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使用已经深入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打破了传统媒介和大众传播时代受众只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使用媒体的传统模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呈现新的“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ermanently online, permanently connected）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新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以聚焦内容的“媒介使用”（media use）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成为理解受众行为与心理的新路径。“永久在线、永久连接”开始引起国际传播学界的关注，但相关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仍属刚刚起步。

作为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的国家，当代中国人“永久在线”与“永久连接”的程度如何？永久在线与连接的生活方式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和地区属性群体中的分布如何？又如何受到技术供给、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将不仅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这一新概念的研究，而且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受众研究总体具有显著意义。

因此，本研究将首先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这一新的传播学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并首次基于一个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受众总样本N=7705，其中网民样本N=5189），实证描述中国受众“永久在线、永久连接”行为与心理的基本现状，并聚焦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生活方式（lifestyle）、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变量，分析它们对于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影响。

题目 | 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1

1

1

1

2

1

“永久在线、永久连接”还可能与受众的错失恐惧心理有关。所谓“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指个体害怕被外部的社会世界排斥的心理状态，担心自己错过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动或被自己的人际网络排斥在外（ostracism），是驱动永久在线与连接的重要心理机制。

人们担心被外部世界排斥，而低成本、高效的网络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了方便的渠道，使他们可以实时与朋友和社群保持联系。Przybylski等人不仅首次对错失恐惧心理进行了操作化和实证测量，而且检验了它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结果发现错失恐惧心理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而且可以中介个体心理变量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类似地，Alt和Oberst等人也分别发现了错失恐惧心理对社交媒体使用的直接效果与中介效果。在对移动媒体使用的影响方面，已有研究发现：错失恐惧与问题性的智能手机使用显著正相关，与手机使用、不恰当的文本表达以及网络霸凌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以及与私立学校男生的手机依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尽管尚未有实证研究检验错失恐惧心理与永久在线、永久连接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论：错失恐惧代表的是个体希望与外部世界保持连接的心理体验，个体越是害怕自己被社群排斥、越是忧虑他人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价值性的体验，就越可能以永久在线的方式时刻连接世界和掌握他人活动。因此，错失恐惧心理与永久在线、永久连接之间的正向关系是可以预期的。为此，本研究将检验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错失恐惧的程度越高，永久在线与永久连接的程度越高，包括更高的永久在线行为（H2.1）、更高的永久连接行为（H2.2）、以及更高的在线警觉心理（H2.3）。

1

3

1

1

4

1

在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永久在线、永久连接”已经成为中国网民重要的生活方式。表现在数据上，已有18.1%的网民在本文所测量的15种情境下均有上网浏览内容的行为，20.5%的网民在15种情境下均有上网与他人联系的行为，以六级量表衡量（0～5）的低负载情境下的永久在线与连接行为均值分别达到2.44与2.39，高负载情境下的永久在线与连接行为均值达到1.40与1.48，聚类分析显示，可归入“永久在线”群体的网民比例达到64.4%（其中9.6%为在高低负载情境下均高度在线的“重度永久在线者”），可归入“永久连接”群体的网民比例达到64.5%（其中12.9%为在高低负载情境下均高度与他人联系的“重度永久连接者”）。如果折算到18周岁以上的全体受众中，大致相当于四成左右的受众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特征；当然，其中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度”永久在线与永久连接者约占总体受众的6.5%和8.7%。与此同时，以五级量表衡量（1～5）的永久在线与连接心理程度（“在线警觉”）平均值为2.79（取值大于3的占网民的38.5%）。尽管没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严格比较，但基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认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确已经成为一个不仅在理论层面值得关注、而且在经验层面展现出来的、值得重视的传播现象。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内容是分析影响“永久在线、永久连接”行为与心理的因素。首先，研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的重要影响，男性相对于女性、年纪越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单身的网民，其“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行为概率与心理程度都显著越高，在职业群体中，党政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员具有更高的永久在线与永久连接倾向。这些发现给我们展示的基本图景是“永久在线、永久连接”需要以教育和经济资本为基础，但可能也折射了特定群体的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如党政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员可能有更强的工作压力与负载要求，促进了他们的永久在线与永久连接，如需要随时在线沟通工作、响应任务。同时，研究发现“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分布也具有地区差异，特别是所处经济地理区域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和具系统性。

其次，研究证实了技术可供性的显著影响，选择以移动设备为主要上网方式的网民永久在线与连接的行为概率显著更高，但却未能独立显著地影响在线警觉心理，这一方面证明了媒介物质性思想的重要性——移动互联网为永久在线与连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性基础与行动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提示永久在线与连接的行为与心理层面在概念高度关联的同时，也具有差异性——移动互联网技术为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却未能显著影响心理状态，后者更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对技术可供性的分析也提醒，当我们聚焦“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同时，也不要忘记那些尚没有进入在线世界的非网民。

再次，本文提出并发现了日常生活方式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显著影响。那些关注价格、热爱时尚、崇尚国际生活方式的网民，永久在线与连接的行为与心理都显著更高；那些偏好稳定工作、喜欢轻松悠闲生活方式的“佛系”网民，永久在线与连接的行为概率显著更低；向往成就、喜欢挑战、给自己生活设立更高目标的“进取”网民，在线警觉的心理程度则显著更高。这些结果背后浮现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在国家高速发展的“加速社会”，不同的社会群体与阶层形成了对如何工作、生活、消费与分配时间的不同理解与偏好，而“永久在线、永久连接”可能恰恰为实践不同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那些精打细算、追求时尚、积极进取的网民，可以通过保持在线和与他人连接更好地获取价格的优势、掌握时尚的潮流、以及把握人生发展的机会，而如果选择相对恬淡的“佛系生活”，就会舍得适度与网络保持距离。实践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仅有个体的能动（选择性），也受结构的制约（非选择性）——例如，通过分析人口学变量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可以发现，相对于其他职业，企事业单位职员“积极进取”的程度显著更高，而工人、农民“稳定悠闲”的程度显著更高。

最后，本研究证实了错失恐惧心理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行为与心理的显著影响，人们不希望自己被外部社会世界所排斥，是影响他们保持在线和连接的重要因素。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上述研究发现，特别是生活方式和错失恐惧与“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高度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理解，也可进一步体认“永久在线、永久连接”作为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行为与心理的新的概念化，对于受众和媒介效果研究的重要意义。“永久在线、永久连接”不仅是敏锐捕捉与描摹了当代媒介使用的重要特征，而且代表一种与以往有清晰起点与终点的“媒介使用”概念不同的使用形态，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媒介使用”范畴，而具有生活方式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它还意味着我们生活经验的巨大改变。这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即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媒介时代、直到互联网发展的初期，社会生活的主体仍然在线下展开，失去网络并不会让人失去太多；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线上内容与社会关系急剧增多，当代社会世界与社会生活很大程度上都通过在线空间展开，线上不仅有具体的内容，更有关乎我们生活与存在的经验，如果我们要实践所认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想失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不想失去寻求他者与展现自我的经验能力、不想失去自身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就不得不保持在线与连接。本研究没有检验生活方式、错失恐惧与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大致可以预期，实践特定的生活方式、害怕错失的经验感受恰逢当下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可能，它们既驱动与技术保持连接，又反过来被技术连接所强化和加剧，让人们欲罢不能。这也就可以理解，尽管社会不断呼吁适度离线，但我们似乎不能真的一直离线；即使离开一段时间，仍旧会回到在线世界中。确认自己的生活方式，担心自己被外部世界排斥，是影响永久在线与连接的重要机制。幸或不幸，当代人甘苦自知。

综合上面的分析和讨论，本文所做的主要贡献和创新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在中文的语境中系统阐释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理论概念，并首次运用一个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现状与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推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受众研究，而且由于就世界范围而言，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实证研究都刚刚起步，且很少有针对全体受众的随机样本研究，因此本研究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研究整体具有独特意义；

第二，本文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研究包含了行为与心理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概念阐释和实证测量。在行为层面的研究中，本文阐释并实证区分了高负载和低负载两类情境，并构建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不同类型，对概念化和操作化有所推进；

第三，本文构建并实证检验了媒介可供性、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的解释模型，特别是媒介可供性与生活方式两个维度的解释，超越现有研究（包括国际研究）仅从人口统计学与心理变量两个维度加以解释的框架，拓宽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理论解释。

我们之所以关注“永久在线、永久连接”，一方面是由于在理论上它是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受众行为和心理的新概念化，也挑战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研究，因此需要关注“永久在线、永久连接”而非特定“内容接触”的社会影响，发掘“内容特定效果”之外的效果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则是缘于现实的关怀。前文已经提到，随着“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趋势凸显，人们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关注到潜在的消极后果。就中国社会而言，最能影响中国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媒介产品之一——微信也开始反思自身的技术影响，如其产品负责人张小龙倡导“用完即走”，腾讯研究院等机构也曾发起组织“社交斋戒”活动，鼓励对网络的适度抽离。尽管这些行动最终只能促使人们反思“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弊端，却无法阻止人们重新回到网络中去——即便他们认为短暂的抽离是有回报的（如更专心、效率更高、增加交流），但这样的反思、倡导与自觉依然具有意义。当生活都在网上，也许我们今天再也回不去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发现、探索与实践“永久在线、永久连接”与健康、生活、家庭之间的平衡，通过建立自己的策略，调整生活方式，少一些“错失恐惧”的心理焦虑，有节制地使用网络与连接社会，与此同时也需要打破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与不公义现象，特别是强制性的在线与连接。因此，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研究终究是为了反思我们今天如何获得美好生活。

最后，本文是对“永久在线、永久连接”实证研究的初步探索，未来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开展。正如有研究讨论到的，永久在线与连接给研究方法带来巨大挑战：持续泛在的连接、瞬间高频的切换都使得采用自我报告式的调查方法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因此基于在线行为记录的用户行为数据采集与挖掘、捕捉日常生活中不同情境下媒介使用的体验与感受的经验取样法等方法，都可以在未来研究中加以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