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民俗田野个案的探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一隅的村落，而是任何群体和个人都会面对的关于人自身及文化意义等命题。比如以传统民俗文化急剧变迁的现状作为基本的思考对象，对传统民俗文化在当代中国被建构为文化遗产的现象做出深入剖析，力图通过文化遗产这一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拓展民俗学的学术领域，增强民俗学的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建构的深度和广度，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与反思程度息息相关。因此，研究者在展开田野调研和研究过程中随时要保持对自我的反省，确保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实践，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在分析时“始终保持反思性的信条，时时体察宏观权力等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跳出个案的狭窄视野，从对个案的典型性或代表性的“深描”中，展现宏大的理论追求。

1998年12月，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民俗学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钟敬文教授在会上作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的学术报告，呼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他认为，中国民俗学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同时，他还就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国民俗学学派的特殊性格、旨趣和结构体系，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

笔者认为，中国民俗学派不是指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包含所有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大民俗学派，而应该是指在民俗学科领域，建立若干个以地域特色、师承脉络或问题意识等为特征的某些学术传统或学术流派。20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界就田野研究在理论上展开过多次讨论，在实践上也广泛兴起田野研究的热潮，并在近年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气象。如以山东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民俗学者长期扎根田野，持续关注乡村，深入民间，亲近百姓，形成了某种“有温度的田野”的研究风格。他们的研究，沐浴着乡村的田野风，有时代生活的“烟火”味，清新自然，生机盎然，已初具民俗学“田野学派”的气象。他们报团取暖，把学问写在中国乡村大地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学术共同体，通过乡村调查，理解乡村文化，研究乡村社会，助推乡村发展，成绩显著，断言其已经奠定了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基础，并不为过。

关于民俗学的田野研究，巴莫曲布嫫曾在《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的文章中提出了“五个在场”的原则：史诗传统的在场，表演事件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受众的在场，以及研究者的在场。她还特别指出，“至少是由这样五个起关键性作用的要素‘同时在场’，才能确定史诗演述的场域，才能帮助我们正确把握并适时校正、调整史诗传统田野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这“五个在场”原则的提出，对于民俗田野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而就构建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具体实践而言，除“五个在场”之外，还应当在更宏大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乡村在国家发展中的背景下，努力实现“四个同构”，即民众主体与学者主体同构、人文田野与理性研究同构、民间礼俗与国家治理同构，以及民间记忆与国家历史同构。

（一）学者主体与民众主体同构

民俗田野研究与其它研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民众在场”，没有民众在场的田野是不存在的，但民俗学“田野学派”与传统田野研究最大的不同是民众不仅要在场，而且民众与学者具有同样“主体性”位置。学者不是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民众也不是被动的被观察者和被研究者。万建中教授曾敏锐地指出：“时下特别强调民俗考察和研究要密切关注‘民’，关注当地人的情感、诉求、生存状况、生活愿望等，感受当地人的感受，理解当地人的理解，塑造当地人的民俗形象。这些只是纠正了以往田野作业只是注重‘俗’，而忽视了‘民’的偏向。但没有解决单边主义言说的问题。‘民’依旧一直作为‘他者’和书写的对象。民俗亦即‘民’的俗，‘民’才是俗的真正的拥有者，故而有无可置疑的对俗的言说权力。”他呼吁民俗田野要“让当地人说话”。在这样的理念下，民俗田野学者在田野中必须把民众作为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予以重视，把民众作为平等交流的对象予以亲近，甚至把民众作为学习的对象予以尊重。在乡村的田野，民俗学者要做的就是好好地、谦虚地去观察，尊重当地人，尊重当地文化。在后期的研究中，也要请当地文化精英参与到调研报告或论文的构拟和表达中来，让民众品评学者田野研究的成果，这样使学术话语既能进入细节和微观，又彰显地方色彩；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出现的一些理所当然的理解和误读，对民众文化的阐述将更加准确、到位。从尊重民众文化创造的“主体性”，到尊重民众的“话语权”，再到尊重民众在研究中的“参与权”。在学者与民众相互平等的两个主体共同努力下，实现民俗学学科理论方法与当地民俗内部知识的深度融合，让民俗田野更为深入。

（二）热情田野与理性研究同构

民俗学的田野研究包括两个阶段，一是走进田野深入调查，获取大量资料；二是告别田野进行研究，挖掘田野资料的价值意义。田野调查是基础，学术研究是目的。在不同的田野工作阶段，民俗学者所秉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走进田野”的调研一定要满腔热情和满怀激情；“告别田野”的研究一定要严谨理性、冷峻深邃。前者贵在“近”，贴近生活，走进被访谈对象的心中，与他们融为一体，为的是更好地理解他们；后者贵在“远”，从田野的情感中走出来，以学术研究的眼光去认识田野的材料，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去思考田野资料的学术价值，为的是从宏观理论高度更好地认识民众生活及其文化。因此，科学的田野应该是“热情的调查与冷峻的研究相结合”。

“走进田野”的热情调查，就是要使田野有可贵的“温度”，就是要投入感情和激情。每一次和田野的相遇，都要用情、用心、用功去做。用情去建立一种超然于其上的对于乡村人心和人性的关爱，对村里人多一份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理解；用心去体验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心灵去叩问研究对象，实现与他们灵魂的对话，从而真实地理解他们；用功去求索地方性知识形成的过程，去洞察乡村不同的生活境况与文化心理，于深处理解他们的文化。

“告别田野”的冷峻思考是民俗工作者离开田野进入一个独立的研究阶段，是民俗学者由一个热情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转变成一个冷静的思考者和研究者的过程，他们必须与“他者”保持一定距离从而使研究保持清醒头脑，以严谨的态度对所收集的调查资料进行重新审视，以冷峻的反思理性地呈现在田野观察中发现的细枝末节，用学者的研究展现乡村文化蕴含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价值和意义。因此，构建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既需要有深入的理论研究，更需要扎实而有温度的田野做支撑。

（三）民间礼俗与国家治理同构

前文已论述过走进乡村田野，服务当今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挖掘乡村文化价值，为乡村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贡献学术智慧的现实意义。就构建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来说，如果仅仅停留在服务当下国家战略是不够的，因为那只是某一阶段性研究项目可以完成的工作，与“学派”的持久性地位与作用相差甚远。因此，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还必须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以更为前瞻的学术研究为乡村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

张士闪教授在“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的总序《在田野中理解中国》中强调：“田野研究的学术共识，是从地方生活细节入手，在民间田野与国家相互建构理解中国政治传统。”即“眼光向下”做田野，“思考向上”为国家。比如他近些年开展的“礼俗互动”研究，一方面，从民间“俗”的生活中发现国家的“礼”对“俗”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国家“礼”的变化中理解国家对“俗”的重视，用“礼俗互动”来关照国家对乡村的治理，力图通过“礼俗互动”等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研究，为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从而促进民间自治与国家管理的同构，从组织体系上保证乡村的长治久安。乡村田野的“礼俗互动”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研究的特征，从对乡村文化的调研中，总结传统乡村治理的规律，为建构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依据与遵循，使田野研究具有更长远的历史价值。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就是要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中理解宏观，从国家治理的宏观高度去审视乡村民众日常生活实践，让基于田野理念与经验创新的乡土中国研究引导中国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派。

（四）民间记忆与国家历史同构

乡村既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场所，更是他们文化传承和创造的现场，民俗学田野所关心的正是最底层的广大民众，试图了解他们的生存环境、语言文化，并努力将文献联系田野，将文献放回其所生产的环境中解读，让历史“回归”现场。正如赵世瑜教授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生活基础还给“大历史”，这个生活基础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历史”。

对于中国民俗学田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张士闪教授指出：“在田野中遭逢的一切，既是现实，也是历史，是可以展开绵密而深邃的思考。”在乡村，无论是日常生活和劳作中的风俗习惯，还是观念行为中的仪式、信仰等，都是乡村普通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密切关联，共同融入当地历史文化之中。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的现代记忆中，追溯历史，动态地看乡村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以及与社会的关系。从历史建构的高度去认识民间记忆和传统对于展现真实中国历史的价值，用民间记忆弥补过去官方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不全面的缺憾，从历史是一种曾有过的“真实生活”的高度认识历史，从民间小历史是还原真实历史的高度去认识“现在的田野”还原历史真实的意义价值。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言：“如果不尊重那些不是而且永远也不会是我们自身之物的各种观念、行为以及本体论，没有人能够写出好的历史，甚至当代史。”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就是要在民间集体（个体）记忆与国家官方历史书写互补与互构中，还原国家历史的本来面貌。

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是根植在中国乡土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其特征是通过广泛而深入地乡村田野调查，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的乡村文化传统，去了解乡村人是如何赋予日常生活以文化意义和建构乡村文化传统的，动态看乡村文化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去认识民间记忆对于还原中国历史真实的价值。构建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目的，就是要用“有温度的田野”深化民俗学理论研究，推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就是要用“有深度的研究”服务于乡村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与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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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微公号“民俗研究”20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