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振兴是针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阻滞的现状提出的重要战略。传统的村落空间积淀着丰厚的民俗文化资源，家族村落资源、传说故事资源、庙会信仰资源、行业工匠资源、节日文化资源、民间艺术资源，已成为乡村社会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以酝酿于民间的民俗文化为文化资本，以国家与地方的上下同构为转化路径，以“五位一体”整体发展为布局思路，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基本原则，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应扎根于民众鲜活的生活空间，推动民俗文化资源与农村产业链条、乡风文明建设的融合，实现维护区域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丰富精神生活的目标，进而构建因人而宜、因地而异的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与实施框架。

关键词：民俗文化；乡村振兴；创新性发展；内生性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社会建设，为民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是新时代正确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有温度、有情感、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话题。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传承发展意见》）与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意见》），二者前后承接。可以说，前者是加强国家文化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举措，后者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民众集体创造、传承并享用的凝聚着深厚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的根基性文化。从老百姓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民俗文化入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容易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亲切感与认同感；从老百姓普遍关注、各具地域特征的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可行性路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容易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形成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围绕乡村振兴与民俗文化资源创新性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掣肘民俗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探索民俗文化资源创新性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是借鉴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而做出的重大决策。

从国际背景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束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攻伐，也停止了一国之内各个阶级之间的尖锐对抗，人们普遍进入了恢复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建设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历程。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顾此失彼，忽视了民俗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文化传承序列断层，与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进入21世纪，人们的目光从关注有形的、可视的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转向无形的、隐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32届大会上通过了由178个国家共同缔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体现了世界各国维护国家民族主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增强，也表明人类对民族民俗文化的高度重视，对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的高度尊重。从中国国情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经历了两大历史性变革，一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对乡土社会的改造，主要是土地制度由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农业经营体制由农户自主个体经营体制转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二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乡村社会经历了市场转型、农村城镇化进程。这两大历史性变革对乡村民众生产、生活、思想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尤以后者更为显著。

乡村社会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丰裕，精神上的享受，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拜金主义、价值失范等一系列负面效应。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快速扩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流动性成为现代乡村社会的显著特征。对农民工个体来说，他们可以在城市找到市场机会，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减缓生存的压力，但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着两难的选择，城市是留不下的城市，乡村是回不去的乡村，农民工群体成为了无根的“漂泊者”。对乡村社会来说，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入城市求生，青少年进入城市求学，村落成为主要由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的“空巢社会”。

社会现代化不能以阻滞乡村社会的发展为代价，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就必须把根基牢牢扎在乡土社会的土壤里，这大抵是经历近四十年的社会剧烈变革之后中国人普遍的体悟与认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社会的性质精辟概括为四个字——“乡土中国”，他认为乡村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村落共同体，即同一村落的人们聚族而居，生活在有一定边界的特定地域空间，村民之间在生产生活上密切联系，互帮互惠，有着“我们是邻居”“我们是一个村的”这样的共同民俗心理。二是熟悉关系，四邻五舍抬头不见低头见，六大姑八大姨都沾亲带故，相互熟悉，知根知底。村落社会网络就是由这样的熟人关系构成的。三是感情与道义，乡村社会成员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姻缘关系，或者通过结拜、认干亲等方式形成了相互关照、相互帮扶的感情与道义的联系，“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种情形的生动表述。传统中国是农村人口占80%以上，全球40%的农民聚居的超大社会，“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山寨乡村是数量最大、引人注目的聚落景观。”在一个个村落里，一辈辈农民在那片可以反复耕耘的土地上劳作，在到处是“熟人”的圈子里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

陆益龙把经历了现代社会转型、变迁之后的乡村称为“后乡土中国”，他认为，后乡土中国的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原有的封闭稳定的村落共同体，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有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其它劳作。同时，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村落演变为“流动的村庄”。其次，人们的谋生方式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多种多样的经济类型迫使农民去习得新的技术，也带给他们独特的主观感受。三是农村社会结构由单一的农民阶层分化为个体户、专业户、普通农户、贫困户等新的社会层级。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财富资源及文化资源，人们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也走向了多元。

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后乡土中国”，一字之差，它背后隐含的却是当前乡村社会振兴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即乡土社会遭遇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社会改造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现代化、城镇化、商业化，特别是市场转型之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成为乡村最突出的问题。农民何以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城乡二元对立何以缓解，城市与乡村何以互促互补繁荣共进，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之上的传统民俗文化何以延续，这是制约乡村社会转型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乡村振兴是一个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的整体性议题，既关涉理论依据，也要求制度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将民俗文化转化为乡村现代化的精神动能，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乡村发展的经济动力，让文化资本带来发展红利，使广大乡村民众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

优秀的民俗文化保留了历代民众的群体记忆，反映出集体共同的精神追求。它是特定地域的文化标识，也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利用的宝贵资源，如果能够合理地传承保护，就能起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承发展意见》指出，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关键是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即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关系。总而言之，要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活”起来，真正将之转化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精神财富。要做到这样，就必须摸清传统文化的“家底”，精选出标志性、统领性的民俗文化，然后加以类型研究，以个案分析引路，提炼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

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认为“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由为数很大的、但根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虽然他的理解有一定的偏颇，但他肯定了民俗文化对一种文明或一个民族根基性的价值。钟敬文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三个干流”学说，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的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同阶层都自有其相对应的特定文化，以中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民俗文化同样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社会学家李强认为，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相对应，社会分层是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提出的，依据社会资源拥有量而划分出的不同阶层。民俗文化的创造、传承并非为中下层民众的专属文化，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并享用的类型化、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它跨越了阶层、跨越了民族、跨越了时间，是为全民拥有、世代相传并不断被创造的文化，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与集体感。

民俗文化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社会生活。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在个体的生产实践和创造发明中，形成了类型繁多、内涵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民间生成、储存的文化资本，可通过文化经营，在流通、传承、积累和提升中实现其经济价值。”作为民族文化中最有生命力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民俗文化的资源属性在新的发展环境中被唤醒，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源。立足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在乡村转型建设中，如何以“保护性传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核心，构架立体、系统的文化保护、传承发展体系，实现民俗文化资源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正是人们所应思考的问题。民俗文化林林总总，丰富多彩，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兼顾其类型特性，本文构拟的优秀民俗文化资源重点领域，分别为家族村落、传说故事、庙会信仰、行业工匠、节日文化、民间艺术六类资源。

家族村落是由血缘和地缘组合而成的中国社会的最小单元，是每个人降临之后的首属群体。中国传统村落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地域范围，而且还是以相同或相似民俗传统约束的文化群体。家族村落民俗是维系村落成员和社会秩序的老规矩，是不言自明的老传统，具有极强的聚合力。家族民俗的三大支柱是族谱、族规、祠堂，村落民俗的主要内涵包括村落设施、庙宇民居、社会组织、村规民约等。家族村落文化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社会越是发展，乡村发展就越显得重要。因此，家族村落资源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宝库。其一，乡土村落的生态观念。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人类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合。”古村落从地址的选定到格局的规划都凸显了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大都具有依山傍水，藏风聚气，坐北朝南，植物丰茂的特点，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理念与价值。其二，村规民约的控制功能。“村规民约是乡村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自发生成和整理的，是对乡村民众形成约束力的禁约、惯例、成例等行为规范总和。”乡村社会治理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法律的强行管制，每个传统村落都有其内部认同的管理体系，只有将法律与世俗伦理、信仰禁忌结合，将惩罚与教育互补，形成一种“准法律制度”，才能促进乡村的社会良性运行。其三，村落内部互助协作意识。民俗文化既是民众的精神滋养地，也是无形的社会准则。以民众的社会交往网络为基础，人们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一套规范体系，这就是邻里互助，团结协作的民俗传统，例如农忙时换工互助，红白喜事、盖房起屋的无偿付出，生活上的集资求助，公共设施的捐资修建等，形成了合力互助的良风美俗。

传说故事是历代民众自由创作、口耳相传的具有一定情节，塑造了特定形象的叙事作品，它包括古老的神话，与特定历史、风物、人物相结合的民间传说，与现实紧密联系的生活故事与幻想故事。中国民间故事资源丰硕，文本的及时搜集整理只是保护、传承这些资源的第一步，此外还包括景观化的民俗旅游与影视化的创意开发等。传说故事的特性之一在于有传说核，它并非凭空而造，是依据流传地的某一客观物质而存在，是地方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一方面它们作为生活中的‘实物’而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眼前的实物又唤起了人们的记忆’，现实中的‘实物’演化为传说中的‘纪念物’，现实的景观也被悄然置换为传说的景观，并在地方与传说之间架构了一条记忆的桥梁，将传说的演述者、听众以及不在场的更大人群连接起来，滋生或温习对地方传统的认同感。”当今民众的旅游消费观念已由单纯的视觉享受，转向了视觉与人文的双重需求。跌宕起伏的传说故事所蕴含的宏大叙事主题成为了旅游规划的重要部分，例如耳熟能详的关帝故事的忠义精神、尧舜禹神话的德孝精神等。传说故事不再是依附于物理载体的精神文化，而是符号化、具象化、可视化为一系列的“有故事”的景观建筑，“从而使得景观成为传说讲述与传承的新的文化空间与叙事形态，形成传说语言叙事、景观叙事和仪式行为叙事三位一体的景观叙事体系。”游客在视觉的体验中，既感悟到传说景观的魅力，也得到精神世界充盈。

庙会信仰民俗是伴随着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及岁时节日形成的群体信仰活动，它以恒久的信仰习惯、定期的庙会活动、内涵丰富的仪式为鲜明特征，是与中国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与广大乡村民众密切相关的生活体验。庙会是一个神圣与世俗并存的奇特空间，是民众社会交往、交易的重要场域。它本身所体现的精神信仰在满足地方民众的精神需求，安抚内心的同时，也维系着乡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效运行。新时期的庙会信仰并非传统概念中非科学的某种价值意识，而是成为展现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与经济动力。在现代社会中，庙会信仰资源是保留在现代文化宝库中积极向上的、对民众信仰生活影响广泛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例如较为著名的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历史悠久，当地村民认为自己是远古共工之子勾龙的传人，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到初四都举行声势浩大的龙牌会。龙牌会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文化现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岳永逸在对“龙牌会”的文化调研中，为我们呈现出了新时期范庄乡民是如何使那些长期被定性为负面的、阴性的传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助力当下新农村建设、促进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范庄”经验。庙会信仰活动之所以可以延续至今，就在于其仍然是广大农民群众基本的生存信仰，以民间信仰建立起的社会内部秩序在新农村的社会建设中依旧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也是增强旅游业吸引力的支点。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可以紧紧围绕独特的本土信仰文化载体，系统、深入地挖掘民俗信仰体系，使之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精神文化。

行业工匠民俗资源属于物质生产民俗中的一类，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出的服务于民众生产生活的民俗事象。广义上说，这类资源既包括创造出的物质产品，也包括创造主体，是丰富民众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工匠民俗资源涉及多个范畴，民间工艺设计、制作的技术性、艺术性；工艺作品作为民族特色文化代表的符号性、文化性；制作工艺与民俗活动的社会性、价值性等。这既是行业工匠民俗的特性，也是其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民间工艺成为工匠支撑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但由于商品化的过度影响，民间工艺呈现出类型的趋同、文化内涵的丧失等问题。针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目前对于这类资源的挖掘利用，围绕“保护”“传承”与“发展”三大关键词展开。政府借助于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运用文化创意产业的新理念，实现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目标。传统的行业工匠民俗突破原有的艺术设计与制作技艺的限制，追求创新性发展成为趋势，利用创意思维、在保持本真性的同时发挥其文化多样性的内在潜能，将传统的民间艺术和技艺推广到现代社会应用中，实现真正的跨领域创新性发展。行业工匠民俗不仅是物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人的记忆情感的储存与延续。人们既专注于物的保护传承，也将视野转向传承主体。集中关注工匠艺人的技艺现代性传承，关注传承人的生存现状是工匠民俗资源在新时期乡村建设得以存续的关键，也是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导向。

传统节日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集中体现民众生存策略与生活经验的标志性文化。华夏文明渊远流长，底蕴深厚，作为传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独特的节日文化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民族性格，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形式。我国各文化亚区节日习俗活动丰富多彩，内涵深邃，呈现出多样的地域色彩与民族特色，是凝聚乡愁，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于2010年3月启动的《中国节日志》项目，以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节日为对象，对节日的渊源、发展进行了系统、科学的归纳与整理。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对传统节日最大规模的记录，它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具有积极意义。顺应当今的旅游消费趋势，这些传统的民间节庆文化是打造地方特色旅游的重要元素，进而转变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同时借着现代节日文化的东风，传统节日得以重焕生机，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得以存续。地方性岁时文化的传承，对于增强地域内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共同成长记忆、仪式文化的回溯，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创新性地继承、创造性地发展，对岁时节日文化将会是一种最佳的保护模式。

“民俗艺术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把握，以现实的形象存在；同时它又受到民俗观念、民俗心理和民俗精神的支配和规范。”民间艺术包蕴多样的表现形式，例如，民间说唱、民间戏曲、民间舞蹈等，并且其附属的文化内涵通过表演结构、艺术特征、展演形式得以发扬。它不仅是被创造的、被演绎的民间文化，也具备了成为文化资本的潜在动能。民间艺术资源中的文化符号借由象征性的表演程式，形成了视觉、听觉的多重感官体验，契合了新时代民众的消费需求。民众在参与民间艺术的表演过程中，也形成了特定的组织团体和民俗活动，例如晋冀陕蒙的黄河歌会就是由各地大型的演艺集团与小型的民间社团联合而成的民间艺术集会，每年吸引众多民众参加，成为区域文旅建设的特色文化。在新的消费环境中，文化旅游产生了新的特征，那就是旅游消费体验的放大。一方面因为游客消费行为模式的变化；另一方面，文化旅游经营者的理念转变，将重点转向文化内涵的挖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鼓励地方关注区域特色文化、发掘民俗资源，民间艺术资源以其优势特点将成为乡村建设的强大支撑。

乡村振兴的本义在于寻找乡村社会的底色，使农民回归最本质的自然生存语境。民俗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饱含着民众最熟知、最亲切的生活记忆，是他们精神的栖息地。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灵魂，是根基，民俗文化资源积蓄着深厚的发展潜力，是乡村建设的文化优势。纵观当今乡村的发展现状，民俗文化资源在区域建设中存在众多问题，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民俗文化资源内生动力薄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乡村逐步边缘化。为获取更为优越的生活资源以及城市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乡村社会大量人口出走，人口外流导致民俗文化缺失了维系、传承的主体；二是乡村情感认同纽带的破碎。乡村政治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动，引发了民俗文化在代际传承之间的断层问题。新生代农民无法从传统的民俗文化中得到精神的自我满足与认同，失去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归属感。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任何文化都有它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他原有的模式，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称之为‘文化失调’。”乡村振兴就需要重建民俗文化在民众精神世界的地位，唤醒民众遗忘的文化主体意识，在民俗文化的土壤上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他发展的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民俗文化本质就是民众自觉的文化认识和文化阐释，人们可以在其中自在、自由地抒发个人的情感与意见，得到群体的认同与呼应。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以民俗文化资源为基础，建立一个可供民众传统习俗与现代需求共融发展的公共文化空间，让该文化场域中的人充分发挥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自主选择乡村转型的发展方向与路径。

“实际上，文化转型不应是传统文化的断裂、取代和超越，而是和谐相容于现实文化之中。”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乡土中国是中国社会的基质”，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绕不开的核心命题。诚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传统村落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伦理社会走向法理社会、从封闭保守走向开放创新、从家族群体走向家庭个人，并且当前一些现状反映出民俗文化资源的缺失与移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俗文化资源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中国现代化的根底在农村，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时必须直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只有把握好乡村的现代走向，发掘出传统村落中可利用的民俗文化资源，才能探索出一条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有效途径。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并非是传统农耕社会的复原，而是一种文化的回归与记忆的联结，是在现代化视阈下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运用民俗文化资源，使其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本与精神养分。

（一）发展策略

《乡村振兴意见》中对乡村做出了文化繁荣、气象焕新的美好展望。把民俗文化资源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需要实现以往自上而下的民俗文化资源管理方式向自下而上的资源转化路径的过渡，让民众、学者、地方政府共同参与到民俗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进程。一般来说，国家社会文化管理是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逐层下达；民俗文化的产生运行则是自下而上，先是酝酿于民间，蔚成风气，渗入社会各个领域，始可得到领导阶层的重视。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需要推动上下同构，处理好国家公共文化政策与基层文化服务系统建设的关系，处理好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文化与区域民俗文化整体建设的关系，处理好乡村振兴的近期目标与远景规划的关系。民俗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目标是运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实证性”研究，从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中提取出可参与、可转化、可发展的统领性资源，为民俗文化资源转换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诊脉发声，为建设符合时代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贡献力量。根据目前民俗文化资源生存现状和创新发展的需求，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思路，其中，融入生活语境是首要准则，融入产业链条和乡风文明建设是两条并行的轨道。

1.将民俗文化融入民众生活语境

我们不能就文化谈文化，“不能将具体文化事象与它的生存环境和背景相割裂出来‘保护’，否则只能是切断具体传统文化事象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能力，最终使我们的优秀民族文化的根基受损。”因此，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利用要回归文化生成的土壤——生活，聚焦到文化的主体——民众，立足整体发展观，在生活语境中对文化资源及其所属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性利用。

这里的生态环境是广泛意义上的，一方面指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则指其自在的人文环境。文化与自然共生共存，自然环境决定了一个文化区内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赋予区域内部的民俗文化以特定的形式和内涵，人的活动也在自然中留下了印记。人文环境既包含民俗文化的主体，也包含人所创造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如果说自然环境是民俗文化的物质基础，那么人文环境则是民俗文化的精神血脉，它们共同交织成立体化网络，构成民俗文化产生、发展的生态环境。当一个民俗事象根植的土壤、展演的环境发生变化，它的功能与意义可能随之消逝，以水井为中心的村庄文化，以家族、祠堂为中心的宗族文化，已然不被现代都市的民众所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空悬的符号。把文化从其母体机制中拆分出来，文化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会失去其持续性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民俗文化资源不仅是一种地方知识，更是维系区域稳定的内生性力量，是推动社会凝聚的粘合剂。文化主体与生活语境脱离较为典型地表现在易地扶贫搬迁之中。易地扶贫搬迁的逻辑出发点是一方水土养不富一方人，故而将文化活的载体植入另一生态系统。移民首属文化和移入地文化的差异使移入民游离于两种文化之外，“外来户”和“本地人”之间时有矛盾乃至冲突发生。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在当地人的观念里，移民依旧是外来户，是占用本地资源的“入侵者”。生存空间的重叠不等同于文化边界的消弭，移民户的首属文化在与相对强势的本地文化的交锋中并非都能取得和解，“我们”“他们”的分化对立成为阻拦外来者融入移入地的一道壁垒。移入民个体因为脱离首属文化中“能够使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和自然结合并和谐地在一起的那些场景和途径”，“我”对于“我们”的认同在失去了扎根的土壤之后渐趋消解。迷失在自我身份认定环节的移民，因为情感的迷惘，知识技术的缺乏，理财方式的单一，因为寻找不到有效途径融入新语境而复归于贫困。易地搬迁并非普适性的扶贫手段，对于一些并非因为地理区位问题造成的长期贫困问题，结合当地优势资源，特别是优秀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建设的发展方式可能更符合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生产需求和文化心理，能从更深的层次，更长期、更有效地消除贫困。

2.将民俗文化融入农村产业链条

产业链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涵盖了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所有阶段。”当下农村面临增收点缺乏、发展后劲不足、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经济发展单纯依靠从农林牧产品直接到商品的简单模式，且因信息的匮乏，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中处于弱势。将民俗文化融入农村产业链条，促进产业结构向第一二三产业同构转型，延长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条，促进农村地区社会分工，打造具有文化附加值的区域“品牌”，是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路径。

2017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模式”。“田园综合体”整合了“农业、文旅、地产”中的可利用资源，把农业发展、休闲观光、文化旅游融合为一，在现行农村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探索农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新形态。“东方田园”是无锡阳山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依托本地“桃文化”建设的国内首个“田园综合体”，呈现出农业、文旅、社区三个板块互融开发的结构形态。现代农业是“田园综合体”的基础，农业是乡村的根本，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的经济命脉，一味发展文旅，失掉农村的重要经济职能并不可取；休闲文旅，尤其是作为消费热点的农事体验活动，延长了农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产业链，让同等资源发挥出更大经济价值；田园社区的建设一为吸引游客，为来者提供更好的优质服务，二为服务当地居民，用宜居的环境留住养家的人。“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因地制宜，文件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作为新模式试点地，这里的“条件”既包括农业基础、政府财政、基础设施，也包括民俗文化等文化资源。

“田园综合体”建设的核心以旅游观光作为吸引外来投资、消费的牵引力，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随着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热点。如今的民众对文化知识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大多数人期望通过旅游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见解。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民间传说与旅游资源的结合，使得原本单纯视觉化的景观有了充足的趣味性，深化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它们或是以图像的方式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在地化阐释，或是将美丽生动的传说故事与优美的景致相衔接，以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思想表达出来，使游客在观景的过程中获得多种感官体验，精神世界也受到优秀文化的教育与熏陶，成为群众审美理想和情感体验的集中展示。人们通过地名、传说、景观等来建构对地方的认同，文化旅游重在通过一系列的民间传说与旅游景观的结合，借助文化叙事的概念，将景观作为一个能够阅读的文本，为景观注入叙事元素，使之成为兼具欣赏性与文化性的多重载体，为游客带来“多感”体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我们应抓住新型城镇化发展机遇，借助跨媒体平台，精准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盘活乡村民俗文化资源，积极地将其转化为文化景观和文化生产力。

3.将民俗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

民俗文化是普通大众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积累、传递、演变的类型各异和模式性的文化惯制，承载着数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道德规范作用的民俗文化是乡村的精神根脉，也是乡村新文化建设的基础。民俗文化的转化不应是单一的商业经济开发模式，而要在活水中看活鱼，结合本土的乡村资源优势，进行因人而宜的发展，构建民众的精神伊甸园。

民俗控制是“大量的民俗压力形成的习惯势力的自然控制”，它长期影响着该文化场域内部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可以选取其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部分，结合乡风文明建设的需求进行创新性转化。“在几种习俗变迁的实况中，有一个最值得思考的事实使人们在追寻新的外来的文化元素时，总是挑选那些与传统的习俗和价值观念保持连续性的十分相似的新事象，才会纳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也常常用原有的习俗原则去看待他们的新生活习惯。”文化的惯性让民俗文化成为推动核心价值观生活化的重要力量。

历经千百年岁月淘洗的乡土村落，“积累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习俗、日常生活经验、民众生活策略”，这是广大民众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乡村振兴的提出，就是要唤醒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神凝聚力，使其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积极效应。山西运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忠孝文化的发祥地。从2010年开始，运城市举办主题为“德政千秋，孝行天下”舜帝陵德孝文化节，成功打造了当地特有的文化品牌。在文化节上，既有祭祀活动，也包括其它内容，如第一届有“全球舜帝后裔寻根祭祖”“德孝文化讲坛”“孝星评选”，第二届有“重阳大集”“老年人才艺大赛”“大学生德孝传承”。文化节不仅吸引了当地人的参与，对“舜文化”有强烈认同感的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开始参与进来。这些活动一方面将德孝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文化，推向了世界。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当地旅游业的影响力，带动当地舜帝陵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运城市盐湖区还举办了以德孝为主题的系列性社会活动，如“九九重阳节老年秧歌大赛”“‘和谐家庭’摄影展”“‘德孝在盐湖’主题剪纸展”等。通过摄影家的镜头、剪纸艺人的巧手，充分将舜帝为代表的德孝精神融入其中，将全区的行政村和社区的和谐家庭通过照片、剪纸的形式展现出来。此外，运城市盐湖区还注重宣传孝顺好儿女、好媳妇的好人好事，在深化民众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推动了当地优秀文化的实践养成。运城市通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将国家、政府、民众三个层级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了民众积极性。这些活动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的消费；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乡村民众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将中国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内化为民众自己的文化心理，定格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民俗文化是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乡土村落在长久的岁月中孕育出的各具特色的内生性文化。对乡村振兴中民俗文化资源创新性发展的研究，旨在探索将其作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内源动力的合理路径。贫困写就了中国农民深沉、坚毅的性格，但贫穷不应是农民甩不脱的重负，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带动农村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循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利益和整体效益需要兼顾，一方面要维护好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让农民能在熟悉的家园，体面地谋生；一方面要在求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文明和文化内涵，建设风光美、人情美的和谐乡村。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产业兴旺，难点在于探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促成物质与精神的共生，打破都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让乡村成为诗意的灵魂栖息地，同时也是“本地人”获得切实利益的安身立命之所。站在整体性的高度，以可持续性的眼光，利用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民俗文化推动乡村振兴，是关乎民族发展利益，民众生存利益的重大战略，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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