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摘  要

关键词

今日的昆明，常见人们聚集在城市空地跳起左脚舞

（马翀炜/供图）

江岸小区盘龙江岸的跳脚者（马翀炜/供图）

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左脚舞”发源于牟定县。在彝族倮倮颇支系的彝语中称为“咕遮”或“咕呗”，意为跳舞，汉语俗称“跳脚”。“左脚舞”以左脚为动力脚先动而后出右脚得名。另一说法是与牟定地方的人“以左为大、以左为先”的习俗有关。左脚舞是伴着左脚调起舞的。左脚调，彝语为“咕遮咪”。节奏以2/4拍为主；曲调欢快热烈，以五声音阶为主；唱词产生于彝族民众的生活中，通俗易懂，短小精炼，内容有反映日常生活的，有反映爱情的，现在也有宣传党的政策好的。左脚调有彝语调也有汉语调，常以“罗里罗”作为衬词齐声应和，调子就如号角，一个调子一种跳法，舞步整齐划一。左脚舞常以龙头八方四弦琴、小二胡、竹笛为主要伴奏乐器。过去，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牟定东岳庙会不仅有兴旺的市场交易，也有非常热闹的跳脚。此外，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二月八、二月九、三月三、三月十二、六月六以及火把节等日子都有跳左脚舞的习俗。婚礼、寿礼及孩子满月礼等人生礼仪中也少不了跳脚。

在牟定县及周边地区，由于彝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非常频繁，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人也非常喜爱这一具有独特魅力的左脚舞，也乐于参与其中。2008年左脚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牟定县当地彝族村寨中的左脚舞更加红火起来，中小学也都开展了“非遗进课堂”的活动，在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中，跳左脚舞也是不会少的一个项目。在牟定县乃至楚雄州，对于许多其他民族的人来说，会跳左脚舞已属寻常之事。

在昆明市，左脚舞从不为人知到蓬勃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牟定村民便开始进城打工。据牟定县碗厂村委会下庄村的一些村民回忆，他们那时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蹬三轮车。来到陌生的城市中，除了几个老乡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劳作之余便会相约到圆通山公园门口的小广场、翠湖公园旁等公共场所弹弦子、跳脚，这是他们闲暇时的娱乐方式。

那时候，能够让人唱唱歌跳跳舞的公共场所也就是翠湖公园等几个地方。翠湖公园位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西麓，是那个年代昆明城区的中心观光点。没有到过翠湖是不能说到过昆明的。选择在风景宜人的翠湖跳脚是适宜的。由于进公园需要购票，于是，聚集在公园外的空地弹弦子、唱调子、围圈跳脚便是最好的选择。那时穿民族服装跳脚还不算普遍。来昆明打工的人逐渐增多，翠湖周边的空地变得拥挤，金马寺小广场以及其他新建的城市公共空间逐步成为他们跳脚的地方。女性村民进城务工的增加对于左脚舞在昆明的兴盛也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女性穿着艳丽的服装、毛边绣花鞋，戴着绣球帽或鸡冠帽出现在跳脚场。跳脚的音乐逐渐地也从现场伴奏发展出了由卡式录音机播放，之后是使用CD、VCD以及U盘的各种各样的音响设备播放。左脚调的歌词从彝语渐渐变成了彝语和汉语并用，跳脚场出现了许多使用MIDI制作的汉语左脚调。

2002年是一个许多年纪稍长的人都记得的时间。这一年翠湖公园向市民免费开放。公园内的竹林岛等空间成为了跳左脚舞的场地。很快，翠湖九龙池旁也成了左脚舞的场地。随着进城打工人数的不断增加，跳脚队伍也不断增大。跳脚的人包括来自楚雄州武定县、大姚县、姚安县等地的彝族和汉族民众，还有来自于昆明市石林县、禄劝县，玉溪市，四川省大凉山等地的彝族及其他民族的民众，当然，还有不少昆明市民也开始加入。随着时代的变迁，左脚歌舞发展出曲调简单、节奏欢快、舞步规整的特征，这对于其他参与者而言也更容易融入。会跳的尽情跳，不会跳的在圈外模仿着跳。很快，翠湖那个地方就显得太小了，越来越多的广场开始成为跳脚的地方。金马寺小花园、官渡广场、森林公园、桃源广场等场地都是跳脚的地方。2016年，因翠湖净化水工程而需要封闭九龙池，使每周末的左脚舞盛会又转移到了翠湖北门外的空地。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使各个公园不得不关闭，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公园依然没有开放，于是，江岸小区盘龙江岸边迅速成为周六聚集跳脚的新的地方。是翠湖、是官渡广场，抑或是江岸小区盘龙江边都无所谓，关键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跳脚。这也表明，“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地方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固定的位置。”

地点可以不同，参与的人可以不分民族，所用的乐器规格可以不一致，身穿的服饰可以有新有旧，年龄可以年长年幼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共同跳左脚舞，并且是以共享地方性文化形式的有节律地团聚而制造对大家而言是有意义的地方。进城的农民工大多从事建筑、销售、保安、家政、司机、维修工、送货员等工作。平日里各自辛劳，但是一到周末就觉得到跳脚场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许多参与跳脚的人说，他们对找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便是能有双休日，这是参加跳脚的时间保证。

2020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跳脚也不得不停了几个月，当昆明不再严控人员聚集之后，人们又带着口罩，带着洗手液等又开始从各个地方赶很远的路来跳脚。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急切的时候，大部分人总是回答说:平日里工作是很辛苦，但是，再累也想来。跳脚的地方好在！一段时间不来的话，心里就感觉缺了一点什么，就会觉得不好在。工作的场所，居住的房屋都没有那种好在的感觉。好在是什么感觉呢？答曰:有家乡的感觉，心安。跳广场舞的地方之所以是好在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通过跳脚而产生了与家乡和传统文化相关联的心安的地方感。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一系列的操演的结果，而不能被还原为简单的事物的排列。”并且，“这样的空间意味着一个意义的过程。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将通过这种方式立即加入他们的空间和他们作为在那个空间内活动的’主体’的地位，并（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理解这个空间。”城市当然是社会空间，但对于进城的农民工而言却是陌生的空间。他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行动来生成与他们的传统有联系的地方而使自己具有存在感。“真正的存在是根植于地方的存在。”使用与家乡紧密相关的文化符号，通过有序的行动使城市空间表现为有意义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广场舞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左脚调的演奏乐器为小二胡和龙头八方四弦琴。小二胡作为高音伴奏乐器成为主要旋律的载体，龙头四弦琴不但是演奏旋律的乐器，同时也是重要的和声伴奏乐器。或者是彝语或者是当地汉语方言的演唱使得左脚舞的音乐具有明显的乡土气息。即使是那些辅之以电子乐器声响的录制的音乐也保持着这样的风格。器乐声、歌声、几十甚至几百人的脚步声合在一起制造了与周边声音完全不同的乡土声音。在跳脚场地，汽车声、人声以及各种声音都被强化的左脚调的声音区隔开，一个特别明显的具有乡土文化特色的地方通过这些音乐符号而得以呈现。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空间不是物体得以排列的环境，而是物体的位置得以成为可能的方式。”

龙头八方四弦琴（马翀炜/供图）

从乐器的形制来看，龙头八方四弦琴是比小二胡更具地方特色的，因而也就成为了城市跳脚场中具有地方感的重要文化符号（跳脚的人往往把这种四弦琴是八方形的原因解释为具有表达欢迎四面八方的朋友来做客的含义）。同样的道理，过去和小二胡一起演奏主要旋律的笛子因为其形制很难体现地方特色便在城市左脚舞中消失了。龙头八方四弦琴由琴头、琴颈、琴身（共鸣箱）、弦扭、系弦板、四根麻线弦等组成。共鸣箱的大小与声音高低成反比关系。不论在乡间还是在城市中，弹拨四弦产生的富有独特韵味的“铮铮”声是属于跳脚人的内心的“声音标志”（sound mark）。附着在四弦琴上的彩色绣球、刺绣背带、琴尾处挂着的绣花荷包以及共鸣箱上刻着的山茶花和龙等图案符号都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表征。跳脚的人会把完全是乐器伴奏的跳脚称为“原生态”的。此外，即使是通过音箱放出来的声音已经足够大，跳脚队伍中总是少不了边跳边弹的人。其实，有不少人也只会跟着节拍拨几下琴弦。这似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跳脚的时候挎着重重装饰的龙头四弦琴。每一个跳脚场地总有约三分之一的男性要挎着四弦琴。缺了四弦琴，整个跳脚就显得没有精气神了。参加跳脚的人说，“无论到哪里，弦子一响脚就痒……弹起弦子，就像在老家跳脚一样”。这也说明了“在某一场域特定人群共同体独特的音声标识就成为了他们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媒介”。真切地表明了他们心中强烈的“恋地情结”。

左脚舞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穿着颜色鲜艳的民族服装。相比于传统的服装来说，这些广场舞的服装甚至可以说艳丽得有些夸张。无论是四五十岁的，还是十七八岁的人，无论男女都身穿带有花草鸟鱼各种吉祥图案的服装，从头到脚都非常艳丽且式样繁多。远处看，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一起跳脚，真似花团锦簇，非常靓丽，与城市其他空间截然不同。

“老式的不好看了，差不多要买最新款的啦。”这是在跳脚场中常听到的话。整套民族服饰包括帽子、衣服、裤子（或裙子）、围腰、绣花装饰片等五样。绝大多数参加跳脚的人都没有时间自己做民族服装，这种需求也使民族服装市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工艺特别精良的服饰价格会非常高，如一双有山茶花纹样的手工刺绣的绣花鞋的价格会上千元。一小部分有制作服饰手艺的人会把他们手工缝制的民族服饰带到跳脚场售卖。更多的人还是买价格便宜的机制的服饰。为了满足时尚化的需要，市场上每年都会推出两到三种新款式。为了参加每周一至二次的跳脚，相当多的人每年都会花约两千元去买新式的民族服装。“大家一起玩，好在得很，值！”这就是他们对跳广场舞花销的理解。现在，在左脚舞之乡牟定县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民族服装已不常穿。因大量民众着民族服装而形成的文化景观也只有在跳脚场合中才能见到。在村寨中早已不穿的羊皮褂子、蓑衣也会在广场舞中出现，原本普通的日常用具在此成为了呈现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

节拍明快的左脚调在城市空间形成听觉性的区隔外，欢快舞动着的鲜艳民族服饰形成了视觉性的特定场域。广场左脚舞以其乡土气息十足的声音和色彩把城市化为了背景。这些少数民族农民工以其歌舞操演使与他们熟悉的、有意义的家乡生活有节律地强化，使城市空地成为对他们而言具有特别意义的地方。

左脚舞的组织虽是自发性的，但其活动也是十分有序的。没有任命，也没有选举，组织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与市民为主的城市广场舞往往由领舞者成为组织者的情况不同，左脚舞的参与者绝大部分都是在乡村生活中习得的，新学者也是在跟着跳的过程中学会的。跳脚随着音乐声而开始，没有领舞者，当然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领舞者。因此，在参与左脚舞的过程中，那些热心肠的经常愿意为大家无私提供方便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认可的组织者。

比较有名的组织者老杜是牟定县的汉族人，过去当过兵，任过村委会主任。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来昆明“干工程”。带着音箱来放音乐已有十五年时间了，他也自称是盘龙江边江岸小区左脚舞的“会长”。每个周日下午两点，老杜都会用电动车载着一个大音响以及一大桶矿泉水、纸杯、洗手液、纸巾等物品按时来到江岸小区盘龙江岸边的公共休闲空地免费提供给大家。每次他都提前来用红布带子顺着空地四周的大树围成一个跳脚场。跳脚的人便在圈内玩弦子、唱调子、跳脚。老乡们跳脚之余，有老杜带来的矿泉水解渴、纸巾擦汗，其乐融融。每逢节日，老杜还会带来瓜子、花生、糖果供大家一起分享。“新冠”疫情之后，他还经常自费买来几百个口罩分给在场的跳脚者。老杜来左脚舞现场，啥都不图，就图好在。

和老杜是朋友的另一位组织者老李也是来自牟定县的汉族人。老李长期在外打工，现在是一家公司的保安队长。在周末跳脚场中，他既不弹龙头四弦，也不跳脚。站在跳脚圈中就为享受好在的感觉。找工作、介绍朋友都可以找他。他过去是各种信息的中间人，算得上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得到了实质的’社会资本’”的人。但是，因为通过网络获得信息已经非常方便，需要他提供信息的情况已经少之又少。他主要负责在各种微信群中发跳脚的通知，负责维持现场秩序，他的在场似乎就是跳脚过程不节外生枝的保证。

微信名为“青青河边草”的彝族中年人是官渡广场左脚舞的重要组织者。他是在昆明做生意的楚雄州大姚人。几乎每周六晚上他都会在“彝家文化、左脚舞大联欢活动组”微信群里招呼大家到官渡广场跳左脚舞。为了避免众人聚集而产生摩擦，他邀请了几位老乡戴上“红袖套”专门维持跳脚场秩序。通过建微信群，在微信群里发通知是组织左脚舞的最便捷的方式。“青青河边草”在2020年11月28日发的通知是这样的:“传承彝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民族团结友爱，增加舞友们友谊，促进彝家左脚舞文化交流，各位彝家左脚舞爱好者，几个群商量决定，本周周末，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八点至十点准时在官渡广场隆重举办左脚舞大联欢活动，望舞友们积极参加。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统一穿彝族服装参加活动。彝家文化，左脚舞大联欢，活动组策划，活动地点:官渡广场，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有云南大学民间民俗老师（指笔者）来采访，请大家遵守秩序，发扬民族精神，跳出彝家风采。”

并无实际功利目的，甚至也没有在歌舞活动中获得认可这样一些明显的心理感受的追求，这些组织者就是单纯地热爱跳脚，因此，单纯为了好在就使他们的组织更具权威性。

从乐器的形制来看，龙头八方四弦琴是比小二胡更具地方特色的，因而也就成为了城市跳脚场中具有地方感的重要文化符号（跳脚的人往往把这种四弦琴是八方形的原因解释为具有表达欢迎四面八方的朋友来做客的含义）。同样的道理，过去和小二胡一起演奏主要旋律的笛子因为其形制很难体现地方特色便在城市左脚舞中消失了。龙头八方四弦琴由琴头、琴颈、琴身（共鸣箱）、弦扭、系弦板、四根麻线弦等组成。共鸣箱的大小与声音高低成反比关系。不论在乡间还是在城市中，弹拨四弦产生的富有独特韵味的“铮铮”声是属于跳脚人的内心的“声音标志”（sound mark）。附着在四弦琴上的彩色绣球、刺绣背带、琴尾处挂着的绣花荷包以及共鸣箱上刻着的山茶花和龙等图案符号都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表征。跳脚的人会把完全是乐器伴奏的跳脚称为“原生态”的。此外，即使是通过音箱放出来的声音已经足够大，跳脚队伍中总是少不了边跳边弹的人。其实，有不少人也只会跟着节拍拨几下琴弦。这似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跳脚的时候挎着重重装饰的龙头四弦琴。每一个跳脚场地总有约三分之一的男性要挎着四弦琴。缺了四弦琴，整个跳脚就显得没有精气神了。参加跳脚的人说，“无论到哪里，弦子一响脚就痒……弹起弦子，就像在老家跳脚一样”。这也说明了“在某一场域特定人群共同体独特的音声标识就成为了他们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媒介”。真切地表明了他们心中强烈的“恋地情结”。

左脚舞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穿着颜色鲜艳的民族服装。相比于传统的服装来说，这些广场舞的服装甚至可以说艳丽得有些夸张。无论是四五十岁的，还是十七八岁的人，无论男女都身穿带有花草鸟鱼各种吉祥图案的服装，从头到脚都非常艳丽且式样繁多。远处看，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一起跳脚，真似花团锦簇，非常靓丽，与城市其他空间截然不同。

“老式的不好看了，差不多要买最新款的啦。”这是在跳脚场中常听到的话。整套民族服饰包括帽子、衣服、裤子（或裙子）、围腰、绣花装饰片等五样。绝大多数参加跳脚的人都没有时间自己做民族服装，这种需求也使民族服装市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工艺特别精良的服饰价格会非常高，如一双有山茶花纹样的手工刺绣的绣花鞋的价格会上千元。一小部分有制作服饰手艺的人会把他们手工缝制的民族服饰带到跳脚场售卖。更多的人还是买价格便宜的机制的服饰。为了满足时尚化的需要，市场上每年都会推出两到三种新款式。为了参加每周一至二次的跳脚，相当多的人每年都会花约两千元去买新式的民族服装。“大家一起玩，好在得很，值！”这就是他们对跳广场舞花销的理解。现在，在左脚舞之乡牟定县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民族服装已不常穿。因大量民众着民族服装而形成的文化景观也只有在跳脚场合中才能见到。在村寨中早已不穿的羊皮褂子、蓑衣也会在广场舞中出现，原本普通的日常用具在此成为了呈现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

节拍明快的左脚调在城市空间形成听觉性的区隔外，欢快舞动着的鲜艳民族服饰形成了视觉性的特定场域。广场左脚舞以其乡土气息十足的声音和色彩把城市化为了背景。这些少数民族农民工以其歌舞操演使与他们熟悉的、有意义的家乡生活有节律地强化，使城市空地成为对他们而言具有特别意义的地方。

左脚舞的组织虽是自发性的，但其活动也是十分有序的。没有任命，也没有选举，组织者在参与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与市民为主的城市广场舞往往由领舞者成为组织者的情况不同，左脚舞的参与者绝大部分都是在乡村生活中习得的，新学者也是在跟着跳的过程中学会的。跳脚随着音乐声而开始，没有领舞者，当然也可以说人人都是领舞者。因此，在参与左脚舞的过程中，那些热心肠的经常愿意为大家无私提供方便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认可的组织者。

比较有名的组织者老杜是牟定县的汉族人，过去当过兵，任过村委会主任。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来昆明“干工程”。带着音箱来放音乐已有十五年时间了，他也自称是盘龙江边江岸小区左脚舞的“会长”。每个周日下午两点，老杜都会用电动车载着一个大音响以及一大桶矿泉水、纸杯、洗手液、纸巾等物品按时来到江岸小区盘龙江岸边的公共休闲空地免费提供给大家。每次他都提前来用红布带子顺着空地四周的大树围成一个跳脚场。跳脚的人便在圈内玩弦子、唱调子、跳脚。老乡们跳脚之余，有老杜带来的矿泉水解渴、纸巾擦汗，其乐融融。每逢节日，老杜还会带来瓜子、花生、糖果供大家一起分享。“新冠”疫情之后，他还经常自费买来几百个口罩分给在场的跳脚者。老杜来左脚舞现场，啥都不图，就图好在。

和老杜是朋友的另一位组织者老李也是来自牟定县的汉族人。老李长期在外打工，现在是一家公司的保安队长。在周末跳脚场中，他既不弹龙头四弦，也不跳脚。站在跳脚圈中就为享受好在的感觉。找工作、介绍朋友都可以找他。他过去是各种信息的中间人，算得上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得到了实质的’社会资本’”的人。但是，因为通过网络获得信息已经非常方便，需要他提供信息的情况已经少之又少。他主要负责在各种微信群中发跳脚的通知，负责维持现场秩序，他的在场似乎就是跳脚过程不节外生枝的保证。

微信名为“青青河边草”的彝族中年人是官渡广场左脚舞的重要组织者。他是在昆明做生意的楚雄州大姚人。几乎每周六晚上他都会在“彝家文化、左脚舞大联欢活动组”微信群里招呼大家到官渡广场跳左脚舞。为了避免众人聚集而产生摩擦，他邀请了几位老乡戴上“红袖套”专门维持跳脚场秩序。通过建微信群，在微信群里发通知是组织左脚舞的最便捷的方式。“青青河边草”在2020年11月28日发的通知是这样的:“传承彝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民族团结友爱，增加舞友们友谊，促进彝家左脚舞文化交流，各位彝家左脚舞爱好者，几个群商量决定，本周周末，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八点至十点准时在官渡广场隆重举办左脚舞大联欢活动，望舞友们积极参加。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统一穿彝族服装参加活动。彝家文化，左脚舞大联欢，活动组策划，活动地点:官渡广场，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有云南大学民间民俗老师（指笔者）来采访，请大家遵守秩序，发扬民族精神，跳出彝家风采。”

并无实际功利目的，甚至也没有在歌舞活动中获得认可这样一些明显的心理感受的追求，这些组织者就是单纯地热爱跳脚，因此，单纯为了好在就使他们的组织更具权威性。

跳脚者骑着电动车、背着龙头八方四弦琴来赴约

（马翀炜/供图）

大量人群有规律性地聚集必然产生满足这种聚集的需求。跳脚圈内圈外摆放着左脚歌舞碟片和U盘，一排排衣架上挂着的各种新式服饰、现场手工制作服饰和配饰的人们以及讨价还价的场面都使得跳脚场地具有了小型市场的味道。如布罗代尔所说，“所有交换方式都是经济的，也都是社会的。”没有民间文化的传承，富含传统文化内涵的民间文化商品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可能。

原本属于乡村的左脚舞在城市中以广场舞的形式显现了乡村传统文化。可以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挣钱，但也并不只是为了挣钱。工作挣钱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却是不够的，他们也要在新的空间寻求生活的意义。他们在城市空地上操演的舞蹈是日常生活中的艺术，他们在舞蹈中获得的是康德所说的“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作为无功利性的审美创造和审美者，他们在跳脚中感受的更多的是自身存在的意义，是“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而是好在的。来自乡村且具有民族特征的文化为城市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并且使这些城市空间成为了对他们来说是好在的地方。

少数民族广场舞迅速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中国城镇化迅速成长相关，与少数民族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后力图在城市空间建构地方，或者说在人群关系上化生为熟相关。201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与乡村的关系从来没有断裂。中国已经由乡土中国转化为了城乡中国。传统乡土中国那种由于受制于土地制约而形成的乡土熟人社会关系，在经过社会转型过程而成为半熟人关系。除了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间的钟摆式流动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因各种动因而往返于城乡，从而形成了乡村中有城市的社会关系，城市中也有乡村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城乡两个地方都表现出乡村与城市两种地方交叠的特点。

乡村由于生产生计方式变迁，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大量流动而使其熟人关系转化为“半熟人社会”关系；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并在城市中进行文化活动而使对他们而言的城市陌生人关系向“半生人社会”关系转变。乡村与城市两个地方都已经形成半熟人与半生人并存的情况。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两种地方的交叠性使人们同时具有一方面处理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人关系而更加具有理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在处理来自共同的地方，曾经享有共同传统文化的熟人关系而更加具有感性的特点。

城市中处理不同地方的陌生人关系的方式使左脚舞中的音乐具有了不少城市本身那种兼收并包的特点。城市中的左脚舞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来自乡下的彝族民众以及与他们共享一个地方的乡下汉族民众是左脚舞的主体，其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参与，从而使他们通过跳脚生成的地方具有开放性。汉族、壮族、纳西族、景颇族等不同的民族都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临时跳一次或者长期来跳，都欢迎；穿不穿彝族服装，带不带民族乐器，都可以。在这样的交往中，地方性文化的左脚舞得以向其他地方的人群传播，而其他地方的文化也会在左脚舞操演中悄然被接受。除了牟定县彝族的左脚调，其他地区的彝族调子、汉族调子也已汇入其中。在音响播放的MIDI音乐中发现现代元素一点都不奇怪，具有景颇族目瑙纵歌中的韵律特征的新调出现在跳脚场也很正常。这类歌舞可以说就是为了制造热闹的地方。“制造了’热闹’，歌舞艺术也因此具有体现了生命及生活的最为本质的意义。”

城市中两种不同地方的交叠并没有使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的地方感完全消失。跳脚活动结束之后，总会有不少人以老乡的关系进行自由组合，一起到老乡开的饭店聚餐、聊天、唱调子。这也表明了布迪厄所说的地方感和实际经历的惯习“是所有持久的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社会空间中位于同一区块的人聚集起来的机会要比其他人集合起来的机会来得更大。然而，他们也总是以AA制的形式支付餐费的行为也表明了，在城市生活中，经济理性已经对情感表达的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那些原先并不认识的同乡，大家也以不同于乡村处理熟人关系的方式，或者说就是以半熟人关系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跳脚或聚餐使大家认识了，但也就止于认识。他们对于各自的职业，各自的家庭等等情况很少做更深入的了解。大家满足于维持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格兰诺维特曾经指出，“强关系更有动机在紧要关头提供工作信息，解除困境，但是弱关系也许更可能掌握优质信息。”然而，在网络信息非常发达的今天，“前程无忧”“智联招聘”“58同城”“猎聘”“拉勾网”等第三方应用软件都已是务工者手机里的寻常之物。这些并无多少经济理性考量的跳脚行为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为了通过交往去建立“强关系”或者“弱关系”，就是为了“好在”，为了共享地方感。大家在左脚舞场域中更加满足于“半生人关系”，从而使自身在城市中的行动少受拘束。城市中时不时出现为了热闹喜庆而邀请这些来自乡村的务工者去为小孩满月、老人祝寿、年轻人结婚来跳脚的事情，一些餐厅也会聘人从事歌舞伴餐的情况。当然，这些活动都不属于他们自愿的那种广场跳脚，是需要付费的。每位表演者每次时长2-3小时的出场费是100元-200元。随着微信、快手、抖音等电子平台的普及，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跳脚也成为了这些平台传播的内容。在转播跳脚活动的时候进行带货也已经成为一个常态。

马克思深刻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人们在乡村与城市间的流动不仅使城市获得了新的文化活力，也使乡村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开始城市化。现代世界正从地方空间（spaces of places）向流动空间（spaces of flows）转变。基于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城市发展，使乡村的劳动力等资源向城市汇聚，同时也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使城市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城市文化向农村施加影响而使农村同样表现为两种地方交叠的特点。

近二十年来，左脚舞之乡牟定县农村中办喜事请人录像并制作成光碟和U盘已是常态。摄像师的收入从每天几十元到现在提高到上千元。为了使拍摄的画面更加色彩缤纷，摄影师总是会要求主人家去穿在城市中最流行的民族服饰。为了使喜事办得更加喜庆，主人家除了有亲戚、邻里和客人跳脚之外，甚至会邀请一些半专业化的跳脚队来参加。跳脚队每人每天的收入会有50元-100元。这些跳脚队比起偶尔跳一场的村民来说，服装更时尚，跳的更欢快，而且会带来许多新的跳脚调，其他村民也就跟着他们学到了许多新调。此外，录制左脚舞已经成为一个小产业，无论是在牟定乡村还是在昆明，到处都有教人跳脚的光碟和U盘在出售，录制的内容有新调也有老调。

过去，左脚舞的主奏乐器龙头八方四弦琴都是村里的一些人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主要以家庭作坊的形式进行制作和销售。随着左脚舞市场的出现，兼业的制造者开始变成专业制作者。龙头四弦琴产业迅速成为重要的乡村产业。据统计，2020年牟定县注册的彝族传统工艺（乐器）制作有限公司10家，彝韵民族传统工艺制作有限公司、彝山春民族乐器制作有限公司、彝情缘月琴经营部等是规模较大的企业。截止2019年，牟定县有制作四弦琴的民间艺人260余人，专门从事销售的有40余人。每年制作2000余把，单把售价均价1000余元，年产值800多万元。龙头四弦琴除了在楚雄州销售外，昆明、深圳、上海、广州等地都有销售。

龙头八方四弦琴（马翀炜/供图）

1999年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艺人”的王光金是最有名的龙头四弦琴制作者。2012年，王光金注册了“彝韵民族传统工艺制作有限公司”。现在，他制作的有着精湛雕刻技艺的龙头四弦单把售价高达12600元（一年制作一两把）。自2016年以来，王光金的公司每年制作四弦琴约200余把，年销售额达50余万元。据王光金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每把龙头四弦约3-5元；80年代后期每把约10-20元；90年代每把约50-100元；进入21世纪后，每把约150-360元；2008年，左脚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年，由牟定县政府主办的“万人左脚舞”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行动大大带动了全县各族百姓对四弦琴的需求。四弦琴的价格也迅速提高到了单把860-1500元。目前，他们公司四弦琴单把的价格为2680-3680元。因为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王光金的二儿子王文剑不仅继承了他的手艺，而且学会了借助快手、抖音等网络平台对他们制作的龙头四弦琴做广告。

跳脚必备的彝族服装也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利用生产劳作之余刺绣缝制服装的模式很难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过去那种一套服装穿十年的情况不复存在。时尚化的要求使得参加跳脚的民众的服装差不多每年要更新两到三次。关于时尚，齐美尔曾说，“一方面，就其作为模仿而言，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 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彝族服装的变化，也是彝族民众生活变化的一个侧影。他们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喜好、审美和趣味对文化进行着选择，服装式样、刺绣纹样、文化寓意都在不断变化，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不断进行混搭而毫无违和感。确实，“时尚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现象，是解读现代性的一把钥匙。”少数民族服装的时尚化“使得民族服装能够以整体性的有生命力的方式存在和发展，而不只是都市时尚服饰设计师手中可以任意拼贴的所谓民族文化元素或文化创意智库的零件。”时尚化也使更多的其他民族的人更容易接受这些服饰，从而使市场销售量大大增长。

各式各样时尚的彝族服饰（马翀炜/供图）

现在，牟定县注册的彝族刺绣公司约128家。年生产销售彝族刺绣产品4.5万余件，实现产值近2000万元。其中牟定县杰鲁彝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2019年销售额达到了1千万元。2003年，一套手工缝绣的简单款式的彝族服装市场售价约480-1000元；2020年，一套手工缝绣的简单款式的服装市场售价约1800-3000元。杰鲁彝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手工制作的服装售价从一套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2004年开始售卖机绣的服装一套约150-500元。现在，一套机绣服装约380-580元。同样的一套服装，越往大城市走就越贵。跳脚的民众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有订单过来。

事实上，现在穿着这些时尚的彝族服装的人并不限于彝族，大量的汉族百姓来参加跳脚，都要买这种服装。最有意思的是，由于现在的服装非常具有时尚性，其他民族也会把这些彝族服装和他们自己的民族服装进行搭配。杰鲁彝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杰鲁依玛于2018年11月到鄂尔多斯参加首届民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把彝族刺绣带到了现场，他们与其他兄弟民族就刺绣、服饰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就有蒙古族朋友向她订购了45件彝族上衣和一些绣片，并用来搭配蒙古族裤裙。村寨中的一些妇女也会利用生产劳动之余接刺绣公司的制作绣片订单，根据手艺高低，平均每天的工时费在100-200元之间。

彝族婚礼上的跳脚（马翀炜/供图）

在乡村中，最热闹的跳脚场所当属婚礼。一场婚礼两个仪式已经成为牟定地区较为流行的情况。第一个仪式基本上是中午在县城或是其他乡镇的酒店由婚庆公司负责举行。婚礼开始前，酒店外就聚集起大量的来参加婚礼的人们，欢快的左脚舞为仪式铺垫了足够热闹的氛围。酒店中的婚礼仪式过程与当代城市中的基本一致。在婚礼进行曲中，身着西装和婚纱的新郎新娘在婚庆主持人的引导下进场。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边吃边看主持人带着一对新人完成仪式的各个环节。大屏幕上放着新郎新娘的各种结婚照，专门请来的摄影师忙着把各种喜庆的场面拍下来。当然，与城市中婚礼的情况不同，新郎新娘到各桌敬酒的过程是伴随敬酒歌的。身着民族服装的敬酒队伍用龙头四弦琴和小二胡奏出不同的敬酒歌，唱完一曲后又陪同新郎新娘去敬下一桌。

下午的仪式一般都在男方家举行。浩浩荡荡的车队从酒店出发赶到新郎家。新郎家的院落中，砍来青树枝在院落里搭起青棚，地上铺撒满青松毛。与过去不一样的是，现在来参加婚礼的不仅有亲戚、同乡，往往还有主人家在城市中跳脚认识的各民族的朋友们。专门请来的乐器伴奏团队不断演奏，只要有客人到来，他们便弹响龙头四弦琴、拉响小二胡，唱起左脚调迎宾。晚上，青棚下便是跳左脚舞的场地。因为客人众多，院子中的流水席差不多总是从下午四五点钟吃到晚上九十点钟。最后一轮酒席结束后，青棚中间围起的篝火燃起，待新郎的舅舅亲自把带来的山羊宰杀之后，便进入了最热闹的跳脚环节。此时，跳左脚舞是要遵循一定的规矩的。首先由本村的毕摩和舅舅、姑姑以及村里的老人代表跳“彩棚调”。唢呐伴奏，曲调悠缓，步伐稳健，毕摩手端着酒、糖果等祭品盘边跳边说些祝福的吉利话，并以酒敬天地驱邪除魔。为了使这一仪式环节与传统保持一致而具有神圣性，音响不准放，摄像也是不被允许的。待三位长辈在毕摩的引领下跳完三段彩棚调后，其余的人方能加入。先跳“合心调”，接着跳抒情类的调子，再跳欢快的调子，曲调也越来越欢快。大家可以随意进入或退出，老调新调都随意转换，音箱的声音也可以尽可能的大。跳脚是通宵达旦的。跳累了就吃夜宵，然后接着跳。公鸡打鸣后有专门跳的调子，天亮了之后，还有“舍不得，要走了”的调子。

如果说“乡村这样的共同体的标志,是将先辈和遗产作为共同的根基继承下来。它是’牢牢地立足于地方的、面对面性质的团体’”，那么，现在的乡村既是立足于本土地方关系的，同时又是交叠着城市的地方关系的。无论是经济行为、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表现都体现出乡村与城市两种地方的交叠性。作为文化产品的龙头四弦琴和彝族服装都是以乡村传统文化为根基，同时又融合了城市为代表的新的时代元素并以城市主导的市场方式在生产。诚如波兰尼所说，“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也如格兰诺维特所说，“经济行动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聚集众多人现场举行的如婚礼这样的礼仪活动中，面对面的人们之间固然有很多的乡土“熟人”，但也不乏来自城市的“生人”。城乡流动使得城市与乡村两地都产生出了城乡两种地方的交叠。如果说，“地方也是一种观察、了解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的话，那么，人们在城乡两地都在制造地方并超越地方局限的城乡交叠性的实践就使他们在不断形成新的，更有意义的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彝族婚礼上的跳脚（马翀炜/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