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是古代的一种祭礼，又称“大蜡”。《礼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又谓“八蜡以记四方”。郑玄注：“四方，四方有祭也。……蜡有八者：先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

八蜡所祭，首为“先啬”，“先啬”即先农，也就是神农氏；次为“司啬”，即后稷，后稷出生在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是尧舜时期掌管天下农业的大官，所以叫“司啬”（“啬”为“穑”之本字，指农事）；以下“农”指田畯，也叫“田啬夫”，是到田间监督农业生产的小官；“邮表畷”是在井田交界处建造的供田畯“居以督耕”的临时住所；“猫虎”是有益于农业的两种动物，猫吃田鼠，虎逐野猪；“坊”是堤埂，用来蓄水与障水；“庸”是沟洫，用来受水与泄水；“昆虫”谓螟蝗之属，泛指危害农作物的害虫。

八蜡之祭最初是有关农耕的祭祀。除了祀农业之神，还祀与农业关系较大的人和物，这种祭祀带有我国先民原始的自然本朴特征。北宋的张载认为昆虫不当祀，而以“百种”（各类农作物种子）来替换，殊不知《礼记·郊特牲》还保留有伊耆氏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意思是说，土不要流失，水不要泛滥，害虫不要发生，草木不要长到田地里。由此可见，祀土祀水祀昆虫，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位张先生太自以为是而且唐突古人了。

一说，腊与蜡是两个祭祀，隋人杜台卿《玉烛宝典》云：“蜡者报百神，腊者祭先祖，同日而异祭也。”西周时这两个祭祀本是分开进行的，蜡祭在郊外，腊祭在宗庙，进入东周以后就逐渐统一为腊祭了。腊祭对象之广，据《礼记·月令》所言，是“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无所不包，所谓“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许慎《说文解字》）是也。腊祭在腊日举行，腊日本为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至于是腊月里哪一天，每年并不固定。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为弘扬佛法，该教教徒声称腊月初八为释迦牟尼成道日，这个日子也影响到人们岁尾的祭祀活动，到南北朝时期“腊”祭也由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而固定在腊月初八。宗懔《荆楚岁时记》云：“十二月初八日为腊日。”“腊八”既兴，“八蜡”初义遂渐被湮没，祭祀文化最终演变成了饮食文化。

据说释迦牟尼修道经历了多年苦行，每日仅食一麻一米。后人不忘他所受的苦难，遂于每年腊月初八吃粥以为纪念。这个习俗也连同佛教传入中国。“腊八粥”又名七宝五味粥，是以各种米、豆、干果等做成，是佛教的斋供之品，故也叫“佛粥”或“福德粥”。早在宋代，此粥已由寺院走向民间，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六云：“……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至于制作“腊八粥”的食材，差不多与之同时的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谓：“八日，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

由于各地的物产有别且人们饮食习惯不同，制作“腊八粥”的原料也随之丰富别致起来，并不拘泥于“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而是“以果米杂成之，品多者为胜”（明·孙国敉《燕都游览志》）。直至晚清，这种“以果米杂成”“品多为胜”的讲究也没有改变，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腊八粥”还说：“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

而今，虽然“腊（蜡）祭”不再举行，可吃“腊八粥”的风俗仍在，而且大家吃得更加营养、更加开胃、更加五花八门、更加富于情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