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赣丽]建构城市生活方式——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动因

摘要：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的城市象征和现代都市生活的源头核心，其发展历程可以窥见人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建构理念，即以现代化、西方化和文明化及其融合一体的生活方式建构来实现作为一个文明人的标准。研究发现，上海近代生活方式的文明化是新生活运动、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华洋混居带来的慕洋生活方式、知识界的宣传教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塑造的，至今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迹。对此的探讨有助于推动今天城市生活进一步的文明化，也为民俗学的城市研究拓展了领域。

关键词：城市；生活方式；文明化；上海

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如果对城市进行文明进化的评估，城市化不仅是都市空间的扩展和建设，也伴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即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对酿生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种种民俗的抛弃或革除。目前关于城市的研究，大多把城市视为一种容器，从物理空间的角度，尤其是城市的现代建筑去关注城市性，但按照沃斯的观点，城市性主要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研究城市应该从关注空间转向关注空间中的人。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变革，其最广泛、最深刻、影响最为深远的体现，存在于民众普遍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之中。那么，从生活方式思考，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是如何推进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乡民如何变身为现代都市人?这一问题在今天城市化极速推进和建设文明城市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上海某地剪影

通常认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本色是乡土性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在社会、文化方面，城乡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西方文化中常有的城市优势感在中国没有得到显现。直到20世纪，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城市文明提升，市民文化繁荣，中国城市的优越性才显露出来。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是从上海开始的，这里的人们最早接触具现代性的城市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上海于是成为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和中国城市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样本。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曾指出，现代中国是在上海诞生的:“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种文明冲撞的结果是，西方现代文明占据了上风，于是，当时的上海迅速发展成为新型现代城市，并成为全中国近代文明化的示范区。对此情形及其背后的推动力量，本文基于文献资料进行初步分析。

一、城市与文明生活方式

何谓“文明”?“文明”与“文化”有何区别?对此一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我们需要从某一特定角度来理解才能把握文明与现代城市的关系。巴斯(Barth)将“文化”限定为“人对自然的支配”而产生的技术，而“文明”则指社会对人的本能的支配。沿此推论，文明更多表现为人口密集的社会中，人们如何和谐相处及创造更幸福的生活。美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by)从civilization的词源学含义出发，认为“文明是在城市中发现的那种文化”“文明就是那种具有城市建筑和城市居民的特征的文化”。巴格比把文明视为是城市中的文化，是一种伴随城市而发展起来的人类生活方式(居民几乎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他认为城市的出现同时伴随着新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建构，即新文化的出现。受巴格比影响，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也说:“文化与文明之间区别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这就意味着城市是更为文明的地方。

衣、食、住、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

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文明的进程》中以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来分析文明化问题。他在辨析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时，以代表文明化旗手的诸多欧洲国家为例，列举了欧洲上层社会风俗的变迁进而形成制度，从情感控制转而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展现“文明”的动态过程。“文明的进程”是指对本能和情绪的控制，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并不是原来就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演变并逐步规范的结果。他以人的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男女关系和攻击性等方面的行为举止为例，来表明这种规范进程的方向。在他看来，文明最初是用来描述人的行为举止和社会状况的，与“有教养的”“有礼貌的”“开化的”等概念同意。本文也接受这种观点，并涵盖了“文明”的两个方面:个体的文明行为和集体的生活方式。

虽然我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并不落后，封建时代的都城也很发达，但那时候的城市大都是军事和政治中心，很少是经济、文化和娱乐的中心。换言之，中国的城市虽然早已有之，但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则是以西方工业城市为标准的。近代西方文明倡导自由、民主、科学，重视物质生活享受，这给西方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带来了巨大进步，从而也使“文明”一词成为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诸多方面，包括生活方式，都是东亚各国学习和羡慕的对象。因此，文明是以西方为参照的，许多本国固有的传统习俗可能因为不合乎西方现代文明标准而被革除，如裹胸、缠脚的女性身体民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俗等，曾经被国人视为有家教、守规矩的表现，但在西方文明视野中就属于野蛮与落后，可能冠以残害女性和压制人性等罪名。在东亚最早推行“文明开化”的国家日本，从20世纪初开始致力于“改造为西洋式文明国家”，从而也实行了生活改善运动，革除了许多传统的习俗。既然现代文明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评价指标的，那么，所谓现代生活方式就是指西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

流动的城市

文明是对人自身言行举止的管理和约束，而城市是文明的载体，这种看法可以从城市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特征来理解。城市人口高度聚集，但与乡村不同，是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宗族血缘和邻里地缘纽带的联系，也就缺乏互相监督和合作，但城市提供了众多的公共空间和人与人相互接触的可能，社会的运作和组织更多依赖每个市民对自我行为的控制和养成，因此秩序很重要，文明就是守秩序和讲规矩的行为，如重视排队、遵守规则、履行契约等。城市人脱离了农业生产，大多接受过一定的现代教育，从事高度商业化、高科技和现代管理工作，因此，人员的素质普遍较高。文明体现在个人言行上指脱离原始状态，远离野蛮、暴力、粗俗、脏乱、丑恶和魔幻，表现为上层精英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的行为和爱好，在食、衣、住、行、育、乐各方面有教养且合乎礼节，懂节制，重仪表，讲卫生，要体面。城市是现代文明中心，其文明的标志是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达，如在日本，报纸、人力车和煤气灯曾被看作“文明开化”的三大象征。城市是现代医疗、科技、教育等资源密布的地方，成为文化、娱乐、消费的中心。在中国开风气之先的行为也被视为文明的象征，如跳交际舞和看电影，结婚穿婚纱，或举行集体婚礼、新的流行消费方式，等等。现代西方城市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商业而发展起来的。换言之，文明的过程伴随着商业发展，同时，贵族阶级迅速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市民阶级，因此，文明化的表现是市民的形成和市民意识的崛起;市场化带来更多的平等和民主，因此，现代文明体现为礼仪简化，男女平权。总之，现代城市文明意味着脱离传统封建意识;成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空间中的居住者，有着与农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二、近代上海的城市文明化之呈现

近代上海，主要指1842年上海被划为通商口岸后成为一个开放的、接受外来文化和实行内部变革而骤然兴盛起来的现代都市。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盛是城市人口聚集的重要因素，上海的迅速成长主要得益于其地理优势带来的对外贸易便利。清末，上海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先锋，它包揽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主要的外国银行和大企业都在上海设立总部，而在其他开放口岸只设有简单的办事处。从1895年到1911年间，在所有的开放口岸创立的华资现代工厂中，约三分之一设在上海。城市新兴的商贸和工业为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历史学家指出，上海在19世纪后期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其城市文化也相应地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个中心，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脱节，呈现出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在乡土中国的大地上，上海可以说是一块异质文化的“飞地”，从一个乡土的县镇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现代大都市，它与西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及与之相伴生的价值观念等相一致，其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已然形成。上海是近代中国社会最早发生生活方式变革的地方，现代都市生活也最早在这里形成。许多现代化的新生事物、工业产品和城市生活设施等代表西方新式文明的产物都首先在上海落户进入中国，像上海新式旅馆、照相馆、公园、通讯社、留声机、自行车、有线电报、魔术、画报、洒水车、垃圾车、电灯、电话、自来水等等，都早于全国其他地方。在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上海是整个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文明的意味，也形塑了上海市民的优越感。

上海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城市居民的主体“职员”的形成，对建构现代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职员”通常是指服务于经济、文化、政治机构，包括坐办公室的人员、文员、各类白领以及店员等，他们是上海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库门的主要居民。据调查，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上海大约有25万-30万职员，算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大概在150万以上，占当时上海总人口数的40%。因此，相应的市民意识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比较容易建立，并付诸日常。据有关资料记载，那时候丝织厂工人(主要是青年)，接受现代都市文明较为容易，在手头有钱的日子，衣食住行等都带点小资产阶级色彩，有的西装革履，行坐车(电车黄包车);有的吃包饭，类似学生生活。工余的娱乐主要有唱歌、踢球、吹箫、弹琴、逛公园、看电影，也有游大世界、逛百货公司、看戏观剧。一些职员按照工厂或公司的节奏上下班，星期天多去四川路或南京路听戏看电影，下班时间有的还会组织足球队打球，或看书读报，去夜校补习文化。这说明，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生活是一种被市民普遍认同、共同享受的生活方式，而并非仅限于高收入家庭。

上海对于西方文明的接纳和学习体现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方方面面，尤其体现为对西方工业文明和科技成果的引进。上海最初是以国际最现代化的标准建设的，在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引入了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成果，南京路1865年就有了煤气路灯、电灯、电话、马车、脚踏车、火车、汽车、有轨电车、现代化大楼等等。此外，洒水车、垃圾车、洋水龙、火警钟、大自鸣钟等市政用品，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等各类机器，还有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缝纫机、天平、洋皂、洋布、洋呢、洋毯、洋巾、洋针线、洋纽扣、洋伞、洋纸笔、洋牙刷、洋钟表等，种类繁多，覆盖各种需要。这些洋货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陆续输入上海，并逐渐占领了全市消费市场。随着洋货的推广，其所携带的西方城市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市民，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及日常生活被极大地改变。

上海改良旗袍画报

首先是服饰文化的近代文明化。受欧美影响，上海的服饰习俗也有了破除封建等级制后追求个性自由的特性，服饰生活崇尚自然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开放的心态。穿什么，不穿什么，虽是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却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孙中山制定的服饰改良的指导思想是:“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于是发明了中山装。而改良旗袍的出现，不仅在制作工艺上融汇中西，同时破除了封建传统的禁锢，凸现女性的自然美。这种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使得上海人的服装生活，向着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体现了社会文化朝向都市和现代的变化趋势。

60年代上海西餐厅《花样年华》剧照

其次，饮食也有逐渐西化的趋势。19世纪50年代，各式西菜馆就已出现在上海;及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英、美、法、意、俄等各式西餐馆上百家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上海西餐馆已有近千家。吃西餐已非仅是外商、华侨、富商、归国知识分子等上层人士时髦之举，一般学生、职员时不时也会去品尝。除了西餐馆，当时上海的西式食品也不鲜见，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商业街的西式食品业在全国居于首位，其厂家、公司数量也最多。

上海新式石库门

再次，在住宅方面，现代城市人口密集，住宅一向紧张，而住房的结构和设备也不同于乡村。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新式石库门房子趋向简单化，为节约用地结构缩小，而且把独立房改为多单元，一些高级职员及工商业者等市民家开始安装卫生设备。新式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商业社会繁华的一种外在表现，这体现了上海都市化的急遽演进，以及大家庭的消解和小家庭的日趋普及所反映的时代精神。

上海电车

除此之外，近代上海城市的迅速发展，与交通工具、基础设施和现代化道路的修建密切相关。上海开埠前后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的独轮车和轿子，似乎离现代化都市还远。随着上海租界的发展和外国侨民的增多，西式马车和黄包车逐渐涌现，而后自行车、汽车、电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迅速发展，改变了20世纪以前中国人以步行为主的出行方式，促进了上海城市节奏的近代化，同时也推动了上海各阶层居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在婚姻制度上，上海首倡婚恋自由与婚礼简化，是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传统婚姻制度所注重的血缘、宗族等传统伦理在时人心目中日趋淡化。在相关资料中记载，许多乡村或外地年轻人到上海来工作后，婚丧之事日益就简。离开家乡来到城市谋生的男女青年如果相爱了，很多都不举行繁杂的仪式，而直接同居。此外，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程序简洁的西方式婚姻模式开始改变中国人的婚配观念。上海开埠后，外国侨民纷纷在上海落户，并在当地教堂举行宗教性的婚礼仪式，当时的市民既向往简单的婚礼，又抗拒其宗教性色彩，于是，一种去除了宗教性的“文明婚礼”开始流行，即由有德望的长者而不是牧师来主婚，婚礼选择在公共社交场所而不是教堂举行。“新式婚礼”被称为“文明结婚”，这意味着传统婚礼被视作是不文明或落后的。20世纪初的上海，新式文明婚礼颇为盛行，如1913年5月15日，革命党人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了“文明结婚”仪式，共有1000多人参加。之后，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又推行新式的集体婚礼，也大受欢迎。透过婚姻大事的改革，可以看出当时上海人的思想开放和观念更新，当然，这里面也有赶时尚的成分。

同时，随着近代社会民主平等意识的滋生，尊卑等级观念渐弱。19世纪50年代前后，在上海的租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等级也没有那么森严，人们在社交称谓、礼仪方面也表现出进步的倾向。有人认为，社交是闲暇时间的一项重要活动，而社交称谓语与社交方式同样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以西方简单的礼仪替换中国传统繁文缛节可谓是一种现代的进步。换言之，礼仪的简化，破除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区隔，是平等与文明的体现。现代西方文明注重女性的地位:“教化之地位，以女人之地位为衡。”随着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的渗透，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被上海城市妇女所抛弃。据相关资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原来只允许男子出入的消闲场所如茶馆、酒楼、说书馆、戏院等，现在也成了妇女经常光顾的地方。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旧式的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也造成了很大冲击，男女交往出现了较为自由的状态。”也许因为历史的遗留，上海的女性至今都比较独立和自信。

百乐门

在精神文化方面，城市是娱乐生活更丰富的地方。上海在开埠之后，大兴娱乐场所，正式的营业性戏园先后有过一百多家;同时，租界内的外侨经营着他们进行娱乐文化生活的俱乐部“总会”，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此呈现。这些会所和林立的茶楼、酒肆、梨园、客栈、商号、书店以及大规模涌现的近代新闻出版机构，一起构成了处于近代化过程中上海独特的城市消费空间，彰显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的色彩。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上海即使年收入最低的200元-300元的工人家庭，每年也有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1912年，上海最早的兼有娱乐和消费功能的游艺场“楼外楼”开设，该楼首次用电梯上下，进门装有哈哈镜，设有冰饮室、茶室休闲空间，经营传统和现代娱乐项目。其开张之后生意兴旺，带动了更多的商业资本投入，娱乐场所迅速在上海普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看电影和跳舞被视为是流行的文明时尚。到了1937年，上海已经有36家现代化的电影院，许多大影院每次首映的新片几乎都是外国影片。上海作为民国时期最繁华的大都市，也是中国电影业的发源地，中国电影的制作中心。据统计，从1905年到1930年，几百部的国产影片绝大多数均由上海各影片公司拍摄。许多渗透现代观念的电影代替了传统的乡村演剧，成为都市市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传播的重要途径。

圆桌咖啡馆

同样，咖啡馆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咖啡不仅代表着一种时髦的饮品，更是步入上流社会、有格调有品味的一种标志。1928年上海四川北路上，开设了上海历史上的第一家咖啡馆。经常出入咖啡馆的是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把喝咖啡当作一种体验现代西方生活的方式，把咖啡馆作为朋友聚会的场所，许多新文艺作家趋之若鹜。虽然那时人们还不习惯咖啡的苦味，但咖啡馆里浓郁的异国风情和新鲜的社交氛围却给人现代之感。

总之，随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也被卷入文明化的进程中。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上海在近代化过程中，“传统生活的被打破与新生活的被强加(诸如不得不接受工资与市场物价、租房而居、乘车上班、计时或计时工资、上下班工作制度、生活消费、读报习惯、打官司及经济与市场等现代经济一体化生活)等等，都有形无形地强制着上海人改变其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 ，而不断向西化和城市化转型。因此，可以粗略地说，上海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建构大约等同于其近代文明化的确立过程。

三、上海文明化进程的主要动因

近代上海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城市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她得力于当时政府塑造新国民的推动、现代消费主义的进入、租界洋人的示范和现代文明理念的传播。通过吸收西方文化，在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和人们日常生活方面逐渐向西方文明靠近，上海成为集经济、文化、娱乐等优势于一体的文明城市，并奠定了在中国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一)政府的作为:移风易俗与文明化

拥有发达的科技和文化的西方现代文明，是东方国家效仿的目标。原因即是，“文明化”的本质和“现代化”一样，都是为了摆脱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落后地位，显示自身与西方“现代文明国家”位序平等。历史上，日本明治政府对国民生活进行文明化改造，严厉查禁许多传统习俗，诸如在公共场所裸身赤脚、户外沐浴、男女混浴等等。与之类似，二战期间的泰国披汶政府，对国民的许多细节事务加以规范，传统服饰和咀嚼槟榔遭禁止，而穿裤子则被规定执行。为了塑造“新国民”，以适应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需要，各国政府都热衷吸取西方文明，仿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我国也是如此。近代文明从清末国门被打开，接触到西方社会就已开始，如戊戌维新倡导新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康有为、梁启超成立了“不缠足会”，号召改良传统的生活习俗。一些进步人士为改良旧俗大声疾呼，在服饰、婚俗、礼仪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1902年慈禧太后在改良派的推动下颁布懿旨，正式废除缠足。后来，南京临时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俗的政令，禁鸦片、禁赌博、禁缠足、改称谓、废跪拜、倡女权、易服饰、破迷信、倡新风等。就此，正式拉开了现代文明化生活方式的序幕。

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是，上海由于受租界和西方管理制度的刺激，其文明化的进程更为快速和全面。首先，租界是在上海县城东北角的一片荒地上建立起来的，不仅其城市建筑的制式，而且所有的相关设施都直接使用了西方最新的模式，采用现代制度，城市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都体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特别是1862年启用了城市排水系统，20年后建成了自来水供应系统，使传播甚广的流行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租界各项先进的生活设施，都给华界带来示范性，如唐振常所说:“在清代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状态时，当清朝统治系统内还没有出现近代城市的管理时，上海城市近代化，就是从租界移植西方近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开始，逐渐完备起来。”到19世纪末，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已经或基本达到了欧美国家大城市的水平，其他方面如城市管理制度也得到了改进。其次，由于洋人在上海长期居住生活，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华洋共处时经常发生冲突，这也刺激了上海地方官员的民族自尊心，督促他们倡导改良市政，推进文明化。1860年后，上海地方官员借用租界管理条例，要求市民遵守，尤其是在卫生和城市市容面貌方面进行了严格规范。据《申报》记载，有国人在美国公馆门口便溺，被巡捕拿送会审公庙(Mixed Court)，受到惩罚;另有挑粪的王阿保等十余人违反租界工部局(市政委员会)关于挑粪过街必须加盖桶盖的规定，各被拘留一天;1873年4月5日，上海道、上海知县发布告示重申公共卫生规定，同时要求境内华界向租界市政看齐，使上海市政逐步实现近代化、文明化，并发展为地方自治运动。在租界的刺激下，近代上海居民的市民意识不断增强，并不断付诸实践。上海华界市政设施的不断改进，市政管理的逐渐完善，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成功开展，都表明在租界的刺激和影响下，上海近代市民意识不断增强，人们逐渐适应了上海市政管理，养成了在公共场所遵守文明规范的习惯。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内部政治运动也对文明化进程有着推动。辛亥革命的理论及其制度模式均直接源于西方，民主共和的建立实质是在制度层面上学习近代西方文明。近代革命党人长期在海外活动，接受西方文化较多，因而，当共和制度建立后，新政府以西方社会政治为范本进行大量改革，仿行西政西俗成为一时风气，自然就伴随生活方式的西化和文明化。

如果说，在西人的刺激下，上海的城市文明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那么，1934年由蒋介石发起，由军政各方推动的对个人公共行为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新生活运动，则是大张旗鼓地推动市民生活文明化。他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标则在于使中国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从而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中，保存其民族强盛和国家独立”，要以“在中国普通一般外侨的生活”为“新生活最好的实际模范”。蒋介石认为外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表现出有现代文明国家的国民之知识道德，将中国人的旧生活视为阻碍现代化的障碍，较高的国民素质又被简化为更符合现代文明的生活习惯，如果不实行现代的新生活就是落后与野蛮。他在《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的目的和工作的要旨》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将各个人以至整个社会国家一切不良的腐败的，换言之就是旧的思想、行动、习惯，风气，一概革除，造成一个良好的文明的思想行动，就是新的习惯和风气，然后我们才可以成功(为)一个现代的人，如此我们的国家，才可以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现在人家批评我们的国家为落后的国家，或说是非现代的国家。怎么叫‘非现代’的呢?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落后’，就是不能和人家并驾齐驱;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腐败’，就是‘野蛮’。”这些表述说明他意在通过文明化的生活，塑造现代新国民，建设现代国家。

“新生活运动”期间的宣传形式之一

新生活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生活革命，旨在改造中国人日常行为，想由此改变人们的餐桌礼仪、穿衣不整、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之类的“不文明”行为，“它的内容归根结底就是，人格的建设，生活的改造，国民道德的提高和公共卫生秩序的养成”。政府希望通过对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以新替旧的变革，使国民转变成一个现代文明人。蒋介石还特地手令上海市长吴铁城等人，强调政府、宪兵、警察、部队在运动中应起到“督促社会、感化民众”的关键作用，并指出重点要维持公共场所如戏馆、酒肆、茶坊、公园、机关等处的秩序和清洁，后来还扩大到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改造，以达到塑造理想国民的目的。正是由于当时华人被鄙视为“野蛮人”，是一个缺乏科学与文明意识的落后民族，因此，需要从国家政府治理的角度关注文明的基本精神，同时效法西方，使国家现代化，正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在此形势下，上海市“新运促进会”发表《告全市同志书》，提出要“以非常手段，滁除吾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希望作为国际大都市市民的上海人做出表率，移风易俗，做一个现代国民。1930年代上海市政当局在文明进步、改良风俗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意在借用政治的力量来提倡科学，禁止违背时代精神的风俗和社会势力。市长吴铁城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与需要，我们中国几千年相传下来的风俗，有很多已不合现今时代的精神与需要，这种违背时代精神与需要的风俗，即是阻止社会进步以及新中国建设的无形障碍。”实际上，上海市政当局用强制手段进行改良风俗，促进文明，颇为努力。据统计，1935年上海市政府做了多件大事: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推行识字扫盲运动、推行禁烟禁毒运动、开展新生活运动、实行集团结婚、保护儿童权利、建市民学校和平民新村、促进公共卫生、建公共大礼堂和火葬场与公墓，制定市歌与市节，等等。上海街头公共场所、机关学校常常贴满了各种相关标语，倡导“实行新生活，革除旧习惯”。除一般号召外，市公安局、卫生局、保安处、社会局等以宣传指导与行政手段相配合在全市推行文明化行为，对市民生活习惯进行规束:文明行路(行人走人行道、车辆靠左行、行路不吸烟、遵守交通规则)、公共道德(公共场所衣着整洁、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杂物、尊重他人，乘车行路礼让他人)、清洁街道(不在马路上倒垃圾、泼水、晒衣、乱贴广告)、养成卫生清洁习惯(市民个人卫生，商家如茶楼、旅栈、公寓、澡堂、理发店、娱乐场所设备齐全，消毒卫生)，及修整马路，整顿市容等。对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则实行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等“三化”管理，把精神文明建设视为“强国强民”目标的一个重要内涵，进行民风良陋的倡导和管理。可见，新生活运动虽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在实践中有助于市民生活文明化的推进。

1929至1935年间，上海市政府建了多处平民住宅区，在改善市民居住环境的同时，规训居民建构起现代文明生活:“平民村所的内部构造，让住民处于崭新的生存环境里，可享受到现代化的设施，却也同时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过着有纪律有秩序的生活……还有养成村民的公共生活，村里的公共设施，诸如图书馆、礼堂、运动场、公共洗衣处、公厕等，均是居民聚集和交往的场所。平民村作为公共活动的空间，就要求居民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彼此和睦相处。”“村民们被要求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注意个人卫生，保持清洁，抛弃不正当的娱乐。”凡此种种，都有助推人们朝向市民生活方式转变之力。

除此之外，婚丧大事也被列入了改造的部分。中国现代改良婚俗最著名的事件是由上海市政府首创的集体婚礼。1935年2月7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规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在市府大礼堂举行集团结婚，由市长亲自证婚，并发表讲话，以此推动新风气逐渐普遍化，使旧有的礼节都随之有所改善。举办集体婚礼活动的消息，由社会局通过报纸广为宣传，响应者很多。与之相对应的是丧葬礼俗的改革，由于上海市区寸土寸金，旧式土葬法逐渐被改革和舍弃，简单实用的新式葬俗迅速普及。据调查，上海是全国最早建公墓、火葬场与殡仪馆的地方。现代婚丧礼仪的实行，是政府强力推行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广大市民逐渐接受了这些新式的人生重要仪式。

为了有效地推行新生活的规则，国民政府不惜动用了国家力量。蒋介石要求警察既充当审判者又是指导者:“警察大部分的工作除预防事故发生并维持社会的秩序以外，还要教育一般国民，在自己所管的区域内要想种种方法督促或训练一般居民守秩序、讲卫生、一切能够清洁、整齐、循规蹈矩，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文明的社会。”上海公安局为推行新生活运动，于1935年4月新设立了部门“专理新运事宜”，对外负责“训练民众、整理市容、纠正行人、推进卫生运动、各种公共场所新运之推行、其他一切市民不合新生活事项之纠正”，劝导人们文明行为。警察需监督市民生活，上海华界的警察担负起管理社会风气的责任，如1935年5月由上海市政府正式颁布的《上海市公安局推行新生活运动办法》第十一条明确指出:“当街便溺为本市民最不良之习惯，而负巡查清洁之责者，几如司空见惯、恬不为怪，以致臭气熏蒸，有碍公共卫生，应由各分局所按照《违警罚法》处罚，严厉执行，以儆效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违警罚法》把诸多民众个人生活都列为不文明内容，如把聚众喧哗不听劝止，在道路与公共场所扰乱秩序，深夜无故喧哗，列为“妨碍秩序”;把游荡无赖，强行乞讨，卖淫，唱淫戏，在道路和公共场所聚赌，赤身露体、放荡、猥亵的语言和行为、穿着奇装异服、妨碍风化等对风俗有影响的行为，污损庙宇及其他公众营造物，当众骂人或行动无礼有碍风化等，列为“妨害风俗”;把随地大小便、售卖不清洁食物，列为“妨害卫生”，所有这些都要处以拘留或罚款等惩罚，以国家力量强制督促民众遵从，以强力手段教导市民生活文明化。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鉴于当时生活水平和传统积习难改，尚未能从总体上落实。

除警察外，学生也被作为指导和监督民众践行新生活运动的又一主力军。新生活运动作为一项教化民众的事业，学生主要起着宣传的作用，负责整理车站码头及各戏院秩序，专任街市劝导及各街巷整洁指导事宜等。当时的《儿童之友》杂志特别设置“公民训练”栏目，刊登相关建议，对儿童的新生活做了相关规定，如早起要刷牙，时常沐浴换衣，做体操;吃饭要细嚼慢咽、饭后散步半小时，不作剧烈的运动;待人要有礼貌，懂礼让;不染不良嗜好，等等。这些规定其实就是在驯化儿童做一个“现代文明人”。有人提到新生活运动不仅仅是生活的新旧问题，本质上是文明与野蛮的问题:“我们不应再苟且偷安，无理野蛮了，如果都使受教的人一切生活合乎礼义廉耻，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和智识来，那才算是我们的唯一的任务。”作者对其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认为只有对儿童实行文明化的教育，才能使民族免于灭亡，国家免于衰败。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出面对市民生活方式的管理颇为努力。据资料统计，从1927年到1934年，上海市政府共出台各种变俗法规28项，涉及居住、服饰、婚丧、节令、迷信、舞乐、社会陋俗(缠足、蓄辫、烟赌)等各个类别。市政府各部门进行相关的执行和督促，针对各民俗事象的不同特点和现实情况采取不同方式，逐层推进。1937年，上海设立首届上海节，进一步将违背时代精神的风俗逐渐移除，并藉此形成一种新的风俗来振作全市市民的高尚志趣。以上多个方面都说明，由于政府的介入，使得上海被多方力量共同左右，形成了改革旧俗、趋新逐异为主的社会风尚，由此形塑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风格。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推动文明化的过程中，各类民间社团也成为有效的辅助力量。比如积极参与公共卫生的宣传，独立开展卫生演讲、各类卫生运动等，甚至私人筹集资金建造公共厕所，以推动城市的文明化。

(二)现代消费的进入:文明化的机制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殖民侵略而传播开来的西方近世文明，对中国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与思想观念的变化迟缓相反，外来的物质文明更易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1892年至1901年的海关数据显示，原来仅供外国人使用的进口商品，已经为国人随意购买，食品、酒类、雪茄、卷烟、面粉、肥皂等物品，以其特有的“价廉物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其消费量迅速上升，并渗入上海市民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的一切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洋货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把西方生活方式也带到了东方，逐渐改变着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也使传统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据有关资料统计，上海在民国时期的生活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北京、天津等城市。除却地域生活程度等差异因素外，仅上海普通工人生活水平也比内地其他地方要高得多。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的消费发生了可以称之为“消费革命”的质变，上海市民的消费表现出明显的现代趋向，呈现出全新的消费模式与形态。如果说新生活运动是一场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自上而下的群众启蒙运动，那么近代百货公司的进驻则通过“消费”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人们心甘情愿去拥抱新的生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型百货公司，这一标志着西方(现代)消费水准和生活品味的综合性消费空间，逐渐在上海出现并繁盛，当时，逛公司与看电影并列，成为上海摩登生活的象征，引领了上海市民的消费生活变革。百货公司强调感官体验，使用开放式货架和玻璃柜，人们可以随意浏览陈列在商场橱窗内的高级商品，自由地接近各类商品，商场里的手扶电梯等各种新景观也吸引着消费者。此外，受过教育的店员们近代文明式的礼仪举止，以及各色摩登购物客的姿态，都带给时人一种新奇的感受。并且，百货公司不仅仅出售琳琅满目的商品，还附设酒楼、舞厅、旅馆、屋顶游乐场等，品质和价格适合各个阶层选择消费，这就使得这种新生事物顺利进入了上海市民生活，从而带动了上海的近代商品消费。日本学者菊池敏夫从近代上海的都市发展角度，对百货公司的存在及活动的意义进行考察，阐明了上海的百货公司在引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摩登上海的消费文化和都市文化发展，以及作为一种富有都市多功能性的商业设施，对上海的都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也从侧面说明，百货公司所携带的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直接进入了上海市民生活。

“先施公司”是当时国内第一家自建的百货大楼

可以说，大型百货公司，这一标志着西方(现代)消费水准和生活品味的综合性消费空间在上海出现，影响和改造了人们的日常消费行为。人们不仅在此购物、消费，更重要的是从中体会所谓“现代生活”方式和趣味。比如百货公司所采用的商品分类法，展现出一个有关日常生活的商品世界，从而改写了以衣食住行为主的传统分类法;而商品世界所塑造的全新消费方式，又将人们塑造成新的消费主体，并改变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

另外，不仅西方的物质商品直接进入了人们的生活，而且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西方商品的广告也对西方思想做了宣传，并助推了西方生活样式，正如李尔斯所说:“广告不仅可以激励人们去购物，也是某种幸福生活的象征，同时还可以推广某种生活方式。”这些广告灌输了西方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如20世纪初上海市民普遍开始洁牙，西洋洁牙剂的广告非常风行。早在1907年，日本小林洋行生产的狮子牌牙粉就开始用报纸广告宣传，同时也是一种卫生教育:“世界上的人本是精气血肉长成的，身体不似金石的坚固。既然不似金石那么结实，故此我说人就该讲究卫生的学问。什么是卫生?就是保护牙齿。牙齿是人之一身紧要关口，此处不保养好了，恐怕周身的病即因之而生，所以要上好的牙粉每日刷洗就可以涤除诸病……”在此影响下，中国第一包牙粉和第一支牙膏，随后即在上海生产，并深入千家万户，这标志着现代文明卫生的城市生活方式从此开始普及。

中国国产第一包牙粉及第一支牙膏

在文化娱乐方面，上海市民也受到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以跳舞为例，跳舞古已有之，但现代交际舞的出现是伴随西方文明而逐渐进入国人生活中的，是由外侨聚集的私人舞会、总会所带动的。据记载，1921年英商开设的大华饭店设立营业性舞厅，成了上海乃至全国出现的第一家商业性公共舞厅。1923年，中国影戏公司附设舞厅，成为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商业性舞厅。随后上海开设了十多家舞厅，跳舞这种娱乐方式慢慢渗透到国人的日常生活空间。1937年6月19日的《申报》“舞艺特辑”报道，上海当时的娱乐市场兴旺，大小舞场不下百家，每夜有几万人消费，跳舞一时间成为大家趋之若鹜的流行时尚。在舞厅中跳舞，不同于传统的日常娱乐方式，代表着对现代生活的一种想象。而且，跳舞作为近代女性社交的重要方式之一，对女性的身体解放、思想解放和消费观念的改变有着重要影响，“会跳舞”甚至成为现代都市女性的文化表征，这无疑推动了上海社会风气都市化和文明化的转向。

与此相关，“休闲”观念也随之流行，并渐渐植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城市的休闲娱乐与乡村不同，一方面，市民们的闲暇时间更多;另一方面，城市的休闲娱乐场所更多、档次更高，而且活动形式也多样，可以满足城市里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而这些体现都是与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的。与此同时，西式休闲方式也开始流行起来，洋人不仅带来西餐和洋服，西方流行的休闲方式也伴随而来，如赛马、打网球、溜冰、赛艇、游公园，看花展，欣赏音乐会，看电影等等，都让当时的市民感觉耳目一新。而现代科技文明的成果提供了城市交通、娱乐设施，煤气、电等能源，带来了城市夜间的繁荣，也增加了娱乐的时间。于是，上海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逐步与世界接轨，走在全国的前列。一些流行文化的消费，如通俗歌曲、流行音乐，大多在上海创作，也首先在上海流行，然后风行全国。

随着大型购物中心、大型游艺场、现代影院，球场、跑马厅、舞厅，以及咖啡馆、酒吧等西方现代娱乐消费场所在租界的普遍流行，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城市消费、娱乐观念，不仅重构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塑造了新的市民形象及生活景观。至此，一种以现代大工业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底蕴，以资本和市场消费为动力的公共文化空间，在上海这座现代都市正式形成。

(三)租界和归国精英的示范:西式生活方式的流行

上海作为移民城市，是中西文明冲突和交融并实现现代转型的前沿地带。前文已述租界所奉行的西方现代城市治理制度对上海华界产生影响，并转而对市民生活进行规束。除此以外，租界直接的影响还有，生活在那里的洋人对于周边华人的生活有示范和引领的作用。租界西方侨民长期在那里生活，华洋混住，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为凸显，上海人对西方输入的新奇事物接受能力较强，非常愿意学习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租界带来的一些西方都市文明，推动着上海社会生活都市化的进程，外国人在上海直接移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文明带来的各种现代生活设施和生活方式，包括照明、交通、通讯设施，以及饮食、社交、娱乐、体育等生活方式。上海市民亲眼目睹租界里种种新奇新鲜之事物，从各种器具制造方法到先进的企业经营之道，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习俗到他们对城市的管理方法和制度，都很自然地进行学习和仿效。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尽管租界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但它们对现代化上海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上海正因为有租界，使得西方现代文明的引进有一个缓冲地带，从而使西方文化观念较为顺畅地被国人接受，也使这个城市进入快速文明化的进程。

在近代，前后有50多个国家的侨民来上海居住。1910年，西方人约为1.5万，在当时上海130万的城市人口中仅占百分之一，但他们中间许多人具有高素质，他们的存在对一系列社会与制度的变革起到了催化作用，使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城市，对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很大。上海的外国人对这个城市滋生出一种眷恋之情，侨民在各自居住的区域内努力加强社会治安，改善卫生环境和开展娱乐活动，使外国租界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提升，吸引了不少新的外侨。十月革命后，一大批“白俄”来到上海，在上海营造了“东方圣彼得堡”;欧美一些文化名人也来上海讲学，他们对上海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影响。早期来上海并对上海的文化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一批人，那就是以传教士为主的一些西方文化人和文化经纪人。上海的新型文化事业，如出版、教育等最早是随着传教士的活动而开展的。他们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西文报纸杂志，随后又创办起一批中文报纸杂志，及学校、医院、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等，组织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较为系统地向上海引进西方文化，使西方思想、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经由上海在中国其他地方传布开来。传教士使西方文化更迅速、更直接地被中国人接受，并聘用了不少中国的助理从事推行和宣传西方文化的工作。到19世纪下半叶，上海已成为中国西学传播的主要基地。

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其实就是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反过来说，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主要是伴随着西方文化传入，由外国人示范、引导而逐渐形成，而不是由上海本地或借鉴国内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演变的。外国人在上海保持着西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租界内建立外国总会，并举行派对、舞会、赛马、跑狗、划船比赛等外国人喜欢的娱乐方式。西方的演艺明星时常来演出，一些报纸对演艺明星们的穿戴津津乐道。上海的市民，特别是租界里的华人(从1855年华洋分居结束到1930年上海进入全盛时期，公共租界人口增长超过50倍，其中90%是中国人)，对此耳濡目染，并逐渐参与。民国以后，中国人更为崇洋，西方的生活方式被当作时尚，人们纷纷仿效。正如李永东所言:“租界作为一种实体性存在，集体建构了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市政制度、城市景观、文化出版机制、消费时尚等，改造了租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审美观念、伦理模式，并凭借商业贸易、新闻传播、人口流动等方式扩大其影响的范围。”

在上海租界创立50周年纪念的庆祝会上，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说道:“上海是我们的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看一看租界的全貌吧——煤气灯和电灯照耀得通明的房屋和街道，通向四面八方的一条条碧波清澈的水道，根据最良好的医学上意见而采取的环境卫生措施。我们为了与世界交往而拥有轮船、电报、电话;还开办了外国发明创造的棉纺织厂、造纸厂、缫丝厂;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北部的铁路，充当了将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到处可见的设施的先驱。遵照我们自己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在二十万人口中间极为美好地保持着。”这些话虽有溢美的成分，但也侧面反映了上海租界和外侨所做的现代化建设。此外，上海最早的现代文化团体、机构、以及文化活动，也基本上是西方人发起组织的。这说明外侨在近代上海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租界文化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异质性。租界一开始被国人称为“夷场”，后来改称“洋场”，这意味着上海人不再把中华视为天下唯一文明国家，也不再把欧美人看作偏远地方的野蛮人，开始重视西方现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

在租界洋人的带动下，上海地方精英也开始有了文明意识，并实施文明举措:“租界公厕文明开阔了上海地方社会精英的视界，他们不甘示弱，遂起效仿。1909年11月，地方绅董胡文炜等11人，集资在南市侯家路建造了华界首座公共厕所。20年代中期发展到24座水泥混凝土结构的公厕。”上海的公共卫生运动是上海文明化的有力证明，这些地方精英不论从财力上，还是公共影响上，都为上海城市公共卫生的文明化做出了贡献。

从19世纪末起，上海的精英们就已认识到改革的必要，随后，这些人在革命运动和内外战争中，以及从外国人那里继续学习，不断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使得现代性在上海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晚清著名的官绅郑观应曾著《盛世危言》，旨在把西方的制度用于中国，以富强救国:“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况通商各埠、江边、海边之地，当道理宜填筑马路，如洋人租界一式，以便往来。仿照租界章程设局，日夜轮派巡捕，按段巡查。月收车费、各家灯捐、垃圾捐、各船码头捐，以备费用。”

除了本地的精英，许多外地精英也不断移居上海。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和上海城市的兴旺，许多高层次、高水准的文化精英因战乱、政治原因，或求职聚集上海。特别是20世纪后，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最具现代性、最具科技力量的新式知识分子，包括从日本、美国、欧洲、前苏联留学归来的文化精英纷纷来到上海，在教育、科研、文化、政府和企业单位任职。在他们教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文化精英也力图将国外先进文化移植于中国，并加以提炼或加工改造，这些都促进了上海新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数不少的国内新型文化人也汇聚到了上海，他们在外国人所办的报馆、杂志社、出版社、学校等文化机构中工作，或对西方文化进行翻译介绍，或在各类新式的学堂中担任教习，或在国人所办的报社杂志社中担任主笔或记者。他们在工作实践中接触到西学和新型文化事业，思想意识上会更为开化和现代。于是，先在广大移民中，进而在本地居民中，现代文明观念传播开来，相当普遍地形成了新型的自由意识、竞争意识、实践意识、时间、数量与信息意识，以及新型价值观念体系，并由上海将新思想、新文化推向全国，使上海迅速成长为新文化的全国中心。

另外，这些文化精英自己的生活也非常洋化，成为社会上新式文化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时尚潮流的引领者。如《申报》上所描述的当时政府工作人员形象:“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盒、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受到地方文化精英和进步思潮的影响，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洋化的趋势，在服饰外表和行为观念上也体现出了这种新变，1912年12月21日《时报》上登载的一则《新国民小传》有这样的描述:“有一位新国民，戴一顶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装，着一双进步靴，走过了交通路，来到了模范街，踏进了公益会，说几句义务话。”尤其是一些摩登女性思想解放，敢于效仿西方现代思想言行，大兴“文明”之风，“在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女性，逐渐有了进步和独立的思想观念，她们主张做‘文明事业’，行‘文明结婚’，她们所穿的摩登服装被叫‘文明装’”。总之，当时部分上海市民不仅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城市管理方式，对于从西方传入的新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时尚亦跟风模仿，推动了新思想和新风尚的产生发展。

(四)文明理念的宣传与教化

上海是市民整体文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在民国时期，当地市民的教育水平，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统计，1936年，上海小学教育入学率为59%，中等学校各学科教育质量高出一般的标准40%以上到100%，高等学校占全国总数近三分之一。受教育程度说明上海人的文明素质相对更高，接受现代文明也更快，并且是积极的推动者。

鸦片战争后的百年中，上海一直是中国输入西学的中心。有研究统计，从1840年到1898年中国共出版西书561种，由上海出版的至少有434种，占总数的近80%;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翻译机构、出版机构设在上海，从1899年至1911年，中国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165种，其中42种在上海出版;自有华商印刷业起，至1927年，全国共成立印刷厂63家，其中32家都在上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近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报刊出版中心，是国内出版社最多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源地。这里不仅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健全的发行网络，而且汇聚着大批出版、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几乎所有重要的书局、出版机构都设在上海。由上海出版、发行的图书和期刊，占全国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被誉为出版之城。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49年，上海共有约600家出版社，市中心书店林立。从1912年至1926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总量的70%。1927年至1936年，上海三家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出版量占全国出版总量的65%。1935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90%。上海也由此成为新型文化中坚人才教育培养与成长的基地，成为新知识的传播中心，正如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没有其他城市像上海那样出版自由，文化繁荣，这座城市因此吸引了或者说培育了中国最为卓越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此，宣传现代女性和新生活、新观念的知识得以普及，各类报纸也都为创立社会新生活制造舆论，对旧礼教、旧生活进行批判，倡导现代文明生活，宣传西方现代文明思想。

由于出版业的发达，各种满载现代思想的报纸、书籍日益影响广大市民的生活。各种报刊和书籍，及宣传材料，都在宣传现代生活方式，经常有人专门出书，介绍西方礼俗和文化，力推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如刘式训1907107年出版的《泰西礼俗新编》，比较中西礼俗利弊得失，认为西方在人性和卫生等方面强于中国，值得学习。《申报》上屡屡报道和呼吁市民奉行文明行为，督促市政管理的文明化。另外，对于一些新思想，报纸也是极力加以宣传，如上海引进现代交际舞时，就有媒体进行跟踪。1928年3月10日，《申报》副刊《自由谈》还开设《跳舞特刊》，专门讨论上海的跳舞热。在《申报》(1912年4月4日)上还曾登载书籍广告，介绍国外经济社会制度的读物以及英汉辞典，在当时成为一种趋势。如集成图书公司的新书广告写道:“公司出版共和国民必读之书。养鸡学致富锦囊、博物大词典、物理词典、华日英法四国会话、演说家必读最新雄辩法、人权新说……”这虽然是图书推介广告，但是明显可以看出这对于自然科学、各种现代新知识、新技能，以及人权、法治等新思想新观念的输入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外来新思想通过图书进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这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钳制的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有着思想启蒙和精神重塑的价值的。不难看出，近代上海报刊和广告，传播了西方文明，包括具现代性的西方生活方式，城市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生活。上海市民意识由此开始诞生，人们开始自觉遵守城市文明规范。并且由于报刊的普及和宣传，影响了上海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了解了外面世界之后，就不那么排斥异己的另类文明，而乐于接受西方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就此，上海成为当时新生活和新观念的发源地，成为与北方帝京正统地位相抗衡的南方的新生活形式与观念的代表。

大致看来，上海的近代文明化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归因于多种外力，最主要的是顺应了国家需要和历史潮流。新生活运动在南方诸省的推动，刚好给上海这个倡导现代西方文明生活的新兴城市提供了诸多动力。上海市政府，包括上海警察、市政管理者，在租界示范和刺激下，推行了较为现代和文明的市民管理制度和措施。而伴随租界的对外开放，满足西方洋人物质生活的各种器物，也带来了西方现代消费文化。在城市空间中，丢失了土地和其他资本的传统国人，借助消费才能在城市空间中有所附着，并获得认同和彰显身份，现代百货公司等商品消费场所因为满足了离根的都市人的替代性需求而得到迅速发展。

上海近代文明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来力量，即上海租界的存在提供了最有说服力、启发性和现实效应的西方文明的示范，普通市民通过耳濡目染改变着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和行为规范。租界通过制度章程、城市景观、物质消费、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提供了某种直接的、日常的、现实的范本。相比于政府的强制性现代化，租界提供的西方现代文明参照系的自明性启蒙，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同化力。

上海开埠后城市建设和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精英人士，在他们的主导和引领下，上海市民整体眼界更为开阔，更容易接受新文化和新观念。这种包容和新鲜的气息能够吸引更多的具有新思想的回国留学生和国内精英，使之拥有数量众多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从而提升了市民群体的文化素质。

同时，现代教育和书刊媒介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上海市民普遍受现代教育程度较高，带动了整个社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崇尚，也更容易践行各类文明行为。而大众媒介对于社会民众和都市流行文化具有导向作用。作为文化产业异常繁荣的上海，媒体的宣传对于刚刚接触西方文化的上海市民来说起到了教育和规训的作用。杂志报刊不仅对西式现代生活方式进行美化的报道，其对于西式物品的介绍也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媒体和学校教育起到了引导城市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上海都市化的进程。

总而言之，政府要塑造“新国民”，以适应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需要;百货公司等商业机构营造了城市商品化主宰的消费生活;租界洋人不断刺激，形成了城市新时尚;媒体和文化出版机构的发达，不仅培养了现代文化人，也形塑了现代都市的文化生活。这几种力量促成了上海的现代文明化，也就是一种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在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现代城市管理机制、现代商业、租界侨民、地方精英及大众媒体共同作用，推动了上海城市管理方式的变迁，导引着上海居民生活方式及消费观念的现代化，同时对上海社会风气的开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以上四种动因并不是分散来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也不那么均衡。比较来看，国家政府的出面，一直是近代文明化进程的主要力量。上海的近代文明化，正是现代政府在外来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着力要推进的目标，借助国家的力量所推行的生活方式变革，通过公共领域的规则制定和遵守，在一时有较为明显的效果，这种思路在后来仍在延续。相对于国家的力量对市民个人生活行为的规范所产生的效果，物质消费与普通市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及其相关的观念或生活方式，是最容易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城市的日常生活更多是由物质消费塑造的，上海成为西方现代物质文明输入中国的窗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也逐渐被现代物质消费所包裹，并被其所携带的现代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所浸染和同化。现代教育和媒体的宣传训导，可能是国家力量推行的手段，也可以被商家利用灌输现代消费理念或培养现代消费趣味。媒体的传播和现代教育的有意识引导，从深处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从而也培养了一批奉行文明举止，自觉践行现代生活方式的市民“精英”。而精英的引领，既可以从国家政府的层面施加影响，也可能自身就成为现代文明人形象的示范。就此而言，文明化的几种力量，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几乎从上到下，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形象，各个层面都感受到了其冲击力和吸引力。走出清末衰亡颓败的唯一出路似乎就是走向现代工业文明，这成为时代和社会的潮流，也造就了上海近代的辉煌历史。

四、余论：文明之路还长

关于文明化的讨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前述对上海的城市生活建构过程中其文明化的呈现及其动因还只是一个初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城市生活方式不一定全部都是文明的。上海近代都市化过程中，也存留着传统和乡土的一面，而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也滋生了各种城市弊病，如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上海争相抢夺就业机会，到处都是陌生人的社会，以及当时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导致这个城市的社会底层极度贫困，许多人连温饱都未能保障，谈何文明化?因此，本文所谈上海近代的城市生活以及文明化，更多是从可见的外在表层的行为和物质层面判断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社会的中上层人群，确实过上了与传统乡村不同的生活，但也不排除还有许多人虽然到了城市，却无法同步文明化。而且，西方的现代文明，也未必都能带来正面的价值。如上海当时受消费主义的强烈冲击，整个社会充斥着讲究外在光鲜靓丽的风尚，许多人虚荣心膨胀，不得不为此付出人格和尊严的代价，而过分追求消费带来的快感，沉迷于消费主义所营造的醉生梦死的幻觉里，这无疑是西方文明的消极一面。

上海近代的文明化进程也是建构其城市生活方式，摆脱乡村、农业、传统的生活及其由此而形成的习俗和观念的过程。文明常常意指对自我行为和言语的约束和规范，以及群体的生活方式，但不同于农耕文明时代体现对专制和权贵秩序的遵从，而是以平等、自律、自由、开放、尊重人性、适合现代工商城市的法理社会规则为文明的标志。现代城市以其全新的环境，促使那些从乡村到城市务工谋生的乡民，逐渐适应现代生活，接受现代文明，以崭新的面貌蜕变为市民。上海的文明化得以建构有其特殊性，经过长期的传统与现代、东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完成了自己的城市化或文明化。但是，文明不能靠简单的移植，而是一个自我进化的过程。中国社会有自己的文明，本土的传承久远的民俗传统不愿意被西方新的生活方式所替代，外来文明不只被效仿，也曾被抵抗。总体看来，不断吸收、抵抗和选择的过程至今尚未结束。

近代上海的文明化，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缩影，也提供了一个如何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的范例。民俗学、人类学者应该关注当今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塑造的，在本文中，即指上海现代文明意义的城市生活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从文化生成的规律来看，我们今天所谓的都市生活并不是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而是在不断建构，并依赖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力量才得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说，理解上海的近代化，明白其中政府的推动和消费的力量，以及精英、媒体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建设今天的上海，尤其是在把上海建造为全球城市的目标引领下，如何实现新时期的进一步文明化，是有借鉴性的。在上海这个开风气之先、敢于破旧立新的现代都市，市民思想较为开放，这里一直是新风尚的中心，也是推行近代文明的前沿地带，这也说明上海这个城市今天重视移风易俗和社会治安其实是有传统的，垃圾分类在上海首行的政策是有依据的。目前，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多元文化杂糅其中，共同孕育了独特的上海城市文化，推动着城市文明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及时总结上海的城市文明进程以规划上海今天的文明化，为世界各国贡献人类文明的上海经验，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华东师大民俗学所”2020-10-12

注：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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