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菅丰著：《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民俗学》，郭海红译，中西书局，2020 年

河川是自然环境，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共有资源（commons）。民众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能动者，具有需求、利用、争夺和占有资源的实践意识，其行动所引发的冲突、摩擦、仇视与斗争等人际纠纷都亟待解决。因此，为了实现人际关系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个人（家族）、聚落、地域（流域）和国家分别从各自的层面对社会纷争展开协商、调解、诉讼和裁决，也介入共有资源的使用、管理、运营和其他活动。日本东京大学菅丰教授所著《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民俗学》一书，以日本新潟县山北町大川乡的鲑鱼捕捞为个案，探讨了地方共有资源在内外部机构相互牵制与博弈的过程中延续至今的历史脉络。

大川是贯穿整个山北町的一条河流，为该流域民众提供灌溉用水，运输“盐柴”等物资,而最重要的则是提供生活所需的食物——鲑鱼。作者在大川乡开展了20 多年的田野调查，通过民俗志书写的方式，呈现出渔民捕捞鲑鱼的生态知识、手工技能、经验和感受，并详细介绍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固潟”捕鱼法等，充分体现出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及其对鲑鱼生活习性的熟知。他还注意到，无论渔民多么技艺高超, 谁也无法肆意妄为，都必须受制于地方社会制度，这便是围绕共有资源展开的生活世界。

在大川乡这片狭小的土地上，以鲑鱼捕捞为核心的共有资源经历了300 多年的历史塑造。作者凭借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细致的文献研究，研究的时间跨度从近世初期直至当下，描绘出极具连续性的共有资源变迁的三个时段，即“近世下共有资源的历史演变”“共有资源与近代国家”和“共有资源在当下的变迁”，堪称是民俗学作为“传承之学”的经典之作。

近世初期，大川奉行“海川入会”制度，以村庄联盟的方式利用和管理共有资源，并通过向官方纳税的方式获得鲑鱼捕捞的正当性。由于领主更替，1717年征缴方式改“组税”为“村税”，促使村落领地意识和资源占有意识产生，渔场边界纷争成为村际矛盾频发的主要诱因，民众为此联合签订了类似《明和协议书》的文字化规约。不过，以流域为整体的管理规约，对于村际之间多层矛盾缺乏裁决的实效性。作者认识到，围绕共有资源的利用与管理，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共有性世界，其中统治者在强化共有资源的管理组织结构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显然，在大川流域形成的牢固型共有资源的管理机制，乃是作为维持人际关系的系统而诞生的。

明治维新时期的渔业制度变革，不仅缩小了大川鲑鱼捕捞的范围，而且将鲑川的共有资源纳入近代国家的框架之中。大川沿岸的村落实行“渔业合并”的规则，通过鲑鱼捕捞来缴纳税收，担负学校筹办和运营费用的“公益”新使命，并积极响应“资源保护”的政治理念，设置“鲑鱼育卵场”来满足中央对“公益”的要求，以获得继续捕捞鲑鱼的正当性。作者指出，在传统性价值观与近代性价值观相持不下的相互抗争、磨合和纠缠的过程中，大川不断适应来自外部的近代国家的逻辑，这种“公”的逻辑并未削弱或改变共有资源的地域特征，反而起到了强化共有性世界并将其进一步精细化的作用，使共有资源成为近代与前近代“相互纠缠的实体”。

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鲑鱼捕捞已经失去了经济魅力，大川乡民众也不愿让固潟传统消亡，不肯放弃直接捕捞的快乐，而导致“渔协”拟实施一揽子捕捞的计划最终被搁置，传统的鲑鱼捕捞方法得以传承。这一时期，富有竞争性的“乐趣”成为鲑鱼捕捞的内在动力，鲑鱼成为“战绩”式的荣誉勋章，鲑鱼的捕捞与互赠成为附加于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方式，捕鱼小屋则成了渔民聚集、对话、闲聊、宴饮的交往平台。作者强调，大川作为一种共有资源的事实至今未变，只是在管理和运营上逐渐背离了聚落传统。虽然当今人们对大川的认识已经有所不同，但鲑川曾通过“共益”被大家所认可，要使河川归属“大家”所有，就需要确立富有责任感的主体。

作为本书关键词的“共有资源”，包含了多个主体“共同使用、管理的资源”和“共同管理、利用的制度”两个维度。作者所强调的“共有资源”，并非自然环境保护的价值理念，而是基于资源利用需求的生活保障体系。作者对于“公”“共”“私”三者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对新共同体的营造，启发我们思考“人们为了‘共同’生存下去做了怎样的努力？”“社会如何掌控个人的利己的、反社会的行为？”“怎样的社会规约得以延续下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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