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Philologie）”这一术语是希腊人的发明，而作为专业的“语文学”则出现于希腊化时期（公元前4—前2世纪）。当时，在新兴的大都市里，人们开始着手收集希腊古典文学的遗产。在收集的过程中，人们发现那些被收集起来的文本十分粗糙，讹误百出，亟须对它们进行考据性的整理与审订，建构出可靠的版本，以便将这些文本及其词汇和内容解释提供给读者。词汇与内容的解释需要考据作者的生平材料，整理词汇，编纂辞典，需要文化史的知识，也需要大量有关语法、风格和音韵学的知识。这些相互关联的研究工作界定了“语文学”的学科性质。与词汇和内容的解释相比，对文本的文学批评及审美性解读要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了，“此种语文学对某些文体很少关注——如被视为‘低等’的寓言或神话，以及被贬低为仅具娱乐功能的小说，与此相应，这类作品的保存以及今天能够获得的相关资料都很有限”。

公元前1世纪以来，罗马地区的语文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发展。此后，中间经过中世纪时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语文学再度辉煌起来，当时的语文学家们收集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受到忽略或者濒临失传的手稿，积极致力于编纂与评注的工作。在150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语文学整体的研究内容与研究风格基本保持一致。

16、17世纪时的法国与荷兰是古典语文学的重镇，语文学专业的学术化倾向日益强化，它仍然是“注重考据性的版本、古文物的研究、对事实和真实性的评注等”。语文学家和语法学家对经验证据的强调奠定了新方法的基石。于是，人们随之相信，通往真实的历史之路必然要经过“语文学”。18世纪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都十分推崇古希腊作品的原创性，但他们是以人文主义的理想来取代和超越纯粹的语文学研究。德国的语文学家与古典的相遇并不完全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通过欣赏与阐释古希腊、古罗马的典雅艺术与文学，哲学与伦理学，获得精神的升华，提升自身的素养。如此一来，德国语文学为古典语文学添加了新鲜的气象。然而，19世纪之后，历史—实证主义的语文学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语文学再次强调文本本身，“其文本研究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近乎数学式的体系，此一体系认为对文本的审美评价主观性太强，因而将其排除在文本考据的范畴之外。”对科学客观性的强调使得语文学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20世纪初，由于许多语文学家遭到了德国纳粹党的驱逐，德国在语文学界的领先地位渐渐丧失了，由此而开启了语文学的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在古典语文学之外，现代语文学开始考察新拉丁文学、巴洛克和近代早期的文学作品，它试图突破古典语文学在研究对象、方法与理论方面的桎梏。

综合起来看，古典语文学就是阐释保存下来的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的文献，它的研究兴趣并不局限于这些有关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专业文献（哲学的、科学的与历史的）之艺术的层面，甚至主要不在于其艺术的层面，而是首先对这些文献的传播媒介做考据性的工作，尤其是对抄件学和古代文字学做必要的考据工作，考订版本是古典语文学的前提性的工作；其次，随着时代的发展，希腊语与拉丁语在词尾和词义、词汇和语法规则方面都一再发生着变化，出现了许多语言形式，因此语言史和语法史成为古典语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再次，由于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学都十分讲究，其修辞与语言形式特征渐渐地也成为语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最后，希腊语或者拉丁语的源流考辨工作也是古典语文学的重要工作，人们通俗地将之称为“比较语言学”。显然，上述所有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其他专业知识的帮助，其中，古代文化史、考古学、宗教学的知识尤其显得必不可少。

民间文学的学科基础之一便是“语文学”，准确地说，这一语文学的传统根基是18世纪中叶的圣经语文学与古典语文学，这具体地体现在诸如托马斯·布兰克威尔（Thomas blackwell），罗勃特·罗斯（Robert Lowth）以及罗勃特·伍德（Robert Wood）等人的作品当中。在这些作者的作品中，通过引进一种文化的与历史的相对主义的维度——认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真正的理解取决于对它所扎根于其中的时空的理解的原则——这些学者扩展了古典语文学的事业——即认为良好的语言知识是批判性地阅读经籍与古典文本的先决条件。这样一种学术指向要求读者或者批评家，努力透过创作了作品的人们的眼、耳与心智来看待作品。此后，正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扩展了这一相对化的语文学，极大地超越了古代的希伯莱人以及古代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古典语文学的视野，赫尔德拥抱所有人、所有语言、所有文明，认为它们与它所属的人们的精神相一致，是普罗大众的声音的表达。

事实上，赫尔德的“语文学”所关注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他不仅关注那些非希腊、罗马、希伯莱的地方语言，而且极大地扩展到了关注语言的“功能”问题，比如他考察民间文学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考察形式—功能—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即在使得诗学作品变得可记忆、可重复、有说服力、可阐释的过程中，经典的平行性的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的效果问题；考察政治权威性的问题，即文本传统在构建传统权威中的作用；考察文化的政治社会学的问题，即扎根于特定时空中的流行的与本土的形式，与吸引文化精英的流行声音的表达、具有抽象普遍性的城市化形式之间的区别；考察交流媒介的问题，即活态的口头表演的感染力的直接性与书面文学的分离的媒介之间的对比。赫尔德超前的语文学思想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再次被民俗学家们发现。

专就德国民俗学而言，它从一开始就是德国语文学（German philologie）的一个分支，时人称之为“日耳曼学（Germanistik）”，而格林兄弟则是日耳尔曼学与民俗学的双料奠基人。当时德国人所谓“日耳尔曼学与民俗学”乃是指对德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但是什么才算得上是一国“语言与文化的代表”呢？在当时，古典语文学基本上研究的是用外国语言（法语）、古典语言（希腊语、拉丁语）记录的古代的与中世纪的书面文本。格林兄弟的历史功绩在于在继承赫尔德思想的前提下，切实地给予德国语文学以一个新方向，即转向了研究德国民俗与德国民间语言。他们的语文学研究的就是普通德国人口头讲述的德语以及德语的口头文化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德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可以被称为德国的“本土语文学”。

19世纪早期，在“德国语文学”形成之际，德国至少有两种语文学传统：一种是古典语文学传统，代表人是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一种是由格林兄弟，尤其是雅克布·格林（Jacob Grimm）创立的德国“本土语文学”。前者通过书面文本的研究来理解德语及其文化，而后者关注活态的语言及文化表达。格林兄弟称自己的研究为“狂野的语文学（wilde Philologie）”，以区别于拉赫曼所代表的“规训的语文学（disciplined philologie）”。显然，这两种语文学的传统从一开始就沿着“口头与文字”的分野展开了，然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非常明显，格林兄弟所倡导的“本土语文学”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浪漫主义者是第一批母语语文学家……，他们试图以母语感受为基础，把它作为意识和思想形成的Medium（媒介），来彻底改造语言学思维。确实，浪漫主义者一直是语文学家这一词准确意义上的语文学家”。

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

如上所述，语文学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对外国语言与古典语言的研究，学者的任务是解释文本在它们的原始语言中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德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开始并不能算作是语文学学科的内容，它是由一群业余的社会人士热心地从事着的学术工作。在德国，自卡尔·拉赫曼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德语研究的第一任主席之后，基于他自己的标准化的语文学学术训练与学术根基，他坚持“规范化”德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他研究的材料就是古代及中世纪的德语文本（比如史诗）；他的研究方法就是古典语文学的方法，他坚决地清除异文所带来的模糊性，自我确立德语的标准。显然，格林兄弟所主张的语文学与拉赫曼之颇具“规范化暴力”的语文学十分不同。但是，拉赫曼的语文学传统——以文本为中心的语文学方法——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民俗学。而格林兄弟的“本土语文学”传统，以及赫尔德有关“民歌”的思想对于民俗学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它认同由格林兄弟与赫尔德所区分出来的研究主题——“民俗是民族精神的表达”当中。后来的德国民俗学直接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文本化的口头文学”，这显然是对上述两种语文学思想的一种折中。

 赫尔德                         格林兄弟

按照理查德·鲍曼追溯的学术谱系，自赫尔德、格林兄弟倡导“本土语文学”以来，历代民俗学家通过不同的学术路径，共同创造了新时代的“本土语文学”的学术方向，概括起来，这里有三种学术线路：

理查德·鲍曼

第一种是经过美国著名的歌谣学家弗朗西斯·詹姆斯·柴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乔治·里曼·凯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发展至阿切尔·泰勒（Archer Taylor）、史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的民间文学研究路径，他们大都关注民间文学的历史，采用的是古典语文学的方法，强调的是文本的持续性，把变异看作是退化的过程。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研究，考察主题的变异问题，然而他们基本上不考察民间文学形式的与语用的层面。1849年至1851年，柴尔德曾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研究，虽然这个时候，格林兄弟已经离开哥廷根前往柏林大学。柴尔德的一生都保持了与欧洲同行之间的联系，这种跨大西洋的学术交流一直延续下来，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都保持着与欧洲同行们的密切交流。老中青三代学者都在文学系教授民俗学，都与欧洲大陆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都在关注与研究来自旧世界文化的民俗，保存了古典语文学的学术传统。

阿尔伯特·洛德与米尔曼·帕里

第二种是经由米尔曼·帕里与阿尔伯特·洛德开创的口头程式理论。20世纪30年代，同样在哈佛大学，同样是基于民俗与文学研究的领域，产生了一种基本上与柴尔德相反的工作方式。柴尔德是一位坐在图书馆里搜集与整理古代遗留物的民俗学家，可是，哈佛大学古典语文学家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却综合了民俗学与文学研究的最好的方法，他们开展了大量的田野作业来搜集口头表演，这将有助于他们去解释西方文学中幸存下的最古老的作品。在聆听了南斯拉夫歌手表演的一个复杂的达9000行的史诗后，他们师徒二人得出了一个假说：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这两部作品也是口头创作，是在表演中创作的，又在每一次演唱中被重构，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歌手们对程式性短语的经常性的使用。他们强调的重点是个人在表演中的创造性，当然也承认诗学体系的形式规则的条件、表演情境的语境性的限制、所谓口头文化的能力限制等。与此同时，创造的动态性也受到了强调，因为每次表演都要考虑它与前在的同一类表演的平衡。这一研究传统同时考虑了口头诗学之形式的、主题的与实用的层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帕里—洛德”师生二人仍然是典型的语文学家，他们依据的材料仍然主要是“书面文本”。

第三种是自博厄斯、萨皮尔，雅各布森经由保罗·拉丁以及戴尔·海姆斯而来的美国语言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博厄斯特别强调对于本土美国人文化传统的文本记录，搜集与分析印第安人的口头文本材料建构了美国的人类学实践。博厄斯坚信：每一种文化都拥有自己的概念、分类与偏见，为了达成对于另一种文化的真正的理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者们要用当地的语言搜集大量的可靠的材料。因此，神话与故事被通过当地人的语言搜集与保存起来，作为一种未受污染的文化表达，这些口头材料保留着理解那一社会的全部必要的关键信息。通过细查准确地记录下来的文本，学者们可以获得新的理论，新的问题就可以被解决。换句话说，材料将导向阐释。

左为博厄斯，中间为萨皮尔，右为雅各布森　

在博厄斯的语言人类学学术传统中，“文本”是从事三种基本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材料：（1）文化—历史的研究。他们把未加修饰的“文本”作为解释文化传播、移民与文化接触的历史过程的证据。（2）文化的研究。他们把口头文学当作“文化自传”的一种类型，作为对文化的反思形式，尽管它可能只是一种经过选择与折射的反映。（3）语言学与自然话语的研究。美国的语言人类学向来关注语言的主题、形式与功能的综合体，但是，他们往往在把精力聚焦于语言本身的同时，忽视了讲述者及其语境。

爱德华·萨皮尔是博厄斯最富盛名的学生，作为职业的语言人类学家，他关注的焦点是把语言放置在其文化的语境当中，他教育学生们说，应该在社会背景中来考察讲述，这种讲述行为既是那一语境的一部分，也是那一语境的建构者。正是从萨皮尔开始，语言人类学家们开始学会了把民俗与口头传统置于“宏观”与“微观”的语境当中来给予考察。罗曼·雅各布森则是把欧洲语言学思想带到美国民俗学界的重要思想家与语言学家，他传播的主要是苏联与捷克的形式主义者的分析方法，同时还有一种对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的更新了的兴趣。他对于美国民俗学的影响，与其说是直接的，不如说是引发了一种有关“民俗与语言”关系之假设的考察风气。他还提醒美国民俗学家，可以把形式主义与美学的特征与博厄斯—萨皮尔的最佳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正是通过雅科布森，美国民俗学再也无法忽视东欧及苏联的民俗学传统了。最后，作为语言人类学最突出的一支，戴尔·海姆斯所倡导的“讲述的民族志本身则是语文学传统中两种学术路线的综合，即弗朗兹·博厄斯与爱德华·萨皮尔一脉的美国语言人类学与布拉格一脉的诗学的综合”。

巴赫金曾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根源置于欧洲古老的语文学传统之下，在他看来，这一（语文学）传统研究的是死语言，例如古希腊语，或虚拟的语言，例如原始印欧语。语言学是语文学之子，因而它总是将“一种已经完成的、独白式的言谈作为出发点：即古代的书面文献，将它们看作最终的实在……尽管在文化和历史特征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作为语文学家，从古代印度的祭司到现代欧洲的语言学者都无一例外地译释着陌生的、神秘的文稿和词语……祭司无一例外的是最早的语文学家和最早的语言学家。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著述或其口语传统所使用的语言，对于世俗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陌生的和难以理解的。译释神圣词语的奥义就是祭司-语文学家所要执行的任务”。

巴赫金对于古典语文学研究工作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他清楚地看到古典语文学（包括语言学）的症结，即研究僵死的语言材料而不是活态的言说，研究陌生的语言材料而不是熟悉的言语交流。也就是说，语文学深深地与陌生言词的历史性纠缠在一起，所以它对自己与陌生言词的同谋关系视而不见。这样，语文学家们迷恋于深奥的或死去的语言而不能自拔，他们无法将注意力转向熟悉的语言，转向活生生的本土语言。例如，索绪尔高扬抽象的、超历史的语言，贬抑生动的、具体的言语。语言学不仅把“活生生的语言当作一死语言”研究，而且甚至将“本土语言当作一种异域语言”来研究。正是在这双重批评的基础上，巴赫金重新为“（母语）本土语文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巴赫金

换句话说，“（母语）本土语文学”质疑并抛弃了“古典语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第一，它反对古典语文学对于死的古典文献的关注方式，认为以研究书面记载的僵化的他人语言作为实践和理论的目的是大有局限的。这种仅仅依靠僵化的书面语言形式——而且首先是死语言——的做法，不能够说明一般的言语及其各种形式的产生，它不知道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来接受活的语言及其无限自由的创作变化。这种抽象化的、科学的语言形式体系，只是在一定的实践和理论目的中才是有效的，但是，它与具体的语言现实完全不相关。

第二，与这些僵死的文献相对的是语文学家的消极的理解意识。他们仅仅在文献自身的范围内来理解文献中的内容，事实上，任何特定的、死的文献都是更宏大的整体的言语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都是对于前在言说的回应，同时也是对未来言说的期许，这就是巴赫金所谓广义的“对话”，但是，古典语文学家们却倾向于把文献记载与它的语境分离开来予以理解，这是一种基于语文学家自身从事语言学事业——寻找语言学规则、从事语言学教学——的理解方法。事实上，语言是生活着的，是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历史地形成的，是与具体环境相关联着的。一句话，“语言是一个由说话者的社会言语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不断形成过程”。

第三，正是与“表述”“言说”相关联，“语境、意义、评价、声调”等问题才成为“本土语文学”重要的学术问题。与古典语文学相对立，本土语文学必然得考察“语境”的问题，正是通过“语境”，“意义”才得以产生、形成与锚定；而且，这种“意义”并不是局限于文字本身的形式层面，而是依据具体的交流事实形成与展开的，因此，它内在地携带着讲述者与听众相互之间的“评价”的意图，在普遍的意义上，这种“评价”的声音不是通过视觉化的“文字”而是通过转瞬即逝的“声调”体现出来的。在这些意义上，本土语文学关注的焦点完全不同于古典语文学。

第四，“本土语文学”转向关注“熟悉的语言，转向活生生的本土语言”。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最敏感地反映着社会存在最细微的运动，每一个话语都是各种社会声音混杂和斗争的小舞台，个体口中说出的话语成了社会力量之间生动的相互影响的产物。对于个体的说话者而言，“语言形式重要的不是作为固定的和永恒不变的标记，而是作为永远变化着的和灵活的符号。这就是说话者的态度”。换句话说，本土语文学会考虑到听话者和理解者的观点，因为作为一个话语，其中永远内涵着“说话者与听话者”的相互关系，它是二者之间共同的领地，这里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最直接的社会氛围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从内部决定着表述的结构、主题、内容与形式。

总之，“本土语文学”关注的日常生活中的当下的、熟悉的话语交流，这是广泛地存在于特定人群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本土（Vernacular）”一词，一方面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土著语言”，在社会语言学当中，它指的是“特定的讲述社区的土著语言或者方言”；另一方面，它又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特有的艺术或者艺术的特征。总之，这一概念意味着“在特定的生活世界中产生与存活的土生土长的经验、知识与表达”，它是与某一特定群体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是非官方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具体地，它们体现在地方民众的语言、艺术、信仰、情感、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以及文化创造活动当中。“本土”的实践必然既有被动的适应，又有乐得接受的残余，还有些许能动的创造，或者甚至是反体制的冲动，以及生活经验带来的反省，这一切复杂的过程都对日常生活施加着某些影响，混杂在一起推动着日常生活的更新与继替。“（母语）本土语文学”还意味着本土人对本土人自身文化（尤其是话语）实践的反思与自省，在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洪流中，努力在其日常生活世界中、“在本土中”发现自己保留了什么、抛弃了什么、引进了什么、改变了什么，通过细致地考察生活世界中产生与存活的经验、知识与表达，积极地吐故纳新，向着更加美好的生活世界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