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空间理论曾受益于人文地理空间思想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经过多位理论家的不断建构而成。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空间的生产》中界定了三种空间：可感知的物质空间，构想或想象的精神空间，开放、自主且有活力的空间。作为分析城市空间的工具，列斐伏尔的空间方法论包括以下三组概念：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是指人们对生活世界的感知，可以看到、听到和触摸到的物化事物；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指涉抽象的、可定义和建构的空间，其间存在意识形态、权力和知识运作的痕迹；表征的空间，是生活世界的空间也是人类记忆和情感寄托的载体，这是一个复杂的、流动的和充满活力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三种空间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的生产过程。

后现代文化地理学家苏贾(Edward W.Soja)在列斐伏尔空间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第三空间理论。苏贾把第三空间视为不同于二元对立框架之下的空间概念，它是一个不断与外界交流、对话协商、主动生成、改变和创造社会关系和意义的空间。经过苏贾的理论建构，第三空间成为一个混杂、开放和孕育无限潜力的概念：主体与客体，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精神与肉体，一切皆在其中，此时空间成为有差异的综合体和复杂关联域。苏贾的贡献在于立足于文化视角去考察空间本身的生产及问题，把城市文化空间研究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以凸显社会空间的多元复杂性特征。此外霍米巴巴(Homi K.Bhabha)也为第三空间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他认为这些不可通约的文化在混杂地带进行着文化互动和“边界谈判”(borderline negotiation)，多个文化在此发生对话、交流、争夺、借用，从而产生新的混杂文化，达成某种和谐的文化空间。从文化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科比较的角度去思考空间问题，我们发现两者有许多有趣的差异和共同点：第三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空间，他不满镶嵌于社会空间中的文化霸权，试图为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危机找一个空间生产的出路，此为第三空间的原始动力和社会语境。人类学的空间是人类群体书写、展示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空间，空间书写就是文化的空间生产。人类群体是空间的生产者，人类学空间的生产对象是文化，诸如族群、亲属关系与制度、文化模式等。第三空间的理论主要是反思和批判的空间理论，它看到资本主义为了实现更多利益而依资本的逻辑进行肆意的空间扩张以修复和缓解危机的强度，因而造成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全面社会危机，所以危机的时间压缩和空间修复是暂时的。而强调地方性的人类学的文化空间基本上是建构主义的。过去人类学习惯于把自然景观和环境条件作为描述某个地方的背景要素，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人类学家开始把文化空间置于前景从而用空间的方法重新思考和定义对文化的理解。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文化空间研究者南希·芒恩(Nancy Munn)说，人们通过穿越空间去生产空间。地方不仅仅存在于景观中，而且存在于土地、意识、习惯和身体实践中。

在列斐伏尔、哈维之后，苏贾和霍米巴巴为注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第三空间理论增添了文化图式，这一文化转向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任何城市研究提供启迪。苏贾发现城市空间研究在二元对立思想的禁锢下消解了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多元化和空间活力，将社会空间简化为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生产消费的物化形式。在社会领域存在着“第二空间”对“第一空间”的控制，即想象空间控制着具象空间，换言之构想的观念、意识形态的世界，因为政治优势控制着现实世界，从而拥有控制力和文化霸权。如果想象的空间依然控制真实的空间，空间就只能是一个拥有太多霸权和框架的舞台或容器，创造性从何而来？空间实践的创造性就难以被激发出来。故苏贾要建立的第三空间是开放、公正和创造一切可能性的空间，以此实现空间正义的理想。这是一个解除文化霸权的空间，一个无限开放的生活世界，此空间孕育着潜在的创造性力量。另一种殊途同归地构造第三空间的理论家霍米巴巴则使用下列概念来表达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文化霸权的志趣：文化差异、混杂、边界；协商、对话、文化互译。其途径：一是协商，二是互译(translation)，三是第三空间化。他将所有文化都置于一个平等的位置，并在此混杂交融，解构的同时又重新建构。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颇似人类学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论主张：文化无高下之分，都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都应受到尊重。文化之间的混杂、互译和对话协商，亦如人类学的文化理解概念所持的开放态度。本文关注第三空间理论关于文化协商、空间活力和文化创造力对于建设文化空间的作用。通过苏州评弹在上海形成的书场空间去探讨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活力问题。

一

从历史走来的苏州评弹及其文化空间

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造就了一种文化艺术形式。苏州评弹是江浙沪吴语区的地方说唱艺术。其一，稻作农业、水运网络和市镇商贸业的充分发展为评弹艺术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物化空间；其二，明清两季苏州的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高水平发展为评弹提供了丰富的人文空间。此间蓬勃发展的话本文学、戏剧开始走进市井阶层。彼时“弹词万本将充栋” ，苏州弹唱在市井生活中的繁荣可见一斑。清乾隆以后，苏州地区精耕农业进一步发展，工商贸易勃兴，河湖航运设施、公所会馆日增。苏州是中国最早进入城市化进程的地区之一，市民生活主题进入创作和演唱领域：爱情、才子佳人、商人和清官。环太湖发达的水网航运为评弹艺人的异地演唱提供可能性，每个市镇甚至村落都有码头，他们的文化传播活动俗称“跑码头”。以苏州为中心便利的水运网络将环太湖的评弹书场连接成为一个评弹文化空间。

明末清初，文人士子钟爱的雅部昆曲与市井农人喜好的花部乱弹(评弹)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结果昆曲落败，部分昆曲和地方戏艺人转投评弹，尤其乾隆帝下江南听书后，评弹进入勃兴时期。当文人士子加入评弹创作后，展开过一场去江湖气、去低俗化的脚本创作潮流。在历史的文化场域中，多种文化经过碰撞、协商和借用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活力的地方文化形式，此类文化互动就是第三空间理论所说的“混杂”。历史上的文化互动给我们留下两点启示：其一，大到世界小到各类文化空间皆因社会进程而变化；其二，改变旧有形式的文化空间，需要新的思想冲击。作品创作成为书场繁荣和充满活力的驱动器。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开埠贸易，此后逐步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上海吸引了国内外的眼光，来自苏州、扬州、无锡和广东、安徽的外来人口加速入沪，流向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1910年和1930年上海城市人口分别达到125万和300万之多。苏州评弹进入沪上并在那里后来居上，或者说苏州评弹进入苏州—上海双中心时代。据曹凤渔统计，从清道光年间至宣统年间，苏州市拥有34家茶馆书场，从道光至1980年代开设的书场总数为160家；而上海从1840年到1985年，曾经拥有800家书场。这一阶段评弹的空间生产追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吸引的走向。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剧烈变迁，评弹文化空间也在发生变革。戏剧、曲艺界经过“改戏、改制、改人”的戏改运动，“苏道”“沪道”两个评弹中心呈现繁荣景象，文革时衰微下去。经过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时期，人们的文化需求自然迸发出来，1990年代评弹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期然后复归寂静。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城市空间大幅度向外扩展，市政动迁进入高潮阶段，一部分书场停业或消失，一部分书场从城市中心迁往郊区，评弹开始走下坡路。此间评弹艺术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同步繁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目前资料表明，伴随着城市空间从中心向边缘的疾速扩展，书场陆续向郊区搬迁，书场郊区化的确是第二空间改变第一空间的例证。它意味着文化空间追随物化空间去往郊区，但事实上任何文化空间都有自己的根基，搬迁意味着需要时日去面对漂泊和文化离散的情景。当时评弹还面临着专业演员不足，听众老龄化的问题，并且评弹创作也跟不上书场演出。自2006年苏州评弹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起，政府文化部门虽无力挽救颓势，但街道公益书场和文化馆系统的社区书场纷纷建立起来。2012年上海文化部门发布文件为社区书场和公益书场提供财政拨款。

二

非遗保护之下的构想空间

当代经济快速发展带来深刻的社会变迁以至于经济与社会、各种形式的文化无睱协商、对话和磨合。除了社会语境的因素，评弹的衰落与社会节奏的加快，新媒体传播形式的出现，文艺形式多样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从而导致书场衰落。1990年代苏州评弹及其他传统文化皆面临生存危机。2003年中国政府意识到文化变迁的剧烈而开始着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2012年上海市文化部门发布评弹书场恢复与重建计划，大约70多个书场每年获得50万元的财政支持，用于场所、演出、管理和水电杂费。听书人进书场的费用多为3元，最高不会超过6元。书场管理单位有多个系统，文化馆系统，街道社区，民政系统和古镇旅游公司。在书场和演员之间的中介是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和演出经纪公司，苏州、无锡等地也大致拥有相同的机构在演员和书场之间进行协调和安排。每一个书场都有机会欣赏到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门派艺人的表演，均得益于一个有条不紊的书场网络及其空间布局。长三角一体化是当下推进的区域合作构想，这种强调资源共享的空间生产模式在明末清初的评弹书场布局上已经发展出雏形，最早的长三角一体化是在江南书场网络中实现的。实现区域一体化包含了空间生产的必备条件：苏州评弹书场的空间布局，水运—陆路—码头的交通网络，评弹艺人的跨区域组织。到1940年代上海开埠时期艺人通过书场空间体系“跑码头”而实现整个区域的文化共享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了。

由于地方政府的文化保护和经费支持的空间实践，使得苏州评弹能够从濒危状态中存活下来。但财政拨款形成的书场空间也存在一些弊端。出资人按照自己的构想和设计，以为提供一个免费的空间和设施就能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但物化空间在缺少艺术内在活力和创造性的情况下只能是空空如也的背景和舞台。财政拨款方式降低了弹唱者和听众的期待和热情，消磨了艺人创作的冲动和动力。一个演员在15天的演唱周期里无论唱得好坏都可以拿到政府补贴的7500元。衣食无忧之后，艺人对于僵硬的分配制度缺乏认同，渐渐失去表演和创作的动力。本来艺人作为空间的书写者，他要为听众提供一个有创造性和个人解释魅力的作品，而在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之下，部分艺人养成混日子的心态，过去切磋技艺、吊嗓子这样的基本功渐渐荒废；过去艺人在表演前要关灯静思半小时，如何把握整个故事发展的脉络，如何把当下时事、人生哲理融入书中，如今这些习惯已成稀有之事。由此可见，财政拨款没有激活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传承了某些形式而已。

评弹发展的最好时期总是和创作的繁荣分不开，如今缺乏创作成为苏州评弹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书场空间里，书写者的群体分别是艺人、听众和文化部门。虽然第三空间理论出于开放和反对文化霸权的理由会天然地排斥政府力量，但我们应该弄清楚中国政府不同于西方之处在于，文化部门并不代表资本的利益而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空间生产，这些部门在保护文化方面的方法是不足的，但初心是令人尊敬的。调查资料表明，书场空间的主体听众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跟1980年代、1950年代和1930年代的听众群体大为不同。在1950年代以前，听众主体在上海滩被称为“老克勒”(clerk)，指涉那些有见识有地位的中年职员。为什么1990年代以后主体听众出现老龄化趋势呢？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社会变迁带来社会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投入到工作中，无法去欣赏连续性很强的评弹。其次政府文化部门在推动公益书场项目时把老人设定为目标对象，认为每日13.30—15.30弹唱安排从生理学讲是符合老人作息时间的，而此时正是上班族工作时间，所以这样的时间设计就把上班族从书场空间给排除掉了。

文化部门在生产空间时会考虑赋予空间一些社会功能，这也是文化应有和无可厚非的社会功能。在上海市政府和区政府附近的评弹书场实际上对上访者发挥某种心灵抚慰作用。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比如土地拆迁问题，书场的出现为意见表达者提供了一个平复心情，化解张力甚至获得审美体验的所在。尤其是政府所在地附近的评弹书场更容易发挥缓解张力的作用。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的评弹书场即是在2011年上访高潮时建立起来的，该书场为平息和化解被征地农民的怨愤情绪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书场空间的建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空间书写的单一性，而空间书写应该由艺人、观众、社会系统(政府)多方面通过协商、对话共同完成，单一的空间生产很可能会对评弹生态系统造成某种失衡而影响文化空间的活力。

有人认为财政拨款是文化霸权的表露，笔者不以为然。认真爬梳第三空间理论和所有调查资料以后，并未发现财政拨款与文化霸权有必然的因果关联。财政拨款并未预置一种价值观念去强调哪种文化更优，哪种文艺更好，它只是伴生了一种僵化和区隔，这也许仅仅说明文化认知能力的缺乏和管理水平的低下。此种状况客观上影响了第三空间的自由、开放和生机。评弹困境在于缺乏活力，缺乏作品和创作动力。现在文化部门、书场工作者协会、艺人和观众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期待文化部门改变现有僵化、平均化的分配模式，引导第三空间所保持开放、对话、协商的活力。

三

如何重建都市第三空间的文化活力

第三空间理论所做的全部努力皆为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建立一种开放、自由、平等和探索无限潜力的新思维方式。它把事物的对立视为一种有差异的综合体，一种复杂的关联域，一种亦此亦彼的可能性和开放性。这种具有辩证思想的空间理论对我国都市空间发展或者城市规划颇有启迪作用。列斐伏尔发现空间是一种方案，空间的生产正是通过一系列方案得以完成。方案的高下与设计者所秉承的空间思想有关系。调查资料说明，书场空间的设计存在一些僵硬、封闭和有失公正的二元论思想。其一，书场郊区化的空间设计实际上是看重商业空间的价值而忽略了文化空间的价值。其二，财政拨款促进了书场的最初发展后抵消了书场的内生性发展。在财政拨款的影响下，评弹书场被设计为老人群体的“公益”活动室，而文化艺术的氛围和文化空间的底色渐渐消退。“公益”的空间方案并没有提升文化空间的水平，反而降低了都市文化的境界。

财政拨款建构了一个昂贵的书场格局和空间，但它仅是一个提供场所和演出费的物化空间。当然财政预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保护款项，本身无害且充满无限可能性，但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所产生的免费心理却暗中吞噬着整个书场网络及空间，导致空间中群体间发生分化：仅支付三块钱茶水费的听众无异于免费听书，而评弹艺人的工资来自政府财政拨款，那么观众和艺人在没有经济交换的前提下如何互动？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法深入交流，事实上观众没有什么可以与艺人交流，没有付费更羞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以往听众—艺人之间的热烈互动、讨论艺术的场面俱往矣。艺人的报酬来自财政拨款，所以他只对出资人和所在演出单位负责，他没有义务与观众对话。由此可见财政拨款是一把双刃剑，在评弹没落时它保护传统文化免于断裂之危，而当财政拨款仅存有财务功能时却凝固了艺人和听众双方的能动性。

作为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推进文化强国强市的战略时亦应避免僵硬的二元论思考方式，这很重要。从评弹书场的空间生产反观大都市空间生产的文化战略，我们认为城市规划既要重视物化空间的生产，也要重视文化空间的生产，更要重视文化生态的生产。由此看来，财政拨款不能单独起作用，能使文化主体认知文化自觉的两个空间生产才能焕发文化活力，而不正确的空间生产实质上是破坏文化空间。

第三空间理论的精髓在于摒弃二元论简单平面的思维习惯，创造一个对话协商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建构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坐标也是营造文化空间的过程。以上海书场为例，评弹是江南地域文化的代表作，书场是地标文化。书场中重要的空间因素不是物理空间本身，艺人、听众和作品才是文化空间至关重要的三个因素，其中作品乃是艺人、观众共同关注的中心。那么财政拨款成功完成保护濒危文化、建立文化空间的任务后，补贴却影响书场空间活力且为人诟病。财政预算适时地把钱转向文化空间的建设上，用来鼓励创作，提升内容成为更有意义的事情，此乃文化空间活力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空间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文化的生态系统，也就是说财政拨款、行政管理不能单独起作用，艺人、观众和书场也一样不能单独起作用，故作为生态系统的文化空间至关重要，这便是第三空间理论的重要贡献。

本文转载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2020-06-24

原文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