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我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阐述性质定位，促成工作走上正轨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我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在民研会是兼职），我应邀参加了1983年4月中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西山举行的第二次“十部集成志书学术讨论会”，并受领导小组的委托在会上做总结发言。我在发言中阐明了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意义，指出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这项工作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鼓励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积极地、科学地参与和完成这一伟大的工作，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

我在总结讲话里说道：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收获，是集中力量讨论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问题，并初步草拟了将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签的文件，这是在民间口头文学普查的基础上稳步开展编纂工作的第一步。虽然是第一步，但无疑是坚实的一步。因为我们的设想，不是凭空的设想，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而且也具备了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这项任务的提出，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方兴未艾的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必然发展和深入的结果。我们的打算得到了文化部周巍峙副部长和国家民委洛布桑副主任的热情支持。我们应该本着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把我们祖先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这一宗珍贵文化遗产，全面而准确地记录下来，加以科学地整理。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通过我们的勤奋工作，力争在今后三年内把堪称我国各民族人民口头文学巨大成就的、卷帙浩繁的、里程碑式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出来。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宏伟的计划了，那么，从即日起，我们就背负上了中华民族十多亿人民的殷切希望。我们应当时时刻刻以此来鞭策自己。我们应当像过去一样一丝不苟地默默地工作。这是一项广泛的群众性的工作，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各省区的同志既要尽可能设法组织一支修养有素的业务骨干作为中坚力量，又要尽可能吸引和利用社会力量、群众力量。只要有了这两股力量的配合与合作，工作起来就会较为顺利。在搜集普查工作中，我们要尽可能宣传它的意义，使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得以有正确的思想武装。最近一期的《民间文艺通讯》里报道，胡耀邦同志不久前在宜昌视察时，获得当地的民间故事书一百本，对这些作品表示欣赏。我们也应把民间文学当成乡土教材，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我请这次参会代表回去后，向省委，向省文联、文化局、民委汇报，争取他们的领导、支持、资助，不必等正式的文件下达；同时，我们打算尽快地将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会签的文件发下去。条件成熟的省、自治区、市，尽早同总会取得联系，总会将根据实际情况抓几个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展开。

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周扬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主编，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担任各部集成主编。但原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签署文件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原文化部没有分管民间文学的部门，部领导对如何进行对口合作颇有顾虑。为了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我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书记处的同志们想方设法，竭尽可能，多方斡旋，最终得到原文化部主管民族文化的部领导丁峤的支持，由原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出面，促成了原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发文，使“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成为由文艺团体发起主办、两个政府主管部委全力支持的重要国家文化工程。

1983年7月，在我的主持下，在山东召开了第一次“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决定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机构和工作步骤等问题，培训了第一批干部。

1984年3月20日，云南省召开“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会议，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在全国铺开拉开了序幕。我应邀参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阐述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文化意义后，讲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以下一些重要原则：

第一，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一项有29个省、市、自治区文化界许多同志参加的巨大集体工程，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事。因此，所有参加者，必须遵循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全面规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工作。这个指导思想不是别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的整体工作固然是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但我们的普查和编纂工作应该坚定不移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诚然，民间文学中也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有的民间文学刊物追求新奇、怪异，用某些不健康的东西来冒充民间文学，在群众中造成混乱。民间文学的特点，不是新奇、怪异，其风格、特点应当是朴素的，怎能将其朴素偷换成新奇怪异呢？还有一点，民间文学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民众创作的口头文艺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创作，反映的是他们的生活，表达的是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是非观，总体上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另外一个，是他们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马克思讲，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广大劳动者、下层民众，大体上是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避免地有历史的局限性。在民间文学中，这两种倾向或因素，应当运用唯物史观加以批判地研究。对待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不是运用唯物史观，而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做非历史主义的解释，就会陷入谬误。云南有一些比较原始的东西，包括兄妹婚、血缘婚等，这些现象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古代某个时期却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我们只要在这一点上取得统一，就可以在某些文化现象上通过讨论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第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编纂中提出来的“全面性、科学性、代表性”原则，也是要共同遵守的，三者不可只强调一点，而是要统一起来。在这个“三性”原则问题上，还有大量的实际问题，需要我们讨论研究。“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工作，云南已经搞了一个初步的设想，会上也印发了，虽然还不是很成熟，有一些细节可能还比较朦胧，还有待于经过讨论定下来。但有一个初稿总是好的，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把这个初稿修改得更加完善些。这次，我们有两个同志到日本去学习回来，他们介绍了日本人对我们的看法，当然其中有一些是瞧不起我们的，但也有羡慕我们的，说我们中国提出搞“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了不起的，在日本办不到。我们能够有组织地、自下而上地普查和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日本的确办不到。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缺点，我们不能夜郎自大。过去，日本人搜集了十万个故事，我们中国有多少，现在我们还心中无数，不清楚。我们没有电子计算机，算不出来。但我们相信，通过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能开创民间文学工作的一个新局面。“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后若干年的重点工作之一。除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以外，我们还要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编纂工作中就贯穿着大量的研究工作。

1984年9月，在云南再次召开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普查、采录、翻译工作的原则等问题。1984年11月，又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新时期的任务》中，再次就“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文化性质等问题做了阐述，并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列为全面开创民间文学事业新局面的第一项重点工作。

这一阶段“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进展和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中宣部于1985年11月下达《转发民研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请各地党委宣传部、文化厅、文联关心、支持并督促各地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做好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自此，“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走上正轨，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全国各省区市民间文学普查。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共采录到民间故事137.5万余篇，歌谣192万余首，谚语348.5万余条，记录下了20世纪末“活”在全国各民族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口述文本。

（二）主持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

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启动阶段，作为研究会的主要领导干部，我除了负有各项工作的领导责任外，对普查、采录、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也做了学术层面的思考，并将来自各方面的、与之相关的学术观点做了清晰的、明确的、科学的梳理，从而为起草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1]提供了扎实的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1985年6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会议上，我做了题为《统一认识、协同工作》的报告，不仅对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适时性进行了全面的概括，还对编纂工作要遵循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全面性“三性”原则再次做了论述，提出要排除长期“左”的思想的干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统帅民间文艺普查、采录、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我在报告中指出：“民间文学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其内容体现着一定时代、一定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们搜集起来，加以研究，对其中优秀者，加以推广光大，而不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修改它。任何离开唯物史观的思想和做法，都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35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两处地方讲到这个问题。一处是在讲到人类婚姻史上曾经有过的杂婚时说：‘如果戴着妓院的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另一处是他引用马克思1882年写的一封信 ——马克思批评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歌词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歪曲：‘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在当时是合乎道德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在今天看来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事物，在当时看来却是合理的、合乎道德的。这样看问题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里妓院的眼光去看待民间文学里描写的原始状态，当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就出现了随意乱改（民间文学作品）的现象。明明是兄妹婚姻，偏要改成不是兄妹婚姻，这就使历史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不能这样做，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我们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将会走上歧途。”

我还就传统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和文化属性发表了意见：“只要是现在还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收、所喜爱、所传颂、所传承，还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对人民群众有益的民间文学作品，就可以算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我强调，对待民间文学作品，不可以人为地拿我们今天的思想去修改它，使之适应于今天的政治需要。同时，还对三套集成的性质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即“‘三套集成’不是一部文艺读物，不是一部适合思想教育要求的读物，而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欣赏价值，又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价值的民间文学总集”。

这些观点和论述，后来都吸收在我参与主持和指导下由专家们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了。

（三）组织建立编委班子和总编委会办公室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三个主办单位之一，是实际工作单位，原文化部、国家民委只是主办单位，但不负责实际工作的执行和指导。而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只靠钟敬文、贾芝、马学良三位聘任的故事卷、歌谣卷、谚语卷的兼职主编和各位主编聘任的副主编的业余工作，是无法胜任的，我们就适时地建立起了实体的工作班子—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赋予总编办协助主编和编委会实际执行普查、编纂、出版、培训、协调和指导各地等各项工作。在集成的发动、组织、学术和其他各方面准备工作上，总编委会及其办公室发挥了很大作用，具体的编纂工作由主编负责。

1986年1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原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了1985年集成工作汇报，审定了1986年集成工作计划，决定当年第一季度成立总编委会。会上决定，总编委会办公室在主办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下，代表原文化部、国家民委负责处理集成日常工作。

1986年5月2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三次工作会议，会上决定成立由中直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人员组成的全国编辑委员会；确定“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副总主编名单；宣布并通过“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各卷副主编名单；讨论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细则，责成总集成办公室根据讨论意见对编辑细则进行修改定稿；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代表领导小组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部艺术集成志书并列为“十套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并向国家申报列入国家五年计划的文艺重点科研项目。

总集成编委会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是马萧萧，第二任主任是贺嘉，第三任主任是刘晓路。地方上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也相继成立起来，使集成工作走上轨道，顺利开展并完成。

（四）资料的编辑出版和保存

在普查、采录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百年不遇的大事。我对这些资料的汇集出版和保存工作格外珍视。基于我自己的经验和从前辈们学术活动中学到的方法，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资料流失情况，我提出：“我们应当有计划、有系统地出一些资料本。在搜集、普查的过程中，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形式编印一些资料本，这样就不易失散了。我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任务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出人才，一个是出成果。成果包括公开出版的书、内部资料和研究著作。”在我的倡导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委会决定，在原定的主要编纂“省卷本”的基础上，又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中增加编辑县资料本的要求，并在各地县卷本编纂过程中进行督促和给予具体指导。正是这个举措，有了最终的数千种县卷本，尽管最终并没能完成全国所有的县（区）都编印出各自资料本的任务，但是这个成果已经足以让世人惊叹，成为中华文化史甚至世界文化史上卷帙最为浩瀚的民间文学的文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