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兄弟尹虎彬今天上午走了，突然离开了我们大家。他应该是带着对生的眷恋和对亲友的不舍上路的吧。 

得知虎彬身体欠安已有不少时日，一直想着冬去春来，定会大有转机。但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他的病是如此的凶险。病魔步步紧逼，没给驻足喘息的机会，让他离去的步履这么匆匆。 

大疫压城的当下，人们都宅在家里，主要靠手机互通音问，病床前探望几无可能。即便是没有疫情阻隔，虎彬也是个特别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人。于是，数月之间，检查、治疗、手术等环节，都被他小心地保密着。辗转闻讯想去探望的同事、好友、弟子等，也都被他一一婉拒了。大概是怕大家担心，他在电话或微信中连自己罹患重疾都一直回避不提；连回复人们关切的话，也格外小心地绕开了病情和治疗方案。就这样，大家为虎彬的身体揪着心，又不好冒昧打探他的近况。伏惟他能安心静养，尽快康复，好个彻彻底底，以待重整旗鼓，把酒畅叙。殊料猝得讣报，不胜惊愕，哀恸不已。感悼之际，转益歉仄，实难名状。 

虎彬1960年出生于辽宁宽甸，朝鲜族人。197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投师白崇人教授门下，成为民大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攻现当代文学，又得马学良先生等大师亲炙。1987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就职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直到2014年冬天调入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职期间，他还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攻民俗学；钟老辞世后，他便转到刘魁立老师名下。在他治学历程中，屡遇名师大家，眼界自是不凡。他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入职时是27岁的小伙子，骤然离开时，还没满60周岁，让大家抱终天之恨，呜呼哀哉！ 

我是早虎彬一年进入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因年龄相仿，业务方向接近，加上气味相投，共同话题就多，我们之间互动也就频繁些。那时，他在理论室，我在《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但我们常常一起出差，到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那些年，赶上改革开放，学界思想极为活跃，“离经叛道”的想法时常蹦出脑瓜子，口无遮拦，谈天说地，好不快活。特别是难得遇上知己，把酒临风，更是豪情满怀。 

我俩原本都是闲散之人，后来渐渐受人赏识，委以职责，日子就慢慢不似先前那般轻快了。他先是做理论室副主任，后来成为主任，再后来成为所长助理，再升副所长，分管的事情头绪渐多。在我们研究所班子里，汤晓青早我一年来研究所，尹虎彬晚我一年。我们就是一茬儿人，所思所想接近，八荣八耻一致，做事一派和谐平顺气象。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无论是在社科院，还是其他机构，这种情况都不是很多见的。虎彬对班子工作和研究所工作的支持，那是全方位的，完全彻底的，不计得失的。说到这里，实深遗憾的是，年前联系虎彬，想约个时间去看望他。此前就知道他贵体有恙，几次说要过去聊聊，每每被他借口阻挡。这次他没有直接推却，只是说汤晓青也要过去，不如年假时从容安排一下。这个提议原本不错，可惜由于疫情阻隔，永远地失去了晤面的机会。 

虎彬调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后，任副所长兼纪委书记，还担任《民族语文》主编。那以后虽然有过聚首，但彼此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在院部开会时碰到，多是寒暄，少有机会从容说话。他调去的研究所是大所老所，人多、摊子大，有不少棘手事儿，耗费他不少时间和精力。尤其是这些年来，纪检工作的繁重和吃力，是大家都多少能知道的。有时候看到他，就觉得他清癯的脸上挂着些许倦容。到新单位打开新局面不易，虎彬却能做得很好。所里几宗民主投票推举贤能，他都得到高票，说明他的人品和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推崇。 

虎彬和我都曾是作家文学研究的底子。我偶尔弄弄老舍和张承志，他更醉心于当代文学评论。没承想，我俩先后脚都转去研究民间文艺学了。他先考取了哈佛燕京学社，我翌年尾随而至。我到波士顿康桥时他尚未回京。在我落脚灯塔街的百年老房子里，我俩常聚，弄一点简单吃食，痛饮当地Somervelle酒厂的威士忌。回国后，我们协力提倡帕里—洛德理论和口头传统研究，种子便是在那时种下的。他后来沿着这个方向写了不少文章，著作有《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译作有洛德的《故事的歌手》等。坊间有“口头传统四大金刚”之说，与他的孜孜不怠是成正相关的。从哈佛回到北京，我们都计划重新回炉，调整专业方向。他先于我去哈佛燕京走动，我先于他考入钟门读书。我俩还先后参加了芬兰国际民俗学者暑校（FFSS），得到弗里、航柯、斯卡拉的熏炙。总之，有意无意地，我俩在专业追求上是越走越近了。于是，合作撰写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章节、联合署名刊布理论文章，也就顺理成章了。 

去燕京之前，虎彬还去了朝鲜。他有位同氏前辈，曾是朝鲜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所以他去金日成综合大学研修，得到学校当局的高度重视。他只身在平壤度过了一年。因为生活质量好，还规律，让多年困扰他的胃病大为改善。说起来他颇得意，好像捡了大便宜一样。后来他又携眷去日本研习，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有了颇多切近了解。他原本就谦和多礼，日本的生活经历似乎对此有所强化。 

虎彬虽为人极谦和，但学术上却一向不含混，颇有理论锐气。他视野开阔，能博采众长。他阅读的书籍范围，远超本专业领域，这就很难得。在少数民族学者中，像他这样写一手好字的，很少。他的毛笔妍丽，硬笔遒劲，风格上清秀俊朗咸备。他喜欢启功先生的字，仿写颇能得其韵致。我知其所好，送过他一册启先生的字帖。说起写字来，都知道他书包不离身，里面永远放着本子和一个精致的笔袋，笔袋里装着十来支笔，有钢笔、圆珠笔和铅笔等。他酷爱做笔记，各种会议和讨论下来，没有人比他记录更全。他还爱用不同颜色的笔，把记录稿标注一番。旁人看着花花绿绿的，他自己倒是乐此不疲。 

他悟性好，读书不拘一格，做学问游刃有余，尤其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超拔，但落笔时却总是比较矜持。在我看来，他一个很大的优长是有老派文人的味道。随性作文，笔意畅达就开心。较之那些周密盘算操弄着问学以求闻达的学者来，他的素净、内敛和率性，要可敬得太多太多。他对民俗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贡献，不是三言两句能说清楚的，眼下也不是合适的时候，另外找机会总结吧。 

上午传来噩耗，一直心神恍惚。虎彬的音容宛在眼前——利落的装束，谦和的笑容，稔熟的话语，让我等难以忘怀，也难以平复。虎彬家人遽遭此大故之哀痛更是可想而知的，实乏适言相慰，万望节哀以应变，珍摄再珍摄，是所至盼。 

三月的春寒依然料峭，大家翘首期待的重聚竟成为永诀。开箧摩挲遗念物，倚空遥目送远人。虎彬，我的老友，我的好兄弟，一路走好，我们大家永远怀念你…… 

朝戈金 

　　2020年3月13日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