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我国的城市化对国民生计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城市语境下传统文化具有了新的意涵。在国家、市场和技术的作用下，传统民俗的传承也偏离了自身的轨道，城市空间里的民俗呈现复杂的新面貌。通过对单位、大学与旅游景区等多种场域中传统节日的传承变异形态的考察，探究在当代都市语境中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变异，思考民俗学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传统节日；民俗；变异；城市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民俗是自然存在的一种文化样态，是社会群体内部民众自我创造、自发传承、自我享用的文化，并以此与他群相区隔和标识，形成各自的身份认同。但在当代我国的城市社区，经由政府、市场和科技的力量所左右，民俗发生了各种变异。中国当下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学研究，应对此有所关注。民俗学家陶立璠早在1993年就指出：“如果说，在传统的都市里农业民俗文化起着主导作用的话，那么在现代化城市里，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现代化城市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都市民俗已在民众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不仅改变了原都市文化，而且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参与和影响农村的民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我们应调整研究重心，重新审视新时代的民俗特征及民俗学的相关理论，探讨民俗在都市文化语境下的变异和传承。节日是民俗的家门，都市民俗研究许多就着眼于传统节日在都市的变迁，但本文不讨论节日的自然传承，而是通过城市空间中各种非民间力量举办传统节日而使之发生变异的典型案例，揭示城市空间中民俗的复杂样态。同时也想说明，在当代都市语境下，传统节日的传承被紧张的生活节奏所挤压，而往往在政府和商家的运作下，转化为公共文化出现在我们身边；在公共民俗学成为大趋势的时代，民俗学的转型势在必行。

民俗一直受到国家的文化体制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约和管理，被不断被重新定义和再生产。仅就民众的节日生活而言，国家不仅给节日以法定假期，还会积极地介入和主办各类节日；另一方面，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曾禁止民众进行传统节日活动。在我国农业社会时期，传统节日一直带有很强的乡土性和自发性特征，而在城市空间中，国家或政府如何影响了传统节日民俗的当代传承呢？在此谨以单位制下的行政性文艺汇演与民间原有的节日活动相整合形成的新的群体认同为例，分析在单位这种城市空间里的民俗形态的变异和发展。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实行“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方针，以单位的形式推动城市化。单位制不仅组织着工业生产和社会管理，还管理着单位职工和家属的社会生活。此后的30年间，单位制成为组织中国城市生活的基本形式，城市居民组成“单位人”，每个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集中居住和生活在单位范围内；换句话说，当时，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就是单位，城市社区主要是单位社区。社会学家早就认识到，单位其实是具有乡土性的，单位社会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联系在一起。单位社区的生活是被组织的、按照工业化的制度所规范的城市生活，同时也保留着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是由乡村生活迈向现代城市生活的一种中间状态。以岁时节日为例，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节期的择定与节俗活动都有显著的农业文明特征，并且体现出人们敬祖奉神、趋吉避害的信仰观念与行为逻辑。在单位社会中，岁时节日则被赋予不同的内涵，通常会夹带企业或政府行政在管理、经营中需要达到的目标追求。江汉油田以单位形式举办的元宵节活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官办民节”的个案。

江汉油田总部（建立于1958年）位于湖北省潜江市，属于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单位制国有大型企业。截止到2011年底，江汉油田有职工3.25万人，分布在潜江市西城区，有广华、向阳、五七三个集中居住社区，其生产和生活的“油城”是所属区域的一块“飞地”。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元宵节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和盛大的烟花晚会，江汉油田作为单位制企业形塑了该单位社区的元宵节习俗，那些由单位组织的活动糅合了来自各地的单位职工所带来的民间传统被“单位人”所认可而变成新民俗。民俗本来是民众自我创造享用的文化，但是单位制下的民俗却被国家或企业加以管理和生产，这种独立于周边社区介于城乡之间、官民之间的民俗，有其自身特点。

江汉油田的元宵节主要由单位的工会主办。组成江汉油田社区的三个居住片区的服务中心，是工会下属的元宵节活动的承办单位，片区内的各二级单位提供节日庆典活动的节目（主要是文艺表演），油城元宵节其实就是单位领导和分管部门导演的一系列文化娱乐节目。传统元宵节的主要活动是观灯，油城的元宵节，除了在广华大道设立主灯区，还制定活动方案，合理安排人手组成十多个小组，有序组织节日活动。元宵节当日下午，先是各二级单位在各片区进行传统节目展演；接着是游园、猜灯谜和观景游玩；节日的高潮阶段是放烟花（2014年起被取消）。

单位组织的元宵节，主要体现为公共活动和集体参与，也就是要集中全单位的人员，按照单位的工作思路，把自发无序的民俗社会转换成单位内部的某几个时空场域，把职工们自己编演的节目作为节日庆典的主要内容，以展现各自的才艺并丰富节日内容和增添节日喜庆气氛。历年元宵节庆典的开幕时间都定为下午两点前后，地点大多为江汉油田各个片区所在的广场及其露天舞台。开幕式之后，主要的活动内容是文艺表演，每个节目的表演者都是油田职工，他们属于同一个二级单位，根据各自特长自行组合，进行排练和表演，观众由职工、职工家属和居住在附近的人组成。为了体现工作成效，每年的节目安排都不尽相同，但一些二级单位的品牌节目，比如水电分公司的“威风锣鼓”、钻井一公司和采油厂等单位的“舞龙舞狮”、五七民间艺术队的“旱船”“跑驴”、离退休职工管理处的“太极拳表演”等等，几乎常年不断，由此也构成了节日的新传统。在曾经盛行游行方阵的一些年份，如2003年和2004年，该单位的元宵节节目展演被“游行方阵”所取代，出现了腰鼓方阵、红绸方阵、秧歌方阵、龙狮方阵等；但游行方阵的形式过于集中，存在安全隐患，也耗资巨大，后又回归原先的形式。按照活动方案，下午四点后各片区的文艺表演结束，然后一直到六点钟是游园活动，工作人员在已布置好的摊位点上设置各种游戏，并有奖品兑换。江汉油田单位的文体广场内部建有一个人工湖，湖中的湖心岛成为烟花燃放的最佳之选，而整个文体广场和文艺广场，及广场外面的空地，都成为观赏烟花表演的人群聚集地。文艺广场的西南角建有一座八角楼，顺势成为了观礼台。按例，烟花晚会开始之前，江汉油田分公司的领导会在观礼台发表演讲，其内容既包括对本单位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也有对油田职工的节日祝福。在观礼台举行点火仪式之后，大家所期待的烟花表演正式开始，将整个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场面犹如旧时人们元宵节观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烟花燃放一般持续50分钟，体现了国营单位的经济实力，这也是油城元宵节最受欢迎的节目。但2014年后，由于全国各地出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烟花展示被全面取消，但民众对此新民俗并不觉得存在如政府考虑的危害，而是非常期待。虽然是由工会组织的节日庆典，但民众的参与程度普遍都很高，特别是烟花表演被取消之前，大多数人都会在节日这天的下午出门，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直到晚上回家，这已经成为人们所习惯的庆祝元宵节的方式。各二级单位的表演，也让所属片区的人有一种由衷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如此可见，这里的元宵节庆典已经成为了江汉油田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或是被该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所积极参与和接纳的新民俗。

传统节日之所以具有悠久的生命力是因其满足了民众生活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尤其是有应对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中的各种不测，减缓焦虑的作用；单位里由工会组织举办的节日，其目的和意义与之有所不同。在江汉油田2009年的节日策划方案中谈到：“元宵期间，将在广华大道设立主灯区，充分利用文化广场、展览大厅、礼堂等文化设施开展灯会活动。努力使我油城居民的新春灯会活动体现出浓郁的传统气氛与民族特色，把元宵灯会活动和油城文化、民俗习惯结合起来，以具有活动范围大、群众参与面广、内容丰富等特点的元宵活动，丰富油城职工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彰显企业文化特色，增添中华传统文化氛围，提升油区人民文化品位。”元宵节作为该单位常年举行的重要活动，其办节思路应该已比较成熟，相信上述方案中所预期的目标会至今不变。这种考虑了同一单位群体普遍特性的理念自然会使得单位举办的节日参与度高，而且因为活动多样，照顾周到，所以深受大家的欢迎。

作为一个被单位组织改造过的传统节日，有不同于乡村社会民间自发过节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需要符合现代城市社会的规则。在江汉油田元宵节庆典的过程中，组织者处处体现了行政化痕迹。节日策划方案中也进行了活动组织与分工，分为场地组、文艺表演组、灯谜组等12个组。虽然传统乡土社会的民间节日也有组织和分工，但只有现代城市中办节才有舞蹈协会、曲艺协会、书法协会等具有专业艺术性质的民间组织参与到节日的系列活动中，才会出现区别于传统民俗社会以民间宗教或模拟生产的形式来组织地方或社区的乡土民俗活动，如书画作品展、电影放映等城市文化内容。传统元宵节也会举办灯展等公共活动，但无法与这种单位组织的大型公共文化活动的规模相比，其覆盖面和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效果也不及，也无法做到这么有序严密的组织分工。从承载者群体特征分析，江汉油田元宵节的操办者是工会或公共事业处及各二级单位，是被单位赋予管理职工生产或工作需要的职能部门，他们不能等同于民间组织。由于工会等组织架构是基本稳定的，所以，元宵节活动基本不变；但是单位要遵循现代城市管理的要求，在国家政策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之后，节日的重头戏——放烟花被取消了。另外，单位往往是独立于地方的特殊实体，与地方社会是一种松散的联结关系，表现在油城的元宵节上，就是展演的节目并不具某个地方的风土民性，如威风锣鼓节目是从山西引进的，舞龙舞狮节目是请临近地方的老师教的，陕北腰鼓节目则由单位职工从家乡引进，似乎全国各地的民间文艺节目都可以齐聚一起，而不是集中展示油田所在地域的传统，但也可能体现了各二级单位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展现了石油人的风格。

被组织的节日其行政化表现还有，以前“方阵游行”中的方阵需到主席台前接受“检阅”，烟花表演前分公司总经理的致辞，节目单或者演出横幅上冠以“单位”的名称等等，有强化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感的意味。单位民俗具有混杂性，既包含了传统节日中所具有的凝聚功能，但同时在庆贺节日的外在表现上又趋向于符合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娱乐性远远大于传统节日的神圣性。从整体上看，元宵节由单位组织活动，替代了民间自发形式，不是民众随意性的个体行为和延续地方文化的活动。全单位人人参与，把民众的日常生活整合进单位的管理框架中，把当下社会主流思想文化宣传、传播融合到活动的组织安排中，使得民俗既是官俗，也有民众认同。

近年来，江汉油田的元宵节，随着单位制的式微，单位员工和家属的自发参与集体活动的频率在降低，而成为一种企业内部的职工文化展演活动，与元宵节本身的关联性逐渐淡化。这种单位组织的传统节日可能最后会演变成仅仅保留节日名号和节日个别元素的企业文化活动。

对于当今大学校园里生活的学生来说，传统节日主要意味着假期和消费，节日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通常少有人关心，传统的庆典活动也很少会参加。为了使传统文化在校园中得到传承，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举行校园清明节祭祀学校先贤、端午节纪念屈原和扎五色香囊等传统节日活动。在此影响下，国内多所高校积极响应，尤其是结合以往社会上清明祭扫先烈的仪式活动和大学校园光大先贤形象的做法，各地高校纷纷借清明节举起祭祀先辈的大旗，践行文化传承和思想教育的双重职责，如中山大学祭祀孙中山，华中师范大学祭祀先烈恽代英与先贤光未然，赣南师范大学祭祀先圣孔子与赣南革命先烈，江苏大学祭祀创校先贤张之洞，西南大学祭奠该校杰出科学家与国学大师。发展到2017年，已经有20多所院校举行类似活动，全国高校形成校园先贤祭的呼应之势，形成了高校清明文化传承网络联盟，其活动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传统节日的校园传承主要是希望唤醒大家文化自觉，将对传统节日的被动保护转为主动传承；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中间地带的大学校园是文化精英聚集地，青年学人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十分必要，故校园清明活动的意义显见。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学校举行的民俗活动，与传统节庆有着区别。比如活动的形式并不拘泥于传统的家庭祭祀，而是有着城市特有的“高雅”风格，正如筹备者所认识到的：“当代的高校空间革命先烈祭祀在形式上相对现代化，比如，参加人员大部分衣着为深色系列的正装或便装，以鞠躬为主，有祭文和诗歌朗诵”，“以一束鲜花，一杯清酒，一篇祭文，表达学子情怀”。华东师范大学在清明祭祀中还恢复了“清明戴柳”的习俗。2015年，该活动又增加了上海地区清明节气的特色食品——青团，并购置了一批汉服作为仪式服装，参加活动的师生穿着汉服颂读大夏迁校碑文，祭拜本校先贤。这些不同的文化元素整合在一起，共同构建了当代清明祭祀仪式景观。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现代诸多被改造的传统节日中，清明节是改得最频繁和最大的一个，这说明校园清明活动改造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从民俗学角度看，这样的节日是否能够持续传承，传承的动力何在，仍有待观察。另外，校园节庆活动是一种民俗传承还是民俗文化在校园空间的展演？抑或是一种学生文化活动或校园思想教育？对此也存在争议。如有的大学校园节庆的参与者除了民俗学专业的师生、学校和院系的领导，更有纯粹出于兴趣、好奇或凑热闹而被吸引来参加的各专业学生。虽然每次民俗节日活动“志愿者招募”环节中，很多同学都会报名参加，但他们其实并不太了解节日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同学们的参与动机基本都是出于新奇的体验，对于节日的本源和内涵及各种角色的认识却是模糊的。传承群体对节日的感受、认知与记忆是其传承的内在动力，但校园节日缺乏对节日生活意义上的认识和感受，来自不同乡土的个人记忆也不容易在校园空间中无违和地对接而形成同一种集体记忆。总之，这种借助外力传承的节日是我们的新课题。

与传统清明节主要是家庭和家族祭祀不同，学校传承的清明节主要是缅怀各校已故先贤，相较于校园群体，被祭祀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校长、先贤，却忽略了对普通平凡者的关注。而且，参与祭祀的师生对祭祀对象的认知有限，对于先贤的记忆也缺乏与自身直接相关的连接，甚至没有相关的集体记忆，与其他校园活动很难有所区别。严格地说，这样的“祭祀”没有家族或家长的组织，节日的民俗特征也被消解和重构，更像一种纪念活动而不是传统的祭祀活动。当然，民俗学家参与建构的校园节日，从校园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这种民俗主义或公共民俗学的做法，在近十多年来颇为常见，但民俗学界大多未能正面对此进行分析。

在传统民俗大面积复苏的形势下，传统礼俗活动从家庭和村落转移到了现代城市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学校精英层面的知识对于传统的民间文化的渗透，导致许多活动有新的变异。民俗文化从原有的空间环境中抽离，使其精神内核和存在形式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周星认为，当下中国各地在共青团组织主导下的成人礼不具备传承文化的功能，并主要由学校教育体系来承担，这已与乡土成人礼俗或冠笄之礼截然不同，不能认为它是这两种传统成人礼的延续、变异或复兴，而应该被视为第三种独立类型。节日的传承似乎也属于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校园这个文化空间中传承的传统节日，主要以校园欢庆（清明节除外）为节日文化的展演方式，其内涵和表现方式被重新编排，节日中蕴含的民俗文化已经脱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节日也不再是以家庭（或家族）或村落为单位的民俗实践，而变成了被众人以非生活的目的所消费的对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郊区大多已被并入开发范围，原来的乡镇及其所负载的传统民俗文化或不存或变异。与前述单位组织和校园传承的传统节日类似，受新的语境影响，已被城市化的乡村，其节日也在迈向现代化和都市化轨道。以传统庙会为例，有研究发现，上海浦东圣堂庙会在当代重新恢复之后，受都市化和“非遗”保护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正由农村型庙会向都市型庙会转型、由商业型庙会向文化型庙会转型。

上海市浦东区三林镇的圣堂庙会源起于明清时期，与一般乡村的庙会类似，期间除了提供民众烧香敬神的机会，还有着集市商贸功能。庙会售卖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如农具、粮食、种子、蔬菜等等。浦东自1990年开发至今已有20多年，三林镇早已不再是农村集镇，而成为与周边其他地方连为一体的都市区。这里新建居民区、文化区、商务区、商业区规划整齐，是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大多数居民的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人们的观念和审美需求等也受都市化影响，单纯以祭祀神灵为目的的庙会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针对农民和农业的商业大集市也失去了需求，就此，庙会走向了衰微。

但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和文化旅游的浪潮推动，地方政府决定重新恢复庙会。2006年在上海市道教协会的帮助下，浦东新区政府最终确立了举办“文化庙会”的发展方向，即以展示三林古镇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以旅游和商业贸易为辅，推进庙会转型，把传统农村型庙会办成一个融宗教、民俗、商业、旅游、娱乐于一体的都市型文化庙会。三林圣堂庙会2006年以来以“民俗文化节”名称举行，先是更名为“三林民俗文化节暨三月半圣堂庙会”，2012年又更名为“上海民俗文化节暨三月半圣堂庙会”，庙会的名称逐渐脱离原有地方和乡土气息，趋向都市中的大众文化。与此同时，庙会的内容也有一定的扩充和改造。2008年以后，政府将圣堂庙会纳入到三林镇，甚至全上海市的文化建设计划中，以“民俗文化节”的名义联合上海十大古镇，将庙会改造成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窗口和旅游项目，由宗教活动转变为政府主导的文化工作，如在2009-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准备和举办期，庙会的主题直接与世博有关；2017年的庙会完全朝向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展示占全部活动的59%，是文化节的主角；宗教类活动仅有3%，数量最少，持续时间也短。再次，该庙会的组织机构由民间变为了政府，由市、区、镇三级政府和文化相关单位主办和承办，涉及公安、工商、旅游、文化等多个部门。对此，有人指出，2006年以来庙会在活动内容、组织形式、空间布局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在城市文化建设热的背景下，传统庙会所经历的“去宗教化”“遗产化”“组织行政化”三个特点。也就是说，庙会这种传统节庆在今天其性质和功能已经不同以往，在都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力求摆脱庙会的乡村性、地方性和宗教性，并争取新的发展机遇和话语权，各种“高大上”的符合现代城市风格的活动占据了主流，同时也使得传统节日演变为一场现代嘉年华的盛景。

与之类似的上海城区的传统节日同样发生了变异。豫园灯会曾是旧上海的一大胜景，后来因为时局不安稳而逐渐消失，直到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的1984年，消失近半个世纪的上海元宵灯会，终于回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那时的灯会虽然规模有限，却依旧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观灯，入园人数一夜达五万人次。1994年豫园商城通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建筑群落，成为上海十大新景观和十大夜景之一，元宵灯会也成为其内部重点打造的民俗文化之一。1995年起，由豫园商城开始举办的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正式开始，直至2010年，豫园灯会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豫园灯会赏灯客流量突破300万人次，成为华东地区新春佳节人流量最大的节庆活动。

从历史上看，赏灯是元宵节最重要的传统活动。早在明清时期，上海的元宵灯彩品种就已经达到了百十种之多。在元宵灯会期间，以老城厢为核心的赏灯活动与其他文娱活动相结合，组成综合性的大型民间娱乐，更加凸显元宵节庆典的群体性和狂欢性。当代人们为了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八期间，上海市旅游局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豫园灯会。但需要说明的是，豫园灯会的承办单位却是一家现代公司——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这使得灯会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本地人为庆祝元宵节的集体聚会活动，而更多的附加了经济功能和商业目的，并成为覆盖上海市和周边地区的公共文化大事件和旅游机会，如2012年的豫园灯会从组织筹备阶段就有现代媒体介入进行宣传，包括在分众传媒中播放灯会宣传片，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刊登平面广告，在相关网站发布灯会信息，向手机用户发送灯会信息等，元宵节当天的灯会还由上海市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豫园灯会2012年的策划方案指出，灯会宣传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展示豫园灯会品牌的新文化，为把豫园商城打造成上海第一旅游品牌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随着豫园灯会影响力的扩大，许多外地游客在元宵节前夕奔赴上海旅游参观，推动了豫园灯会向文化旅游的方向发展。

在如今的生活实践中，虽然底层百姓可以作为传统生活文化的典型代表，但是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俗文化；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城市化和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士农工商在共同的生活实践中相互交往，以不同形式从各个层面作用于传统民俗，这也就使得都市中的民俗具有复合性和符号化的特点。从豫园灯会的例子可以看出，当代都市里的节庆已经不仅仅是民众的民俗活动，更是现代社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带有商业促销性质的行政活动。由政府举办带动旅游发展的传统节日，当然远不止上海豫园的元宵灯会，但无疑都是把濒临灭亡或已经消失的传统节日经过再组织再建构成为具有现代功能的新节庆。这种新节庆的传承更多的是想保留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而非具体的文化内容。相关部门是想将传统节日作为城市文化符号进行打造，同时借助都市民众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怀念和对异文化的渴求心理，来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在这个特定的文化空间内，通过“非遗”和旅游平台，豫园灯会无疑成为了一种具有审美艺术功能和经济价值的都市民俗庆典。

在当代我国都市，情人节和圣诞节等外来节日因为注重浪漫气氛，节日功能和过节方式与传统节日有许多不同，这顺应了城市流行文化的需要，从而被大多数年轻人所接纳。这也为现代都市的民俗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增添了复杂性。

再延展开去，当代都市是科学技术日益改变人们生活的空间，是一个现代性率先推进的空间。就传统节日而言，在城市生活中新的文化元素不断介入，比如微信红包、电子贺卡等；旧的文化元素的逐渐消失，比如祭灶、守岁等，大多数人家都已不再举行相关仪式活动。“春晚”从无到有，再到可有可无，很多家庭选择春节假期外出旅行，不再固守春节待在家里的传统观念。同时，技术带来的生活革命正朝我们走来，如手机等现代媒体和交际工具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时空观念，尤其是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亲密无间的融合，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已被技术所渗透。这些都显示，新技术下的城市民俗学已经呼之欲出。

综上，可以看出城市化背景下，我们惯常所讨论的民俗已经不再围绕在我们的周围，而我们身边的种种还带有民俗影子的生活文化现象，已经被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政府的文化行政等等所渗透和改造。这说明了在当代的城市空间中，民俗的传承途径和存在形态已经发生变异，这也推动着当代民俗学的研究目光从乡村社会逐渐投向都市文化以及当代人们的日常生活。

前面我们讨论了在城市空间中的单位、大学校园、旅游景区等不同场域中，传统节日的传承分别呈现出单位行政管理、民俗专家主持、政府引领、市场主导等模式。自然，上述仅仅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传统节日变异的几个面相，关于城市家庭内部的节日变化许多已有论及，在此不赘。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风俗自然形成一种对抗，我国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建设现代文明都市中，上海政府对传统民俗的管理也很好地说明了现代城市对传统民俗几乎不兼容。直至今天，由于城市的特点而出台的对传统民俗的限制和管理，并没有停止。比如节庆燃放鞭炮的习俗，一直被争议不休，并被大多数城市所禁止，而最近因为城市化导引乡村推行火葬的殡葬改革也如火如荼。这些都说明，在当下城市语境下传统民俗需要加以改革，才能适应和符合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说，民俗并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经由各个时代的筛选和变革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

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些被重新改良的民俗现象，是否还可以被称为“民俗”？沿用传统民俗学的方法是否还具有合理性？按照民俗学的通常看法，民俗学的核心关键词“传承”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类型的而非个性的；（二）是反复的而非一次性的；（三）是集团的（下层或基层的文化）而非个人的；（四）是基层文化而非上层文化；（五）是跨世代延续而非流行一时的。那么，民俗或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在今日是否依然完全具有这些特点呢？当代人们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策略和手段展现自身的风格和品味，尽可能地避免大众化和雷同化；同时，商品社会使得当代上层精英文化与底层民众文化界限逐渐模糊，共同走向大众主流文化。而在这个急遽变化的时代，跨世代的民俗只能在少数地区的人群中还可能残存，执着于此定义，则限制了民俗学走向未来。今日的民俗变异对于民俗学来说，未必是其出发时的本意，却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否则民俗学即使固守原有的研究对象，也迟早会被时代所冷落而自动消解了其学科意义。早年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通过重读柳田国男，提出“社会变动论”，阐明民俗学不应仅对民俗感兴趣，而应有现实的追求。民俗学不同于社会学通过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是通过民众的感觉的变化，也就是通过民俗的传承和变化来考察社会的变动。这也暗示，民俗学的宗旨一开始可能就被我们所误解。挣脱出现有的羁绊，并不是为了标新，而是一种回归。

众所周知，当代都市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上具有混杂性、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文化的多样性 。城市空间里的传统节日逐渐演变成为政府或市场在幕后导引的公共文化，民众的参与更多是作为一种认同活动。无需解说，单位里的节日本来就是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来建设的，而大学校园里的民俗节日由民俗学专业的师生主导、全校师生广泛参与，成为具有一定的文化认同感的校园品牌节目。他们举办节日，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校园文化来建设的，通过对民间仪式的借用或模仿来实践民俗学者的民俗情怀。而被旅游和文化部门改造的地方庙会，当然已经超越了传统节日强烈的地方性和民间性、生活性，成为城市公共性文化的一部分。扩而广之，城市里其他节日习俗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单位里的春节团拜、电视节目里的节日联欢，普通百姓并不直接参与介入；城市里的端午吃粽子或划龙舟，主要是商家的推动或体育委员会所举办的团体水上竞技比赛，跟传统关系不大，也很难说是不是民俗。所有这些民众以购买或观看获得的节日体验，与都市里的其他日常生活行为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我们用以往传统民俗学的概念和理论去解释，比如传承、风习等等，可能失效，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日本民俗学家岩本通弥指出，以民俗为研究对象不一定就是民俗学，反过来是不是意味着，民俗学不一定是直接指向“习俗”“风俗”“俗”？或者说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一定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民俗”。都市空间的民俗文化已经失去了其内生性，其生产常常是为了迎合市民的消费需求和情感体验，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大众文化的属性。民俗不再是民众自我生产和享用的，也不再单纯地体现为纯粹的民间性，而有更多的异质性融入，呈现为多元主体创造的迎合商品市场需要的超越地方性的混杂性对象。都市的包容性和丰富性造就了多样化的文化认同，民俗的复制和加工生产，不再是单一口味，以地方性为特征的民俗让位于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都市消费场域中的民俗或类民俗已经变成了一种异域的、浪漫的、契合人们怀旧情感的、与时尚可以陪衬的消费品，传统民俗藉此把传统的面貌换上现代新装。

概而言之，城市化背景下，许多传统民俗从国外流入国内、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变身时尚、从自我享用转为他者消费。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传统乡村的孤立状态被打破，传统民俗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和以封闭的村落或家族为传承单位的状态逐渐消解，民俗之“民”已然发生变化；而民俗之“俗”也超越了传统的定义，由民间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由历史文化转向当代文化，由群体内部文化转向公共文化。这呼唤民俗学的研究方向必须朝向城市文化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变，更多关注当下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和民众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建设和壮大，探索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