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大生纱厂的民歌，是民间文学的瑰丽花朵，曾经怒放于江海之滨。随着年月的推移，它凝聚为民间文学的一个小小宝库，蕴藏在老工人的记忆中。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发掘，经过长期努力，那些曾经在口头流传，而后来日趋湮灭的工人歌谣，终于有一大批被搜集起来，到现在，共得一百二十三首。

大生纱厂是我国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人张謇是清朝末年的状元。这个企业包括四个厂：大生一厂在南通市唐闸，建成于一八九八年，历史最久，规模也最大，有六千多工人；大生二厂在启东县久隆镇附近，建成于一九〇七年，已于一九三五年倒闭；大生三厂在海门县三厂镇，建成于一九二一年；大生副厂在南通市南郊，建成于一九二四年。在旧社会，大生纱厂的工人同全国的工人一样，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过着痛苦的生活。解放后，一厂、副厂、三厂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即现在的南通第一、第二、第三棉纺织厂。

南通、海门、启东紧相毗连，位于东滨黄海，南临长江的一片平原，这里是盛产棉花的地区。南通人讲的是一种外地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南通话。海门、启东人讲的是海门话，源自江南，属于吴语系。江海平原上的农民喜欢唱山歌，特别是讲吴语的海门、启东人，显然保存着唱吴歌的传统。解放后，在传统山歌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海门山歌剧。大生四个厂，就分布在这片富于民歌养分的土地上，厂址四周都是广阔的农村。

历来闭塞落后的乡野，有了工厂这个新事物，大批喜欢唱山歌的农民——大部分是妇女——变成了工人，她们把歌声带进了工厂。但是工厂生活与农村迥然不同。农村中流行的反映农民生活和田园风光的传统歌谣，同工厂这新的环境是不适应、不协调的。成了产业工人的农村妇女，她们对新的生活有新的感受。新的阶级地位使她们遭受了新的痛苦。这样，她们就有必要创作新的歌谣，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传统的山歌同现实的工人生活、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工厂民歌。

这些民歌采用了传统的形式，内容同形式结合得很自然，大部分能唱。其曲调，除了当地的山歌调，还采用流行的小调，如泗洲调、四季调、孟姜女调、无锡景、十杯茶、十二月探妹、十二月花名等。在二厂、三厂，把民歌统名为山歌；在一厂、副厂，称之为遥谣儿。

一厂的老工人说，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很兴唱谣谣儿。那时工人从家到厂，一般要步行几里至十几里。夜间上班，一路唱谣谣儿可以壮胆，往往唱成一条声。劳动时也唱，可以借此稍去疲劳。唱得最盛的是摇纱间，因为那里青年女工最多。三厂的老工人张来民、黄秀兰等说，她们做小姑娘的时候，农村不象现在有电影看，过年过节，夏天乘凉，就唱山歌“寻快活”。后来进了厂，清早拎着小饭篮上工，就哼哼唱唱。做夜班的时候，工头睡觉去了，小姑娘们便轮换休息，高一声、低一声地唱起山歌来，解解厌气。三厂民歌中有“小妹山歌顺口溜，口口声声兴自由”“捻根纱来起个头，小妹山歌呒尽头”等句，反映了当年唱山歌的风气。

在劳动中产生的这些纱厂民歌，反映生活既广泛又深刻，抒发感情既强烈又深沉，形式多样，表现手法很高明，有的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般的传统民歌，往往是在长期的、广泛的口头传播中，不断地进行修改、磨炼而提高质量的。大生纱厂民歌流传的范围并不广（限于四个厂），时间并不长（几十年），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特别是在三厂一个厂里搜集到近百首民歌是很难得的，这是由于纱厂民歌有农村的传统民歌为基础，与生活结合得很密切，而歌手又比较集中的缘故。二厂的创办早于三厂，而且与三厂同处于盛行山歌的吴语地区，想必原来民歌蕴藏也很丰富，只是由于工厂早已闭歇，工人星散，搜集也就困难了。

这批民歌生动地反映了那些农村妇女成为工人之后，思想上、感情上的变化，和逐步觉醒、成长的过程；反映了工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的各个侧面，包括她们的爱情生活；反映了大生纱厂从开办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包括阶级斗争以至民族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工人群众以歌谣来倾吐自己的感情，以歌谣来控诉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罪行，以歌谣来对敌人进行斗争。歌谣记下了那些年代生活的变迁和工人的遭遇。歌谣告诉我们，老一辈的工人经历过多么痛苦的生活，进行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歌谣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胸襟，把前辈的革命气概和斗争精神传了下来。而歌谣本身也成了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财富。它是民间文学，是艺术作品，同时也是社会史资料。它不仅有教育价值和欣赏价值，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科学价值；对于青年来说，则是阶级教育的好教材，可以从中了解老一辈是怎样生活和斗争过来的。大生纱厂民歌有如一部诗的工厂史。

张状元，造纱厂；

脱根人，来做厂。

上面这首短谣概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种变化。张謇这个状元，不去做封建王朝的官，却热中于办厂，成了有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厂里来做工的，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把土地看作是根，所以自称“脱根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些农村妇女来到工厂之后，就用民歌来描绘和歌唱新的生活环境。一厂、二厂、三厂、副厂都各有一首民歌反映工厂生活的全貌：一厂是《十杯茶》，二厂是《十二月花名》，三厂是《十二月探妹》，副厂是《做工的姑娘》。这四首民歌，把从早到晚，从上工到放工，从春夏到秋冬的工厂生活作了生动的描写。例如描写厂门口的情景：“陈头儿站在大门口，毛竹板子拿在手，不准闲人走。”这正是大生纱厂早期衙门化的封建色彩。“外国楼上机器灯，点起灯来不用人。”这是工人对厂房和电灯的新奇感。又形容厂里的气派：“四面玻璃门呀，好象北京城！”形容汽车是：“造条汽车路呀，两盏电灯火！”这些，反映了初进厂的工人对这个生活环境的新鲜印象，好比是工厂风俗画。

新鲜的感觉很快过去，痛苦接着而来。这痛苦在民歌中概括成三句语，就是：“吃饭当猪，做工当牛，走路当贼。”而具体诉说痛苦生活的歌谣，那就多了。那时工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所以是“六进六出，起早摸黑”；“早上上工看不到路，晚上放工分不清树”；“右手拗只小饭篮，左手拎只洋油盏，上工放工提心又吊胆”。

在厂里是“腌荠冷饭汤淘淘，三扒两咽肚里倒”；“车子转得冒火星，小妹饿得面色青”。而回到家里，又是“一家老小喝薄粥，眼睛一眨，眼泪簌簌落”。她们每天在愁衣愁食：“有柴有米也罢了，呒柴呒米怎得了”“吃勿饱，饿勿煞，一日勿做呒办法”；“桃花朵朵满树红，青黄勿接肚里空，格个世界黑洞洞，勒一把裤带去上工”。

劳动是十分紧张的，三厂工人编了只《十二条弄堂》：“头条弄堂暗沉沉，小妹跨进弄堂门，绞煞细纱结勿清，就象踏进地狱门。”这是多么沉重的劳动！真是：“嘴吃黄连苦一时，厂里做工苦一世。”

可是，对于一户农民来说，每月固定的现金收入，毕竟在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不管怎么苦，还是要去做工。年轻的姑娘，有家庭的压力：“我要停工爷娘骂，手拿淘箩呒米淘，脚踏灶前呒柴烧……眼泪汪汪厂里跑。”

已婚的妇女呢，她们还有繁重的家务牵累，起早上工，匆忙之中，还要安排好孩子：“啵罗响，要进厂，小官哭吵拉住娘。心肝宝贝勿要哭，厂里转来买块糖。”放工回到家里，还有一大堆家务等待着她：“日里忙做工，夜里赶缝穷，剪剪贴贴，补补缝缝，手忙脚乱，一点勿落空。”

连续十二个小时夜班的劳累，使挡车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做长日班、又在厂里有宿舍的男机工：“日班工人顶笃定，七点钟来才上班，日落西山早放工”；“八月里探妹桂花香，炉子间西面造工房；造拨啥人住呀？造拨加油郎”。由于机工都有一定的技术，有的来自上海，因此厂方不得不给他们略高于挡车女工的待遇。女工们“要想机匠油味道，要想厨师滋味好，要想先生生活好，妹子做工想勿到”。这些只能是幻想。在无可奈何之际，她们也流露出对土地的眷恋：“纱厂做工苦巴巴！若有地皮老三百，勿来结断头，勿来扯烂纱。”

青年女工的怨恨心情，在一首《小妹洗海青》的山歌里，表达得最为动人。 

水仙娘娘真开心，

自由自在游世景；

小妹河边洗海青，

眼圈红来泪盈盈。

勿是小妹眼泪多，

自家想想真苦命，

衣裳褴褛工头骂，

先生眼里象只钉。

小妹屋里人口多，

姊妹兄弟一大群；

一家勿得知一家苦，

呒钱人怎比有钱人。

轻轻搓来慢慢洗，

做件海青几年新；

思量思量呒办法，

口唱山歌散散心。

这首山歌以一种叫做水仙娘娘的水虫为兴，描写一位做工的姑娘在河边洗衣服时，看到水仙娘娘在水面上自由游动，触景生情，联想起自己的身世遭遇。姑娘被束缚在机器旁的苦痛，同水虫的“自由自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姑娘虽然还不明白命运的直正原因，也还没有找到出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里有一个纯朴的青年女工的生动形象。这首民歌取材新颖，构思好，富于感染力。

痛苦的遭遇，使工人产生了对命运的怀疑和探索，怨恨必然发展到愤怒。她们唱道：“梭子织得汪汪亮，身上穿得化子样”；“做工勿如狗，想想火来头；大亨一只狗，天天肉馒头”。她们控诉：“上天呒路走，入地呒门进，工人活路真难寻”；“叹口气，想勿通：发财人勿动勤力人穷”。

生活上表现出的阶级对立，使她们朴素地认识到自己的劳动被剥削去了：“拖进来格是花衣，运出去格是布纱；做工格工人瘦了，开厂格股东胖了。”从机器的转动，她们想到：“厂里越转越富，屋里越转越苦。”而资本家的榨取是永不满足的：“纺格纺来织格织，日日夜夜勿停歇；龙头细布汗血凑，厂长还是摇摇头。”她们问：“大生财，哪里来？”接着自己解答：“大生富，工人手里苦；大生发，工人头上括。”

压迫终于激起了斗争。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斗争是必然的。起初，她们只是把仇恨集中在工头之类直接跟工人为难的人身上。这方面的歌谣很多，甚至发出“只恨身边没把刀，剁他一记气才消”那样咬牙切齿的语言。后来，逐渐团结起来进行阶级间的斗争。她们提出：“锣鼓勿敲勿知音，说话勿讲勿知情，掀开天窗说亮话，明争暗斗要活命”；“大生厂，洋蜡烛，大家勿要怕，蜡烛勿点勿亮，一点蜡烛就哭”。蜡烛不点不亮这句谚语，在这里有了阶级内容，成了发动斗争的口号。“我俚一吆班，厂家蚀脱洋钿银子要论担；我俚一吆班，厂家单勿宁蹲勒地上爬。”于是有《野鸡声》那样描写罢工斗争场面的民歌：

一声野鸡声，

机器就勿灵；

工人心有数，

工头起疑心。

二声野鸡声，

机器马上停；

工头心里慌，

“饭桶”发楞怔。

三声野鸡声，

车间起风云，

工头抱头窜，

“饭桶”喊救命。

我们今天读了这些斗争性很强的歌谣，还可以想见当年动人的斗争场面。

三厂的老工人说：罢工的时候，大家编唱山歌，一边唱一边敲着筒管按节拍；领班工头也奈何不得，赶了这边，那边又起。有一首山歌唱道：

勿做生活造山歌，

铜钿罚脱两角多；

罚脱角子啥希奇，

唱只山歌出出气。

二十年代后期，南通地区掀起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斗争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工会组织起来了，于是有关于工会的民歌，歌唱工会的力量，控诉资方对工会的破坏。斗争失败后被捕时，她们叹道：“罢工斗争闹风潮，流血吃苦坐监牢。唉！‘人之初，性本善’，为啥我俚要吃苦头？”这说明，罢工是被逼出来的。用上两句《三字经》，很为别致。

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民歌被有意识地用来动员群众，激励斗志。在大生三厂旧档案中，有一份一九二九年厂方《为报告工潮经过致各界书》，全文引用了一首题为《大生三厂苦恼景致》的民歌，指责工人把这民歌印成传单散发，以此作为“罪证”。

就这样，工人逐步觉醒，走向斗争。而在这全过程中，都离不开民歌。民歌成了斗争的武器，工人用以讽刺和抨击资本家、领班、工头，以至门警、搜检妇。一厂老工人说：“上了谣谣儿的总不是好人。”

除了这些反映痛苦生活，开展阶级斗争的民歌之外，还有一些情歌，生动活泼，形象鲜明，而且也很有工厂特色。工厂毕竟是资本主义企业，在婚姻问题、男女关系方面，要比农村中自由一些。男工、女工在共同劳动中产生了爱情，“鎯头锉刀月下老，锭子把手攀相好。”有的情歌描绘得很生动。

当“断头多来结勿清，小妹急得泪盈盈”的时候，加油工赶来帮忙，问她“答应勿答应”。姑娘只好叹口气：“左右难煞我小妹，唉！格个冤家真要命。”还有一首四言的《加油郎》，绘声绘色，生活气息十分浓厚。

在大生四个厂之间，因为工人常有转移，民歌是相互交流的。特别是一厂与副厂，二厂与三厂之间，厂址相近，方言相同，交流与影响更多。有的民歌已经相互融合，很难分辨。这也正是民间文学的一个特点，何况大生厂工人本来就过着同样类型的被剥削生活，有着共同的命运，连工厂管理制度以至厂房布局结构都有许多共同处。研究其渊源，也是很有兴味的课题。

特别有意思的是《做工的姑娘》这首歌，它产生于副厂，后来流传到一厂；一厂工人称之为“八厂谣谣儿”。它和《十杯茶》同为一厂工人最爱唱的民歌。可是在最初，它却是一首带有侮辱性的小调。据副厂老工人焦益善说：这首小调中的孙秀英，是个漂亮而倔强的姑娘，小伙子都不敢跟她开玩笑。有一个守门的实警（实业警察之简称，厂方豢养的武装人员），仿了当时流行的《湖丝阿姐》，编成小调，调笑孙秀英。焦益善抄了六段给我，据他说是原词。其中有“做工的姑娘真时髦”“左手拿的花露水，右手拿的雪花膏，美人镜照上几照”等。但在流传中，工人们却扬弃了不健康的成分，使之变成了描写工人一天生活的民歌。据一厂老工人范锁珍说，她年轻时学唱这首歌，前辈歌手对她说，最后三段不好，不能唱，因此大家都不唱。在采集时，我们曾请范锁珍把这三段也唱出来，她拒绝了。她态度很严肃地说：“不能唱，大家都不唱的。”由这一首民歌的演变，由工人群众对这首民歌的态度，我们感到：工人对文艺的态度是认真的，是有鉴别能力的，也是善于运用民歌的。

解放以后，传统民歌在大生纱厂不再流行，山歌、谣谣儿，已只是保存在老工人记忆中的遗产。也不再“造山歌”了。只有“大跃进”年代，在“大搞群众运动”中产生了不少诗歌、快板，那可以称之为“群众创作”，与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歌，实际是不同的。

这种变化，有它社会的时代的因素。社会变革了，工人的地位和生活变化了。唱山歌、造山歌以壮壮胆、散散心、出出气的生活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而工人群众的文化生活，则有音乐、歌曲、戏剧、电影和各种文娱活动；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还可以拿起笔来创作。因此，他们不再唱山歌、小调了。作为口头文学的民歌，基本上退出了工人的日常文化生活领域。这是不是一项客观规律？口头文学在文化普及并逐步提高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会复兴？将怎样加以培植、引导，使之发展，那是有待于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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