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田野作业，通常指文化人类学家在异民族文化或本民族社会的亚文化的群体中展开的现地调査。这种活动通常是为了搜集异文化、亚文化的资料或实证一些假设。田野作业的设计是事先准备好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获得资料的最好的方法。因此访谈问题的设计很重要。信息提供者的选择必须具备的特点:他们很了解本土社会，有教养，他们是具有建立良好关系的社会成员。此外，音像、图片、地图也是重要的辅助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得多，这种评价要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或同一个文化区的专家的评判来确定。晚近的田野研究更趋向于以问题为导向：即有一个具体的理论框架，这种方法可以限定为一些具体的专题。帕里和洛德的田野调査是属于问题导向的专题调査；另一方面他们仍属于文学的民俗学家，他们研究的并非无文字的原始民族和它的社会，而是文明社会里的口头传统。帕里的目的非常明确，他的研究并非要弄清史诗的历史流变，史诗与历史的关系。甚至史诗本身的文化学的内容也不在研究之列。像《故事歌手》这样的著作，是比较口头传统的研究著作;但它根本不是民族志，它关注的也不是民族志本身的问题。仅就口头待歌研究而言，帕里和洛德的田野工作是成功的范例，它对于艺人的研究，口头创作的文本和语境的探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帕里一洛德理论，它不仅是一种理论和方法，它揭示了口头传统的一个活态的现实。

帕里一洛德“口头程式理论”属于口头诗学的范畴，用”口头诗学”这样的术语来概括或指称帕里洛德学说是一个更为恰当的说法。口头诗学的核心命题是“表演中的创作”，这是从活态的口头传统诗歌的现场的共时性的研究中获得的。洛德提出表演和创作是彼此互动的，在同一个过程中处于不同程度变化的两个方面。单纯地从史诗文本层面不可能观察到这样的 现实。共时这一概念来自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理论，该学派釆用非历史的方法，展开语言现状的比较研究，关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层面。帕里和洛德为研究演唱中的口头诗歌，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釆用了这种共时性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描述口头创作实际存在的系统。正是从这样的一个学术前提出发，帕里和洛德才认识到口头诗学的主要方面是表演。戈雷格里•纳吉的概括一语中的：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那么，关于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的意义，

从表演的层面来研究口头诗歌，这就需要有文本分析之外的田野作业。田野作业反映出口头诗学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例。它是就活态的口头诗歌的表演而采集证据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场记录的、观察 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戈雷格里将这个过程叫田野作业。田野作业是帕里和洛德学术上的一大特点。他们强调了在口头传统文学中挖掘西方文学遗产的神圣性。当代美国民俗学界认为，洛德在巴尔干进行了多年的资料搜集工作，与那些从人类学视野中进入民俗学的人相比，洛德的田野经验并不少。早在五十年代，针对民俗学鼓吹的应该寻求原型的观点，洛德反驳说：“我怀疑能否找到故事、歌、史诗的原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在口头传统中，一个艺术形式的每一次表演，不论是故事还是史诗，每 一个歌手都有变异。”朱姆瓦尔特在九十年代的论述中注意到，洛德对于民族志和田野工作和这一工作的对象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着他出自田野经验的观点：”诗中一切属于民众集体，但是诗歌本身，特定演唱中出现的程式，则属于歌手的。所有的要素，都是传统的;但是，当一个伟大的歌手坐在观众面前时，他的音乐、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特殊的诗的版本，在此时此刻，属于他自己。”这里涉及到口头诗学的文本概念，它同样来自于表演 中的创作这样一个大的发现，文本是由无数次表演之间的稳定性决定的。

田野作业本来是民族志学的看家本领，这一手段被人文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所应用。民族志学和语言学一样，它们的实证性、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尤其克服了古典学从书本到书本这一做法的局限，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先验论。中国古典诗歌中赋比兴问题，从宋代朱熹到清儒，所探讨的问题也止于书斋经典，因此它遗留至今的也只是个古典文学的修辞学的问题。现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在百年间突飞猛进，主要是新材料和新的实验提供的。以诗治诗也最终止于诗。对口头诗歌来说，民族志的意义是提供了文本之外的可以观察的诗的现实。戈雷格里认为，古典学的实证性研究可以汲取人类学对不同传统之间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帕里在上世纪留学法国之时已经注意到民族志的启示意义。拉德洛夫关于中亚突厥民族的口头传统的现地考察，已经触及口头诗歌的表演（即兴创作、变异、典型场景、套语）,他提醒，人们从来没有将表演中的变体视为新的创编。另一些民族志学者，如克劳斯（krauss）、热内普（Gennep）、格斯曼（Gesmann）、穆尔科 （Murko）这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学者，都通过现地的考察，讨论了相 似的问题。特别是穆尔科，他以现代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南斯拉夫口头史诗和歌手，对帕里影响最大，决定了帕里的学术新视野：从传统的荷马到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

帕里之所以将视野扩展到古典学以外的领域，是因为荷马史诗文本不可能提供一个可以证伪的实证的现实，用来解决荷马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研究口头诗歌内部运作过程开始，获得与书面文学相区别的知识（lore against literature）。帕里的学术表现了人文学者中少有的缜密的科学态度；对现象的观察、假设的确立、以实验去验证假设，认定或修正假设的结论。在表演的层面上，帕里研究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口头学歌、口头创作、口头传递这样一个实际存在的过程。

帕里对口头传统田野资料的搜集，很注意史诗的自然环境，他强调以特别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帕里从南斯拉夫歌的文化中釆集史诗歌，他的 目的着眼于釆集者对表演的重视——真实的表演，这种表演是由歌的文化中的听众赋予的。他从表演的层面上来观察和研究了史诗的长度、分段表演和创作的特点。

帕里学说的科学性来自于论据的质量。帕里特藏，即现藏于哈佛大学的南斯拉夫史诗文本资料集成，它们是以抄本形式和唱片形式保存的文 本，是南斯拉夫活态史诗传统的实验室的记录。

帕里和洛德关于口头诗歌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南部斯拉夫民族，“更确切地说是操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人的史诗”。洛德在《故事歌手》前言里这样说：“我们的搜集工作开始于1930年代，那时南斯拉夫史诗仍未消 失,它是活形态的、独具特色的。那时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口头传统也是活态的、独具特色的，它们或许已经被搜集，以供比较研究，但是这对于那个时代的美国教授而言，仍属于不易涉足的领域。”1933年到1935年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做了为期18个月史诗采集工作；1937年到1940年洛德获得国内相关资助又到保加利亚进行同样的搜集工作。洛德的调查除了获得本国政府基金支持外，还得到调查所在国家政府和研究机关的协力支持。1994年哈佛大学帕里特藏中心将所藏珍贵资料，复制了一份，捐赠给波黑政府的文化机构。帕里，尤其是洛德的田野工作，体现出反复取证的过程, 对同一个歌手的跟踪调査，有时长达17年之久。这样一种长时间的观察在民俗学历史上也是个很好的范例。

早在1928年前后，帕里已经在旅欧期间接触到关于南斯拉夫口头诗歌的民族志报告，像穆尔科、格泽曼、拉德洛夫等人的中亚史诗田野报告, 这些对当年的帕里产生过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这些对帕里来说仍然是二 手资料,不可能廉价地成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帕里进行田野调査的动机，即他所采集的口头诗歌的文本资料的目的，并不是要填充业已大量存在的史诗的抄本，而是要在真实的表演的现场中，获得对口头诗歌独特性的认识。

1930年代初期，帕里正在拟订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写到自己要通过对口头诗歌内部运作机制进行观察，创立一种非文学的知识。帕里最直接的 目的，是要弄清歌手学习、创作、传递史诗的方式，帕里主张:“对口头诗歌的理解，只能来自关于口头诗歌产生方式的精湛的知识；一种口头诗歌的组织结构的理论不可能建立在某种其他理论的基础之上，而必须以口头诗歌的实际运作为基础。”

洛德《荷马、帕里和胡叟》首次部分地披露了帕里1935年草拟的7页纸的“故事歌手”研究提纲。人们可以由此而了解帕里在田野工作之前的一 些理论的假设，即他的研究题目、目的、方法、意义以及研究的手段。帕里拟订研究项目是要弄清英雄史诗的歌手对史诗艺术的习得和实际演练的过程，其目的在于确定口头诗歌的形式。为此他拟订采取现场观察的方法，研究口头歌手在不借助文字的情形下如何获得并实践其史诗艺术的过程。由此而得出的结果可以形成比较研究的起点。这项研究对古典学、人类学、民俗学和斯拉夫学等诸多的学科具有实用价值。

显然，帕里对十九世纪民俗学关注历史重建的方法不满足。比如，流传 学派，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民族和国家中的流传，特别注重民俗事象之起源的研究。欧洲学者所谓的”英雄史诗”在帕里看来是诗歌与历史不分。他以为“英雄的”这样的内容，它不是口头诗歌经验知识的范畴，而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内容。对社会、历史的了解不可能解决史诗本身的问题。总之，19世纪民俗学的一些大的理论假设，如社会进化学说、语言学的历史重建的方法、起源论以及传播学等,都不是帕里专注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民俗事象的内部运作过程。即口头诗歌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比它的起源更加重要。

帕里摆脱了那种只注意口头诗歌的内容的局限，看到了一个实际存在的过程，即这些歌是在表演中创造的。以下为帕里在1935年以“故事歌手” 为题的一段话：

“若将口头知识与文学相对照，自然可以将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相对照，但迄今没有一个批评家这样做，……即便有兼通这两种诗歌的人，他也不过是试图寻找他们的相似点。那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接触到不识字人们的诗歌，他们不可能客观地判断口头诗歌的优劣，与此同时，那些拥有文学背景的人，他们出版的口头作品，也只不过想表现出，这些口头诗歌和文学 一样精湛。而只有那些研究早期诗歌的人，才有可能同时地接缺到口承的知识和文学。”

帕里的“口承的知识”指的是对口头诗歌运作过程的认识，它可以由荷马史诗文本中获得，但要获得彻底的认识，“只有按照一整套的计划，从活态诗歌的大量实验文本中去寻求”。应该获得的知识点有：口头诗歌创作对 传统的依赖，它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口头诗歌的传播方式，成套史诗的素材，它们的产生、发展及消亡，成套历史歌与实际事件的联系。

1933年夏天，帕里对拟订的田野工作进行了摸底调査，结果令他十分 鼓舞。他是这样说的：

“我发现南斯拉夫诗歌对于这种实验文本的采集是最理想的；在一些受西方影响的地区，口头诗歌大都消亡，……然而在黑塞哥维纳、波斯尼亚、黑山、南塞尔维亚，尤其是边境地区，那里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方言已融入保加利亚语中，古老的生活方式及其相伴随的诗歌，未曾受到外来的影响。大量的老年人并不识字；年轻人所受教育极少，以耳识之学代替读写；我访问过三个小镇，未见书籍流行，报纸几乎没有。印刷品很零星，影响微乎其微,如果有也容易发现。”

帕里所说的实验文本，主要指对表演的共时态的现场观察，即在表演与表演之间，观察口头诗歌的运作过程。比如同一个歌手对同一个作品的: 多次演唱，不同歌手之间对同一个歌的传递，等等。 

真实的表演，这是帕里的首要的条件，这意味着什么呢？

表演理论的倡导者鲍曼1977年曾说过：“洛德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展示了口头文本的必然和独特的本质——表演中的创作。他对于史诗传统活力的分析，确立了史诗表演的一般模式。”鲍曼认为《故事歌手》是第一个将 民俗学文本当作“突生的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的著作之一。鲍曼针对 文化遗留物说而提出所谓突生文化说(emergent culture),这是指在原有许 多因素的独特结合之下，通过突变而出现的一些较为新的变化，新的意义、 新的价值、新的实践、新的经验，这些东西是持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洛德的话一语中的，诗中的一切都是传统的，但此时此刻则是歌手的。

纳吉认为至迟到1930年代，无人能够搜集到这种极其自然的方式演唱的歌，那就是说没有人为的打断。帕里为了适应史诗自然演唱的环境，如 实地反映表演的层面，如史诗的长度、停顿及创作特点，他委托音响公司特别设计了一种能持续录音的设备，预购了半吨的铝制圆盘，大约3000张音盘，他们靠这种落后的设备小心地获得了高质量的材料。

真实的表演产生于真实的调查之中。这不等于由政府和上层官员控制的民俗表演或歌手竞赛。帕里曾经遇见过这样由官方组织的公共事务，它 与新的文化和新的社会关注点相关联，已经背离了传统和过去的时代。在贝尔格莱德就曾发生过此类表演，裁判员就是政府的官员。

真实的表演牵涉到设备、人为设定的表演环境，也涉及到文本釆录的方式。由歌手口述、抄写员记录，这样可以提供足够的时间，让歌手想好句子；但这也会破坏演唱的连续性。帕里始终认为荷马史诗属于口头背诵的文本。即有一位抄写员逐行记录歌手的诗行，这样可以产生更为丰富的诗行来。因为帕里和他的助手就是这样研究的。

歌的长度，即一次表演的长度，受到听众情感介入与否的制约。分章阅 读是我们文化人的习惯，口头史诗表演过程所提供的现实又是如何呢？

南斯拉夫史诗表演的场合，如咖啡馆、婚礼、贝伊的府邸，这些场合都 不可能为歌手提供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演唱的场合；歌手不可能控制表演和他的观众，而是相反，观众起了决定的作用，他们可以促使歌手快一点 唱，或迫使歌手删除一些大家了如指掌的老段子。荷马史诗中有一些不断被打断的主题，《故事歌手》第8章详尽分析了这种复杂交错的主题之间的链接。依帕里之见,这也许是观众打断的痕迹。

表演的质量取决于表演者的素质，这决定了歌的长度。帕里对这些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包含如下一些因素：

强有力的嗓音，能唱出音高；吐字清晰；善于用乐器配合；这些都需要 体力。演奏时的身形的变动，肺活量的大小，每一段演唱之间的喘息；喉咙肌肉的紧张，铁嘴钢牙的天赋,这些都使得吟诵成为折磨人的差使，半小时即可让歌手声嘶力竭。歌手的每一段表演的长度受到其体力状况决定，歌手决定暂停的地方正是他唱不下去的时候，而能唱多长时间则取决于他的年龄、体力、感觉、发音器官的状况，最后取决于他被观众打动的程度。

歌的长度取决于特定的传统和地区，该歌的充分程度；歌手掌握该歌的时间长短与否，歌手对主题的修饰程度。歌的稳定性是由常演篇目决定 的，职业训练的歌手，他的歌通常也稳定。固定的文本只有书面文本才有。

帕里通过实验，以可以操作的形式拍摄了变幻无常的海神的身影。如何从歌手访谈中得到可靠的材料？帕里说明，一个学者提出的问题，歌手不可能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虽然这些问题可能关系到口头创作或传递过程的一些内在规律。一般来说，歌手会急于找个答案，对此，学者当格外小心。好的歌手，理想的材料，寻找起来是千辛万苦的。帕里的经验说明，穆斯林中有一些优秀的歌手，但他们常夸大其词，难以弄清歌手的全套篇目。能够显示歌手处理主题的材料更加少的可怜。许多情形是漫无规律的。几乎不能指望得到最好的版本,也只能说是所能够釆集到的最好的版本。

帕里于1934年6月到1935年9月再次访问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田野调査。帕里和助手们捜集了12500个文本，大都为抄本，还有大量的录音资料，大约有3500个12英寸铝制音盘。帕里的助手9名，包括洛 德，还有歌手、打字员若干名。

帕里的田野工作很特别。人为安排的演唱环境，雇佣当地的歌手为助 手，给演唱的歌手付给报酬等。当参与观察法成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标志的时候，帕里的做法意味着什么呢？帕里知道自己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的是有名气的歌手，捜集他们的歌，特别是那些曾经在奥托曼时代的贝伊的宫廷里演唱过的那些歌。1920年代萨拉热窝大量出现一些平装本的穆斯林史诗小册子，这是从穆斯林的英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使得穆斯林的贝伊们想起过去的辉煌。英雄的业绩从前是由歌手在宫廷里演唱的；现在那些东西被降格到或仅存留在咖啡馆里。这反映出南斯拉夫歌的文化的巨大变迁。

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强调小范围的个案研究。但是，帕里面对的是20世纪即将消失的口头传统，在南斯拉夫，帕里遇到的50岁以下的歌手都是不 理想的；最好的歌手是一些老人；但是老人谢世太快了。脆弱的民俗生态决定了帕里必须以最短时间搜集到最多的资料。假如帕里在南斯拉夫只停留在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一个小地方，那么，我们今天不可能全面了解巴尔干史诗演唱的实际情形。

洛德在《黑山遍寻古斯莱歌》里讲到田野工作：寻找歌手的最好的办法 是到土耳其的咖啡馆，在那里交朋友。那里是集市和斋月的活动场所。帕里就是在咖啡馆里找到著名歌手阿夫多的：

“这位身材矮小朴实的农民，他的喉咙因为甲状腺肿而变形。他两腿交叉地坐在凳子上，拉起古斯莱，伴着乐曲的旋律摇动身体。他唱的很快，有时顾不上曲子，随着琴弓在弦上来回轻轻的滑动，阿夫多以最快的速度口述诗行。”别的歌手也来了,但是无人可与阿夫多相比，他是当代南斯拉夫的荷马，因为他的身上放射着荷马的光辉。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国或一民族的知识人，往往对民众的底层的、口 头的、古老的传统可能并不感兴趣，因为文化有上下层分野。史诗原来为上层贵族的娱乐，今天成为大众民间的娱乐，它在走向死亡。知识精英趋之若鹫的是新的外来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关注也是受到外来压力的冲击而引起 的。18-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 伴随本国民众的启蒙，当然要利用民间的东西，这种利用也留给我们学术上的后遗症。爱国的民族的民主的知识人，他们可能凭借一时之需要，关心 民众的口头文学。如中国的五四歌谣学运动、解放区的民歌运动，有民族革命的因素。帕里的工作主要是学术的，而非意识形态的。但是，他的研究的确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1900年代，穆尔科已经注意到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民族与国家、宗教、政治关系复杂，这些东西同样反映在当时的史诗中。当时在南斯拉夫仍然有大量的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歌，南斯拉夫历史上极力反抗的那些土耳其人，就是今天国内的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的穆斯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比真正的土耳其人还要狂热，虽然他们操塞语。

帕里之所以重视穆斯林史诗，因为它保存了传统，较少受到当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故事歌手》里，作者自己对于穆斯林的口头传统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说，在萨拉热窝也是这样，穆斯林经常根据《克罗地亚中心出版社的资料集》或者根据赫尔曼的集子，进行大量的再创作，这些活动大都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1918年以来。在南斯拉夫，相对于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而言，穆斯林仍然是主流，只是到了1971年，前南政府才给穆斯林赐予了官方的名称。在过去，波斯尼亚的贵族们统治着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看一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民族和宗教分布图就可以对这种复杂的文化景观了如指掌。

但是对史诗英雄的崇拜又是不分民族的，这正像歌手的民族归属和他的演唱并非总是一致一样。穆斯林斋月里有东正教或基督教歌手在演唱。不同的教派的歌手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穆尔科1910年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搞田野调査时，发现自己不能局限于穆斯林的歌手。

当代学者认为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史诗研究中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题。但是，南斯拉夫的故事歌手与巴尔干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斗争相关联。亚历山大指出：“穆斯林和基督教歌手，用同样的语言吟诵，遵循同样格律，他们用同样的程式化的主题材料。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是英雄或反面人物的民族自我意识以及歌的长度。

塞族的基督教口头史诗的代表人物是武克•卡拉吉奇，岀身塞族的民族志、本民族的文化领袖。他结集出版了《塞尔维亚民间诗歌》,反映了科索沃歌的全貌，它的意义被表述如下：

“塞尔维亚基督教诗歌，被塞族人认为是民族意识的唯一表现，而科索沃歌更是如此。这些歌讲述了 1389年科索沃战争的相关事件、情感。此次战争塞族被土耳其打败。根据歌的文本,塞尔维亚王子有两个选择：在人间获胜，或者在人间战败而在天堂获胜。因此，塞族的战败，在歌中显得很光彩，在塞族人的心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洛德指出过穆斯林歌与基督教歌相比，很少受到经典出版物的影响，他对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没有给予价值评价。塞族把武克•卡拉吉奇和涅戈什的史诗集子奉为圭臬，后来共产党政府又将这些史诗编进学校的教科书，作为民族的精神食粮。但穆斯林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把任何作品捧为经典。

帕里和洛德研究了印刷文化对特定口头传统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还系统地、不偏不倚地研究了意识形态对巴尔干的基督教社区和穆斯林社 区口头传统的实际影响。

巴尔干专家又是如何看待帕里对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影响呢？

“武克的工作与帕里、洛德的研究，二者的分歧最终归因于他们各自接受的任务不同，而不是材料本身(他们都属于西方，都在南斯拉夫)的不同。武克搜集的歌大多被视为文学，四平八稳的文本，当然也是经典的一部 分。这些被奉为经典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的民族自我意识问题相互关联。而帕里和洛德搜集的歌被看作是粗糙的田野资料，是理论的基础，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原文知识的人，批评这些歌缺乏西方史诗那样的美学标准。”

这当然是一种谬见。它忽略了口头文本的文化属性，意识形态的色彩以及史诗独特性的认识。

在开辟新学科的任何实验中，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论据的质量以及搜集的方式。洛德1948年《荷马、帕里和胡叟》一文 中，大致介绍了当年帕里进入南斯拉夫田野的过程，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对南斯拉夫史诗文本的采集、归档、整理和保存情况。帕里特藏(Milman Parry Collection of Oral Literature in th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是帕里口头诗歌学说的资料基础。它是一种能够被反复利用的以供科学研究的活的实验室的记录。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帕里在1933年到南斯拉夫进行田野调査，后来又于1935年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次他利用了新的录音设备，对西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语地区的口头传统史诗进行了充分的采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耐久性，对口头文学研究历史来说都是空前的。帕里1933年至1935年搜集的规模宏富的资料，就是今天哈佛大学图 书馆“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精华部分。它包括12000个独立的文本，3500个录制的12英寸铝制录音圆盘。此外还珍藏釆录的最长最完整的史诗歌，最长的一部超过13000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