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富杨之海]科学化、整体性民间文学记录的探索——基于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

摘要：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古代就有以史书、文人作品记录的传统。20世纪以来，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科学性、系统化呈现出两条线索：国家话语不断参与构建搜集整理体系；学界对民间文学认识论的反思而转换的方法论实践。1949年以来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进程，尽管呈现出波澜起伏，但是，总体上朝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搜集整理方向发展，呈现出科学化、整体性的民间文学记录格局。

关键词：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记录传统

位于“世界屋脊”的西藏，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浓重的宗教色彩、多元的民族造就了深厚多样的文化传统，缔造了丰富多姿的民间文学。西藏民间文学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映射着生活在这块壮美大地上各族人民的生活实践和审美体验，是西藏儿女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呈现，传递着人们的日常经验和艺术追求。由于民间文学口头性和变异性特征，在现代民俗学等社科类学科未成熟前，大量民间文学作品没有得到记录，资料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西藏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因此，搜集和整理成为研究西藏民间文学、民俗的关键问题。

西藏有深厚的民间文学讲述和记录传统。1949年后，尤其是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伴随几次全国性民间文学采集工作的进行，西藏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得到挖掘，搜集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以往，并且针对西藏民间文学建立起一套系统、科学的搜集整理方法。1949年来，大量藏文和汉文民间文学作品不断得到编辑、出版，留下了丰硕的文字记录成果，为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累积了大量经验。但是，对于民间文学在政治话语中的定位，以及在学科体系中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搜集整理的方法论的建设和实践，不同时期的搜集整理理路、观念直接影响着民间文学文本的呈现。本文以已出版的西藏相关汉文民间文学文本为基础，梳理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历程，分析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实践经验与方法论追求。

一、西藏民间文学记录传统的实践

民间文学作为生活的有机部分，在西藏有着悠久的传统。西藏的先人们以口头形式讲述故事、演唱诗歌，传递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这些民间文学是“他们生活记忆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装点生活、美化生活和丰富生活的重要资源”，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公元7世纪吐蕃大臣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后，这种文学传统得到书面记录，尤其是在藏文史书中。14世纪的萨迦·索朗坚赞在《西藏王统记》中记载了从雅隆部落第一代首领聂赤赞普到二十七代首领陀陀日年赞的时间里，部落首领总是借助“仲”（故事）、“丢”（谜算）、“本”（原始宗教）“启发民智，治理国政”。可见，从聂赤赞普（公元前2世纪初）时代开始，西藏民间文学的讲述传统就十分深厚，并且形式丰富，被民众普遍接受，甚至成为部落首领维护族群团结、管辖社会的方法。

《巴协》《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柱下遗教》《贤者喜宴》《红史》等史书中记录了西藏丰富的民间文学讲述传统，并且具体记载了一些故事、传说的篇什。《贤者喜宴》中记载：“在佛教经藏传来之前，有诸多故事流传。如《尸语故事》《玛桑故事》《家雀故事》等”，还说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的第八代赞普布代巩杰时期（公元2世纪）就有《尸语故事》流行。同时这些史书浸润在民间文学的传统中，叙述时散韵相间，大量引用民间谚语和歌谣，带着神奇和浪漫的口吻讲述历史，比如，藏族来源于猕猴与罗刹女的结合、聂赤松赞乃是天神之子、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等篇章，就是口传神话和传说的书面化叙述，隐含着民间文学传统在口头和书面交互流动的线索，带有记忆历史和强化政权合法性的功能。

文字创制为以口头传承为主的民间文学提供直接记录的机会。从敦煌出土的藏文写卷中，有不少西藏卜歌，其格律形式与民间歌谣类似，还有《金波聂基兄弟俩和曾格巴辛姐妹仨》和《白噶白喜和金波聂基》等民间故事，以及记载了三十多则西藏古代谚语的《松巴谚语》。这说明西藏从吐蕃时期（公元7世纪）创制文字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了。这种针对性的记录一直在西藏社会中延续，成为一种记录传统，比如后来《尸语故事》的各类抄本，以及作为藏族民间文学代表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流传下来的不同时代的手抄本和木刻本，至今仍是研究西藏文学传统的重要资料。但是这种对口头传统的书面记录通常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喜好，记录文本的目的与传播宗教信仰有关，因此文本的选择上往往带有说教意义和个人的审美倾向。

西藏文人作品是构成民间文学记录传统的重要环节。浸润于民间文学传统中的西藏文人总是从中汲取养分，他们的作品往往是民间文学的资料集。《米拉日巴道歌集》使用“鲁体民歌”的格律，加上以各类故事对诗歌进行注解就成为西藏民间故事集；《仓央嘉措情歌集》，在情感表达和格律使用方面深受门巴族民歌和谐体民歌的影响；《喻法宝聚》通过寓言和故事，深入浅出说明佛教教义；《萨迦格言》开格言体诗歌先河，为解释其诗歌内容而作的《萨迦格言注释》又通过故事讲述传达思想，后世《甘丹格言》《水树格言》《益世格言》及其注释也遵循了同样的传统。这些文人作品，尽管彰显个人创作，具有个性化特质，却包含了文人如何记录民间文学、为什么要记录民间文学的线索。

西藏民间文学记录传统的延续与传播，除了西藏历史记忆的书写需要，与其浓重的宗教信仰、广泛的宗教传播传统相关。公元7世纪起佛教大规模进入藏区，并逐步完成本土化，成为之后西藏主要的政治思想和信仰观念。佛教经典中原本就有以故事巧妙说理的文学传统，大量佛本生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来到西藏，逐渐深入民间，丰富了西藏民间口头传统的内容和形式，口头叙事的娱乐和教育功能又反哺回信仰体系中，巩固了民众信仰的基础。不论是对民间文学的记录，还是西藏文人的作品，基本都由享有文字书写能力的宗教人员执笔。他们出于传播信仰和强化政权目的，借助民间文学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宣扬思想，不自觉地对民间文学进行记录。以现代学科观念来说，这种记录传统是由个人行为主导，其直接目的是对宗教信仰观念的记忆和传播。因此，在民间文学文本内容选择上有针对性，常常选择那些具有训诫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同时，为了能够简明清晰地说明道理，于是，选择的民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注重文本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形式上也出现了以民间故事、民间谚语为主的特点。然而，由于记录、运用民间文学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注重对当下的影响和功用，导致了对于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文本不具备全面性的特点，也无法构成体系性。

西藏民间文学记录传统是在西藏民间口头传统的基础上诞生的，在与宗教传统的互动中，在社会不同阶层的流动中，随着宗教信仰的生活化、系统化和广泛的影响而得以延续。宗教信徒或者文人记录的西藏民间文学成为西藏民间文学记录、整理和转化的民间文学传统，成为西藏早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重要方法。

二、20世纪以来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体系建设

“虽说将民间故事和歌谣写进文学、历史以及其他著作的传统，在西藏古已有之。但是，系统地、科学地采录它们并译成汉文刊载和出版，应该说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承接西藏悠久深厚的文学记录传统，自20世纪始，开启了从学术意义上对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伴随着全国性的民间文艺思潮，始于学者的个人自觉，一个由国家主导、学者和民众参与的自上而下的搜集整理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得到确认和完善。

20年代到40年代，歌谣运动余韵未消，西藏也逐渐走进学者的视线，“由歌谣研究而引起民间文学选编热潮”带动了一批西藏民间文学编著出现，如藏族学者马家驹译著的《西藏情歌》（1932）、《康藏滇边歌谣集》（1948），远生编译的《西藏民间故事》（1932），任乃强、谢安国、李安宅等人对《格萨尔》的搜集和译介，以及庄学本编译的《康藏民间故事》（1950）等。其中，远生的《西藏民间故事》根据美国传教士谢尔顿（A.L.Shelton）1925年出版的故事集《西藏民间故事集》（Tibetan Folk Tales）翻译而成，谢尔顿在康藏地区收集到48个故事并翻译成英文，后又被多次译成中译本。这些民间文学文本以对西藏的介绍为主要目的，出自个人研究需要和兴趣使然，整理的资料基本来源于书面文本，仅有部分采集自民众的口头讲述，而且出现了对同一文本多次整理、改写的现象，这固然是大众关注西藏及其民间文学的体现，同时也说明这时期的搜集整理工作整体上呈现出碎片化态势，系统性不强。此外，搜集整理方法也不成熟，囿于书面文本研究传统，不重视口头文本的搜集。但是这些成果也开启了对西藏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并提醒后人资料占有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20世纪50年代，西藏民间文学正式开始“科学地、系统地、全面地搜集、采录、出版，并翻译成汉文和其他种文字加以传播”。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一批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进入西藏地区，他们中绝大部分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入藏，随即就被西藏多彩的民间文学所吸引，开始了自觉搜集和整理的过程，如冀文正、李刚夫等。李刚夫在修建康藏公路的途中对藏族民间歌谣进行搜集，后于1958整理成《康藏人民的声音》并出版，他代表了这时期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文学自觉意识的兴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制定并实施大量民族政策，开启民族识别与民族考察工作，之后中共中央于1956年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关于西藏的调查在首批8个调查小组计划之中。195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提出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议并得到中央的肯定，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在小范围开展起来，1961年编写工程正式启动，文学研究所制定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编选和出版计划，提出有计划地在全国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是编写文学史和研究文学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调查工作在文学领域出现交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与意识形态迅速开展”，中央政府、学术机构、各类高校纷纷组织社会历史调查组、民间文学调查组，带动一批训练有素的学者进入西藏，如佟锦华、耿予方、王尧、陈践践、祁连休、段宝林等，开启了西藏通过田野调查进行民间文学采集的时代。他们从民众口头采集到大量民间故事、传说、谚语和歌谣，为西藏各族民间文学累积了大量资料，并整理出版了一批民间文学资料本和选编本，如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民间故事编译小组的《藏族民间故事》（1959）、肖崇素编著的《奴隶与龙女》（1957）、田海燕编著的《金玉凤凰》（1957）、王尧编译的《说不完的故事》（1962）等，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迎来第一个高潮。这时期的搜集整理在政治话语的指导下展开，调动了学者的广泛参与，多种视域下进行的采集工作勾连起全区民间文学脉络，成为西藏后来自上而下搜集整理体系的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沉寂已久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热情被重新点燃，曾中断的调查工作再次启动。尤其是1981年起，民间文学重新在国家话语体系中被认可，西藏自治区筹组西藏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有了统一组织领导，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进入新的篇章，个人、政府、国家的多重互动构筑起具有整体性、规范性、科学性的搜集体系。

首先，将民间文学放入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文化建设中进行搜集，肯定民间文学的价值，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激发了个人文化自觉。肖崇素、王尧、李朝群、廖东凡、耿予方、次仁玉珍等一批又一批学者和文艺爱好者自觉搜集的文本引起了人们对于西藏民间文学的持续关注，前一阶段和新近搜集到的丰富资料经过重新整理大量出版，填补了西藏民间文学资料的空缺。比如十辑《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西芷米林县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978）等社会历史调查时期资料的出版，以及专门的民间文学资料本和整理本的发行，如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7集《西藏民间故事》（1983-1993），上海文艺出版社《藏族民歌选》（1981），王世镇、多吉收集整理的《藏族歌谣》（1982），《藏族谚语选编》（1988），次仁玉珍的《藏北民间故事》（1993）等。相关报纸期刊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也起到积极的作用，西藏的《邦锦梅朵》《山南文艺》《西藏文艺》等汉藏文期刊，设有民间文学专栏，刊登的作品后被收录到各类民间文学集中。个人自觉意识在国家话语力量的推动下蓬勃发展，扩大了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范围和数量，仅就故事搜集来说，“有关文化部门和有关学校印出的藏族故事资料，估计至少有一千篇，由出版社辑印成册和公开发表在刊物报纸者也有几百篇之多。”

其次，延续50年代以来的搜集体系，学术机构、高校等科研机构自觉围绕国家话语开展民间文学搜集和整理，开展学术性调查、搜集和研究。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于1979年和1986年两次组织珞巴族门巴族文学考察组，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中的珞巴族、门巴族文学史，调查成果又陆续整理出版了《门巴族民间文学资料》（1979）、《珞巴族民间文学概况》（1979）、《西藏民间故事（第五集）》（1989）等。另外，1979年中国社科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向中宣部、国家民委提出《格萨尔》史诗抢救工程。配合这一抢救工作，西藏于1980年在政府文化厅设立《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并在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成立专门的抢救小组，对史诗和说唱艺人进行全方位普查，先后寻访到能够说唱10部以上说唱艺人40名，并对每个艺人最具特点的典型说唱本进行录音和笔录工作。截止到2002年，西藏《格萨尔》抢救工作搜集到74部史诗旧本、50多种与史诗有关的民间传说，录下艺人说唱本122部，共4500盘磁带，90部记录成文，正式出版了45部。这种类型的搜集整理，往往通过对某一民族、某一文类展开，能够较为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其研究对象，具有针对性，从纵向串联起西藏民间文学的线索。

最后，在国家话语的认可和引导下，在文化自觉和学者、研究机构组成的学术网络基础上，1984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发起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工作，借助行政力量展开具体实践，通过政治体系自上而下延伸，掀起了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又一个高潮。西藏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自1987年开始，以县为单位，全面展开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普查、搜集和整理。这是一次对西藏民间文学的全面普查工作，以政治地理区域为基本单位进行多种类型的民间文学的搜集，仅仅是普查工作就进行了五年，直到1992年8月才基本完作，而后续的整理、编辑、出版一直持续到2001年，“全区共收集到三千多万字的民间文学资料，陆续编成地、市、县资料卷213册”。1995年8月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有超过1700余人参与到搜集工作中，采访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歌手1197名，收集全区各县编辑的资料本87卷。2001年8月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结集资料本54册，总计文字达1100多万字，并采访故事讲述者235人。2001年12月出版的《中国谚语集成·西藏卷》采集到了数百万字的谚语资料，编选出82卷资料本，并且“从古典文学作品、已出版的民间文学典籍、个人提供的资料中采集到3万余条谚语”。这一次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范围遍及整个西藏，从地理区域、文学种类上来说是一次全方位的搜集，重点在对口头传统的记录整理上，兼顾书面资料，较为全面地展现整个西藏自治区民间文学概貌，所得资料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以往，为西藏民间文学留下了珍贵财富。这一时期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建立在国家话语体系与行政体系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层层递进的搜集方式，从横向和纵向串联起西藏民间文学面貌。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的有效利用是这一壮举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也是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整体性记录的成功实践。

立足于20世纪以来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丰硕成就，尤其是三套集成工作的丰富成果和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被进一步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中。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国家层面开启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着手建立国家、省、市（地）、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制度，要求对非遗项目进行全面普查并建档立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政治体系，系统化、标准化的保护方式逐渐建立和成熟。西藏从2005年开始全面启动非遗普查工作，成立了12支非遗普查工作队，于2010年基本完成普查工作，共收集记录稿10万余篇、音响1500余盒（盘）、照片4万余张，普查到了800多个项目。作为非遗十大类目之一的民间文学，也被纳入国家话语中，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目前西藏自治区国家级和区级非遗名录中，民间文学类目下的项目共有14项，其中属于国家级的有《格萨（斯）尔》、珞巴族始祖传说、嘉黎民间故事3项，《格萨（斯）尔》还于2009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国家主导下的文化建设，在各级文化部门设立非遗中心并给予编制，出台各级法律文件和保护政策，将西藏民间文学在法律、政策层面上纳入国家话语体系中，也建构起新时期的搜集整理体系，推进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精细化、专业化。

20世纪以来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从整体组织和实践角度来说，包含了搜集者、整理者的文化自觉及其与国家话语体系的对话和互动，其中，国家话语需求在推动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0年代之前搜集整理主要是学者因个人研究需要而开始，搜集是分散、单一的，缺少统一的规范。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民间文学调查，成为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搜集实践影响的开端，由政府主导、由上而下的搜集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调度和管理，调查组的多样和调查目的的差异，使得所得资料呈现碎片化，质量差异较大，无法得到全面、有效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的搜集整理是在国家主导下有计划地进行，通过政府部门进行调动、组织，集结各个层面的力量，使得这次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取得了丰硕成果。当代非物质文化语境下的民间文学搜集，得益于前期对于整体性和全面性搜集整理体系的探索，纳入政治体系中进行保护和整理，是“国家主导、民众参与”的搜集体系的确立与完善，也是国家政策与国际政策和概念彼此适应的过程。

三、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范式的转变

民间文学搜集方法的逐渐转变，以及民俗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取向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搜集整理方法论的实践。从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过程来看，早期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对民间文学功用性的过分关注，以及缺乏对搜集整理方法及方法论的讨论，导致这时期大部分资料有一定缺憾，而后，学科内部对于民间文学本体的再认识、再思考，学界对于搜集整理方法的探讨，推动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逐步规范化、科学化的进程。

虽然民间文学的口头特征早已成为学科共识，但是对于书面文本的重视以及文学审美性的强调，依然是早期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因此为保持民间文学的艺术性，经常对文本语言和情节进行一定删减或增添，甚至是改编，如《藏族民间故事》中的《益西拉姆和多吉铁匠》一文由搜集者“作了重大的加工，增加了许多歌词和对话，但对故事的基本意思并没有原则性的更动”，实际上对文学属性的过分注重，导致了这部分资料“失真”。但是对文学性的忽视，也从另一方面导致民间文学作品失去其本质，西藏社会历史调查收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就是如此。民间文学信息储存和记忆历史的功能，使它被当作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反映而得到记录，但只记大概情节，如《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对门巴族神话传说和民歌的记录；有的甚至寥寥数语，只注重民间文学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比如在记录珞巴族来历的传说时，认为“这个故事传说，虽然不能确定它的年代，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珞巴族和藏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会谈上提出了“文艺创作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劳动人民的口头语言艺术”的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是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社会历史调查“以少数民族为调查对象，以抢救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说明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目的”，民族性因此成为20世纪50、60年代搜集整理的基本指向，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以民族作为类别的民间文学搜集方式。冀文正对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正是在民族识别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民族性的强调是在变动社会中对民族身份的一种建构,他的工作对两族人民身份认同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强烈的目的性驱使早期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文本以人民性、民族性、战斗性为选取标准，着力突出民间文学的教育功能，田海燕的《金玉凤凰》由藏族的《尸语故事》众多书面文本整理而成，收集41个故事，主要是面向少年儿童的介绍性读本，“把那些歌颂神仙、佛祖、国王、喇嘛、头人和代表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荒唐故事，加以删除”，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民性和阶级性仍是西藏部分民间文学选编作品的标准，比如《藏族民歌选》选取的“民歌都具有强烈的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火热的战斗精神，可以说是传统民歌中的精华。”

20世纪60年代以前这种较为模糊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标准，以及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缺失，除了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外，主要源于对民间文学概念和内涵的认识不足，对搜集、整理、改编之间的概念不清，认识较为模糊。

“忠实记录”从“五四歌谣运动”开始就成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实践的原则，但是对于记录的内容和整理的尺度并没有提出统一标准。经过几十年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经验的累积，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十六字方针，成为全国性的民间文学在搜集和整理方面的指导性纲领。贾芝在1961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发言中提出采集民间文学要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较为详细地说明“忠实记录”在搜集和整理层面应该如何实践，特别提出搜集的方法最好采用逐字逐句记录，同时，对民间文学的整理、改编、创作进行了区分。此外，他还提到文学读本与科学资料本的区别，提倡要以科学的方法来搜集民间文学，建立科学研究的资料学体系。这一搜集整理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开始规范化、科学化，民间文学的科学意识逐渐加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重点也由文学转向口头，而资料的搜集也由书面文本的传统转向田野实践。

实际上，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范式转换还源于搜集者和整理者长期搜集整理的实践经验。李刚夫意识到搜集整理时民间文学的地域性和全面性，他与修建康藏公路的工人一起劳动，“由于民工们来自十分广泛的地区，也略略弥补了以往只限于我到过的地区才可以搜集的缺陷”。廖东凡注意到民间文学讲述人的重要性，以及在搜集时采用双语同时记录的必要性。陈石峻提出了民间文学搜集时如何融入田野，如何寻找合适的讲述者、演唱者，如何处理翻译等问题，“那时还没有录音机，全靠耳听手记。藏族语言虽然听不懂，也要全神贯注，观察讲故事人的神态表情，这对于将来的整理工作是有帮助的。对于译文要尽可能一句不漏，而且要随时提出不清楚的地方，当场弄明白。因为讲故事时，不能讲一句，翻译一句，要等讲到一个段落时，才能翻译。翻译也许忘记了某些细节，如果发现有不连贯的地方，或前后矛盾的情节，就要及时问清楚，以免日后整理的时候为难。”这些经验都是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者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实践中的积累，不仅是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学科范式的实践，而且有益推进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范式的科学化。

在“忠实记录”原则指导下，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逐步规范起来。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藏民间文学资料本或整理本，“忠实记录”成为基本共识，在文字方面保持口语特征和民族词汇，开始有意识地记录讲述人、演唱者的个人信息，以及流传区域等地理信息。佟锦华、王尧、祁连休、耿予方等人在20世纪50、60年代搜集整理的《藏族民间故事选》称得上是“忠实记录”的范本，所收集的故事基本都是口头讲述的当面记录。通过综合整理方法，对同一故事在广泛搜集不同异文的基础上慎重整理，在每则故事后面注明了故事讲述人的简况、采集故事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故事流传的区域，此外还对每则故事做了附记，介绍该故事的源流和发展状况，以及目前流传状况，特别说明整理文本依据的材料，包括改动和删减的内容，部分记录了整理时所参考异文的讲述者和采录方式。廖东凡、次仁多吉、次仁卓嘎收集翻译整理的《西藏民间故事》延续了这一做法，并且因为这本故事集“一是地地道道的西藏民间故事；二是实实在在的忠实记录；三是原汁原味的藏族语言；四是附有历史、地理、宗教和民俗的背景介绍”，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首届花奖”的一等奖。这两本故事集都是在不丢失民间文学艺术性的同时，做到了对科学资料本应有的忠实，兼顾阅读感受和科学性，是西藏民间文学搜集者和整理者对忠实记录的有益实践。但是，对于民间文学创作的认识依然放在集体性上，对文本的整理注重完整流畅，以现在的学术眼光来看，科学性还显得不够充分。

随着学人对民间文学口头性认识的加深，民间文学“忠实记录”的范围不断扩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开始将目光从民间文学的书面记录文本转向关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统实践。在此基础上，贯彻“忠实记录”这一原则，中国民间文艺“三套集成”提出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并且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手册》中对搜集、整理、编辑的每一步骤制定了相应的、普适性的标准，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范式建立起来。西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县文教局、宣传部、统战部（宗教局）等抽调专门人员，同时吸收有经验的民间艺人、寺庙僧人，挑选各单位、学校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参加。此外，西藏区人民政府多次开展民间文学讲习班，邀请西藏有经验的民间文艺工作者讲授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方法与技巧，”西藏自治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以及在部分有经验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带领下，建立起了具有专业素养的搜集整理队伍，使得这时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基本做到逐字逐句的当场记录并录音，大部分留下了讲述者和演唱者的资料，以及搜集整理者的信息，资料的信度和效度都比较高。此外，“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对各县的作品进行认真、反复的审查；确定：凡属民间确有的作品，才将其列入选集范围之内；反之，不论其如何生动、优美，则一律予以剔除。对那些属于记录者或整理者添枝加叶，加入的‘水分’，我们也尽可能做了些修枝剪叶，挤去‘水分’的工作。凡入选的作品，我们原则上都采用记录稿，只是在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记录稿的情况下，才不得已用整理稿”。对民间文学的“忠实”使这次搜集不仅在资料的数量上远超从前，在质量上也达到科学性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体系，以地域、文类为搜集对象的做法转变为以地域和项目为搜集目标。以项目为保护单位的划分使得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体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以单个项目为对象，更加具有针对性。但是，民间文学作为学科整体概念受到一定挑战，很多歌谣类的项目被划入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类目下，将民间文学的范围缩小了。不过这种转向聚焦于社区、村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手段更为先进，民间文学搜集的资料转向立体多面的记录，使其更加精细化、多样化和立体化。但是，当下如何规范民间文学录音、影像的记录方式，是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走进新时代面临的问题。

西藏民间文学在搜集整理方法的讨论和实践上，呈现了从“忠实记录”到“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再到“立体多面多元”的趋势，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走向，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对民间文学本质特性科学认识的必然。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范式的转变，意涵了民间文学研究从文本为中心逐渐向关注讲述人的过渡，从采集民间文学文本结果转向民间文学演述过程的转变。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目的从文学创作的资料转变为科学理解西藏民众生活的方法，从作为文学的民间文学转向作为生活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取向的转变。

四、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思考

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展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特色，同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影响，体现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科学理念的进步。然而，在搜集整理实践中，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西藏境内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汉族、回族、夏尔巴人、僜人等共同缔造了西藏灿烂的民间文学，但是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较少关注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编辑出版了《西藏歌谣》，其中只收录了藏族民间歌谣。西藏自治区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出现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的比例较低，这与西藏多民族丰富的民间文学流传的现实不相符。在搜集整理方面，尽管冀文正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搜集和整理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但是，直到1979年，为编写门巴族、珞巴族文学史，西藏民族学院组织民间文学调查组才对门巴族和珞巴族进行第一次科学、系统的调查搜集，这就是后来的《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概况》，这一工作比起藏族晚了将近二十年。至于夏尔巴人、僜人的民间文学资料被搜集整理的就更少了。这种状况对于全面、系统地呈现、认识和理解西藏民间文学是极为不利的。

民间文学因其口头性，与其他民间知识具有互文性关系，因此在搜集民间文学过程中，理应对与之相关的民间知识进行采集，比如与民间文学有关的音乐、舞蹈、戏剧以及图像等都应搜集和整理。然而，20世纪50年代，西藏民间歌谣搜集只注重搜集歌词，而忽略音韵、节奏、曲调等相关知识。随着西藏民间歌谣搜集整理逐步成熟，人们提出记录民间歌谣的相关标准，但是依然缺乏对于民间歌谣演唱场景的记录。到了《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中，不仅记录了民间歌谣的歌词，而且出现以乐谱形式对部分民歌韵律的记录，这才出现了民间歌谣较为科学的记录。然而，笔者以为，许多民间歌谣是在仪式之中演唱，伴随舞蹈进行，有特定讲述情境，这些内容的缺失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和理解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应该将其相关的民间知识采集起来，以此实现在民间知识谱系之中进行互文性的科学阐释。

由于语言、文字差异，翻译是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过程中的难题，翻译的精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价值。西藏民间文学调查常常采取现场口译的形式，从口头经过翻译再到书面，是对藏族民间文学的藏语讲述、演唱的双重“翻译”，口译者的藏语、汉语水平影响研究者的判断。不少民间文学资料本都提到翻译带来的困难，“在翻译整理中，我们力求保持原文的思想性和艺术美，但由于藏、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不少本来很精炼优美的句子，译出后大减其色”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使我们最感困难的,是语言的隔阂,这也是我们几年来没能解决的问题。当口述者眉飞色舞谈笑风生的时候,我们只能瞠目相对。虽然我们的翻译岗青同志经验丰富,并且随时在小本子上作笔记,但是经过他的翻译,也只能保证故事情节的正确和完整,并不能把口述者的生动的语言,完美无缺地传达出来。我们所记录的材料也只能是翻译者的语气,而不是口述者的语气了。”在规范化搜集整理体系后，现在西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基本都采取藏文记录再翻译的方式，三套集成就“先用藏文直接记录和整理，然后进行分类，编选出《藏文卷》，最后再通过严格地复查、鉴别和筛选的基础上译成汉文”，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翻译带来的困扰。但是，藏文、汉文资料数量不对等影响了目前西藏民间文学相关研究，西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搜集到的大部分资料没有翻译成汉文。因此，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需要对翻译问题更加重视，以推进和提升西藏民间文学资料的科学性、整体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