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对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抗争过程中，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倡导文化多样性，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将其视为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位、重建全球社会的政治工具。在多层次族群运动持续发生的背景下，以人类学者为主体的保护群体使用民族志方法审视具体社群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社会动员明确其作为族群身份的象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民众多层次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将知识分子对文化传承的认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墨西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多体现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遗产群体文化认同与自觉的培养，在传承策略上更依赖于传承社群的自我参与，而非一种表现为权力介入的、自上而下的机械传承，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张青仁（1987-），湖南麻阳人，民俗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拉美社会与文化、民俗学研究。

一、墨西哥非遗保护的历史与现状

漫长的殖民统治形塑了墨西哥多元的族群结构和文化传统。独立后，墨西哥将民族国家的源头溯源到本土的印第安人文明。然而，以白人和混血的印欧人为主体执政阶层并没有摆脱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束缚，他们将少数族群的印第安人视为国家分裂的潜在对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化是墨西哥文化政策的基本理念。

1921年，墨西哥政府成立了印第安族群文化和教育部，1926年成立了同化印第安文化乡村学校部（Gunther Dietz, 1999:179）。20世纪40年代，卡德纳斯总统上台后，正式设立了印第安事务部和国家印第安研究所（Marco Odello, 2012:47）。虽然墨西哥政府声称设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多元的印第安文化，但大量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表明，通过统一的教育将印第安人改造为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是这些机构设立的主要目标（Francesco Chiodi y Luca Citarella , 1990:15;Claire Brewster and Keith Brewster,2013:26）。

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城召开了一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多样性的概念，并对同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予以阐释。大会执行主席曼努尔·顾阿尔·维达尔（Manuel Gual Vidal）认为，教育是提升弱势群体的重要方式，但统一的教育亦是同化的表现，会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产生损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对世界各地异质的、多样的文化传统予以保护。即通过教育在多元文文明间建立联系、避免冲突的同时，亦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人类文明的独立性、完整性以及多样文明形态的差异性（UNECSO, 1947:19-21）。第二届美洲国家印第安会议于次年在秘鲁的库斯科召开，对美洲印第安文明的保护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Peru Comisión Organizadora del II Congreso Indigenista Interaméricano del Cusco,1948）。接连召开的两次会议促使墨西哥政府改变其文化同化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后，在国家印第安研究所的统一部署下，不少印第安人聚居的基层社区都建立了印第安协调中心。墨西哥政府力求通过协调中心的设立，改善印第安族群的生存环境，对印第安文化传统予以保护，推动印第安社会的发展（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1962）。

20世纪70、8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依附体系对拉美国家的影响日益加剧。经济发展的困境使拉美多国意识到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全球资本的运作使其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陷入困境的情形下，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掀起了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左翼运动。文化多样性也成为左翼运动的旗帜，并借此实现了深度传播。

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这次会议发表的《世界文化宣言》再一次强调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并直接促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提出（Fabiola Rodríguez Barba,2008:875）。此外，拉美多国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同亦使墨西哥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在构建拉丁美洲国家统一认同上的重要意义。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强调开始贯穿于墨西哥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中。1999年，墨西哥政府在瓦哈卡举办了国际文化政策的非正式会议，邀请拉美多国文化部长出席，主张拉美各国必须施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政策（Fabiola Rodríguez Barba,2008:87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墨西哥政府于2004年8月召开了第二次美洲国家高级文化官员会议，组织拉美多国集中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此后，墨西哥与法国联合发布了《文化多样性保护宣言》。此后，墨西哥国会通过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议案。在正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协约国（Fabiola Rodríguez Barba,2008:875）后，墨西哥政府修改了宪法，将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国家宪法。在施政理念上，强调必须把文化作为政策执行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要素，一大批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机构在国家的支持下得以发展。诸如墨西哥国立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院、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印第安语言研究所和墨西哥社会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等科研院所成为墨西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此外，墨西哥各地的社会组织和力量也纷纷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和团体，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遗产保护的理念和保护措施上积累了一系列经验。

二、反霸权的文化路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如此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五个类别（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2012:9-10）。

墨西哥学界对于遗产的属性认知是多元的，除了认同将遗产视为文明发展的静态实践外，墨西哥学界亦强调遗产作为标志族群身份的差异性文明形态的属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赋予遗产概念相当意义上的权力属性。因此，墨西哥学界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概念的定义关注了遗产作为文化资本的静态价值，也强调了作为“社会过程”的遗产在所属社群中的重要作用。但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遗产的“社会过程”的反思却是不够的（Patricia E. Acuña Castrellón，2013:217）。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背景是包括拉美在内的弱势文明形态遭遇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破坏与碾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属性的定义并没有强调这一点。进而有学者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义表达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共识，而失去了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的关键性的权力批判的维度（Isabel Villaseñor Alonso y Emiliano Zolla Márquez，2012:81）。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批评，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在当地建立殖民统治，强制输入基督教文明、切断印第安文明发展的过程。正是这一漫长的殖民进程，形成了当前拉丁美洲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印第安文明为辅的文明形态。虽然拉美多国从19世纪起便建立了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全球资本体系的控制使得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仍然表现为基督文明对其的渗透与破坏。另一方面，殖民者的长期统治亦使得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理念影响到拉美国家的统治阶层。在大部分拉美国家中，独立后以混血的梅斯蒂斯族群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对“落后”的印第安族群长期施行同化政策，由此导致土著的印第安文明不断衰退。

文化多样性概念提出后，墨西哥学者援引这一概念呼吁改变联邦政府的同化政策，强调对印第安文明的保护。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发展困境的出现使得拉美多国对其生存境遇有了更为深刻地认知。他们意识到，“我们今天生活在几年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拉丁美洲，与五百年前受到经济统治和奴役的拉丁美洲没有什么两样。就像只有三十年历史的城市民众运动与广泛的、旷日持久的印第安人抵抗运动也没有什么两样”（罗哈斯，2006:3）。进而，全球化渗透下基督教文明对混合的拉美文明的挤压使得他们意识到，“拉美文明模式的起源不是为了自己而创造的，而是来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潜在的或者已经出现霸权中心······拉美文明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一种边缘的、被奴役的文明”（罗哈斯，2006:5-6）。

新自由主义改革困境的出现促使了拉美学界对依附体系的批判，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多国掀起了持久的社会运动，反抗资本主义世界控制的世界体系及其主导的霸权主义。在这一运动中，墨西哥和拉美国家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也从印第安族群提升到拉美文明的整体层面。就此而言，拉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有着旗帜鲜明的反对霸权、关注弱者、尊重他者、强调多元的立场。

三、保护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拉美兴起的原因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对拉美文明的挤压与破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只局限于对作为文化实践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孤立保护，而是应该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墨西哥和拉美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打破依附体系对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上的输入与控制，真正实现对人类多样性文明的保护（Isabel Villaseñor Alonso y Emiliano Zolla Márquez，2012）。在世界体系无法改变、欧美和墨西哥不平等的格局长期存在的当下，拉美国家致力于在国际层面上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试图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实践的保护，在文化层面上打破世界秩序中不平等的权力格局，恢复拉美多元文明的生命力。

在墨西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非是从财产权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占，而是旨在于改变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否定性建构，重新认知遗产的价值属性，恢复和重建遗产在所属社群中的意义，重构遗产、人和社会之间动态的平衡关系（Lourdes Arizpe,2013:48-49）。这一理念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上的诉求。第一是在认知层面上，即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强势渗透的当下，摈弃资本主义文明中心论，使所属社群重新认知、评估遗产的意义与价值，形成遗产传承的自觉；其次是在实践层面上使社区重新占有遗产，即恢复遗产作为社区社会资源的价值，实现本土文明秩序的重新建构。

此前，墨西哥政府一般采用政府主导的旅游和经济开发的方式，对多样性的文化传统予以保护。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社群的文化传统却沦为经济利益的工具，失去了文化表达的含义（Llorenç Prats,1997:42）。因此，这一路径不仅无法实现文化关系的平衡，反而强化了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墨西哥社会的渗透。另一方面，官方之外的一些社团和组织采用了保守主义的方式，他们甚少考虑文化实践的自身变化，而是将诸如舞蹈、绘画等多样性的艺术形式作为资料封闭地保存下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遗产的保护，却并没有恢复遗产与社区之间的依存关系，也没有考虑到社区本身的创新与转型，更谈不上对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改变了。

在对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反思中，有学者认为，政府部门主导的遗产保护，并非是真正对遗产的保护，而是基于基于自身诉求将遗产保护纳入国家话语体系中，使遗产成为建构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表征（Isabel Villaseñor Alonso y Emiliano Zolla Márquez,2012）。然而，遗产作为社会过程的属性意味着遗产的意义存在于所属社群中，是社群内部自身意义系统的组成。建立在多元诉求基础上的、以政府为主体的保护措施的实施，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遗产自身的社会意义及其微观层面上传承人的诉求（Llorenç Prats,1997:74）。墨西哥学界对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反思回应的是保护主体的问题，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在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充分形成的当下，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介入背后的权力诉求，于此基础上的遗产保护必然无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所属社群中的象征意义。因此，国家作为主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不恰当的。

如前所述，从殖民时代至今，拉美国家一直有着持续不断的多层次的族群运动。殖民地、印第安和拉美是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拉美人民共同反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同建构。此前的族群运动及其认同建构更多建立在共同的肤色、种族等生理差异基础上，包括口头传统、宗教习俗、亲属关系、艺术形式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不同层次族群身份的象征组成。在多层次的族群运动持续发生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多依托于传承社群对遗产意义认知的普泛化，即使民众明确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族群认同的象征属性，将遗产传承视为社会动员的路径，进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民众多层次的族群政治运动联系起来，将知识分子对文化传承的认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C Quecha Reyna,2012）。这既是对遗产在当代社会意义的重建与回归，亦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拉美兴起动因的回应。就此而言，在记录层面之外，对非遗的保护更多体现在认识论层面上的对遗产作为族群象征的地位的普及，在具体传承策略上依赖于传承族群的自觉。

谁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主体呢？墨西哥学界认为，自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者应该是人类学者，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是对遗产所属族群文化的尊重、理解和整体把握（Hilario Topete Lara,2013:110-111）。从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承载着等级性与排他性内涵的“文明”一词逐渐被取代。人类学者不再秉持文明中心论去评价、衡量其他文化，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成为世界人类学者的共识，标志着人类学者对他者文化权力的认可与包容。另一方面，遗产作为族群身份普泛化认知的形成，需要保护者对传承社群的整体了解，对传承社群生活的深度参与，在遗产保护者与传承族群之间共享情感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只有强调“深描”的民族志方法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一诉求。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依存于遗产传承的社群民众，只有充分动员他们，使他们认知到遗产作为族群公民身份的象征属性，才能促进他们对遗产传承的广泛参与。此外，遗产保护的另一诉求是遗产在社群传承延续性的实现，这是社区转型与活力重建的过程，遗产所属的社群是社区文化转型与重建实践中的主体。从1983年开始，墨西哥学者就强调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应该注意到那些传承这些文化的人，把关注重心放在保持这些文化的社区中来，家庭和社区的成员应该参与其中，必须有着女性、印第安人的声音（Lourdes Arizpe,2013:35）。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之后，更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的意义。

四、话语档案

话语档案是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开展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计划。这一研究计划起源于2010年，最初仅是对米兹特克（Mixteca）印第安地区口头传统、风俗进行抢救和记录的“声音和话语档案”项目。此后，这一项目扩展到包括圣达克鲁斯阿卡皮斯卡（Santa Cruz Acalpixca）、米尔巴阿尔塔（Milpa Alta）、圣地亚哥图也瓦尔克（Santiago Tulyehualco）在内的四个地区，研究对象也扩展到所有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研究旨趣也从最初的资料搜集变为对印第安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目的整体保护。这一项目的参与者主要是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的人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学生和社区民众，也包括少数必要的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田野作业的基本理论，具备从事田野作业的基本素养。既体现出一定的科学素养，也具备着强烈的人文关怀。

民族志方法贯穿于这一项目执行过程的始终。项目开始之初，参与者必须在社区生活几周至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调查内容。只是要求深度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从整体层面上理解并认同他者的文化逻辑。情感性的投入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通过亲密关系的建立，在与传承主体建立情感认同的基础上能够建立对遗产属性和意义的共享知识，突破自身文化认知的范式，更好地理解他者的文化。另一方面，情感性的投入以及彼此认同的建立也是此后的正式调查和社会动员的前提和基础。

项目正式开始后便是大规模田野作业的开始。田野作业的过程中尤其强调合作精神的培养。工作人员必须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同时亦与当地社群民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完成项目的调查。具体而言，参与者必须与社区中的所有成员进行深度交谈，辨识社区成员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了解社区文化的框架和基本信息。明确社区内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传承人，这些人通常精确地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深度田野调查亦是实现参与者与社区民众互动，实现社会动员的重要路径。在此过程，参与者必须向社区民众讲述他的调查所得，向民众告之这一传统作为社群身份标识的形成过程与历史意义，向其阐述这一文化传统在未来具备的价值，实现社群民众对于遗产作为社群文化身份的普遍认知。

项目的第三阶段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记录整理。“话语档案”计划一般采用影音技术的形式对项目进行记录保存。项目的记录保存有着一系列的要求：第一，出现在影像资料中的是必须是研究人员此前已经调查并评估过能够完全展示遗产项目的人；第二，必须对项目本身做出清晰的解释；第三，项目的所有内容和元素必须一一呈现，同时提供项目的文字资料；第四，必须登记音像资料记录的时间，得到项目传承人员的记录许可。我们可以以米兹特克当地口头传统“恶魔的故事”为例，对其项目记录的具体过程予以分析。

“恶魔的故事”是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的研究生亚列汉德罗·阿尔瓦雷斯·佩雷斯（Alejandro Álvarez Pérez）在米斯特克地区的圣达玛利亚库基拉村（Santa María Cuquila）深度田野时发现的传说。在深度田野后，亚列汉德罗选择马里奥·埃斯科瓦·欧提思先生（Mario Escobar Ortiz）作为讲述人，对这一传说进行了记录和保存。录制这一传说时，亚列汉德罗负责介绍项目和访谈，他的同学赫苏斯·克鲁斯（Jesús Cruz）负责视频资料的录制。整个视频资料是在2011年7月21日完成的。视频的主要内容包括：录制开始，信息登记、口述人授权录制、开始讲述、授权使用记录文本、录制结束和离开七个部分。在记录视频录制时间、地点、录制人员和讲述人员基本信息后，亚列汉德罗便开始了对于传说背景的介绍：

亚列汉德罗：我遇见了马里奥先生，他曾经是1988年至1995年社区公共财产委员会的代表，今年70岁。我的名字是亚列汉德罗·阿尔瓦雷斯·佩雷斯，和一起参与录制的技术人员赫苏斯·克鲁斯都是墨西哥国立历史和人类学院社会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我们一起调查并完成资料的记录，这是米斯特克人话语和声音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是2011年7月21日，我们在瓦哈卡州（Oaxaca）特拉希亚科市（Tlaxiaco）圣达玛利亚库基拉村（Santa María Cuquila），现在我们开始记录一个关于恶魔的传说。这是一个奇异的传说，它发生在从特拉希亚科到普埃布拉州公路在巴哈龙河上修建时。好的，马里奥·埃斯科瓦·欧提思先生，你同意授权我们记录吗？

马里奥：是的，我讲述一个这条公路在这里修建时的传说。这个公路修建到那的时候是1958年，最终1960年的时候才到达普特拉市（Putla）。当时我是一个泥瓦匠，主要负责制作陶罐、桥梁、开挖泥土、沟渠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那时我很贫困，但我辛苦工作，希望能让自己的处境变得好点。

有一次，一些工人经过巴哈龙河，发现河流、卡车、客车、货车、小汽车一下子都去了峡谷的底部。他们过去，与那些仍然活着的司机聊天，询问他们这里没有弯道，并且一座桥跨过一个非常闭合的弯道，而且道路两旁都是岔路·······他们说这里居住着一个恶魔，这个恶魔使得小汽车偏离车道，继而这个恶魔试图抓住人们的尸体上的灵魂······

九分钟后，马里奥完成了传说的讲述，亚列汉德罗询问讲述人马里奥：

谢谢你，马里奥·奥尔蒂斯·埃斯科瓦尔先生，你授权这个文件用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布吗？

马里奥：我同意。

亚列汉德罗：非常感谢你的合作。

完成视频录制以后，亚列汉德罗和赫苏斯完成了两项工作，一项是对于视频资料的简介，即包括类别、时间、地点、人物、标题和主要内容等，另一份则是根据视频资料转录的文字资料，并附上视频简介的相关信息。

项目的第四阶段是向公众普及。视频录制完成后，除了提供给相关大学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外，亦必须向公众普及这一文化遗产，这也是发挥遗产的社会动员能力、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族群政治动员融合的基本路径。每一个社区完成项目后，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便在当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作为社区权威象征的博物馆展览方式，进一步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群文化身份的标识。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还将所有的视频资料上传至YOUTUBE、FACEBOOK等国际公共社交网站，在公众媒体上传播社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化遗产所属社群对其文化象征的认知，进而在族群运动中强化遗产的传承。此外，项目负责人还会根据调查所得，使用动画等生动有趣的方式制作宣传遗产的视频，并向各大电视台免费提供，旨在于让“当地人珍视传统，让外来人欣赏传统”。

本文作者与托佩特教授在国立

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主楼前合影

墨西哥国立历史学与人类学学院“话语档案”项目体现了墨西哥学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认知。即在记录保存层面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更多体现在遗产作为族群象征的意义的普及，而非一种机械的、单一的、具体的保护措施的建立，遗产保护具体措施的实施更有赖于所属社群的自我参与。对此，“话语档案”项目的负责人托佩特（Topete）教授这样谈论到： 

遗产的传承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因素，当外部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到遗产本身意义改变的时候，人们最多倾向于保存而不是保护，此时，遗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通过墨西哥国内持久以来的族群和文化多样性运动以及我们的保护工作开展，这一取向已经被遏制了。社群成员已经明白了遗产本身的价值，传统仍然是他们身份的一种标识。传统作为社区认同和社区成员连接纽带意义的恢复意味着在当前社会中，传统仍然稳定地保持着一定的传统性。

此外，遗产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梳理任何一个项目过去的知识，我们都不能清楚辨识出文化的边界，告诉你项目的那一部分是属于这个社区，那一部分是不属于这个社区，那个部分是历史悠久的源头，那个部分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遗产之所以成为遗产，其核心正是传统性的遗产所具备的强大的适应能力，这也必然意味着运动、变化和发展。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非是要建立一种与其他群体隔离的标本式的保护，而是在使其明晰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传承群体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复兴，在给予他们平等性和多样性的条件下，充分给予他们发展空间，使得他们自我设置一个传承和发展遗产的解决方案。

结语

漫长的殖民历史形塑了拉美国家多元交融的文化传统，造就了拉美在全球化中的边缘处境。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抗争的过程中，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倡导文化多样性，积极推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拉美国家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意味着在全球化的当下，尊重他者、强调多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成为一个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位、重建全球社会的政治工具。

在多层次的社会运动持续发生的背景下，墨西哥学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原到固定的社群，将其建构为社群身份的象征，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路径，进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民众多层次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的认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就此而言，墨西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多体现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遗产群体文化认同与自觉的培养，传承策略上更依赖于传承社群的自我参与，而非一种表现为权力介入的、自上而下的机械传承。

虽然在国内乃至拉美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取得了突出的效果。但从操作层面上而言，不能不说拉美学界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期许过于乐观。在既有的世界体系无法改变的当下，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的俱乐部申请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估方式很难彻底认同不符合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文化传统，更谈不上对全球社会的重建。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性教大的情形下，完全依托于社群自身、以社群自我管理为主的保护方式使各个社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效果必然有着相当的差异。

尽管如此，墨西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及其措施的实施仍然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社群所有的属性意味着遗产的传承更多依赖于社群的自觉和参与。如何将遗产传承与不同层次的社群发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和国家文化走出去的诉求融合，进而促成传承社群文化自觉的形成，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关键。另一方面，社群在遗产传承中的主体地位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需要以社群为主体、以社群的诉求为中心。这既是文化多样性保护对他者尊重他者、强调多元的基本诉求，也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延续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