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3日10点26分，师兄尹虎彬研究员病逝于北京，享年60岁！

闻知噩耗，我好像被忽然袭来的闷棍打在头顶上，两天来一直浑浑噩噩。今年元旦过后的1月7日，应虎彬兄相邀去参加他指导的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会，见到十分憔悴、虚弱的虎彬兄时，心头虽然也曾闪过一丝不祥的感觉，但是，绝对没有想到他会走的这么快、走的这么匆忙！疫情期间，连最后送别的仪式都无法举行，只能够在网络世界中、在笔头纸面上与师兄道别！

我和虎彬兄虽然一直都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圈子里，但仔细回想起来，我们的交往最早只能从2000年说起。

2000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跟随钟老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那一年很幸运，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2000级博士生一起，完整地听了钟老一个学期的课，等到第二年我们2001级入校时，钟老已经于夏天住进友谊医院，再也没有能够走进课堂。

记得钟老所授课程的名称是“民俗学与民俗学史”，是给民俗学专业博士生一年级开设的，那年老人家已经98岁，但是一个学期他几乎没有缺过课。民俗学专业2000级博士生共有4位：尹虎彬、康丽、陈金文、杨秀。其中，虎彬师兄最年长（他生于1960年3月，长我三岁），陈金文年龄应该和我差不多，康丽、杨秀两位都是70后了。

我除了听钟老的课，其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学习英语，准备第二年的博士入学考试。我本科毕业便留校工作，没有读过硕士，英语还是1980年代初期上大学本科时学的公共外语的水平，而且已经撂下了十多年。与虎彬兄一起听课，我俩又都是在职读书，年龄也相近，因此许多话能够说到一起。起初，虎彬兄很关心我的英语学习，时常会和我聊上几句外语学习的事情，但他很快就发现我的英语水平实在太差，没法对话，也就不太多说了。记得马上就要参加博士入学考试了，他听我说起，我连答题卡都没有使用过，课后他专门留下来，用他自己画的答题卡，详细给我讲解怎样使用答题卡，甚至还讲到填写技巧——如果题目不会如何填写有可能会多得分的窍门，最后还把他随身带的2B铅笔和橡皮都给我留下了。

虎彬兄是朝鲜族，我所接触的民俗圈的少数民族学者外语都很好，他也是其中的一个。虎彬兄英语极好，曾去过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进修，还翻译了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洛德的《故事的歌手》，与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成为倡导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要学者。他还参加了民俗学民间文学领域著名的芬兰暑校，亲炙国际知名学者的教诲。

2001年10月，我成为北师大民俗学专业2001级的博士研究生，成为钟老生前最后招收的关门弟子之一，虎彬也成为了我的同门师兄。2002年1月钟老以百岁高龄仙逝，钟老指导的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和我三位在读博士，作为老人家的“遗产”，一起转到了刘魁立先生门下，我们继续延续着同门师兄弟的缘分。虎彬兄和巴莫先我一年于2003年毕业，我2004年也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数年，或因魁立老师同门的缘故，或因民俗学同业的机会，与虎彬兄有更多相聚。印象比较深的，2004年6月初，我论文答辩，虎彬兄和诸位同门都前来为我助阵，答辩会结束后的聚餐，魁立老师率领着大家一起都喝的十分尽兴。2004年9月，为魁立老师70岁贺寿，同门诸位齐聚济南和青州数日，虎彬兄也参加了，师生欢聚，其乐融融，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2008年春天，我调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工作，宗教所在社科院大楼8楼，民族文学所在11楼，因而与虎彬兄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在魁立老师指导的学生中，论入门先后，张雅欣是魁立老师指导的第一届博士（2001年），林继富是第二届（2002年），我和虎彬兄、巴莫是钟老去世后转入魁立老师门下的（2002年），施爱东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是魁立老师（2002），此后还有刘晓峰、李春园、孙冬宁等都更晚一些时间了。论年龄大小，虎彬是魁立老师弟子中的老大，也是我们这些同门的老兄。

2014年10月，中国民俗学会第八届代表大会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民俗学会的会长、副会长采用了新的选举方式：会长、副会长不提候选人，由常务理事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在第八届选举中，虎彬兄当选为副会长，四年后的2018年11月，在第九届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副会长。虽然，中国民俗学会的副会长不过是一个群众性学术组织的荣誉职位，当选之后，只有为学会会员服务、为学科发展尽力的责任，没有任何实惠，但是能够连续两届当选，显然是虎彬兄的学问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人品更为同仁们所赞誉的结果。

2014年虎彬兄从民族文学研究所调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那几年恰逢民族所的多事之秋，担任纪委书记、副所长的他工作一定比在民族文学所时忙多了，偶尔见面时看上去也劳累多了。但是，自2014年至2018年连续五年，无论工作多忙，中国民俗学会每年的年会虎彬兄都去参会，他曾经对我说，平时帮不了学会多少忙，年会时到会也是对学会的支持。

虎彬兄和我都关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他的后土信仰研究（专著《河北民间后土地祇崇拜》）、民间信仰研究的新观念（论文《传承论的民间信仰研究》）等均是该领域广受关注的优秀成果。特别是他关于后土信仰的研究，立足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又结合清代以来的民间文献资料，既有个案分析，又有理论探讨，是后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虎彬兄一直在河北调研后土信仰，山西万荣的后土祠自汉武帝以来就是后土崇祀中最重要的信仰空间，虎彬兄也一直有意去万荣考察。2018年4月末，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山西万荣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2018年后土文化研讨会”，我特别邀请了虎彬兄到会指导，会议期间，我们一同参加万荣后土庙会，考察著名的万荣后土祠，拜谒解州关帝庙，他的“谦和君子之风”，令参加会议的宗教所博士生至今难忘。

虎彬兄为人处事极其低调，但他有自己严格遵守的做人做事的原则，而且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坚持原则。他轻易不公开评价人，但在酒后的氛围中，在三五位知己好友的面前，他又会愤然直言，评说人事针针见血。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他待友真诚，总是给人以鼓励。

虎彬兄最怕给人添麻烦，似乎从没有听说过他为了自己的事情找组织、求朋友。感觉中，无论是家事、还是工作中的麻烦事，他大多都是默默承受、独力承担，也很少向人倾诉。在他去年查出病来之后，做了放疗、化疗和手术，这个过程中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我和多位朋友都曾经联系他要去探望，但他似乎拒绝了所有朋友的探望，怕给朋友们添麻烦应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在几次与虎彬兄联系去探望都没有应允之后，去年12月5日忽然接到他的微信，邀请我12月24日参加他指导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我非常高兴的接受了邀请，并以为他能够工作一定是病情好转了。12月18日，他又微信我，告知报告会改了时间和地点。这些事情他完全可以交代学生们来做，但他却是亲力亲为。1月7日谷宇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是由虎彬兄亲自主持的，何星亮、曾少聪、张继焦等出席。那天，虎彬兄面容憔悴，十分虚弱，但他精神很好，参加完报告会，还坚持留下来与大家一起晚餐，直到晚餐结束后在东来顺餐厅门口与我们道别，看着我们离去。实在不愿意回想，那天的离别，竟成为今生今世与老兄的永诀！

人生无常，天不假年！60岁，正是人文社科学者学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这两天，虎彬兄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也一直在想，假如再有一次生命的选择，虎彬兄还会选择他今生走过的道路吗？虎彬兄不会回答我了，我也苦思不得答案。

2020年3月15-16日 子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