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的“滋味”:数字时代关于春节的文学人类学书写


主持人语

梁昭


本期推送包括四篇短文,主题都是关于家乡的春节传统食物的记录和回忆。这四篇文章的作者及标题是:付海鸿(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鱼鳞滩:正月初一,吃一碗粑啊!》、唐郡(毕业于四川大学)的《贵州:年味从吃刨汤开始》、孟榕(四川大学)的《山西:与胡麻油的默契》和梁昭(四川大学)的《广西:春节的“枕头粽”》。


这四篇随笔是作者们对家乡传统的“返航”。四位作者都拥有文学和人类学的学术训练背景,理解“地方知识”的价值,具备调查和学习传统的热情和能力。而重新“进入”身边的传统,就是重新审视自己身上杂糅的“他者性”与“本真性”。童年、亲人、家乡的草木、缭绕于记忆深处的“味道”……食物和滋味的背后,有人群关系,有历史变迁、物品的旅行,还有这一切无形地刻划于个体身上的独特气韵。所以尽管这可能是一次短暂的调查,但作者们对于曾经构成自己的一切,在长久的疏离之后又带着新的认同和新的情感重返。文学性的写作,一方面追求“准确的记录”,另一方面追求“准确的感性”——尽量用准确的语词把心底的认知和情绪掏出来,锚定在屏幕上。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处于其中的写作者会不断地收获临时性的奖赏。


在移动手机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感知空间的时代,“春节”不仅仅是一方的习俗,还是“眼前”与“远方”的经验混合和想象。在网络上,通过微信、微博、QQ空间、头条、抖音等信息平台,涌现的全民“生活分享”型“私写作”,和“新知识群体”进行的“春节返乡体”书写,让我们深深地嵌入各种展示性的“现场”,在相互连接的“同时性”中体验到了林林总总的“多元性”。举起手机、拍下照片、敲击几句“感想”、参与“分享”,在一个超越了传统社群边界的“虚拟共同体”昭示自己的“在场”,成了绵延千百年的“春节”在今天的“新习俗”。


这四篇文章可以视为“新习俗”的一部分。它们最初是为特定的“微信公众号”(“鱼鳞滩往事”和“艺城志”)而写,作者们在较长时间以来也拥有以新媒体为平台来发布个人写作的习惯。此种实践加入了更大的网络“秩序”,形成了个体理解和表述世界的新形式。因此在她们的书写里,“春节”是景观化(如精心选择、修改的插图)和开放性(限定于自我经验,以保持“节日”边界的敞开)的结合,是去客体化的、带有比较时空经验的“文化根源”的重组。文章在特定的春节时间里书写和推送,仿佛也是与匿名成员组成的共同体一同维系时间的节律。


有缘于此,这四篇诞生于普遍的“电子读写”时代的文学人类学随笔,区别于为印刷出版物而作的乡土书写。它们受数字网络“展示”“分享”日常行为的场域驱动,把自己在虚拟空间里的“显现”纳入了习惯性的需求,从而用图文写作的方式构建了个人和节日习俗的对象化。


01

鱼鳞滩:正月初一,吃一碗粑啊!

文/图  付海鸿


在鱼鳞滩,人们把汤圆粉子与煮熟的汤圆都喊作“粑”。“粑”在鱼鳞滩人的生活中,地位极高。正月初一早上,鱼鳞滩人迎接新年的第一餐,既不是面条,也不是米饭,而是一锅热气腾腾的、又圆又大的粑。


与往年一样,鱼鳞滩勤劳的人会自己打粑。一到腊月,人们就计划着何时杀年猪、何时打粑、何时炒年货等事宜。“打粑”是鱼鳞滩俗语,也就是做汤圆粉子。人们一般按八成糯米与二成粘米的比例准备好原料,将其浸泡后,磨成米浆。这米浆以前是用石磨慢慢磨的,现在则是用机器打。过滤掉米浆里的水分后,留下白生生的、细细的米粉子就是我们说的“粑”。


我家有好些年没种稻谷了,没有稻米,我妈懒得自己打粑了。好在我二爸家、姨妈家、表哥家、堂妹的外婆家每年都会打粑,我妈只需坐等他们几家送一些过来就好了。因此,这些年我家过年吃的粑口感不一,有的粑糯米多加了一些,吃起来太软糯,会粘牙齿;有的粑粘米多一些,吃起来稍微硬一点,感觉粗糙;有的粑糯米与粘米比例刚刚好,吃起来口感顺滑,软糯适中。年前,我妈会把每家的粑都煮一点来尝尝,然后选一家她最喜欢的,好在大年初一早上煮给家人吃。


今年大年初一,我妈选了姨妈家送过来的粑。与以往一样,她只做两种馅儿,甜的和咸的。我们把甜的汤圆喊作“糖粑”,糖粑的馅儿是我妈去集市买的。我们把咸的汤圆喊作“咸粑”,咸粑的馅儿是用剁碎的鲜肉做的。今年初一早上,我家有11个大人、1个五岁儿童与1个不能吃粑的一岁婴儿,按照每人四个粑的标准,我妈要包48个大粑。因为喜欢吃糖粑的人多,我妈包了30个糖粑和18个咸粑。在我妈包粑的时候,我用柴火烧了新年的第一锅洗脸水。烧好洗脸水后,我又开始烧水准备煮粑。


农历新年的第一灶柴火


从小,我就被教导大年初一早上不能提与粑是否煮好相关的问题。我烧着火,有些无聊,就和我妈讲起别人家的过年粑故事来。我有个姓甘的朋友,他家的过年粑里总有几个粑会放一枚硬币,若是谁吃到包有硬币的粑,就会幸运一整年。每年大年初一早上,家里吃到硬币粑的人总是他,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长大后,他才知道他的幸运与欢乐都是母亲给他的,因为母亲在硬币粑上做了记号,于是总能在一大锅又圆又大的粑中,把那些包了硬币的粑盛放在他的碗里。朋友说起过年粑,有些眼泪花花。另一位姓秦的朋友是个女性,她家的过年粑里也会包硬币。她说她每年都会把包了硬币的幸运粑舀到她母亲的碗里,因为她的母亲辛苦了一年,她想把好运都留给母亲。


我妈听着我讲的过年粑故事,会意地笑了笑。粑都搓好了,我妈就挨个儿把糖粑和咸粑拿起来,再揉搓一下,慢慢放到锅里,嘱咐我不要把火烧得太旺,以免把粑冲化了。


过年粑煮好后,我妈先舀了两碗放在灶台上,摆上两双筷子,点燃香烛与纸钱,对着灶台念叨:祖宗老亮些,回来吃过年粑呢!


在家人聚拢厨房前,我妈在献祭给祖先们的两碗粑中,挑了一碗递给我,对我说:这碗粑也是幸运粑,有咸粑也有糖粑,吃了它们,这一年都会顺顺利利的,滚的一个就是一年哈!


02

贵州:年味从吃刨汤开始

文  唐郡   图  唐万平


在我们贵州,年味是从杀年猪开始的,每年到了腊月间,农村里猪儿养得膘肥体壮,择一个好日子,主人家就开始打电话给城里的亲戚朋友,来我们家吃刨汤咯!亲戚叫上亲戚,朋友叫上朋友,三五成群,欢喜热闹,提些水果都往村里去。


“刨汤”不是“庖汤”,“庖”这个字太文雅了,“刨“指的是现场杀猪,用热水烫猪皮,用铁刮子刨猪毛,最后一堆白花花的猪肉摆在杀猪凳上,一群人热热闹闹地围观,带着贵州农村特有的乡土气息和过年的快活劲儿。



接着主人家就张罗着搭灶台,摆桌子,有蜂窝煤炉,有电磁炉,还有砖搭起来的土灶,坐的凳子也参差不齐,有很矮的小木凳,有塑料凳,歪歪扭扭的小椅子。大家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主人也不必多说,七手八脚找凳子、分碗筷、调火势……各自忙碌各自吆喝。


每桌一个火锅,里面是由女主人调制好的酸汤锅底,锅里的酸汤咕噜作响,几根蒜苗叶子还没来得及翻滚几下,满当当一大碗新鲜的猪肉倾倒下来,不一会空气中开始散发出鲜美的肉香味。一锅好吃的刨汤包括三个要素:酸汤要鲜香,猪肉要现杀的,蘸水要够味。蘸水是贵州美食的点睛之笔,里面以辣椒为主,辅以姜葱蒜花椒酱油盐,并用锅里的酸汤调制而成。每夹起一片热腾腾的肉,到蘸水里打个滚,肉本身的鲜香被放大,加上辣椒和各种佐料的独特香味,让一片肉有了更丰富的味道,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人,这时也停不下来。肉吃了几轮,就该放萝卜青菜了,蔬菜都是刚刚从地里摘来的,仿佛还带着露珠。用酸汤一煮,清新爽口,尤其下饭。



刨汤的还有一种经典吃法,是大杂烩干香锅,一头猪的每个部位都在这锅里得到升华。首先是猪肝,丢进滋滋作响的糟辣椒(酸辣椒)锅里爆炒,放上几根大蒜苗,闷香出锅,猪肝的滑软鲜香恰到好处;瘦肉的炒法类似,不过配菜是用土里新鲜拔的白菜梗子切丝,清新爽口;肥肠也用糟辣椒炒,但是要多放芹菜,一方面是为了祛除内脏腥味,另一方面芹菜与肥肠搭配,别有一番风味;五花肉的炒法完全不同,五花肉需与豆豉搭配,爆炒时放入豆腐干,豆豉香味融入五花肉和豆腐中,香味浓烈,咸香滑嫩。这几种食材都是单独炒制,最后如什锦拼盘一般倒入火锅中,小火烹着,热气腾着,焦香四溢,一群人热闹地大吃大嚼,这就是年的味道吧。


今年我们家年夜饭上的腊肉、香肠、血豆腐

刨汤吃完,通常都还剩很多白胖的猪肉,每个主妇都忍不住开始帮主人家安排起来:这坨肥肉用来熬油,五花肉做腊肉,后臀瘦肉做香肠,血做血豆腐……一边啧啧,一边摇头:“这头猪老实(着实)安逸!”


主妇们盘算的香肠、腊肉、血豆腐等食物,都是贵州过年必备的吃食,做起来挺复杂,需要拌料、腌制、风干、熏烤……这些复杂的工序往往会耗时半个月之久,所以从刨汤结束后,这些腊味就开始制作,也就预告着新年快来了。



谁家都有几个在农村生活的亲戚,在我的印象中,腊月间,仿佛每个周末都是在吃刨汤中度过,日子也就是从吃刨汤开始,慢下来松下来,“年味”也就从此越来越浓了。


03

山西:与胡麻油的默契

文  孟榕   图  张秋美


在家乡山西北部,每到春节将近,街头巷尾便飘出馥郁甜醉的香气——这是主妇们在用胡麻油炸熟食。


从她们窗下走过时,我常怀着好奇心,试图还原窗内的情景:如果气味里甜味的比重较大,那么她们可能是在炸麻叶,这是一种四瓣发面甜食;如果食物入锅时有“噼里啪啦”的爆烈声,那便是炸黍子糕——一种可咸可甜的包馅油果子。因为其谐音“高”,所以便成为春节讨口彩必备;如果随着竹筷翻搅,锅里发出轻省的脆响,那想必是炸麻花。因为做此物的最高境界便是,轻若无物,脆而有余味;偶尔,这胡麻香气里掺着被热油降服的辛味,那便是在炝细叶韭。这是一种伞状野生小粉花,热油烫过,爆出近似葱花、但更为精致的香气,给面条调味,再好不过。


云状油食


能够孕育出这么多美味吃食的胡麻油,是山西北部的常用油。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笼罩在胡麻油熟食所散发的香软气息里。正如其名称中的“胡”所揭示,胡麻是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的油料作物,直到汉代,胡麻才传入中国北方。用油炸食物的吃法,原本就是汉代才传入中国的“胡俗”。因为胡麻适宜生长于凉爽的气候,所以主要分布在甘肃、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地——相比于割裂自然气候与地形的省份罗列,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儿时春节前家中炸熟食的情景:


炸麻花



每年腊月二十出头,街坊们便开始隔三差五轮流炸熟食。之所以每家轮流炸,是因为炸熟食往往需要多人协助,无法同时进行:且不说那面团发酵后的硕大体积;且不说热油、切面团、下锅、捞油食的快节奏;光是和面时需要的油、水、碱面等其他辅料的比例,可不是一个人可以准确把握的。炸熟食那天,家里聚满操着不同口音的街坊阿姨们,她们手脚麻利地配料、下锅,表情微微严肃,俨然胸有成竹的化学家。阿姨们之所以口音不同,是因为山西地形复杂,即使隔一座山,口音都有变化;也更因为口内外(长城内外)婚娶极其常见。如果其中恰好有来自内蒙古的阿姨,就再好不过:内蒙古是胡麻油主产区,那里的姑娘们经过耳濡目染,大多有着油炸食物的高超技艺。例如:炸麻花前和面,要多放生鸡蛋和胡麻油,少掺水,这样炸出来才香酥松脆;若是炸麻叶,放糖要克制,因为糖多了麻叶会发黑;如果面团是酵母粉发酵的,则要添上一撮碱面,以去掉夹生气……遇到这些诀窍,母亲和我总会记在心里。待到我们自己尝试,炸出来的熟食味道似乎还是有所缺失。


我想,这缺失的部分也许就在于,口外阿姨们与胡麻油天长日久的亲近,正如她们可以光凭直觉便倒出和面所需要的油量。这几乎印刻在身体里的默契,又怎是刻意学得会呢?


04

广西:春节的“枕头粽”

文  梁昭   图  阿波

到了四川以后,我吃过肉粽、甜粽、凉粽。从年头等到年尾,却没见过在广西吃的“枕头粽”。我给别人比划那粽子“这么长,这么宽”,他们都说“这么大呀,怎么吃得完?”


在我看来,只有重如砖头的枕头粽才算得上是严肃的粽子,其他的无非是粽子界闹着玩儿的小玩意儿罢了。枕头粽,顾名思义,即状若枕头的粽子。今年我小叔帮我量了量他包的枕头粽:长18厘米,宽和高约7厘米。可在我印象里,上个世纪奶奶包的粽子至少有20多厘米长吧——也许因为那时作为小孩儿的我眼里的粽子“显得”大一些?


从前往后:

用粽酱腌制的猪肉、糯米、去皮绿豆、粽叶


包枕头粽的时间在农历二十九前后。要赶得上春节,但也不能太早——在广西的冬天,没有冰箱的话,粽子大约只能存放十天。到了专门包粽子的那一天,奶奶摆开材料:粽叶、草绳,40度温水泡过之后又沥干水分的糯米和去皮绿豆、用酱油腌好的红红的肥猪肉。老人家坐镇,我妈、三婶、小姑、小叔、小婶,轮换着来包。在圆桌上摊开三张交叠的粽叶,往上铺一层糯米,铺一层绿豆,码上酱猪肉,再铺上绿豆和糯米,最后盖上一张粽叶,压紧,转角处折出棱角,最后用草绳等间距缠几圈,拉紧,打上结。一个中间高两边低的枕头粽就包好了。


刚包好的枕头粽(上)

煮熟的枕头粽(下)


煮粽子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家在楼下有个简易雨棚。在里面燃火烧柴,把枕头粽层层放进一个45厘米深的大锅里,加水煮。我四叔得熬一个通宵才能煮好一锅粽子。一个长夜,没有陪伴,他也不寂寞,因为伺候这锅粽子还常常忙不过来:火不能熄,也不能太旺,须慢慢添柴、注意加水,一直要让锅里的水保持微滚的状态。水滚上几小时,粽子终于熟了。


吃粽子也不容易。大年初一的早餐无疑是枕头粽。煮熟以后的粽子在桌子上摆成小山样,有的也用草绳串起来,吊在厨房门角。取一个蒸热,解开绳子,剥开粽叶,像今天切长面包一样切片。每一片跟裹了个螺旋星系似的,一圈糯米,一圈绿豆,中间一点酱肥肉。吃到中间那一口绿豆裹着的肥肉最销魂:绿豆又沙又糯,肥肉入口即化,带着一丝酱香味。可是,为了这一口的奖励,需要吃掉很多胀人的糯米。我觉得很苦恼,吃上两片以后就无法继续了。所以,吃一个枕头粽是三五人的合作项目。第二天、第三天……在节期里,粽子和其他丰富得过剩的食物一起竞争大家的肚皮,伴随着奶奶又是鼓励又是威胁的声声催促“再不吃就坏了!”别说那时候不是每家都有冰箱,就算有,这么大的粽子也装不完啊,所以得努力吃!我家有冰箱,过完年要多带些粽子回去,不但行李提得艰难,节后继续吃粽子也极其考验人的意志。自然,那时我是孩子,这些难题都不是我的。


剥开粽叶的枕头粽(左)

切片的粽子(右)


我之所以对枕头粽的记忆最为深刻,不仅是因为它是广西和四川的饮食文化差异的一环,还因为它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困难和挑战。从制作,到蒸煮,到吃,每个环节都需要多人合作,需要忍耐。在由枕头粽串联起的时刻,期待马上变成无奈,享受很快转化成忍受;反之也成立。这种滋味,和整个春节的假期,和不是假期的日子,和日常生活的感受,是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假装很快地甩掉重负,我们可以包也可以不包枕头粽,在轻松的选择中津津有味地回忆从前的味道。只是这种回忆的赠与,都来自那些逝去的、固执地制造困难与挑战的“旧时代”的人,比如我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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