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融入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聚焦于人民的生活空间。空间赋能就是挖掘、激活民众传统生活空间蕴藏的潜在动力，赋予文化生态保护区传统生活空间基础上新建的空间和网络关系空间以能量。空间赋能是民众自主参与空间生产能动性的体现，也是赓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传承发展的源泉。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赋能可以助力乡村振兴，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推进区域性空间共同体建设。空间赋能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汲取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智慧和能量，能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建设的可持续平衡发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

关键词

空间赋能；乡村振兴；

文化生态保护区；新发展理念

乡村振兴的灵魂是文化振兴，乡村认同和凝聚力来源的核心也是文化。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区，既是乡村振兴、文化建设的对象，也是政府工作涉及的区域。“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优秀农业文化深厚内涵，弘扬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生态保护区具体包含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等乡村文化生产传承空间和乡村文化创新活动实践空间。

目前我国已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涉及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江西、山东、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云南、重庆、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市、自治区，另有各省市自治区设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些跨越省、地市和县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属于乡村振兴的空间区域，具体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是民众生活、创造和共享的空间，是文化生产传承的空间和各种文化活动的载体，也是乡村社会共同体延续、发展和巩固的场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空间，由众多乡村构成，其主体为乡民生活的文化空间。乡民生活的文化空间影响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性质和特色，也影响乡民生活品格和乡风文明的建设质量。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实践的基本方法。如何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呢？这需要理念引导。“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我国于2004年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区域，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随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逐步落实和完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以空间为依托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因而必须划定特定区域空间才能实施，特色区域空间就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的区域范围，再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特色和价值等情况，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域、一般区域和边缘区域。这就意味着文化生态保护区形成以核心区域或重点区域为中心的逐渐向外延展的，分布于不同乡村抑或重点区域和一般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关系，这也表现了乡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时的差异性和类型性特征。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与乡村振兴的乡村是生活性的，也是心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包括个体、组织或团体、地域共同体三个层次。三个层次是交互共生的，它们始终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需要对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民创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足生活需要。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过程就是乡村振兴的过程。融入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赋能，在推进、完善区域整体性保护上，“挖掘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村镇、街区”。这些具体空间的内涵建设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方向，也是提升乡村振兴乡土文化的内涵所在。这些具体空间，源自民众长期的生活实践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凝聚的特殊情感或经验性记忆，是民众在共同创造、共同实践过程中对现实景观或者实体环境的感知和体验。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赋能聚焦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交互关系，以整体思维和具体行动挖掘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社会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建构适合民众生活发展的乡村空间，实现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非物质文化遗产塑造民众的性格，形塑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特色。“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其所采取的方式却远胜于一切对于环境的直接适应。……文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的先天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众的生产生活中被交流、分享，构成多元、多样的文化样态，也凝聚成区域整体性的文化禀赋。空间是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性的生活力量和文化动能，造就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发展和生活实践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的整体保护是多样性的乡村风貌与民众文化需要、文化追求的必然选择。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赋能有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能力，激活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乡村”“乡土”能量，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建设的质量。

融入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立足乡村空间，将社会多方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结构和民众生活实践中，形成价值共识，激发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内生动力，协调区域性整体空间的生产要素，使村落、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传承的生动格局。乡村振兴的乡村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具有同样的性质，或重合，或叠加。其乡村空间作为见证民众社会生活演绎的载体，展现了多元、丰富的文化承载力；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集体记忆渗透于乡村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之中，成为家园观念生成、文化传承的有效机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范围包括众多的乡村或者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对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乡村的赋能是均质性的，有助于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推动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讲，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有三种：传统空间、新建空间、网络空间。

第一种空间是传统空间，这种空间需要赋予乡村符合民众生活和时代发展的新能量。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建设经历了从血缘、地缘乡土社会构成的村落空间到文化生态保护区多层次、多元化区隔空间的空间赋能，使得乡村生活、乡村文化充实、丰富、活跃、生动。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关系以亲属人伦为基本，形成不同生活空间、阶层的差序格局。“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也就是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不同乡村民众的生活行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赋值的核心。文化生态保护区不同层次的空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观，这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共同体的历史基础与共有的文化能量。族际通婚、亲族交往、家庭观念等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传承关系影响新时代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建设。诸如传统节日活动场所、祭典仪式场地、乡村集市交流区域等空间构成文化生态保护区传统的空间层次，民众的这些生活空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传承和创新转化的重要空间。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于生产生活中，与自然生态结成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自然生态平衡有利于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用于民众生活而形成相应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景观。“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获得了社会的整体性，获得了生产的动能，民众以不同方式生产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这些传统智慧与“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绿化美化乡村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绿色发展理念高度一致，也是乡村空间建设发展的现代生活智慧。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赋能的内生动力就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含的自然社会生态价值观，引导人民建设生态和谐宜居、文化健康发展的新乡村。

文化生态保护区传统空间的延传不仅是继承保护，而且是创新建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的生态，修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以空间为核心的物质文化，比如庙宇、名人故居、古树古井、村庄传统广场等景观遗址，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积极发掘并调动传统村落和街道社区等空间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禀赋，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传承和保护，依循“一村一品”“一村一形态”的原则，培植乡村空间的特色产业，激发空间发展新动能，走差异化、特色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创新发展道路，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注入新动力，使乡村文化美起来、人民生活富起来。例如，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隆务河是青海同仁县藏族、土族、汉族传统的生活空间，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生活与文化交互相生的信仰力量，但当它作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隆务河空间时，在政府规划指导下，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各类空间生产要素被调动起来，同仁县许多以家庭为中心的唐卡、盘绣生产空间得到多种支持，各族民众共同参与其中。这激活了隆务河多民族传统生活空间的内生动力，赋予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传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潜能。

第二种空间是新建空间，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博物馆、文化广场、学校和传习所等。目前我国23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都建设了数量不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或舞台演出场所，还有“非遗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通过实物资料保存、展示等途径，留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运用多元表现手法，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种形态，形成参与式融入和体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或舞台演出以一定的场所或景观为背景，依托“人”及其活动，集中展示某一种或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内的文化资源。文化生态保护区新建空间被赋予新能量，使新乡村生活富有勃勃生机。例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新北川巴拿恰商业街，不仅设立了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习所和展示馆，而且在新建广场上每天展演《禹羌部落》歌舞，向当地民众和外来游客展示和宣传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羌年、羌绣、卡斯达温、博巴森根、羌族口弦、古羌漆器等方面的一批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校园已经常态化。这些新建空间是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建设的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传承发展空间。新建的文化场馆、演出场所等均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和特点，是保护传承、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质平台。因此，新建空间在富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基因的时候，就具有了历史与生活的意义，也具有了文化能量和经济存量，成为居住或活动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民众的生活文化空间，其文化生产满足民众的生活需要，也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功能。

第三种空间是网络空间。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多元化信息传播为融媒体共同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广阔空间。“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丰富传播手段，拓展传播渠道，鼓励新闻媒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专栏等，支持加强相关题材纪录片创作，办好有关优秀节目，鼓励各类新媒体平台做好相关传播工作。”这种空间包含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等诸多张力的交互作用和关系联结，它依靠互联网形成超越地理范围的空间边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基于整体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传统的地域空间为基本范围，其空间赋值源于历史赓续的力量和现实新生的需要。然而，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民众生活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呈现在超越传统地域空间的网络中。当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赋能不仅源于传统实体的区域空间的内生动力要素，而且源于网络关系构成的空间赋能。从这个角度说，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赋能不但需要关注地域生活，还需要关注网络关系张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传承的作用。此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超越实体的地域空间而存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也超越熟人的地域来维系民众之间的联系。网络空间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跨越传统实体空间区隔，地缘共同体已不再受熟人社会“乡村”关系的限制，多元主体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促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民众建立起守望相助、人情味浓郁的新共同体，并且为融入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生产凝聚新的动能。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是传统空间、新建空间与网络空间有机融合构成的空间整体，这些空间因为政府赋权得到协调发展，并且注入永续不绝的力量，不同空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的能量也被激活，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空间建设的平衡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民众通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在互动交往中增进彼此的情感，不断产生共同的关注点和共同的情绪表达，形成群体情感共鸣且根据道德规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号化。这种符号化的能量资本就是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就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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