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是一种以常规研究为主、有特定操作规范和写作程式的社会生产活动。学术研究中的“问题优先”原则、“结论先行”原则是常规研究的要求，也是科学革命和理论发明的基本前提。民间文学的研究生培养本该“学”“术”并重，但我们往往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教学，战略目光长远而对学生的战术训练不足。民间文学缺乏先天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又错失政策红利，时代留给我们的或许只有学术自救。一方面，必须借助常规研究保有学术市场的基本份额，但止步于常规研究的学科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另一方面还得激发青年学者的学术想象力，通过学术革命实现积极的代际传承，突破理论建设瓶颈，促进学科发展。

常规研究就是“做应用题”

学术研究的“问题优先”原则

论文写作的“结论先行”原则

所有的学术研究都由四个部分组成：对象、问题、“解题”方式、结论。它们共同组成被我们称作“范式”的范畴，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解题”方式，包括理论、设备、方法。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大部分是各学科共通共用的，属于通用软件。设备包括图书馆、数据库、田野基地等，这些属于外在硬件。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不存在实验室所必需的专用设备；唯有专业理论才是标示学科特色的专用软件。所以，衡量一个学科存在价值的关键，归根结底是理论建设。

专业理论不仅是“解题”的关键，还决定了你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最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作为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你接受了顾颉刚的历史演变观念，习得了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理论，面对一系列民间文本，你就不可能将问题设定为寻找一个原生态、本真性的“本来面目”；相反，你从一开始就会明确论文是奔着“演变”而去的，关注的就是如何变，为什么变，变成什么样，变的机制如何，变的趋势怎样，变的临界点在哪儿，促成变的主体是谁，等等。同样，你接受了帕里-洛德理论，你就不会试图寻求史诗的历史真相、英雄原型，也不会试图确立一部标准史诗；相反，你从一开始就会把目光投射在程式或大词上面，你关注的是片语、音韵、步格、句法、艺人，讨论就一定会围绕典型场景、故事范型、传统指涉性或者艺人的故事创编而展开。

田野素材犹如已知数据，专业理论好比数学公式，常规研究就像解一道应用题，应用题的结论必然是预先设定的。当然，这个结论未必是清晰的、完整的，有待于在具体研究中系统化和精细化，但是，结论的目标、方向和轮廓是大致确定的。我们以中国民俗学最经典的“历史演进法”为例。胡适有一个研究公式，其中所谓“史事的渐渐演进”以及演进的方向和结论，全都是预先设定好的：

1、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同样，一个优秀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他在走进田野之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做，而且清楚地知道问题的最终答案。他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把证据搜集得全面一些，把题解得漂亮一点，让你相信他的资料搜集是扎实的、“解题”步骤是可靠的、最终结论是正确的。

鉴于多数学者难以理解和接受“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分解说明。

（一）田野调查是为了获得有效事实

客观世界呈现出无限丰富多样的信息，我们来到田野，到底调查什么、搜集什么？教科书告诉我们尽量全面、客观地搜集各种信息，但信息是永远不可能搜集全面的。我们可以将来自田野的事实材料分为两种：有效事实，无效事实。只有确定了有效事实，我们才能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有意义的访谈和记录上。什么事实是有效事实？只有能够用来解答或者辅助解答问题，具备一定学术功能的事实材料才是有效事实；否则事实材料就算再丰富，也是没有意义的无效事实。在光学史上，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光学爱好者们曾经记录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他们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所观察到的东西，认为自己虽然不能归纳为理论，但对别人积累第一手的材料有用处，也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贡献。但是由于他们的经验观察是脱离了相关的理论的，就显得琐碎和杂乱无章，对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帮助。

所有的学术观察都是在特定原则和目的指导下的选择性观察。田野调查绝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前期工作的延续，是为了给既定的问题和答案寻找证据。田野调查一定是理论先行的，没有理论指导的田野调查不叫“田野调查”，只能叫“生活体验”。抱着文学目的和社会学目的开展的田野调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田野调查。

（二）有效事实不等于科学事实

科学哲学区分了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物质世界的事件、现象、过程，这些是客观事实；人们从观测和实验中所得到的影像，对观测结果作出的经验陈述或判断，这些是科学事实。”有效事实和无效事实都是客观事实，对有效事实作出的经验陈述或判断叫“科学事实”。厘清事实只是我们进入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未经专业训练的人一般只问“何为客观事实”，不会就“科学事实如何”提出问题。

寻求客观事实不是学术问题，这样的调查一个普通新闻记者就能完成。严格地说，对科学事实的寻求也不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不仅是专业性的，还必须是经由归纳处理之后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我们在田野中观察一个仪式，“仪式怎么样”追寻的是客观事实，“仪式是什么”追寻的是科学事实，两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只有通过归纳、假设、推理、论证才能找到答案的“仪式为什么”才是可能的学术问题。直观地说，问题太具体就没有难度，问题太抽象就没有可行性。如何提问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继续，有没有价值。

（三）研究范式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眼光

面对同样一个民间仪式，民俗学者看到了“过渡礼仪”，舞蹈家看到了“撒叶儿嗬”，而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办丧事”。事实信息孰为有效、孰为无效，取决于我们的学术眼光。而学术眼光又取决于研究范式，以及我们进入田野之后的事实洞察力。研究范式预设了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事实洞察力则有可能帮助我们调整问题和答案，从而实现新的学术突破。所以说，理论和预设必先于田野调查，否则，所谓的田野调查就只是盲目而艰苦的生活体验，不是有效的学术行为。

学术眼光和事实洞察力是由既定的研究范式和敏锐的感悟能力决定的，是学以致用和勤于思考的结果。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流中，你会觉得每一个旅客都行色匆匆，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察却能够迅速判断谁是小偷、谁是普通旅客，虽然未必百分之百准确，但也八九不离十。反过来，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浪漫诗人，他就算在江村住上一百年，也写不出《江村经济》。

（四）常规研究的问题和答案都是预先设定的

大部分学术工作都是常规研究。一个学者进入田野之前就已经明确了要解决的问题，预设了问题的结果，田野调查（或资料查询）所要得到的只是支撑这种结果的资料证据和生动细节。他会努力使最终结果与最初设想相吻合，需要调整的只是丰富和完善最初的设计模型。他不大可能改变原有的概念框架、观念图式和研究目的，否则他的前期工作和设想就作废了。

“结论先行”最突出的表现是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求我们声明使用什么理论、使用什么方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甚至要求我们提供一个预设的研究方案以及所谓的“创新点”。评审人员可能会指出我们在某些地方“不够规范”，或者认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迫使我们回到常规研究的“阳关大道”上来。在课题进入正轨之后，虽说具体的结构提纲甚至思路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总体方向是不变的，支撑性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不变的，结论也还在预设的目标范围之内。

（五）放弃一个旧结论，必然重设一个新结论

遵循“结论先行”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必须一条道走到黑。一方面，成熟的学者很可能横跨多个研究领域，兼容不同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同一种研究范式也有不同的问题指向，范式是一棵大树，问题只是一根枝条。

实际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预设了问题和结论，可是，在实地调查或文献爬梳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更有价值、更值得挖掘的新问题，于是果断地放弃了原有的问题和结论，中途改变了选题方向。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否定“结论先行”原则。我们之所以放弃旧问题、旧结论，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浮现了新问题、新结论。在旧结论与新结论之间，只是替换了一个结论，并没有否定“结论先行”的基本原则。如果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旧问题、旧结论被否定，却没有产生新问题、新结论，那就意味着课题 “流产”。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没有预设的问题和结论就无法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

（六）创造性、革命性研究的问题和结论也是预先设定的

绝大多数的创造性研究，都是学科共同体内部对于旧范式的一种革命性突破。革命必然是有对象的，科学革命的对象就是现有范式。所以，革命的前提是已经掌握并且能够正确使用现有范式，一个外行是不可能突然跑到民间文学领域来发动学术革命的。

只有在有目的的行进中，我们才能觉察到偏差和错误。我们之所以认为南辕北辙是一种错误，是因为我们有了“南”的目标指向，才意识到“北”的方向错误。如果本来就没有预设方向，那么，无论朝南还是向北，都无所谓对错。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在预设了结论，却在田野中遭遇了反例，发现了既定范式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时，才有可能去思考新的“解题”方案，放弃旧的结论，提出新的假说。如果没有预设结论，我们就不会发现错误，不知道旧范式失效，因此也就不需要提出新的“解题”方案，革命也就无从发生。

没有“正常”的认知图式，就意识不到“异常”的存在；没有“重新解释”“重设目标”“提出假说”的需要，也就不会有创造性、革命性的成果产生。普通人看戏也就看个热闹，只有顾颉刚这种“读书多了”又“成了戏迷”的知识分子，才会意识到戏曲故事与历史记载的巨大反差，并试图解释这种反差：“推原编戏的人之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

（七）“结论先行”使得找证据成为最重要的工作

学术写作既然是一种“解题”行为，就必然具备已知数、问题、公式、结论四个要素。我们想象的“解题”步骤是这样的：先有已知数和问题，然后选定公式，经过一定的“解题”步骤，最后得出结论。可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解题”步骤是反转的，由于特定学科、学派的研究范式（公式）是确定的，范式所决定的问题和答案也是大致确定的，所以，四大要素中只有寻求已知数是“解题”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田野调查也好，爬梳文献也好，检索数据库也好，我们的“解题”工作主要是找证据，也即寻找已知数。面对无限的客观事实，哪些是有效的已知数，哪些是无效的已知数？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有效事实与无效事实的区分。也就是说，只有在既定研究范式、“结论先行”的前提下，我们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已知数，我们的工作才能变成一项有目的、有效率的行动。

重复“解题”的意义

接着我们会问：既然常规研究都是“解应用题”，“解题”之前已经有了结论，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一再重复“解题”呢？常规研究的必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确认理论和夯实研究纲领的必要

在科学观念史上，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认为，理论是存在于事实中间的恒常关系，是通过观察和经验“发现”和“确证”的。但是，近现代的科学发展逐渐让我们认识到，所有的理论都是相对的，具有“发明”的特征：真理没有永恒，科学只是一个向着真理无限接近的过程；理论无法确证，只能通过不断修订和完善，由学科共同体给予“确认”。确证和确认的差别在于，确证是一锤定音，而确认则是一个反复验证、修订，不断趋于完善和体系化，或者最终可能被阐释性更强的新理论所取代的动态过程。所以，我们的每一次“解题”，都是理论确认过程中的一环，是由假说向着真理不断逼近的一种认识活动。

科学研究是一项高度竞争的事业。不同的假说在提出之后，就进入了抢占拥趸的漫长角力之战。理论不仅是“发明”的，而且是“追认”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有理论在刚刚被提出的时候，都只是假说。假说必须得到学科共同体成员的承认和应用，只有当假说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同类个案且被证明有效之后，它才会被逐渐当作理论接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还有文化语境的差别。一个在始发地得到确认的理论，当它“旅行”到另一文化语境之后，还得有一个在地化的过程，需要重新修订和再确认。理论的“旅行”是不断丰富，反复、漫长的过程。

确认理论的过程，还可以用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 “科学研究纲领”来加以说明。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增长是由可持续操作的、以连续性为特点的研究纲领构成的。研究纲领主要包括硬核、保护带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启发法三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不是一次成形的，需要通过反复的正面启发法进行“证认”尤其是保护带，“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一套研究纲领的确认过程，是一系列艰苦而漫长的具体研究。“纲领的最初形式甚至可能只‘适应’于不存在的‘理想的’情况，它可能要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才能达到最初的新颖事实，并且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有趣的可检验的研究纲领的形式。”

（二）扩展知识的必要

常规研究不是为了揭示世界的新奥秘，而是借助不同的具体个案，不断验证已知理论，作出一些适应性调整，通过反复的验证和调适，不断强调这些理论的真理性特质，从而将之固定为一种认知图式。正是我们的“微创造性”工作，支撑和证明了前辈学者的创造性工作。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一些教授（尤其是博士生导师）会强制自己的研究生反复引证其学术成果，将其理论、观点广泛应用到相关领域和个案研究当中。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其理论、观点的引用率和知名度，另一方面是试图强化其理论、观点的适用性和真理性。

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指出：“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科学的惯例具有其方法论上的存在理由，但它们之所以是必须的，不只是因为它们在方法上是有效的，还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正确的和有益的，它们是技术上的规定，也是道德上的规定。”也就是说，将那些已经被证实的理论应用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提高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改造能力，既是科学的制度性要求，也是科学事业的技术规定、道德规定。

这种知识扩展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内涵扩展。理论是抽象的，只有回到具体实践才能体现其意义。从抽象到具体的回归是科学研究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回归都是理论内涵的具体化、多样化、丰富化过程。将理论应用于每一个具体案例，都可能衍生出一些更生动、更现实的扩展内涵。二是外延扩展。越是宏大的理论，越是拥有广阔的适用范围。将一个学科的理论应用于其他学科，通过对理论的适应性调校，可以极大地拓展理论的解释效力。比如我们可以尝试用口头诗学理论分析《诗经》或者李白的诗歌创作，用史诗结构来解释当代文化中的文化造神现象，用故事形态学理论来解释谣言传播中移花接木的变异现象，等等。

（三）学术能力的训练要求

当一种理论被反复确认，并且为学科共同体成员所熟知之后，如果再也没有修订和完善的必要，基于该理论的“解题”活动就会逐渐显得过时，再也无法向学科共同体提供新的信息，据该理论写出的论文就会很难再发表。所以，过时并不一定意味着错误或失效，有时候恰恰是因为理论被所有学科共同体成员所熟悉，转化成了众所周知的“理论常识”。典型者如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今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关论文很难发表不是因为这一理论被证伪，恰恰是因为这一理论已经化作常识，不再具有新鲜感。

那些已经被确认的理论虽然暂时失去了知识扩展的生长活力，但是由于已思考成熟、研究范本较多、操作程式稳定、解释效果显著，正适合拿来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解题”训练，用以培养他们利用学科理论和方法分析解释一般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鼓励研究生将本学科理论应用于家乡民俗现象的研究，回应当代社会文化中的热点话题，或者转换视角，用以解释一些新兴文化现象如电子游戏、神话段子、网红口头表演等。

（四）从常规“解题”活动中发现反常，孕育革命

一种过时的理论，只要还没有被更新的理论所取代，一般来说就还是有效的。但如果有一个替代性或者颠覆性的理论逐渐成为学科主流，也就意味着旧的理论逐渐失效。口头诗学理论兴起之后，曾经流行一时的史诗“历史叙事说”也就自然被淘汰了。比如朝戈金在对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的分析中发现：“这里的句式的构造，还体现出了蒙古史诗诗法中的另一个特点，即根据韵律的需要安排一些河流山川的名称。谁要是希望考证出这里的‘额木尼格河’和‘杭嘎拉河’在什么地方，他多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学术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学术革命的需求恰恰源自旧理论的失效。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用旧理论的眼光去看待新事物，或者使用旧的“解题”方法遭遇失败之后，才有作出新猜想或提出新假说的需要。口头诗学理论的产生，就是因为传统的古典学无法解决年深月久的荷马问题，“学术探索走进了死胡同，长久地徘徊不前”，从而刺激米尔·帕里（Milman Parry）走向田野，寻找新的“解题”思路。

理论建设是一种认识活动

提出假说是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步骤

用普通逻辑规范学术研究、提升学科竞争力

“科学发现从问题开始，科学家针对问题作出各种各样大胆的尝试性猜测，这些假说和理论激烈竞争，经受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在检验中清除错误并筛选出逼真度最高的新理论。”说白了，理论就是假说中的优胜者。所有理论都源于假说，是对最优假说的选择性接受，以及逐渐走向常规研究的认知固化；反过来看，所有假说都是新理论的可能方案。

判断优质假说的标准是实践检验，而淘汰劣质假说只需要普通逻辑。科学假说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意想象，科学假说和学术想象都必须受到逻辑的规范和制约。假说是需要论证的，论证主要由推理构成，有效推理除了前提可靠之外，还要求逻辑可靠。逻辑既是一种思想工具，也是一种约束性的规则。讲逻辑，包括正确使用概念、定义，合理分类，遵守推理论证的基本原则，等等。逻辑是所有学科通用的思维规则，它为一切科学制定了分析、批判、推理、论证的约束条件。所以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受到逻辑约束的知识发明。

逻辑是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体现为一套语言表述的规则。逻辑不是知识，但它可以检验知识，为我们提供有效生产、组织、运用知识的一般规则。所有科学活动都必须遵循基本的逻辑规则，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知识生产和理论认知。

不受逻辑约束的思维可能是奇思妙想，但一般来说是胡思乱想。没有逻辑，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体系。有学者批评说：“当今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缺乏系统的逻辑学习，普遍存在逻辑思维能力欠缺的问题。学生表达一个观点，写作一篇论文，特别是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有些问题看似语言问题、看似材料问题，其实仔细分析都是逻辑问题或者说思想问题，思路不清其实就是逻辑混乱，论证不力其实就是逻辑不严密。很多学生，看了很多材料，也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就是组织不起一篇论文，其实是逻辑思维能力不够。”

逻辑与具体内容无关，指的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或正确性。无论对哪个学科，对什么人，判断和推理的形式都是相通的。一篇文章讲不讲逻辑，一个外行就能看出来。正是基于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的逻辑共通性，我们才有资格去评判其他相近专业的学术成果，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和眼光来评判我们的成果。所以，尽管不同学科关注的问题不同，使用的材料不同，理论、方法各异，但是，对于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水平的判断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

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随着学术行业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从业者比例不断加大，学术界对于学术成果的逻辑性要求必然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高。民间文学要想赢得其他学科的尊重，靠的不是研究对象伟大、研究资料丰富，也不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而是研究质量、学术对话的能力。而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主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思想能力，也即基于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整体性学术能力。我们每一个从业者，都是民间文学学术成果的贡献者；我们每一个从业者的学术能力，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其他学科评判民间文学学科的一项指标。

20世纪80年代刚刚恢复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时候，由于原来的从业者大都“转移到学校以外的岗位上去了”，而临时补充到民间文学教学科研岗位上的从业者，许多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散兵游勇，因此，“受教育部委托，钟敬文主持开设了民间文学进修班，一边进行学术骨干培训，一边利用一年的时间组织学员编写了《民间文学概论》教材”。但就是如此草草组团的学术队伍，如此匆匆编就的教材，居然“后来在各高校民间文学专业建设与课程研发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今天面对的局面已经迥然有别于40年前，我们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硕士和博士。民间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和方法，都通过教科书以及各种专业课程传授给研究生。但是，我们的专业教学依然是知识灌输式的教学，我们向研究生传授理论知识，却没有训练他们的研究能力。我们向研究生介绍了神话学派、流传学派、芬兰学派、功能学派，这个主义那个理论，甚至指出了这些学派、主义、理论各有哪些优缺点，却没有展示如何论证、怎样运用它们于学术实践，许多学生甚至连一个研究范本都没有看过。这就像递给你一把游标卡尺，却没有教给你使用方法。那些悟性差一些的学生，多数只是把理论名词当学术标签，认为用得上的地方就顺手拈一个，逻辑论证自然也就让 位于花里胡哨的标签游戏。许多博士学位论文表面上看起来田野调查扎实、材料丰富，可是，一进入到论证阶段就显得捉襟见肘，很难做到中心明确、逻辑严密、结构完整、 自成体系。

民间文学的自我拯救

在目前的学科体制中，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主要依时间序列划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又可划分为从先秦文学到近代文学的一个断代序列。这是一个合乎时间法则的逻辑结构，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嵌在这个逻辑结构中的任意一环都不会有学科危机之虞。但是民间文学不一样，它不在这个时间秩序之中，没有先天的“免死金牌”。

文学研究自古以来都只讨论作家文学，民间文学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开始在学术史上露一小脸。现行的各类文学理论都是关于作家文学的理论，偶尔提及民间文学，也只是寥寥数语。这主要是因为民间文学的话语体系与现行的文学理论互不兼容，民间文学尚未找到能够与文学史和文学创作充分对话的理论工具。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为了强调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一是借助时代话语和政治话语，强调民间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二是编辑、出版革命领袖或著名作家赞美民间文学的言论，以论证民间文学之伟大，如《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间文学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论民间文学（内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论民间歌谣》《马克思主义论民间文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民间文学》《鲁迅和民间文艺》《郭沫若论民间文学》《高尔基论民间文学》《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以“口头性”强调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以“独特性”论证民间文学的价值，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独特性”定位也造成了民间文学研究的不断“内卷化”，学者们热衷于碎片化的地方性知识调研，甚至对个别社区的鸡毛蒜皮都作出精细描述，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内部问题和无解的玄学问题上耗力费神。“内卷化”导致我们的知识、概念、术语、话题都在逐渐远离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文学学科与其他兄弟学科的对话，民间文学学科相应地失去了兄弟学科的关注和支持。

21世纪初，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概念吹拂中国学界的时候，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还曾幻想它能春风化雨，浇灌民间文学茁壮成长。可是，在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专业被归口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名下，民间文学再次错失政策红利。

民间文学相对于作家文学虽然有其独特的一面，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话语方式或艺术形态，归根究底还是人的创作，是传承人基于口头传统的即兴创编，也是草根作家的文学创作。通过“人类”这一共同主体，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被紧紧地关联在一起，具有艺术思维上的诸多共性。数量庞大的民间文学异文，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多种文艺形态的大数据样本，蕴含人类文化的多样基因成分，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认识。这些根植于民间文学，映射着民众情感倾向与审美期待的文学原型，构成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对话基础。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故事形态学、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之所以能够进入更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成为语言和文学分析的理论工具，正是因为他们从民间文学中发现了普遍性的文学法则，这些法则很难从作家文学的复杂文本中直接发现。民间文学的简洁、明快、直截、高效，恰恰为我们排除了许多零碎细节的干扰项，有利于我们借助这些更单纯、更具原型特征的文学形态，探寻文学生产更原始、更基本、更深层的文化特质。

综上所述，民间文学缺乏先天的学科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又错失政策红利，时代留给我们的或许只有学术自救。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有赖于我们每个人的研究水平、每篇文章的学术贡献，而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又是关键环节。树立科学观，强化科学思维和实证理念，是研究生培养必不可少的内容。

科学观与思维方式是相辅相成的，科学观会让一个人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事物，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反过来，这种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又会进一步强化一个人的科学观。实证研究是科学的基础和灵魂，当科学成为主流学术的通行思想方式的时候，那些不科学的研究就成了学界异数。如果民间文学从业者无法培养起坚定的科学意识和实证理念，拿不出代表性的成果，那么，无论我们如何自证价值，也很难得到兄弟学科的尊重。

搞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理论上似乎应该寄希望于每一位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事实上人在40岁之后，思维习惯已经定型，很难作出改变，讨论学“术”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青年民间文学工作者：“社会学和创造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科学家有个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限，大致在35~40岁之间。在这个年龄，科学创造力达到抛物线的顶点。”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为高校的青年学者，尤其是科学思维尚未定型的在校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的参考。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