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运用新近兴起的计量软件CiteSpace，对辽宁省非遗研究的主题和演化趋势进行知识图谱分析。非遗保护的途径与对策是相关研究中反复再现的主题，也是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核心内容。辽宁省非遗研究呈现出四个研究趋势，即研究细化的转向、一以贯之的资源化倾向、新近的非遗创新研究取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语境。只有在可视化图谱和传统文献阅读之间来回穿梭，才能够将CiteSpace文献计量的优势最大化。将计量软件CiteSpace引入中国民俗学学科之中，探讨知识图谱分析的可能性，有助于促进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关键词：知识图谱；CiteSpace；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方法；可视化

       学术是对一个时代的回应。如果从技术角度来概括我们所经历的变化，那么信息技术无疑是影响社会变迁的一项重要因素。卡斯特尤为强调信息技术在塑造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并以“网络社会的崛起”来描述和定义这种现象，如今“互联网+”已为我们广泛熟知，成为日常生活中不言自明的事实。最早将这种社会变迁放置到民俗学的学科视野中去讨论的，是德国学者鲍辛格。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这本标志着欧洲民俗学重大转型的著作中，鲍辛格提出技术已成为人的第二自然，呼吁民俗学界重新审视技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

     中国民俗学界对于该问题的回应大概是在21世纪初，以“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这一视角转换形式开启了本土社会的研究进程。从现实田野到虚拟网络，从线下到线上的变化，为民俗学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研究领域，例如，对于网络社会中的信息技术笑话、信息技术的自然化进程、新媒体时代的民俗形态、虚拟社区中的民俗认同、融媒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衍生与传播、互联网背景下中国“锦鲤”的生成等问题的讨论，记录、描述并阐释了信息技术介入以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经验的变迁也为学科研究方法提供了多样化的尝试路径，对传统的资料搜集、分类方式等形成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民族志就是新兴的研究方法之一，它体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如何从现实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此外，一些新近兴起的计量软件程序也进入到研究视野之中，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例如CiteSpace、Ucinet、Spss等，其中CiteSpace就是本文所运用的一个文献计量软件。知识图谱分析则是运用CiteSpace等软件绘制图谱，它兼具“可视化的知识图形”与“序列化的知识谱系”双重特征，有助于寻找某一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研究规律，为定量化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相对而言，对于这些计量软件的尝试和运用，恰恰是民俗学所缺乏的。

       建立在田野工作、文本分析之上的定性研究，是民俗学的一个学术传统。大多数的民俗学知识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生产出来的，但也有少数例外，前辈民俗学家在研究歌谣时就采用了计量方法，例如董作宾在搜集和整理《看见她》，刘经庵在《歌谣与妇女》中运用了统计的方法梳理歌谣在各省的分布频率。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也有计量研究的尝试。只是运用计量方法的后续研究较少，没有更多的经验可供分享。民俗学的学科发展，一方面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视野的更新上；另一方面它还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多元化上，尤其是引入其他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新工具，非常有益于丰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工具箱，这恰恰是本项研究的出发点之一。论文将辽宁省非遗作为一个切入点，借助于计量软件CiteSpace对相关研究主题及其演化趋势进行梳理，力图为非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新的表述和呈现方式，其意义更在于将计量软件引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之中，以探讨新方法的可能性。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资源较为丰富，覆盖领域广泛。截至2020年12月1日，辽宁省省级非遗项目增至294项，省级传承人增至198人。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辽宁省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有67项，除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这一类别目前空白以外，广泛分布于其他各个类别之中，其中民间文学类6项、传统音乐类8项、传统舞蹈8项、传统戏剧9项、曲艺类12项、传统美术13项、传统技艺3项，传统医药2项、民俗类6项。辽宁省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计58人。

      辽宁省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的项目共计9项，其中，医巫闾山满族剪纸、庄河剪纸、岫岩满族剪纸、建平剪纸、新宾满族剪纸以中国剪纸的名称入选2009年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复州皮影戏、凌源皮影戏、岫岩皮影戏、盖州皮影戏协同其他省份以“中国皮影戏”的名称进入到2011年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辽宁省民族构成多样，为非遗资源赋予了浓郁的民族因素，阜新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沈阳初春枝满族剪纸、抚顺满族民间故事、新宾巴图鲁乌勒本、何钧佑锡伯族民间故事、岫岩满族民间歌曲、铁岭朝鲜族农乐舞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如此多样和厚重的非遗资源，为非遗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本文将运用可视化图谱的方法系统梳理辽宁省非遗的研究成果，深入把握辽宁省非遗的研究现状、研究主题和研究前沿，揭示非遗的研究趋势，并将辽宁省非遗研究放到全国非遗研究的脉络之中去审视，以期深化非遗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我们将主题检索词定为“‘辽宁’and‘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宁’and‘非遗’”“‘辽宁省’and‘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宁省’and‘非遗’”，对于起始发表时间不做限定，搜索时间范围截止到2020年，检索时间为2021年2月1日，成功检索到相关文献241篇。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我们手工剔除了不相关文献（包括活动报道、相关介绍以及重复性文献等），最终检索到有效文献148篇。论文以RefWorks 格式的文本文档导出文献。RefWorks 格式的文本数据包含每篇文献的题目、作者、机构、出版年、期、卷、关键词和摘要等信息，然后应用CiteSpace（5.5.R2版本）的数据转换功能，将文本数据转换为CNKI格式以后用于分析。CiteSpace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应用程序，通常运用于文献分析可视化中。与传统的文本分析相比，CiteSpace的优势在于可以将搜集到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模型分析，绘制知识图谱来呈现和分析相关领域的演化轨迹和研究趋势。凭借CiteSpace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跨越文献丛林，迅速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重要研究人员、经典文献，以及前沿文献等。关于知识转折点的分析是CiteSpace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它可以把握特定时间内突然激增的新研究主题。论文主要依据 “作者合作分析” “机构合作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和“关键词共现网络时区图谱”等可视化图表，揭示和阐释辽宁省非遗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段下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变趋势，再现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以便于我们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其演化规律。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非遗研究文献总量的变化，以及在不同时段内文献的变化规律，有效评估辽宁省非遗的研究状态，预测其发展趋势，我们根据检索到的148篇有效论文制作了期刊增长动态图（见图1）。鉴于搜索到的论文最早发表于2007年，因此我们把CiteSpace 软件中的 Time 参数设置为2007-2020年。

      对非遗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对策探讨，开启了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序幕。发表于2007年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机制研究》一文，总结和概括出辽宁省非遗保护和利用的五种机制，即活态保护、立法先行、政府主导、旅游利用、教育参与。就目前我们所搜集到的文献而言，这一论文可以视为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开端。2007年至2009年期间，辽宁省非遗的研究文献缓慢增长，年均发文量均在10篇以下。2010年相关研究的年均发文量首次达到10篇，形成了缓步增长后的一个研究高潮。2011年发文量陡然回落至此前初步发展阶段，与2010年的发文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从事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学者，梳理学者所在研究机构的联系，丰富和拓宽相关研究的呈现维度，我们通过核心研究群体与研究机构合作图谱来揭示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学者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这一部分揭示的内容，往往是传统文献阅读忽视的，或者是难以揭示的内容，而知识图谱的方法恰恰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通过研究学者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辽宁省非遗研究的现状，从中寻找出核心研究者群体——即在相关领域中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以及学者所在的学术机构及其从事的研究领域。

       一般而言，论文发表的数量是评价学术机构科研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围绕研究机构这一主题，我们试图揭示和发现从事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学术机构。为了便于数据分析，我们将相同学校内部的院系节点进行合并，最后将机构合作图谱整合为76个节点、41条连线。图谱中显示的节点越大，说明该机构论文发表数量就越多，该机构对于辽宁省非遗的关注度也就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着两个机构之间具有合作关系。连线颜色的深浅与合作的年份具有相关性，连线颜色浅表明机构之间早期进行过合作，连线颜色深则意味着机构之间近期存在合作关系。

       辽宁省共有76家机构关注于该主题研究。研究机构的具体分布显示出它们大致分属于三种类别：一类是以辽宁省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政府科研院所；一类是以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大学为代表的高校研究机构。此外，还有第三种类型，则是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沈阳师范大学共建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共同构成了辽宁省非遗研究的主导力量。从论文发表数量上看，排名前七的研究机构分别为渤海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省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大连大学，其中，渤海大学论文发表数量最多，为16篇。

     从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看，整体上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说明从事辽宁省非遗的研究机构之间合作与交流比较少，总体处于一种相对分散的、自发性研究状态。在合作关系中，主要是以两两协作关系为主。沈阳师范大学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与沈阳城市学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与阜新高等专科学校，沈阳体育学院与辽宁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等属于同地域的两两协作关系。沈阳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社会科学部与辽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早期曾经存在跨地域的合作关系，大连大学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渤海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等近期存着跨地域的两两合作关系。研究机构合作图谱显示，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合作关系目前形成为两组。一组是以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为节点形成的同地域协作网络；一组是以辽宁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管理系、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等为节点形成的跨地域协作网络，这些研究机构合作发表期刊论文。

      总体而言，辽宁省非遗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相对离散，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辽宁省非遗研究格局的形成，学术问题的凝聚、沉淀，以及未来研究的系统性。高校学者与政府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对辽宁省非遗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例如，前者擅长理论研究，而后者关注的是辽宁省非遗保护的实践与对策，尤为强调非遗保护的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将会以高校与机构之间更具深度的学术合作形式展开，以促进非遗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观点的一种再现，通常被运用于研究主题的揭示和展现。借助于高频关键词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握相关研究聚焦的主要内容。关键词的共现图谱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共同出现的关键词之间建立共词网络，从而明晰学术领域主要的研究课题，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论文将通过高频关键词、关键词共现进一步揭示辽宁省非遗的研究主题脉络以及知识演变规律。

      我们从文献中筛选和提取出现频次较高的词语——即高频关键词，用来描述和揭示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核心内容，以及反复再现的研究主题。

      高频关键词（见表2）显示，“非遗保护”是辽宁省非遗研究探讨的核心内容，其词频达29次之多，是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辽宁省”之后词频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有关非遗保护的途径和对策等方面，例如“遗产旅游” “保护与传承” “传承人” “对策” “文化产业” “资源利用”等则是辽宁省非遗研究着重探讨的主题，这些主题为更好地理解辽宁省非遗保护的社会进程提供了概念框架，同时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期的积累。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成为辽宁省非遗研究一个相对重要的聚焦点，与其他民族相比，“满族”与“锡伯族”得到更为充分的讨论。在辽宁省非遗的区域分布中，“沈阳” “大连”与“辽西地区”出现于高频词中，说明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三个区域受到学者相对较多的关注。

      城市区域出现于高频词，与该地区对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视，并尽早进行保护实践紧密相关。例如，沈阳在2005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系统工程”，率先开展了非遗保护行动。“系统工程”将沈阳市内具有历史价值、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均纳入到保护范畴之内，为沈阳市、辽宁省非遗的保护奠定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础，同时也为辽宁省非遗项目申报做了充足的准备和铺垫。与此相似，大连较早启动编撰民俗文化志的工作，同时重视非遗保护的制度化建设，颁布《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实施意见》，成立了专门的非遗保护机构——非遗保护中心。

       与沈阳、大连的非遗保护路径不同，辽西地区则采用文化生态保护的方式——以朝阳为核心划定辽西文化生态保护区，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性保护，将该区域的非遗保护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保护有机整合。出现于高频关键词中的“辽西地区”，是辽宁省非遗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该区域非遗项目——包括凌源皮影、建平剪纸、朝阳社火在内——的统一名称，或者说是一个关于区域的总括性概念。

       “非遗资源利用”“遗产旅游”和“文化产业”是理解和阐释辽宁省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关键词。将非遗视为一种可以消费的文化资源加以运用，讨论非遗产业化、市场化开发的机制以及与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直是辽宁省非遗研究重点讨论的内容。目前辽宁正处于新一轮老工业基地全面和全方位振兴的背景之下，如何在非遗产业化与非遗保护、传承之间实现平衡，如何借助非遗提升辽宁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仍然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至于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例如由论文中共同出现的关键词构成的共词网络，还需要由关键词共现图谱进一步揭示。

      我们对图谱进行最大化过滤以后，得到以辽宁省非遗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显示的内容，我们从非遗的民族特征与地区分布、聚焦的非遗项目类别与多学科的对话与参与四个方面分别揭示辽宁省非遗研究的特征。

      第一，非遗研究的民族特征。到目前为止，辽宁省非遗研究非常侧重于对少数民族的探讨。自2007年以来，我们看到了这类研究的持续增长。选取民族非遗为对象，将非遗和民族相结合这一研究路径，为辽宁省非遗研究提供了诸多的新见解。关键词共现图谱同时也说明，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期刊文献涉及到“北票”“岫岩”“抚顺”“新宾”“医巫闾山”的“满族”，以及以辽宁省为研究单位的“锡伯族”。其他地区民族的非遗却鲜有涉及。随着蒙古族非遗（“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的加入，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民族视野愈加多元化。辽宁省非遗的民族分布显示，蒙古族、朝鲜族国家级非遗项目和省级非遗项目数量可观，种类繁多，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却相对阙如，其理论研究也相对薄弱。换个角度来看，朝鲜族、蒙古族等民族领域的非遗研究是辽宁省非遗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可以作为未来非遗研究的前沿部分，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挖掘。

       第二，非遗研究的地区分布。同时，我们还发现，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沈阳和大连，这一点与上述高频关键词揭示的内容相一致。包括“辽宁鼓乐”在内的“传统音乐”及其“数字化保护”、“戏曲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非遗的“文化产业化”与非遗的“创新研究”是沈阳市非遗关注的主要内容。“民间美术资源”与“文化产业”、非遗与“旅游业”以及“旅游产品”的开发、“城市文化”以及近来进入研究视野的“皮影艺术”，则构成了大连非遗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除此之外，有关“鞍山评书”、“海城高跷秧歌”、“本溪鼓乐”、“喀左东蒙民间故事”等区域的研究陆续加入到相关研究中来，优化了研究的区域结构，让非遗研究的地方性日趋丰富。

       第三，非遗研究的项目类别。关键词共现图谱揭示出学术研究聚焦的非遗项目类别及其关注点，包括传统音乐类的“辽宁鼓乐”、“非遗音乐”的“数字化保护”、“本溪鼓乐”的传承与保护、“辽西地区”“民间音乐”的保护现状；传统美术类的“民间美术资源”的产业化发展路径、“满族剪纸”的“文化创意”与“岫岩刺绣”的“传承人访谈”；传统舞蹈类的“海城高跷”的“权利主体”；曲艺类的“二人转”跨文化“传播”、“鞍山评书”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的“传统武术”的传承与保护、“传统体育杂技类”的现状研究；民间故事类的“东蒙民间故事”与“区域文化软实力”；传统戏剧类的“滦州皮影”的“传承”；传统技艺类的以“傅氏锡伯族剪纸”为例的手工技艺类非遗“旅游纪念品”在网络社会中的设计开发与推广等，“阜新玛瑙雕”的非遗传承教学实践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传统医药类的“金氏正骨手法”与“金氏膏药”；民俗类的“本溪社火”与“村落文化”，海城“庙会文化”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

       值得说明的是，图谱中出现了分类保护的理念，该理念强调要根据不同非遗类别的现状及其特征采用不用的保护类型。分类保护的理念有力地促进了辽宁省具体非遗类别转向的研究。在辽宁省非遗的十种类别当中，目前的研究均有所涉及，尽管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一致。与依托的地方区域相结合，探索具体类别的非遗保护和发展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趋势。此外，传统医药类非遗与民俗类非遗也有较大的学术增长空间。

       第四，多学科的对话与参与。围绕辽宁省非遗这一主题，旅游学、创意文化产业、品牌设计、传播学、高校艺术教育学、法律等运用各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跨学科的合作与探索。多学科的参与有助于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进一步深化辽宁省非遗的研究内容，丰富和拓展辽宁省非遗的研究视野，同时提高辽宁省非遗保护和传承在实践中的可能性。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青睐并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非遗问题，这一研究思路与国际非遗研究总体趋势相一致。

       我们为关键词共现网络增加一个时间的维度——即关键词时区图谱所揭示的内容——就能够以动态的形式呈现14年来研究文献着重讨论的关键词。从中可以发现某一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连线则表示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说明它们共同出现在一篇论文当中。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以年轮的形式反映出来，出现的频次越高，关键词周围的年轮就越大。通过展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在不同时段上的变化，时区图谱能够以直观的形式反映辽宁省非遗学术积累纵向进程的演变，从总体上呈现研究的主要思路，以及相关主题之间的连续性。

      这一方面是由于非遗项目的四级申报制度，越来越多的县级、市级项目涌现出来，不断加入到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非遗实践的增加及其出现的问题触发了更多的理论探讨和对策研究，从而使其汇入到新的学术增长点之中。另一方面，对于非遗生存空间的强调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研究趋势，区域研究转向也可以视为辽宁省非遗研究对于该研究趋势的一个回应。与依托的地方区域相结合，探索具体类别的非遗保护和发展将具有较大的学术增长空间。辽宁省非遗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它可以沿着不同的分界线——例如非遗项目类别、行政区划、民族等——划分成不同的细分概念，如何系统地运用、解释这些概念，阐释细分概念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主题。此外，辽宁省非遗研究可以在更为多样化的地区开展，区域研究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将非遗视为一种具有稀缺性的，假以利用的资源，这种理解和阐释出现于辽宁省非遗的起始研究，并一直贯穿于整个非遗研究进程中。2009年以前见证了关键词“遗产旅游” “资源利用”与“产业化”的出现，它们都是经济视角观照的对象和内容。2010-2012年的关键词“旅游纪念品”“保护与开发”呈现了学术界对非遗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规划及其最终产品的思考，同样遵循了这一消费主义的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陆续被纳入到资源的范畴之中，使其资源结构越来越趋于丰富。2013-2015年时段中出现了“民间手工艺文化资源”的提议，以及将品牌建设与民族非遗相融合的关键词“民族品牌”等。2016-2018年时段中，“民间美术”又增加至原有的资源结构之中。2020年将非遗与旅游相结合的“一体化融合”概念出现于研究当中，同样可以视为消费主义视角下的一种拓展和延伸。总体而言，资源的概念一直广泛运用于文献研究之中，资源的呈现、分布以及产业化开发为学者所关注。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站在消费主义的立场之上去看待和理解辽宁省非遗，着重于非遗资源转化的途径与对策，并将其作为实现辽宁省非遗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比之下，关于非遗本身的研究、非遗在当地民众生活中的意义、以及非遗的历史生成等方面的研究却相对阙如。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超出这些局限，同时，它也是未来研究中特别有潜力的一个领域。

       创新研究作为主题最早出现于2012年，此时的“创新”用于讨论如何在旅游纪念品中运用和转化沈阳非遗资源，针对消费者创新纪念品设计，该项研究有效传达了创新研究在辽宁省非遗保护中的现实意义，接续研究都是在此意义上的延伸。2013-2015年关键词“数字化保护” “文化创意”加入到创新主题中，成为学者研究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运用于非遗传承保护机制创新、辽宁鼓乐数字化保护的具体经验与普遍意义等问题的讨论之中。2016-2018年对数字化技术的讨论依然在继续，但其关注的角度却转向于如何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助力辽宁省非遗的传播，将创新主题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数字技术不仅是创新主题的审视对象，同时也是非遗所位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非遗传承面临的挑战、创新传承路径的可能性、“创新性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空间的拓展等，已经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如何增进非遗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在当下已成为重要的话题。

       创新研究主要集中于非遗传承、传播路径与实施方式的探讨，或者是借助于数字技术、高校学科建设来实现，或者将创新作为信息技术时代非遗传播的一种应对途径。未来研究会以更具深度的方式解释和运用创新概念，讨论创新的维度，并结合辽宁省非遗实践，分门别类地讨论具体类别非遗的创新路径。

       辽宁省非遗研究不只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与宏观政策的调整紧密相连。非遗与“民族教育”、非遗与“生态资源”的关系，是2010-2012年探讨辽宁省非遗传承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维度。在2013-2018年中，学者又将非遗与“传统村落文化” “区域文化事业”以及“城市化进程”关联到一起。在这几组关系中，非遗项目被放置到更多的场景和语境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遗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新语境。2019年在学者的视野中，非遗已经成为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抓手，提升“区域以及国际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以及带动“城市文化建设”的火车头。这些研究体现出辽宁省非遗在不同社会背景中发生的改变，非遗与区域社会、政治、文化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表明了相关研究的转变和日益成熟，以及学者对于非遗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非遗主题将对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给与回应，与社会现实的需要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供更具应用性和现实意义的途径和方案。

      辽宁省非遗的知识图谱分析，为东北非遗、国家非遗、国际非遗研究的计量化提供了一项有益的尝试，同时它为区域乃至全国民俗事象，民间文学的计量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思路。知识图谱分析是揭示和把握研究主题与研究方向的一种实用计量工具，该方法在民俗学学科中拥有一个广阔的应用前景。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