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文学勃兴的使命阐释与民间文学类课程的研究价值

“民间文学”这一学科名词的最早提出者应是梅光迪。1916年3月19日，他在与胡适的通信中认为“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en Language，etc.)入手”。可以说，“民间文学”从被命名之日起就与文学革命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之后、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之前，被时代赋予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使命，而这一使命也伴随着文学革命向大众文学的转型而继续延续。民间文学从不登大雅之堂，到光明正大地蓬勃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间勃兴的历史轨迹中，吸引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学者、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胡适、阿英、郑振铎、顾颉刚、刘半农、沈兼士、魏建功、台静农、闻一多、朱自清、钟敬文等投身其中。他们认为民间文学是正统文学的对立面，认可其作为民族心理、民众生活的载体所具有的勾连古今、旁通中外的多重价值，发起了征集民间歌谣的运动，整理、改编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成立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展开了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完成了学科的初步构建，主持了大学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设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书写于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三个多月后，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五四运动爆发，而此时北京大学“计所收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这就是被学界称颂的“歌谣运动”。它是我国民俗学的开端，同时也是民间文学的肇始。与五四运动几乎同步勃兴，歌谣运动一样宣扬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承载了启蒙民智的使命，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除了《北京大学日刊》外，《新青年》也刊登了征集歌谣的简章，报刊界纷纷响应：1920年10月，《晨报》登载顾颉刚搜集的吴歌；1920年11月，《时事新报》开辟歌谣栏目；1921年1月，《妇女杂志》发表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认为民间文学是“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包括“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文学体裁，并具有“全民族的作品”性质和“口述的文学”特质，这是真正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的开端；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成为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刊物，歌谣运动由此达到了高潮。它不仅征集了数量巨大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吸引了热心于此的同道中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不断推动民间文学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歌谣》周刊的主办单位是1920年12月19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沈兼士、周作人担任主任，他们网罗了一大批歌谣同好，随后，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陆续成立。专门的学术机构团结了学术研究队伍，拓展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从歌谣扩大到民间文学，并拓展至方言学、民俗学等，形成了良好的学科研究范式。1926年12月13日，顾颉刚、孙伏园、容肇祖等成立了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1927年11月，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这些学会复制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模式”，团结、培育了一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出版了顾颉刚的《妙峰山》、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白寿彝的《开封歌谣集》等大量民间文学作品，使用了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呈现出学术转型的发展趋向，继续为民间文学的热潮推波助澜。

运动的开展、报刊的关注、机构的设立、研究的拓展等等，标志着民间文学的繁荣发展。这与文学革命的风起云涌息息相关，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私立大学纷纷开设民间文学类课程，虽然学科属性难以界定，但是授课教师以其个体觉醒和文化启蒙的理念，为民间文学鼓与呼，或依托古代文学的传承，或引用域外文明的概念，或突出文学革命的主旨，或关注社会大众的热点，赋予民间文学以新的面貌，成为象牙塔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的民间文学勃兴的态势，学界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有些学者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梳理，如刘锡诚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等专著中，以时间为线索，将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予以历时性的梳理。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分三编介绍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民俗学的萌芽、产生、发展、代表人物等，阐述民间文学的特征和方法论。有些学者注重在文学史层面上对民间文学进行阐释，如陈泳超在《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等论文、专著中，将民间文学归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支系，从文学本位出发，系统研究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脉络。高有鹏的新著《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选取鲁迅、胡适、周作人、茅盾、老舍等八位现代文学史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的民间文学观念，体现了民间文学资源在建构新文学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将民间文学提升到学科层面予以探究。有些学者则从学科建设层面对民间文学进行阐释，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总结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梳理了其与社会生活、作家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明确了民间文学的分类，完成了建立体裁系统的基本工程。乌丙安在《民间文学概论》中对民间文学的对象和范围、学习研究的目的，科学任务，学习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进行了构建，梳理了民间文学的分类，成为学科建设的范本。此后，汪玢玲、毕桪等人的著作也沿袭这条道路继续探索，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学科构建。刘锡诚《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一文对民间文学的地位、价值、文化属性提出了新时代的深刻思考。漆凌云《回归民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反思》分析了民间文学这一学科的产生及其各阶段的发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间文学的兴盛予以高度评价，指出与之相关的人物、期刊、学会、课程等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深远意义。萧放、孙英芳《民国时期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述略》等论文将民俗学整体纳入学科建设研究视野，并以各个大学为典型案例予以梳理。还有学者从文体论层面梳理了民间文学的文体特征，如王旭在《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文体研究史略》中论述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文学所形成的进化论、古史辨等研究范式，同时提出这一时期“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文体概念，因此出现了文体概念运用和类型划分的混乱状态”，并指出此时期关于民间文学文体研究仍处于“经验性的探索阶段”。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的研究，或侧重宏观层面的把握，或趋向具体层面的分析，缺乏文学教育的研究视角。如前所述，无论是“歌谣运动”的发源地、《歌谣》周刊编辑部所在的北京大学，还是民间文学研究团体所依托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都体现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优势，成为民间文学承载时代使命、启蒙民智的重要阵地。那么，转换研究视角，从大学现代教育的角度来审视民间文学，结合文学革命向大众文学转型的历史轨迹，关注人才队伍的建设、刊物书籍的出版、研究团体的组建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其中民间文学类课程的开设情况、授课特点及效果评价，因为课程的个案性、课表的单调性和师资的匮乏性而缺乏关注，但它为研究民间文学使命阐释和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因此，钩沉史料，剔抉发微，重新关注民间文学勃兴时期中国民间文学教育的筚路蓝缕之路，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类课程设置情况分析

从根本上说，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民俗学，从根本上说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大学现代教育的产物，我们如果离开现代大学及其课程设置来研究，自然就难以切中问题的根本。20世纪初，中国的民俗学处于萌芽阶段，以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为标志，民俗学正式成为现代学科的一员。作为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间文学的挖掘、阐释和教育等活动随着歌谣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不断掀起热潮。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伴随着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民俗学应运而生。至1927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成立，民俗学正式作为一门学问受到学界关注与认可。由此可见，民俗学、民间文学既勇于承担时代使命，又与大学教育息息相关。

伴随着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推广，出于“探寻民族文化的本质、根源和共同价值观念”的学科建设根本动因，民俗学被纳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范畴。从属于民俗学范畴的民间文学类课程，在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大学相继开设。借助高等教育的优质平台，民间文学逐渐夯实了基础并得到良性发展。具体开设情况详见下表：

由上可见，民间文学类课程先后在十余所大学开设，其中不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齐鲁大学等知名高校。此类课程的开设虽不及《民俗学》《中国民俗史》《风俗学》等课程在民俗学学科中的地位显著，但其出现在大学课堂并非个案现象，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均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教育在中国大学课程建设方面的先锋作用。不过，与当时蔚为大观的民间文学出版物相比，民间文学教育的史料则显得单薄、孤立和偏僻。下面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齐鲁大学等作为典型代表，具体分析一下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设置情况。

歌谣运动作为民俗学发端的“号召书和宣言书”，标志着“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开始”，是“关于民俗文化这门新科学的真正发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国立大学之一，北京大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便积极承担民族启蒙的使命。刘半农、周作人等人更是借助北京大学这一平台，创办了《歌谣》周刊作为宣传阵地，与五四运动同频共振，旗帜鲜明地提倡民间文学，广泛发动校园师生和社会民众搜集民间文学作品，扩大民间文学的影响，对民间文学类课程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35年，曾担任《歌谣》周刊编辑的魏建功，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新课《民间文艺》。1936年又讲过一次，后因抗日战争局势紧张而暂停。北京大学出版组石印讲义《民间文艺讲话》成为记录该课程的珍贵资料。这份讲义也是未完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魏建功首先引用《荀子》和《汉书·艺文志》中具有民歌特点的赋，追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古代文学结构形态，明确了民间文学的主体性：“敦煌文件里有‘韩朋赋’‘燕子赋’一类俗文学，也许和(汉志中的)‘杂中贤失意赋’或‘杂思慕悲哀死赋’以及‘杂禽兽六畜昆虫赋’是一派的东西。因此我们愿意将‘文艺’两字来包罗这丰富的内容。”进而，他从课程定位的角度出发，明确了《民间文艺》的名称。这在民间文学教育上具有开拓创新之功。

清华大学的朱自清教授也深受歌谣运动的影响，成为《歌谣》周刊的忠实读者。“周刊的出版……出现了众多的歌谣爱好者。上至教授下至平民，这些‘粉丝’们每逢星期一，一大早就奔向北大一号院号房等待周刊的出版，以便购买。真是很热闹了一阵。在这群人中就有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教授。”与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同，清华大学趋于严谨保守，但朱自清在1929年便讲授《歌谣》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根据现存讲义，该课程涉及歌谣释名、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歌谣的历史、歌谣的分类、歌谣的结构、歌谣的修辞等，吸收了五四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歌谣研究的理论，也吸收了外国学者的理论，材料丰富，组织细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民间歌谣理论体系。但可惜的是，该课程同样没有顺利开设下去，根据现存讲义来看，也仅完成了六章，距离朱自清规划的十章目标，刚刚过半。

远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因地处南方，延揽了受时局影响先后南下的顾颉刚、傅斯年、容肇祖等学者，成为民间文学的研究重镇。1927年11月，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随后创办了《民间文艺》周刊(后改名为《民俗》)，开展民俗调查工作。1928年12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针对民俗学的发展，提出系统的风俗调查、征求他省风俗及歌谣、编制小说及戏剧提要、培养民俗学人才等要求。在中山大学明确提出“培养民俗学人才”这一人才培养目标之前，该校已有意识地通过《迷信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等民俗学类课程，来培养专门人才。1928年4月23日至6月10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举办了一次民俗学传习班，仅就其所设庄泽宣的《民间文学及教育》、顾颉刚的《整理传说的方法》、容肇祖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钟敬文的《歌谣概论》等偏重民间文学的课程，足见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歌谣运动一脉相承的关系。受国立大学这一模式的影响，省立高校也开设类似的课程，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0年开设的《民众文艺》课程，要求“歌谣、谚语、故事、谜语……也都要搜集、整理、编集、研究”，作为“供研究及选作教材之用”，同时配合课堂教学为学生布置歌谣征集等田野调查性质的暑假作业，以大学课程为依托，为《江苏歌谣集》的成功编纂奠定了基础。

作为私立大学的代表，齐鲁大学也十分关注大学教育的社会性延展，即如何通过课程的增加以及开设何种课程以满足山东地区多数贫苦求学者的社会需求，并制定了自1920年开始至1935年结束的“乡村计划”。“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齐鲁大学据此进行调整：一方面淡化了宗教色彩，将神学分离出学校独立建院；另一方面则调整办学目标，突出了满足社会需要。”此后，齐鲁大学的乡村教育课程从教育系取消，转为文学院社会学系的乡村建设课程，包括“乡村社会学、乡村文学、农村重建原理、合作组织和社会教育”等课程。1931年，新开设的民间文学类课程《农民文学》，授课内容包括“民间歌谣故事及农村文艺”，紧贴学校贯彻的社会性需求，具有社会发展的实效性及教育普及的推广性。在具体课程设置中，因充分考虑其文学推广意义及授课教师的专业水平、文学素养，最初的《乡村文学》课程更名为《农民文学》课程，并由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师承担授课任务。《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一览》中对《农民文学》的课程说明也表明，该课程的设立初衷是配合同时期齐鲁大学所组织的“乡村计划”，希望在校学生通过对民间文学作品的认知、学习与鉴赏，引起对“农村之注意及兴趣”。

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发现，大学开设的民间文学类课程在整体课时中占比偏低，开设的时间较短，学分偏低，同时大都受时局不稳、人员流动等因素而被迫中止，难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中国大学所开设的民间文学类课程学分多为1学分或2学分，如齐鲁大学的《农民文学》为2学分。根据授课时间与学分配比关系可知，此类课程的周授课时间不长，多为每周1至2小时，如北京大学的《民间文艺》周学时为1小时。在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此类课程周学时最多的为大夏大学，也仅仅只有3小时。

民间文学类课程特色不够鲜明，主体地位不够突出。课程多挂靠在国文系、中文系等文学院系，亦多由文学教师传授，因此往往附属于文学课程，知识建构也倾向于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如清华大学的《歌谣》课程，通过其课程讲义《中国歌谣》来看，授课内容主要是从古代文学发展史、外国文学门类史的资料中搜寻例证，梳理民间文学的脉络，阐释正统文学对民间文学创作的影响，希冀通过引用中外文学例证吸引学生关注中国本土化的民间歌谣。但就其授课过程而言，此课程过于偏重传统的文学知识讲述，而缺乏民间文学类课程本身所应包含的田野调查、民间采风等教学方法和授课环节。从北京大学《民间文艺》课程讲义《民间文艺讲话》来看，也是如此，该课程的定位要求教师借助“选读例作”的方式，侧重“注意历史语言方面的讨论”，同时兼顾“文学欣赏与文艺创作问题”，主要是阐释民间文艺发展史与雅乐、音乐、伎艺之关系，与歌谣运动所侧重的田野调研、民俗类活动关系疏离。

民间文学类课程的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缺乏系统性。虽然有魏建功、朱自清、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学界精英执掌教鞭，摇旗呐喊，但这些大学未形成民间文学教育广泛性的教学团队，也没有形成有序的代际承传。在有限的民间文学课程教师队伍里，其成员的身份摇摆不定，学者们多以研究者身份介入，着力于民间文学的资料整理、理论研究与创作成果的出版，在教学方面多围绕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研究成果“各自为战”，并没有深入关注教材编写、教学方法、课时作业、考试评价等课程要素。如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设《歌谣》课程，同年还开设另一门新课《中国新文学研究》，并发表了书评《〈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创作了文学作品《白马湖》《说话》，可见其对新文学研究的偏爱。此时，朱自清致力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设置，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新文学课程的建设中。受此影响，学生们也更多地关注授课教师在研究方向、理论成果和新文学作品创作等方面的表现，同样忽视了民间文学类课程应该具备的学习方式和效果评价。

民间文学类课程目标多样化，教学效果和社会效应差异巨大。课程设置一般通过学生上课、考核评估、获取学分来完成学业，实现教育目标。但在教学实施中，这些课程的教学效果、社会效应多背离了课程目标，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化。如齐鲁大学的《农民文学》课程，其课程目标为校方依靠课程媒介希冀扩大“乡村计划”之影响，但实际教学更偏重对“民间歌谣故事及农村文艺”的授课内容，响应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要求，凸显了民间歌谣对新文学尤其是新诗的范本作用。授课教师将具有地域特色、民间色彩的歌谣予以搜集、整理、归类、讲解，并配合齐鲁大学中国文学系所开设的诗歌类专题课程，有效地补充了20世纪30年代白话新诗的创作范本，与扩大“乡村计划”影响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此期间，民间文学类课程在其开设过程中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从历史发展的层面来看，毕竟在大学的课程体系中立足，这对民间文学的发展还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至于其任课教师，也从早期的兼课教师身份逐渐独立出来，进而成为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类课程的专业教师，有的教师甚至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奠基者。可以说，如果没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设置，中国的民俗学及其民间文学类课程在大学里最终蔚成大观是不可想象的，同理，民间文学的长足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民间文学类课程作为一门新课开设，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和艰辛，但在总体上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具体来说，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间文学教育与时俱进，积极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我国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所赋予民间文学的重要思想内涵之一便是高扬时代精神。民众对生活与思想的时代认同感是勾连发掘、搜集、整理、整合民间文学创作主体与欣赏、接受客体之间的纽带，如民间文学的代表体裁歌谣，在民间流传与课堂教学中虽记录了“远古社会历史的事实”，但它同时也强有力地“表现着各代(包括现代)的民众的心情和活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激变之中，在宏大历史背景下，任何人文类活动都受到时代主题的同化、影响。同样，包括民间文学类课程在内的人文课程的开设也不例外。该时期各大学开设的民间文学类课程必然服务、服从于这个社会大局，也正是除旧布新的新文学运动思潮使然。呼唤真性情、代表人民性的歌谣、神话、故事、传说、谚语等都被挖掘出来，同新诗、白话文、白话小说、现代戏剧一起向旧文学发起冲锋，担负起了民族启蒙的时代使命。诸多学者之所以研究、讲授并关注民间文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新文学运动的主将胡适，他“研究民间文学并形成了白话文学观，其目的就是为五四提倡新文学并建设国语文学提供历史背景和历史根据；从而说明在进化的历史链条上五四文学革命生成或建构的白话语体文学是历史的必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源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大众文学思潮，驱动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便是接受者文化心理和审美取向的改变。由工农兵和学生群体构成的大众文学接受主体“急待通过文学提高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与此需求相对应的民间文学类课程授课内容自然也脱离了前期对歌谣、神话、民间故事、传说的文化内涵讲解而刻意凸显其政治性、时代性特色。民间文学作为反映民众生活方式、展现民间风俗人情的一面镜子，必定会与“时代发展同步，及时体现、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状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并确定了当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基调，直接影响了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生产趋向。此时的民间文学创作主题也转向“十送郎当红军”“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红色歌谣以及抗日歌谣、各地民歌。相对应的民间文学类课程主要集中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代表的陕甘宁地区。西南联合大学的民间文学课程在魏建功、容肇祖等一批民俗学家的带领下，在当地展开民歌、民谣的搜集工作，但工作及教学重心则偏向了民俗学科的田野调查。鲁迅艺术学院的民间文学活动，通过搜集、调研当地民间音乐、民间歌谣、民间曲艺，深入百姓生活，在学习中不断充实民间文艺内容。在此期间何其芳、张松如共同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课程的主要教学重点则集中在对陕北民歌的搜集与整理中。由此可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期文学创作转向大众文学时，相对应的民间文学课程也发生了重心位移。这同样是民间文学教育承担时代使命、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民间文学学科的交叉性使得民间文学类课程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歌谣的研究方向及存在价值，在学术界始终是“潜在于方向不同的研究角度中”。从方向性这个角度来审视各所大学设立的民间文学类课程，无论是依托、响应歌谣运动，还是切合各地新文学发展特色和民俗实际，其教学开展与相关研究工作也呈现出多个维度。民间文学类课程就其本体而言具有交叉性特色，跨越文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自开设之初便面临着身份归属的尴尬境地，使学界在民俗学与文学归属的界定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一方面，民间文学类课程自开创之日起便同民俗学联系紧密，其民俗学的印记非常明显。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最先开设名为《民间文艺》的课程，虽以“文艺”命名，其课程说明也包含“文学欣赏与文艺创作”的内容，但该课程的开设既是北京大学《民俗史及宗教史》《风俗学》等民俗类课程体系的有效补充，同时更成为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在教学层面的有效扩充。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风俗调查会，对北京地区展开风俗调查，征集大量风俗物品，开田野调查之先河，突破了歌谣运动单纯的歌谣征集、整理民间文学的范畴。而周作人曾在《歌谣》周刊撰文将当时中国民俗研究者分为三类，并把民俗学研究者放在首位，他认为“民俗学的，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资料”。随后，《歌谣》周刊编辑常惠进一步认为“歌谣是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歌谣》周刊再次表明了民俗学的倾向：“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我们要研究它是处处离不开民俗学的。”即便是《歌谣》周刊停刊四年后的1929年，顾颉刚仍感叹道：“歌谣的研究只使我们感觉到它在民俗学中的地位比较在文学中的地位为重要，逼得我们自愧民俗学方面的知识的缺乏而激起努力寻求的志愿。”由此可见，带有文学“出生证明”的歌谣运动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向民俗学偏移。受其直接影响，由《歌谣》周刊编辑魏建功担任北京大学《民间文艺》授课教师，首先看重与民俗学密切相关的“历史语言方面的讨论”，而将文学层面的“文学欣赏与文艺创作”置于次要位置。同时期的中山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开设的同类课程亦存在课程开设背景、授课内容、任课教师等环节偏向民俗学领域的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大学民间文学类课程的开设多依托散文(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或韵文(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的文学体裁形式，“名正言顺”地成为文学类的新成员。如前所述，民间文学类课程受学分与周课时的限制，使得此类课程教师在课堂的授课内容多局限于对我国民间文学文本材料、民间文艺形式的发展史梳理及讲解。除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之外，另外多所大学所开设的民间文学类课程缺乏类似《歌谣》周刊、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等民俗性校园团体，故任课教师无法在课堂上针对本地区、本民族的风俗展开有效的田野调查及讲解。同时，各大学民间文学类课程内容说明，也多注重对文学、文艺作品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及赏析，而非民俗类课程的调研、考证等教学方法。如齐鲁大学《农民文学》的课程内容“包括民间歌谣故事及农村文艺，提起对农村之注意及兴趣”，以介绍、启发为主；文学院历史政治学系的《考证》课程内容说明将“每星期用两小时详细考据中国历史之原文件”放在课程要求的首位；《乡村研究》在其课程说明中将前期调研结果“写成详细之报告”，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院社会经济学系的《社会调查讨论会》课程也在其课程内容说明中强调，将“各课关于社会调查之一切题目”在课堂上予以讨论。此类考证、调查类课程，均在课程内容说明中凸显了其社会调研、文本考据、撰写报告等专业特色。同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河北定县的教育工作为标杆，认为平民文学的研究应包括“采访、研究、删改、出版诸项”，其中针对民间文艺研究的侧重点应放在采集民间原始文本上，并通过“现在计已采到歌谣200余则，歇后语300则，谜语300余则，谚语600余则，故事笑话等100余则，共约70，000字”的具体性文字予以记录，另外在针对平民科学教育研究工作的要求中，明确规定“凡平校(注：即平民学校)教师及小学教师，有未经实验室的训练者，都需短期的训练”，对平民文学教育的实施者也进行了针对乡间采风、社会调研、文本考据的专业培训。对比来看，以齐鲁大学《农民文学》为代表的大多数民间文学类课程，其课程内容说明均没有体现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实际上，民间文学类课程真正从偏重民俗学方向的歌谣运动走入大学课堂，并未如歌谣运动发起者预想的那样，借助教师对文学、文艺类文本的课堂讲授提高民俗学课程的校园影响。相反，此类课程在设置之初以课程说明的形式框定了课程性质，即倾向于文学性教学之特性，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教师预设了教学思路、教学方法。毕竟，课程的设置一般受制于课程研发机构(学校)、课程教授者(教师)及教学环境，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难以确定学科归属的情况下，势必会随着不同学校的特定安排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显出个性化的特点。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优势往往意味着局限，局限往往蕴含着优势。我们对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设置，也应该作如是观。正是缘于民间文学类课程没有一味地固守自我的疆域，而是着力于拓展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边界，使得一大批现代作家开始进入民间文学类课程的教学中。这不仅由此改变了那种理论上的民间文学类课程的面貌，而且还改变了现代作家自我的创作路径，使得其文学创作更注重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灵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西化”带来的某些局限性，使得其文学创作更好地走进民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找寻到一条通衢。

第三，民间文学类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的开放性特点对专业人才的自然选择。

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新文学发展和民间文学勃兴而创办的新式课程，民间文学类课程起步快，多点开花，这为专业师资培养乃至选拔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民间文学类课程在成立初期面对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艰难构建历程，存在着种种局限性，师资队伍出现大规模的“客串”现象，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如北京大学歌谣运动，“不仅把民间文学研究置于很高的文化地位和学术地位，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人关注其事，并带来和运用了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知识、方法”。具体而言之，顾颉刚是历史学家，容肇祖是哲学家，董作宾是考古学家，周作人、朱自清是文学家。一方面，民间文学使命阐释中所存在的多重价值吸引这些学者投身其中，各取所需；另一方面，这些学者的个性化特点能够在新兴的学科课程中得以自由发挥，借以实现除旧布新、启蒙民智的时代使命担当。虽然上述这些学界先驱没有将民间文学作为终身的职业方向，但正是这种开放性特点，使得民间文学师资队伍的遴选有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自然选择过程，像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钟敬文便是如此。

1930年下半年，钟敬文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教，结合自己多年关于歌谣、民间文学、民俗知识的积累，在教育专修科开设《民间文学纲要》课程，并编写授课讲义。随着钟敬文1934年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继续民间文学的研究深造，该校民间文学类课程宣告结束。1941年，钟敬文受聘中山大学任教，在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仍沿用之前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授课讲义，同时加入自己关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最新研究成果。1947年，钟敬文离开该校赴香港达德学院执教，这门课程未能在中山大学延续下去。这种“因人废课”的局面对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连续一贯制带来某些无可挽回的损失，但这也恰好说明，那些能够执掌民间文学类课程教鞭的学者大都经历着一个“大浪淘沙”的筛选过程。所有那些坚守下来的学者就如大浪淘沙之后沉淀在河底的金子，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们的名字由此也长远地留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历史丰碑上。

四、结语

总的来看，作为民俗学的重要分支，民间文学肩负文化启蒙的时代使命，以采集、记录、传播、承传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上古神话、谚语等为主要内容，在20世纪初期蓬勃发展，多所大学也相应地开设了民间文学类课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类课程作为民间文学在大学文学教育、民俗学教育、历史学教育中的有效载体，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文学教育在其草创之初的积极探索状态，彰显了民间文学多重的价值和强大的影响。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进一步重温近百年前民间文学类课程设置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在历史的回眸中得到启示：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文学的时代使命需要在此高扬，优秀作品的再发掘、再整理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大学需要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民间文学类课程的设置，明确学科归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并确保其健康发展，这无疑是延续和发扬优秀民间文学的一条通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