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社的名称

刘锡诚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论著中撰写《丁英和上海民歌社》时,除该标题称“上海民歌社”外,正文中一直只用“民歌社”的表述,而在《给丁景唐先生的信》中先后有“在上海组创中国民歌社”“上海40年代中国民歌社”的表述。

根据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笔者发现民歌社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1947年2月:2月10日出版的由中国出版公司编辑部编辑的《青春》2月号上发表了丁英的《谈民间歌谣的收集》,在其前言部分提到民歌社的创设,其文末落款为“民歌社”。同时,该号“各地民歌特辑”中的“编者附识”也用到了“民歌社”这一名称；2月15日出版的《新诗歌》创刊号通讯栏中出现了“民歌社:征求歌谣”的文字。

丁英编写的《怎样收集民歌》,作为“歌谣小丛书之一”于1947年5月由上海沪江书局初版,该著目次有“三、附录:民歌社征求全国民歌启事”。约同年底,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港粤分会文艺函授班编的《文艺信箱》第8期上刊登了《怎样收集民歌》一文,文章署名“民歌社”。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一、怎样收集民歌”的文末,注明其写作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稿,一九四七年三月重写”,“二、现代民歌书目初稿”中收录最近的书目竟然就是《怎样收集民歌》初版本。丁英论文《谈民间歌谣的收集》,正是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一、怎样收集民歌”的前身,但文末删除写作时间而多了“民歌社”落款；民歌社《怎样收集民歌》采用的是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怎样收集民歌”一文中的“二、怎样收集?”这一部分,其中也把原来文末的写作时间删除了。

在“丁英和上海民歌社”之前,提及“民歌社”的有3篇可靠性较强的文章:陈思和、丁言昭的《希望之孕——记丁景唐编辑生涯50年》,朱守芬的《丁景唐八十纪年》,丁景唐的《怀念范泉》,这些文章均称这个团体为“民歌社”。

由此看来,刘锡诚所言“上海民歌社”或“中国民歌社”的名称,实际上不曾出现过,这个学术团体真正的名称应该是民歌社。

民歌社的成立

刘锡诚《丁英和上海民歌社》开篇明确指出:“抗战胜利后不久,1947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诗人为主体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团体——民歌社,提倡搜集民歌(也附带搜集民间故事)。”非常明确地交待了民歌社的创建时间是1947年5月。不过,从前述“民歌社”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1947年2月来看,“1947年5月”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朱守芬《丁景唐八十纪年》“1947年”下有“5月,由上海沪江书屋出版《怎样收集民歌》。书后附有全国民歌书目,与薛汕、沙鸥、袁鹰、端木蕻良等41人组织民歌社及征求民歌启事”,此处语言显得含混不清,并没有很清楚地道出民歌社的创建时间就是1947年5月。

陈思和、丁言昭在《希望之孕——记丁景唐编辑生涯50年》中曾大胆地说“一九四五年他组织过一个民歌社的团体,公开征集各地民歌”,而丁景唐本人在《怀念范泉》中回忆说:“1946年……那一年……在上海组建成立了民歌社”。前者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1945年民歌社即已成立,其消息来源大概是丁景唐1951年3月14日为《浙东民歌》(未刊)所写的自序:“对于民歌的爱好,已是很久的事,但有系统地进行收集和研究工作,是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始。那时我们在上海曾组织过一个民歌社的团体。”后者所言严谨可靠,这可以从1946年丁景唐公开征集各地民歌的启事中推理出来:一份发表在1946年11月29日《四明周报》第5期第6版上,题目为《征求歌谣小启》；另一份发表在1947年1月10日《活路》第6期封底上,题目为《征求各地歌谣小启》,两份启事的落款都是1946年11月。

1947年2月发表的丁英论文《谈民间歌谣的收集》前言,在3个月后(5月)出版的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里,则被删除了一大段话,原整段文字如下:

因此比较详细地来叙述我们对于歌谣的企望和收集整理的具体计划,遂成为非常必需的事。在一个星期日的午后假期魏绍昌兄家中约集十余位友人,那就是吴越,项伊,袁鹰,陆以真,徐淑岑,薛汕,叶平,刘岚山,廖晓帆,魏绍昌诸兄,(马凡陀先生和沙鸥兄因事缺席)作了一次初步的商谈。谈话间,大家都感觉到要使民歌研究工作能经营展开,有成立一个专门收集,整理并出版的学术团体的必要,当经一致同意“民歌社”的组织。不过,同时我们也保留并不一定要有固定的严格的形式底建议,所以也没有章程和负责人那一套的拘束；只想每月来次友谊性的座谈,交换心得和意见。

上述文字,除了第一句话保留外,后面的一大段文字在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中全被删除了。这段被删的文字还是有一些信息值得重视:第一,民歌社是一个专门收集、整理并出版的学术团体；第二,这10余人是最初的参与者,他们也全部出现在后来的民歌社社员名单中；第三,民歌社没有章程；四,民歌社每月进行一次“友谊性的座谈,交换心得和意见”。

经过半个多世纪,丁景唐在《怀念范泉》里追忆民歌社组建的这段史实:

1946年,许杰先生到上海,他写信为我介绍福州青年作家郭风、欧坦生,请他们帮助搜集福建民歌。那一年,我与薛汕、袁鹰、李凌、沙鸥等在上海组建成立了民歌社,其宗旨在推动诗歌创作,大力宣传搜集民歌。社员有王采、吕剑、吴越、劳辛、廖晓帆、刘岚山、魏绍昌、张周、苏金伞、马凡陀、端木蕻良等四十多人。

上述追忆中交代的民歌社组建的时间为1946年是可取的,尽管没有指明具体的月份。此外还指出了丁景唐与薛汕、袁鹰、李凌、沙鸥等核心人员在上海组建成立了民歌社,并交代了社员有40余人。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附录:征求各地民歌启事”出现了42人的民歌社社员名单:

民歌社:丁英王采吕剑郭明席零黎明李凌沙鸥吴越李素开徐淑岑劳辛袁鹰项伊陆以真陆淳谭林向前霞巴赵小诃孙慎林慧叶友秋张文纲陆素麦野青徐渡萌竹廖晓帆叶平庄稼默之刘岚山魏绍昌薛汕张周洛汀苏金伞马凡陀廖逊人端木蕻良同启

《青春》1947年2月号出现“各地民歌特辑”,据“编者附识”称:“承民歌社丁英君之协助,每辑特辟民歌一栏”,此处所言“承民歌社丁英君之协助”,则将丁景唐视为民歌社普通一员,即一名社员而已。当然,从1946-1947年丁英登载征求民间歌谣的启事来看,丁景唐确实功不可没。

丁景唐时为中共地下党“学委”系统宣传调研工作者,这一特殊身份使其须时时持有一种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因此组织民歌社时,不能明确谁是负责人,也不能制定有关章程,以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而带来严重的后果。

民歌社的启事

关于征求民间歌谣的启事,丁英论文《谈民间歌谣的收集》和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一、怎样收集民歌”都有如下文字作了交待:

为了使一代的民间歌谣能够得到保存与发展,以便作有系统的整理研究,并加以吸收扬弃成为新的歌谣创作,从事于人民文艺的改造工作,我们曾用几位友人共同的署名,分别在上海各报刊登了征求民间歌谣的启事,同时又转托了丁东兄在北平、苏金伞在开封、重庆活路社的老粗兄、青年创作社的雷韧兄、南京的默之兄、四川岳池的庄稼兄、惠安的非蒙兄、宁波的麦野青兄、镇海的臧洛克兄、台湾的罗沉兄、福州的欧坦生、成寂兄……以及各地其他友好的协助发布了消息。很快我们收到了热忱的信和材料,以致连整天回信都来不及,这可证明全国同好的众多,和大家对于民歌的关怀。遂后由于共同的爱好,许多陌生者都变成了熟稔的好朋友。

“我们曾用几位友人共同的署名”,分别在上海以及各地登载了征求民间歌谣的启事,因暂难一一找到相应的启事,目前也就无从全面核实。不过笔者还是有幸发现了两份启事,一份发表在1946年11月29日《四明周报》第5期第6版上,题目为《征求歌谣小启》:

爱好民歌的乡友们:

在这里我至诚地向你们请求协助搜集各地歌谣——

(一)直接录自口头的；(二)间接自报纸刊物转录或翦(按:当为“剪”)贴的；(三)各种有关歌谣的集子或研究论文的著作,倘能割爱出让的最好,不然即借阅也可。本人愿以拙作妇女与文学(价二千元)及星底梦(诗集价八百元)作为酬谢。如需现金或其他条件也可来函书明。

丁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来函请寄上海宁波路四七○弄四号联华图书公司本人可也。

另一份发表在1947年1月10日《活路》第6期封底上,题目为《征求各地歌谣小启》:

兹征求各地歌谣,凡(一)直接录自乡村口头的；(二)间接自报纸刊物转录或剪贴的；(三)各种有关歌谣的集子或研究论文的各类单行本,如能割爱出让最好,不然即借阅也可。本人愿以拙作妇女与文学(定价二千元)及星底梦(价八百元)作为酬谢。如需现金或其他条件,也可来函注明。

丁英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来函请寄:

上海宁渡(按:当为“波”)路四七○弄四号联华图书公司本人可也

从两份启事来看,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的一段时间里,丁景唐在联华图书公司工作。丁景唐利用职业关系,说动了联华图书公司经理陆守伦创办纯文艺刊物《文坛》月报,特请魏金枝担任主编,由丁景唐做实际编辑工作。1946年1月20日《文坛》创刊,5月10日第3期后停刊。之后,丁景唐仍在联华图书公司编辑《茶话》。6月5日《茶话》创刊,1949年4月15日终刊,共35期。两份启事表示,丁英愿意以个人诗集《星底梦》(1945年4月由上海诗歌丛刊社出版)及个人论文集《妇女与文学》(1946年2月由沪江书局出版)作为酬谢。这里刊发的两份启事,其中第二份比第一份更加文从字顺；从两份启事都是以“丁英”名义登载看来,所谓“我们曾用几位友人共同的署名”的说法未必能落实,而“各地其他友好的协助发布了消息”倒是可信,如《四明周报》是通过“宁波的麦野青兄”,《活路》是通过“重庆活路社的老粗兄”来发布的。

从落款时间为1946年11月的上述两份启事,进而到1947年2月《新诗歌》创刊号启事,再到1947年5月出版的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附录,把它们连贯起来可见,征求民间歌谣的启事的名称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文字表达越来越成熟。

民歌社的地位

2004年12月12日,刘锡诚给丁景唐回了一封长信,在对话和讨论到“民歌社”时,他主张,“一批进步青年文艺家(诗人)在上海成立的‘民歌社’,几乎可称得上是国民党统治区里唯一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到2006年结成《丁英和上海民歌社》一文时,刘锡诚评价民歌社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上海没有出现过民间文学的研究团体。‘民歌社’的成立是重要的”:

上海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但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进步文化界(主要是左翼文化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国民党的文化迫害上,而没有精力关心和研究民间文学,当然,他们也受到“左”的教条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的人甚至把民间文学说成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上海没有出现过民间文学的研究团体,因而“民歌社”的成立是重要的。由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的迫害,“民歌社”成员很快就风流云散了。“民歌社”这一专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的团体,前后活动了两年的时间。

在刘锡诚看来,至少在1946-1947年中,民歌社的地位举足轻重,它是国民党统治区里唯一的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在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方面应有一席之地。刘锡诚看重民歌社的独特地位,这应该说是颇有眼光和见地的,只是,其表述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唐弢在《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中有这样的论述:“40年代初期,当外国入侵者以监禁、追捕的方法威胁民族气节的时候,上海没有文艺”,“在40年代中期,上海的文艺创作一度呈现繁荣”。在民间文学方面,上海除了民歌社的活动,还有青草社、新诗歌社出现。青草社出版了诸多民间文学名著,如薛汕所编的《金沙江上情歌》等；新诗歌社出版的《新诗歌》则做到了诗与歌的真正结合。可见,除了民歌社,当时上海关注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团体还是存在的,只是团体的特色不一样。

同时,刘锡诚写的《丁英和上海民歌社》看重的是民歌社的文化背景。2015年5月17日,丁景唐给刘锡诚的信中如此回应:“你注意到的‘左联’缺点之一(贬斥民间文艺),是一个可研究的大问题。但后来文学家不重视民间文学也不可归置‘左联’的遗风。这方面肯定有诸多复杂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诸因素。”这一回复,应该说是很有开放性的启示。

如果说1946年11月提出“请求协助搜集各地歌谣”“征求各地歌谣”后,“很快我们收到了热忱的信和材料”,那么这些歌谣就应在1947年2月10日出版的《青春》上得以及时刊发。《青春》中的“各地民歌特辑”,有一段编者附识:

诗歌至今日也已走向大众,而真能道出人民之疾苦与意志者,厥唯当地之歌谣,本刊承民歌社丁英君之协助,每辑特辟民歌一栏,专事收集各地歌谣,自下辑起,将作有系统之归纳,以匡读者。

“承民歌社丁英君之协助”,与“我们曾用几位友人共同的署名”无法对应。《青春》“每辑特辟民歌一栏,专事收集各地歌谣,自下辑起,将作有系统之归纳,以匡读者”,只是该刊只出版了第1辑二月号,而第2辑本原拟在3月15日出版。第1辑分别收录各地民谣如下:庄稼辑《渠河民歌(四川)》6首,臧洛克辑《河南民谣》2首(《送军粮》《县长的荣誉》),朱观成辑《永康民歌(浙江)》1首,申国椿辑《客家民歌(广东)》1首,王伯季辑《陕西民歌》1首,仁辑《渝中大女生谣》1首,单颜辑《荷泽民谣(河南)》1首,陈诺基辑《南京民歌》1首,潘仲卿辑《皖江民歌》1首。

1947年5月,丁英论著《怎样收集民歌》出版时,民歌社收集的民歌数量应该还是可观的,“很快我们收到了热忱的信和材料,以致连整天回信都来不及,这可证明全国同好的众多,和大家对于民歌的关怀”,既然只在《青春》上刊发了很少的部分即15首,余下的当还有一大部分。丁景唐也曾说:“我虔诚地期待有天能将它印出来,不致辜负了朋友们的一番心血。现在《愤怒的谣》既经出版,它释卸了材料散失的心事,但也引起另一些想说的话。这里分成(一)民歌的鉴定,(二)关于创作的歌谣,(三)一个编辑者应有的民主风度等三部分来加以叙述。”

1948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出版《愤怒的谣》。5月22日和23日,香港《华商报》上刊载了丁景唐《谈民歌的鉴定、歌谣体创作——从〈愤怒的谣〉想起》一文。丁景唐对《愤怒的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对书中某些不足之处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此文是篇很有学术分量的文章,较好地回答了民歌收集整理后编辑出版的现实问题。

从1946年11月29日《四明周报》刊发《征求歌谣小启》,到1947年《文艺信箱》第8期上油印刊登署名“民歌社”的《怎样收集民歌》,前后不到1年时间。1948年4月,薛汕所编的《愤怒的谣》出版。洛黎扬(即丁景唐)在1948年5月22日、23日《华商报》第847、848期上连续刊载《谈民歌的鉴定、歌谣体创作——从〈愤怒的谣〉想起》,如此若将民歌社的下限至于1948年夏,则民歌社总共存在的时间约为1年半。这就是民歌社活动的大致时间。虽然民歌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它延续了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传统,又关注时下,一批志同道合者团结协助,探讨怎样收集民歌,卓有成效地思考各地歌谣的整理出版,在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的上海文化界中,民歌社从民众文艺中吸取营养,团结文艺工作者,打击敌人,这使得民歌社在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