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就是关系学

收到一箱来自齐鲁书社的“田野中国”系列图书，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怎么看得完”。这么厚重，这么多！不过，这套丛书基本上都是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近些年的博士论文，我之前参加过他们的博士论文预答辩，大部分都看过。但是若非跟我的学术兴趣密切相关的故事学论著，时间一长，具体内容我都不大记得了。这么多书要让我重看一遍，明显精力不足，可是不看书又不好说话，所以我就挑着看了张士闪教授的《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一书。

我对张士闪的写作文风还算是比较了解的，看他的著作不费力。可能是因为长期做学术史的原因，《民俗研究》转给我审读的稿子，只要不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来稿，虽然是匿名稿，我多数时候都能一眼看出是谁的论文。至于青年学者，我猜不出本人，也很容易猜出他的导师。方法很简单，你只要看他的论文从属于哪个领域，通篇都在拼命引述谁的论著，就知道作者是谁的学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论文风格和套路。你只要熟悉了一个人的风格和套路，他的论文读起来就不费力。许多人读不懂吕微的论文，但是陈泳超就不费力，因为他知道哪些地方要放慢速度，哪些地方可以直接跳开，他半天就能把吕微的一篇12万字的序文缩减到1.5万字，并且得到吕微的认可。我读张士闪的论文也不费力。张士闪的论文比较规范，一般都有“引言”和“结语”，除非是跟我的专业领域（故事学）相关的论文，他的多数论文我就只看这两个部分。至于中间的正文部分，无非是絮絮叨叨的背景介绍、传统说明、事例举证，以及跟其他学者的学术对话（有些对话属于“致敬引证”或“友情对话”，逻辑上并无必要，而且常有牵强之处。这说明张士闪是个尊重老师、珍爱友情的学者），这些部分我基本跳过不看，看完“引言”直接翻到“结语”。属于张士闪自己独到的发明发现，基本都会体现在这两个部分，读者若需引证，基本可以从这两个部分摘引。

张士闪来自山东农村，他的思考主要是围绕山东农村的种种民俗文化现象来展开。“礼”和“俗”的互动，当然适用于全中国，但是，这种互动关系在山东社会显得尤为突出，所以黄永林教授所说的“新乡村田野派”始盛于山东这块土地，也是有其特定文化土壤的。比如张士闪说：“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正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证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这一核心要义，在山东社会的表现明显一些，在广东社会的表现就弱一些，所以，广东民俗学者一般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穷追不舍地反复追问。

“礼俗互动”是张士闪近些年不遗余力推广的一个概念，就像朝戈金和巴莫曲布嫫推广口头诗学、吕微和户晓辉推广实践民俗学、萧放推广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李扬推广都市传说研究、杨利慧推广神话主义、陈泳超推广传说动力学一样。就算你对这些话题不感兴趣，可是只要你打开民俗学期刊，它们就会自动地跳入你的眼帘，如影相随，挥之不去。

读张士闪的论文，我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礼俗互动”这个话题，而是他论文中的“溢出评论”。之所以称之为溢出评论，意思是说这些评论并不是论文中的核心论述，而是他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有感而发，忍不住想发表的额外评论。这些评论虽然没有被专门加以详细论证，但它来自张士闪长期农村生活实践的直观感受与理论思考，切中肯綮，虽然点到即止，但是意味深长。正如他自己说的：“走进村落，不仅要关注‘民生’，更要体察‘民心’，这就需要在生活史与心态史的双重维度体察村民感受，包括村民对自身文化的阐释，此时，传统的学术工具似乎不再那么灵光。”人文科学的理论素养，加上民俗学者的村落情怀，再加上农村出身的生活实践，这大概是张士闪村落研究的独到（综合）优势。

在民俗学界，张士闪跟吕微在许多方面具有类同性，两人都是满脸大胡子，表面看着都像持大板斧的李逵，其实都是拈绣花针的李逵，手掌宽厚，心细如发，对世道人心体察入微。我印象较深的有一篇张士闪发给我提意见的未刊稿《父亲的花墙：兼论“有温度的田野”》，他将父亲的精神世界分出了六个圈层，层层剖析父亲的“心态生成史”，其中有一层是“村际关系”。张士闪认为，包括父亲在内的洼子村人，总是以洼子村为中心来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这种视角的形成，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村际关系的建构——通过对东西南北四个相邻村落的对比，村民借以想像世界和建构自我。

在《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一书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张士闪对于“村际关系”的理解：“如果不以跨村落的视野，从村际关系乃至城乡关系的角度予以观察，而是孤立地观察单个村落，是很难获得对于乡土社会的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与阐释的。”村落调查是民俗学和人类学最常见的研究方法。赵丙祥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前些日子，我想了解一下师大的学生如今都在做些什么样的论文，就借了一些学位论文来读，结果发现，很多民俗学的论文都有很强的人类学风格，就是我到某地的村里去了，哪个省，哪个乡，哪个村，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村落化’。”赵丙祥对人类学和民俗学大同小异的单一“村落化”研究提出了质疑，可惜后来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深入讨论。

单个村落的封闭研究作为一种流行的研究范式，也即划定边界、设定问题、精心解剖、建立模型，无疑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是，当一种研究范式被学者们反复操作到了熟烂程度的时候，就很难再翻出新的意思了。大家换着不同的村子，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情，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使用了相似的方法，得到了相似的结论。窃以为张士闪、李松主持的“山东村落田野研究丛书”已经将这一研究范式推向了极致。张士闪将这一范式总结为：“梳理村落的历史来路，叩问其从何而来，展示村落人文世界与民俗事象，理解其现状与内在脉络，观察现代化进程中村落的变迁与新创，关注其走向何处。”“村落化”研究变得越来越成熟，但也越来越单调无趣，越来越像鸡肋，这时候，范式革命的需求张力就加大了。当然，革命由谁推动，从何着手，执行主体不同，影响力大相径庭。

话说到这里，就进入我想说的正题，什么是民俗学？钟敬文先生《民俗学概论》全书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民俗学是一门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那么，民俗学研究什么呢？钟先生来了一句循环论证：“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当我们追求对一类事物下一个全称判断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一些大而无用的话。比如，有人说“民俗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又有人说“民俗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许他们都有偏颇，但如果我说“民俗学是一门科学”，那他们都得承认我说的对。当然，如果你对民俗学从属于“科学”都不能同意，比如刘铁梁老师就将民俗学视为一种“感受之学”，那我还可以再退一步：“民俗学是一门学问。”这就更对了，即使铁梁老师也不好反驳。可是，这些对的话却没有任何建设意义，说和不说没有区别。所以，真正有建设意义的命题，恰恰不是那些能够得到所有人同意的命题。适当的偏颇，反而更有利于学术革命与学术进步。

我在“山东大学2020年民俗学暑期学校”的讲座《民间文学的共时研究与形态研究》中，曾经反复提到，民俗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时间坐标上“变”的研究和结构关系上“类”的研究，前者主要是历时研究，后者主要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注重各要素在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共时研究注重各要素在结构上的价值关系。说到底，民俗研究就是一种关系研究，民俗学就是关系学。

当我们说“民俗学就是关系学”的时候，指的是钟先生所说的“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关系学，也即对于民、俗及其传承与发展诸现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状态的研究。比如，仅就民与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而言，就可以包括亲属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师生关系、业务关系、路人关系、主从关系、利益关系、竞争关系，等等。这种关系可以不断延伸、细分和重组，可以突出一些关系，也可以悬置或忽略一些关系。理论上说，似乎每一种关系都能纳入我们的研究范畴，但事实上并不能，因为我们的研究必须基于一套切实可行、可供操作与模仿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任何人指着一块盐碱地说“这里可以种水稻”，你就能把水稻种出来，我们只有等到袁隆平把耐盐碱水稻品种培育出来了，才能跟着向前推进。

什么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什么关系只能暂时忽略，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为这种关系发明一套用以展开讨论的理论和方法，或者提供一些可供模仿的写作范式。张士闪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封闭、自足的单一村落研究模式，他说：“乡村生活不仅是由一村之民在村落内部生活中磨合而成，同时还是参照周边社会而形塑，相邻村落之间往往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多重关系，很难一言定论。显然，村落作为乡土生活的基本单元，具有集体生活的相对自足性，而村落生活与村际关系则是理解‘乡村’的内在结构与内发逻辑的基本视角，故‘村际关系’研究视角的提出与强调，应视为是对已有乡村研究的重要推进。”  

那么，村际关系将从何着手？张士闪选择以“事件”作为突破口：从一些不平常的“事件”中发现问题，围绕问题梳理关系、解剖关系、理解关系。貌似平平淡淡的生活之中，总是有一些异常的事件。事件背后种种关系的纠缠和变化，就是促成事件发生的原因；众声喧哗的传闻，就是民众对于这些关系的解释和隐喻。一个敏锐的民俗学者，不仅应该具备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事件的能力，还应具备从事件中挖掘关系的能力、从口头传闻中领悟隐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来自于对世道人心细致入微的理解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察得见异常、看得懂眼色的观察力。窃以为，在所有的学问中，民俗学是可以将“做人”和“做学问”的技巧结合得最好的一门学问。

在张著的“民间视角”部分，《村庙：村落叙事凝结与村际关系建构》与《京西幡会：一个追求“天人吉祥”的联村仪式》两章，恰好是对一正一反两种性质事件、两种村落关系的研究。前者剖析了一种斗争关系，后者剖析了一种合作关系。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村际关系，细究之下，却又都合情合理：“但凡村际之间，只要存在经济活动方面的相互关联，就必然会在精神层面发生联系。正是在村际之间长期的经济活动往来过程中，经过一定的利益冲突与妥协，最终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相处方式，这一相处方式又会渗透在村落内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村落传统。”  

《村庙：村落叙事凝结与村际关系建构》讲的是两个村子互相斗风水的事件。大约在2010年山东大学“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听李生柱讲过这个个案：“在冀南广宗县东北部有两个关系甚为奇特的村庄，北边的是大平台乡的刘家庄，南边的是广宗镇的夏家庄。虽然相距不足3里地，地埝连着垄口，鸡犬之声相闻，但几百年来双方老死不相往来。至今，两村仍无道路相通，也不互相通婚，‘就连一个拐弯儿的亲戚也没有’。这种特殊的村际关系的形成竟然与一则白猫黑狗的传说有关。”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案例很有意思，我艳羡地说：“你们要是不做这个村庄我就去做。”

不同的学者面对同样的对象，他们对“关系”的分类方式和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李生柱从传说与信仰关系的角度入手，而张士闪却是从“村际关系”的角度切入，他说：“关于村际关系的研究，必然会特别关注村际之间经济层面的协作、冲突、协商过程，以及在文化层面的象征符号的使用与实践机制。”这种特殊的关系定位决定了他的研究进路：“借助现场访谈所获得的口述资料和对两村庙宇的观察，对这一特殊村际关系予以理解，并在广泛意义上讨论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村际交往活动以及乡土社会秩序的形成和运行机制。” 在这一个案中，村际之间看似一种封闭状态，却以“隔空斗法”的方式保持着一种近乎游戏的斗争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隐秘一面。

《京西幡会：一个追求“天人吉祥”的联村仪式》说的是“结邻而居的两村之间，以‘天人吉祥圣会’相号召，以民俗为依托，以艺术表演为手段，旨在通过定期的礼仪交换达至文化认同、实现社区和谐的一种联村仪式” 。《当代民间工艺的语境认知与生态保护》则讲述了在经济生产中具有分工与互动的两个村落（办庙会的“火把李”与生产泥玩具的“河南张”）之间的共生关系：“河南张泥玩具通过进入火把李的庙会，进一步凸显其吉祥寓意与礼俗价值，火把李庙会则因为有了河南张泥玩具的扎根而富有个性，火把李庙会与河南张泥玩具可谓是天作之合。” 

关系是分层级的，在“村际关系”之下，可能包含着各种枝枝蔓蔓的具体关系，比如亲戚关系、商贸关系、信仰关系、传承关系、协作关系、竞争关系、人口关系、贫富关系、地缘关系、水源关系、农牧关系，等等。解析一种“村际关系”，就像解析一道多元一次方程，为了求得关键性的未知数a，可能得先解开通向a的未知数b、c、d……只有解开了这些低层级的、简单的关系因子，才能更好地解析那些高层级的、复杂的核心关系。每篇民俗学论文都是一次关于“关系”的解题，张士闪将这种解题方式解释为：“对具体民俗事象的研究，需要首先关注民众的各种阐释，然后在各种阐释之间寻找关联，总结其叙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还原‘社会事实’，建构意义关联。” 

当然，过去许多学者的著述都曾涉及“村际关系”，比如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就涉及到多个村落之间“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关系。不过，陈泳超关注的只是其中的传说动力学问题，而张士闪则直接将“村落关系”抽将出来，明确打出了“村际关系”的研究大旗，并且为此提供了多篇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范文。不同的关系视角，在同一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村落。

张士闪是一个事业心超强、非常勤奋、也很有思想的学者，他一直在努力发现新的关系、开拓新的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比如“礼俗互动”的提出，就是对传统中国礼俗关系的再发现、再研究、再出发，但这只是他在诸多学术领域的拓荒式努力之一。一个优秀的民俗学者总是能够在习焉不察的民俗生活中发现新的关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刺激出新的学术兴奋。“村际关系”既是一种客观关系，也是一种主观关系，当它迻录到士闪的著述中时，又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关系。

张士闪的著述十分丰富，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是因为兴趣点有差异，其中有一半以上（尤其是乡民艺术和传统武术部分）是我不感兴趣的，所以我只能部分地、有选择性地学习他的论著和思想，没法对他在“礼俗互动”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作出全面、恰当的评论，只能从我自己感兴趣的角度谈一点感想。说白了，我是借着读张士闪的书、开张士闪的会，谈我自己对于民俗研究的一点想法，“借别人的场子，卖自己的私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说“民俗学就是关系学”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逆命题“关系学就是民俗学”也能成立。事实上，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关系学，之所以把“民俗学就是关系学”单独拎出来说，只是因为关系研究在民俗研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而已，仔细想想，所谓民俗，不就是由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成并推动着发展变化的吗？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

图文来源：微公号”民俗研究“20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