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民研会对体裁的关注和研究，最初与其对民间文学的认识紧密相关。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民间文艺机构，民研会在1950年初成立时的宗旨中即明确指出：“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换言之，尊重和了解文学艺术遗产，强调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是民研会成立的根本目标。

民间文学是文学遗产中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郭沫若曾说，“民间文艺包括范围很广，文学之外还有各种……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钟敬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周扬则明确表示，“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民间文学为新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提供可能，接受、尊重和了解民间文学遗产成为早期民研会的共识。这一遗产有其独特性：大都是口头流传。民间故事口头流传，民歌口头歌唱，每一次说唱都有变化。因此，人们更愿意称其为“野生的文艺”“口头文学”“口头文艺”“民间文学”“人民口头创作”。

我很喜欢《国风》这个“风”字，这“风”用得真是不能再恰当了。民歌就是一阵风，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忽然就象[像]一阵风地刮了起来，又忽然象[像]一阵风地静止了，消失了。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

民间文学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不可捉摸，却又真切地存在。如何认识和了解，进而接受和研究民间文学遗产？民研会当时提出一个口号：“人走歌息，要抢救。”抢救民间文艺遗产，重视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倡导到民间去，在田野中聆听和领会那些口耳相传、世代传扬的故事和歌声。

到民间去，到老百姓那里去“采风掘宝”，采录什么？如何采录？采录的作品如何分类呈现？在具体的采风、搜集、整理和研究实践中，体裁研究成为当时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民间文学体裁具有分类、概念和功能的混合特质，它是从搜集资料转为理论研究的中介形态，历来受到重视。”体裁概念和体裁研究，为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学术支持：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有助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采录、分类整理和综合研究。

体裁概念在中国早已有之。古代文论较早便有了体裁、体制、体例之说，不同时期有其代表性体裁，如唐诗、宋词、元曲等。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的歌谣搜集与研究，发端于鲁迅。鲁迅在1913年就提出了搜集整理各地歌谣的意见和办法，“当立国民文艺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中国民间文学中神话、歌谣、童话等体裁名称，最初是从西方翻译而来，这些体裁术语、概念都是借鉴、翻译西方的。

民研会对体裁的关注和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继承了民国以来关于体裁的概念。即移植和移用国外体裁理论对神话、史诗、童话、传说、笑话等体裁的命名与区分，并尝试总结民间文学本土搜集经验，针对各体裁之间因为没有较明晰的边界而难以清楚区分的问题，提出具体体裁的界限和特点。

二是针对民间文学搜集实践中所遇到的现有体裁并不能囊括所有民间文学作品的问题，将体裁范围加以调整和拓展。“我总喜欢把事情的范围扩大，一经收集了歌谣就并收集谚语，一经收集了谚语又聊带收集方言方音。”从歌谣、童话等体裁出发，不断扩大体裁研究的范围，寻找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文学体裁研究进程中的重要“经验”。

歌谣和故事，是民研会早期最为关注的民间文学体裁。1955年成立的《民间文学》编辑部，主要分两个组：故事组和歌谣组。从《民间文学》早期刊发的民间文学作品来看，以故事、歌谣为主，也有民间童话、寓言、笑话、传说故事、地方传说、谚语、谜语等体裁划分，此外，也刊发了鼓词、二人台、倒七戏、相声、花鼓戏、采茶戏等表演艺术门类作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研会的组织和倡导下，各地民间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学采风活动不仅数量较多，且初具规模。1956年组织的云南大理等地采风，整理出版《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白族民歌集》《纳西族的歌》，即主要集中在故事和歌谣这两类体裁。

云南大理的采风带动了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广泛开展深入调查，新的民间文学作品不断被发掘。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师生对傣族进行了长时段的调查采录，发现了多部长篇叙事诗。贵州省亦组织队伍对苗族、彝族、侗族等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深入发掘，陆续出版了《苗族古歌》及民间文学资料几十本。四川省则编选了《四川民歌》，陆续出版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等。查阅民研会1950年至1962年编纂出版成果目录，主要有“民间文学丛书”“中国各地歌谣集丛书”“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丛书”“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其中，“民间文学丛书”包括《嘎达梅林》（蒙古民间故事诗集）、《东蒙民歌选》《阿细人的歌》《爬山歌选》《青海民歌选》《茅山歌》《康藏人民的声音》（藏族民歌集）、《召树屯》等，这些图书出版时间集中在1950年到1958年，基本以歌谣体裁为主。《民间文学》刊载的民间文学作品，除故事、歌谣外，还出现了吴德堃选译的《姊妹歌》（苗族长歌）等新体裁。

民研会对歌谣、故事、叙事诗等具体体裁的划分及其特点范围的确定，是经历了长时间摸索的结果。最初，不同体裁时常混称，界限不清，特别是传说与故事之间，如《民间文学》刊发的民间文学作品里有彝族传说故事三篇、少数民族传说故事、河北省民间传说故事六篇、民间传说故事、义和团的传说故事等。另外，一些体裁名称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混用，比如史诗，也有称民间史诗、英雄史诗、蒙古族史诗、彝族史诗等的。

这一时期的体裁研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民间文学作品的体裁划分成为这一时期体裁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搜集、整理中，新的民间文学作品类型大量涌现，故事、歌谣等简单的体裁划分已经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民间文学》刊物不仅出现了叙事诗、英雄史诗、民间寓言、民间童话、笑话等体裁，也有古歌、长歌、祝词、赞词等体裁归类。仅“古歌”作品，《民间文学》就做了贵州苗族古歌、黔南苗族根古歌、贵州苗族民间古歌、壮族古歌、瑶族创世古歌这样的划分与归类。

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神话、史诗、故事、童话、传说、笑话等体裁的命名与区分，是翻译、借鉴、移用国外及“五四”以来我国民间文学体裁研究成果，尽管这种“描红格子”与中国民间文学的现状及资料并不完全符合，却为民研会体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来自民间和本土的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民间对体裁的命名与区分，为民研会的体裁研究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鲜活力，古歌、长歌、祝词、赞词等体裁的划归，可以视为民研会对来自民间体裁概念的吸收、改造并加以呈现的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