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国民间传说学术史

陈祖英

中国是传说大国，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传说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前，国内对20世纪中国传说学术史的梳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回顾某一时段内的传说研究，总结研究成就及特点。二是集中梳理某个传说专题的已有成果，展示其研究状况。三是评价重要学者已有的传说研究成果。从上述三个方面述评有代表性的研究，为构建20世纪中国传说研究史提供了写作的思路和借鉴。

中国是个重历史的民族，时常来点年段小结既可回顾过去又能展望未来。对20世纪中国传说研究做了较完整回顾的是刘晔原的《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文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顾颉刚、钟敬文、赵景深的传说故事研究成就，肯定他们开启新的学术领域之功。强调指出正是由于顾颉刚、徐旭生从史学出发，使中国的古史传说和神话得以廓清并脱离“史”而进入民间文学的视野;第二部分分析1950年代前后的十数年间，受高尔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理论的影响，我国的传说故事研究主要以文学研究为视角，自觉运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传说故事，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四大传说的研究、对故事家的关注、研究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抗争的作品;第三部分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对传说故事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民间文学组织和刊物，主要是1950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1990年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和发展，1984年开始的民间文学普查和各省、市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第四部分归纳了1980年以来20年间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研究的发展与成就，分别从基础理论研究、具体作品研究、类型研究、分体裁研究、民间故事家的研究、对采录现象的研究、传说故事分类研究、跨界研究8个方面进行了简要概述。通过作者的梳理，20世纪的百年，民间传说故事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数人坚守发展为一门有影响的独立学科的全过程，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学科的辉煌期，出现了大批有成就的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将传说与故事合在一块论述，传说研究的特色没有突显。其实这种现象在很多学者回顾民间文学研究史和神话、故事研究史的论述时都相当普遍，如刘魁立《民间文学研究四十年》、程蔷的《现代三十年:民间文学史的重要阶段》、董晓萍《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学术史》、刘守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王旭《20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文体研究史略》等，这些研究者在陈述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时，传说是绕不过去的“重镇”。许钰《中国近现代口承故事概观》、刘魁立《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刘守华《世纪之交的中国民间故事学》、贺学君《中国神话研究百年》、万建中《近二十年来中国故事学研究评述》《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等，这些学者在总结口头叙事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成果时，总少不了提到传说研究的成就。

当然，传说研究不可能一直是神话研究或故事研究的附庸，从“年鉴”的编写中可以看到传说研究的变化。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办《中国文学研究年鉴》，集学术、文献、资料于一身，每年一卷一直持续至今。1991－1992年卷开始改称《中国文学年鉴》，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81年开始每年由学者执笔写一篇《民间文学研究概况》，介绍当年民间文学研究的成绩。1981－1985年的概述都是贺学君执笔，通常在介绍民间文学研究的总体概况后，再分体裁介绍研究成果。笔者注意到传说研究在1981年的民间文学研究概述中是没有的，1982年的传说研究是集中描述了钟敬文《刘三姐传说试论》一文的结构和观点。1983年在肯定一年的成绩时，贺学君这样写道:“传说研究，这个本来比较落后的领域，本年理论探讨有所加强”。作者介绍了乌丙安的《传说学浅识》和朱宜初的《论民间传说的历史性和幻想性》，回顾了1983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孟姜女》专题讨论会的一些看法。到1984年，贺学君认为传说研究作为以往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年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专门写了《传说研究》的章节介绍《白蛇传》和《孟姜女》两大传说的研究成就。此后的年鉴，传说研究成果便常独立成篇。通观1986－2000年的传说研究概述，主要从传说的基本理论、文化内涵、比较研究、类型研究，传说与作家文学、与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描述，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方法逐渐多元。从2001年新世纪伊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文学室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刘守华，白庚胜担任主编，以年为单位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其中一个版块就是对每年的民间传说研究进行概述和论文摘选，还附有全年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书目及论文篇目索引、会议等相关信息，使读者能快速了解民间传说研究一年来的总体情况和学术前沿。同时，《中国文学年鉴》仍保留“民间文学研究综述”这一栏目，对每一年的研究成果做个小结。通过年鉴，读者一般能对那年的民间文学研究状况有个大致的了解。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每年的撰写者经常更换，导致年与年之间研究的连贯性不强。比如1992年的《民间传说、故事研究综述》执笔者是董晓萍，作者从田野调查报告、民俗文献和民艺杂志栏目三个方面来论述，风格与其他撰写者完全不同。因此，虽然有每年的传说研究小结，还是有必要对多年的传说研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综合述评。因为在一个有限的时间维度之内只能观察到传说研究的局部变异，无法站在更高的基点上考察传说研究的整体发展。而且多数年鉴只是描述当年传说研究的成果，没有将传说研究在整个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的学术价值凸显出来，因而感觉写一部系统的20世纪民间传说研究史还是有必要的。

除了年鉴中呈现的传说研究概述外，叶春生在《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传说学的崛起”部分，灵芝在《传说研究资料选》的前言部分，对我国现代传说研究的历史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大致介绍。美国学者洪长泰的《到民间去》对传说研究史有专章的论述，对早期孟姜女、祝英台等传说专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思想史的述评。巫瑞书在《传说学历程与思考》一文中指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传说学经历了萌发、准备和崛起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传说学”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开始崛起。作者列举传说著作、传说研讨会等6件事实证明传说学的崛起，认为传说的学科发展、社会价值是其崛起的原因。关于传说研究的分期，毕桪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把自20世纪初至今的80年传说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奠基阶段，从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末；拓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多元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陈建宪在《中国民俗通志·民间文学志》中，也分为三个时期:五四运动时期，20世纪80年代和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是对巫瑞书的观点继承。不过笔者认为将80年代以前的传说研究合在一起，没有区分出20世纪20、30年代与50、60年代研究的不同，恐怕不是很合适。

华东师范大学毕旭玲的博士论文《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传说研究史》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梳理了现代传说学建立的脉络:20世纪初古史辨派的古史传说研究，1910年单士厘用到“传说”一词，到1913年时，周作人对现代学科意义的传说概念做了初步辨析。1921年和1923年，胡愈之、周作人、鲁迅对传说概念的界说使传说学由此起步。而真正标志着现代传说学建立的是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作者还从社会历史背景、现代报刊和知识者的学术关怀等方面描述了20世纪前期中国传说研究发生发展的曲折历程:梁启超、夏曾佑、吕思勉等历史学家为资产阶段革命目的对混杂着传说的上古史进行辨伪;周作人等知识者为儿童教育的目的进行童话研究，提出传说概念;顾颉刚为研究古史，将传说从古史中剥离出来。《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发表后，开始出现从历史学、文学、民俗学等角度研究传说的文章，而现代报刊主要是《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等则为传说研究提供了极好的交流平台，结出了有关孟姜女传说、祝英台传说等专题研究的丰硕之果。该论著主要从传说研究的外围探讨其发生发展的历程，虽然对 20 世纪前期传说研究略显体系化的缺乏，但毕竟是我国第一部集中探讨传说研究史的专著。

通常按照传说讲述内容的性质，将传说分为人物传说、历史事件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三大类，每个大类中又分出若干小类。如人物传说中有帝王将相传说、文化名士传说等。对传说专题的研究之研究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四大传说”研究。

顾颉刚先生

自1924年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始，对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的内容、方法、得失等梳理、辨析便时常出现在各类小结和专论中。粗略以2000年为界，之前的评论侧重分析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研究的内容，之后则偏向讨论顾颉刚分析孟姜女传说的方法。早在1928年，钟敬文在《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帐》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成果。郑师许在《中国民俗学发达史》中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作为最重要的传说研究论著进行介绍。路工在《孟姜女传说的再研究》认为“顾先生以历史学家严肃、认真的作风，考证孟姜女故事发生、传说的过程，仍是一个开创性工作”，认为《孟姜女故事研究》是“一篇代表当时研究水平、具有独创见解的权威性的学术著作”。这些评价是中肯的。但在《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目的何在》中，路工指出，顾先生在“孟姜女研究”中没有将历史与传说区别开来，认为“顾先生研究的目的不明确。方法也是错误的”，以至运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发生了孟姜女和杞梁妻合二为一的错误。”潜明兹在《评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也指出，由于顾颉刚唯心史观和实验主义方法的局限，其旨意和研究上的总体构思，以及得出的有些结论(如孟姜女来自杞梁妻)是站不住脚的。顾颉刚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第一个注意到孟姜女故事源远流长，并当作一门学问精心地下功夫，为后人提供了线索，并给予启示”而已。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路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研究者，运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孟姜女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形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但轻易否定顾颉刚的研究成果，将研究角度只局限在一般文艺批评方面显然不是科学的做法。与上述看法不同，李稚田也针对“孟姜女与杞梁妻的关系”问题展开分析，认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旧学者，虽然认识到“民众”与“士流”围绕孟姜女传说的思想斗争，但不能分析造成这种斗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原因，无法深入到传说内部，从本质上把握传说的内涵。对于他们通过分析情节的转借、结构的改换、风俗的加入、语言的讹变等传说外部形态得出的结论，李稚田认为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全部继承。他从传说的本质特征“变异性”角度，指出孟姜女作为民间作品的典型人物，是经由无数次的“变异”塑造而成的，肯定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的可能性。李稚田还借助系统论，分析孟姜女传说变异的表现层次;运用耗散结构提出“传说本身就是一种耗散结构，它在流传演变过程中，不断地和外界(社会生活、人民情感)交换物质与能量以完成自组织过程”。此外，李稚田还对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结论和研究方法，研究价值和意义也做了评议。

2000年，陈泳超的《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方法论解析》点评了顾颉刚孟姜女传说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认为“众人参与公开讨论的姿态、‘不立一真，唯穷流变’的原则、对下层民众与士大夫分别关注的眼光以及纵横两方面的排列叙述”等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传说故事研究仍有启迪。户晓辉的《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通过追溯顾颉刚的求学背景，认为顾氏将中国的文献材料、考据方法与西方的实证观念综合运用于孟姜女传说研究，不仅建立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范式，而且其研究方法具有现代性特征。史建桥著文归纳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的方法有历史演进法、理论分析统摄下的考据法、文艺社会学方法、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法。叶楚炎则对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方法中的“通讯”和“按语”进行单独分析。施爱东撰文回顾了“历史演进法”的确立与传播，分析其局限性在于“一源单线的理论预设与故事生长的多向性特点之间的不相符、故事讲述的复杂多样与文献记载的偶然片面之间的矛盾、在材料解读过程中基于进化论假设的片面性导向”。尽管有上述三方面的局限，但顾颉刚奠定的这个故事学学科范式是坚实的，其革命性意义也是不可动摇的。其他还有施爱东的《试析顾颉刚的民俗研究》，杨秋的《从孟姜女研究看顾颉刚的学术品格》，张京华的《“层累造成”还是“层累阐释”》等，这些对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的回顾与反思，其深度和广度，在传说学，哪怕在整个民间文学的研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

刘锡诚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将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的原委、成果、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做了详细清晰地描述，不仅肯定了此项研究在传说学上的意义，更强调顾颉刚研究孟姜女传说所用的方法及其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影响，认为80年以后的孟姜女研究，除在局部问题和资料搜集上有所增益外，在总体上还没超越顾颉刚的研究。

2011年，陈华文，孙希如对百年来研究孟姜女传说的95篇论文，29部著作进行全面综述。文章陈述了顾颉刚孟姜女传说研究的开创之功和影响，描述了其他学者从孟姜女传说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演变、文本整理分析、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等多个角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其中用“顾氏范式”“指依照顾颉刚历史地理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范式”，文中说“‘顾氏范式’是新世纪以来才提出来的一个词”。虽然在这篇文章中，读者明白此处“顾氏范式”的所指，但离开具体的语境，这个词颇能引起歧义。如朱晓农就曾用“顾氏范式”指顾炎武的古音学研究范式。而且顺着这种逻辑还可以提出像“张氏范式”“李氏范式”等，造成用词表意不清，概括不准确的效果。

相对于“孟姜女传说”洋洋洒洒的研究史，其他三大传说的学术史全部加起来也望尘莫及。较早梳理的有1984年陈勤建的《五四以来〈白蛇传〉研究概述》，作者从白蛇传说的起源、演变及戏剧改编、多功能性的研究三方面进行评述:关于起源，30年代的研究者认为白蛇传说既有中国的基础，又有外国的源流。解放后，依据传统文献和民间流行的口头传说，有宋代说、唐代说、古图腾或民俗及志怪说。这些对白蛇传说的探源，思路较为开阔，时有新解;但有些源流的探讨缺乏翔实的佐证资料。对于白蛇传说的演变，学者不仅看到时代发展和人民艺术愿望对传说演变的影响，也注意到传说的演变与戏剧改编息息相关。作者从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归类简述。最后作者对江、浙、沪二省一市召开“白蛇传学术讨论会”进行简要综述，肯定学者们多侧面对白蛇传说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所展开的探讨。高艳芳的《白蛇传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反思》提炼了《白蛇传》百年研究史六个方面的收获:源流研究、关系研究、整体文化研究、个别作品研究、比较研究和媒介研究。概括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多学科进入的源流研究阶段、民间文学学科的个案研究阶段和学科综合的方法论阶段。高艳芳指出白蛇传说研究存在缺乏理论支撑，重复研究及研究滞后等的不足。施爱东在评述“牛郎织女”研究成果时，也提到80余年的牛郎织女研究，除钟敬文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文献资料较完备，王孝廉《牵牛织女的传说》在中国神话学界影响比较大，洪淑苓的《牛郎织女研究》是集大成的研究专著等少数研究学术价值较高外，大多乏善可陈，存在诸如二手三手材料反复转用，不合逻辑的材料堆砌、牵强附会等问题。周静书《百年梁祝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将近百年的梁祝文化发展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承前启后的“五四”时期，百花齐放的建国初期，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时期，分别论述了这三个高潮时期所取得辉煌成就。由于作者论述的是整个梁祝文化研究，对梁祝传说文本研究的梳理并不多。故而无法看到百年来梁祝传说研究的清晰过程和成就。

对“四大传说”研究的回顾不仅有单篇的梳理，也有综合性评述。1995年贺学君对走过整整70个年头的“四大传说”研究进行了极有见地的概括和评析。她将这70年的历程分为三个时期:“五四”至30年代的奠基期;新中国成立至80年代初的一元突进期;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元发展期。在起步不凡的奠基期，以尊重科学、民主，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历史——民俗的和人类学为研究方法，取得了资料收集、考证、归类及历史、文化研究诸方面的成果，造就了一批学养深厚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在道路曲折的一元突进期，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新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使“四大传说”的研究在不断遭受“左”的干扰中积极跨进。在新见叠出的多元发展期，传说方法与多种新方法如社会——历史研究、文化学研究、原型研究、美学研究、结构研究等并存，呈现出一种多方位、立体化的研究态势。最后作者还提到，对中国“四大传说”的研究不只在大陆，在台湾、香港和国外也出现一批学者和著述。这篇综述不仅可以帮助读者熟知“四大传说”的研究历程与成就，而且对了解整个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也极有帮助。刘锡诚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分别对“四大传说”研究进行了历时梳理，整理了相关研究文献，比较评述了少数重要成果，并介绍了80年代后“四大传说”几次学术研讨会的情形。作者认为八九十年代的“四大传说”研究水平整体不高。刘红在《关于民间四大传说研究的思考》一文中，审视走过80多年历程的“四大传说”研究，认为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存在有待深入和尚未涉足的领域。在她的专著《民间四大传说研究》中，刘红在梳理21世纪十来年间“四大传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四大传说”的内蕴探讨、与中国古典悲剧意识的关系和在民族地区的传播研究三方面做了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研究。

除了“四大传说”研究的回顾外，程蔷在《中国识宝传说研究》的绪论中，对中外学者关于识宝传说研究的成果细细寻觅，遗憾地发现，解放前的中国学者只是将识宝传说作为阐明社会经济、文化和文学发展的一种论据，对传说本身并没有做具体研究。解放后，虽收集整理了不少此类型的传说，但研究者寥若晨星。国外日本学者对此传说略有研究，但和国内学者一样，对识宝研究竟属于故事还是传说范畴并不是很清楚。陈泳超在《尧舜传说研究》的前言中指出，真正的尧舜传说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的疑古思潮，顾颉刚成绩显著。此后学者对尧舜传说的研究，或从上古史角度切入，或从神话传说学展开，均各有价值。2000年之后对有其他传说专题研究的综述渐渐增多。如徐亚娟的《近百年龙母传说研究综述》将龙母传说研究划分为探索期(民间时期)、发展期(改革开放时期)和争鸣期(21世纪初文化产业开发热引发的研究热潮)三个阶段，认为龙母传说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由文本研究到田野调查的发展过程。孙国江的《20世纪以来大禹传说研究综述》、杨栋的《大禹传说研究百年回眸》《二十世纪大禹传说研究》对大禹传说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分时、分类综述，总结其特点有二:20世纪80年代前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大禹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80年代后则突出表现在历史学、神话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运用于大禹传说研究。祝秀丽对20世纪包公传说的采录和研究进行历时性的梳理，明晰近70年来研究者在包公传说采录和研究上所做的诸多成果，尤其提到丰富的包公传说的采录资料与研究迟滞的不对称。虽然近年来有很多学者、硕士博士选择不同的传说专题进行研究，出版了专著，但依然还有大量丰富的传说文本等待着学者们的研究与探讨。

对学科领域重要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反思，是学术史写作的范式之一。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高有鹏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都是通过考察重要学者的学术道路、学术路径和成就，以点带面地完成学术史的著作。其中高有鹏总结胡适对民间传说故事研究的突出贡献是:提出民间传说故事主人公典型形象生成的“箭垛式”原理和他对民间传说故事的考证与辨析。对周作人、闻一多等的传说研究成果也做了述评。由于高有鹏重点在探讨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对作家们传说研究的分析极为零散。施爱东《故事学 30 年点将录》中也提到一些学者的传说成果，同样也只是蜻蜓点水。因此以学者为中心的传说学术史考察，主要是顾颉刚和钟敬文。

顾颉刚的“孟姜女传说研究”，不仅将传说研究，而且也是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一开始就立在较高的起点上。除前面介绍的顾颉刚孟姜女研究范式的评议外，学者们还评价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将传说从古史中分离出来的开创之功，肯定他对传说本质认识的独创性，如他认为故事没有固定的形式，传说是个随物赋形的开放体系。他总结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传说研究原则，他既倡导“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也强调“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历史”“用传说的眼光去看传说”。顾颉刚早期对传说的摸索，为开创传说学打赢了第一场大硬仗，他创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传说故事学范式，仿效者颇多，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对顾颉刚学术研究状态的考察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他的“孟姜女传说”研究，对顾先生其他传说研究的再分析很少，对顾颉刚关于传说研究的全面梳理更是阙如。

钟敬文也是早期就对传说研究着力较多的重要学者之一。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钟先生的成果和贡献，既有对他传说研究的全面介绍，也有针对其专题传说研究的讨论。巫瑞书的《钟敬文与传说学》是一篇全面介绍钟敬文传说研究成果的文章，它从钟敬文初涉传说开始追溯，按时间顺序梳理了钟敬文的传说成果，一一展示了钟敬文对传说理论所做的多方面的探索及贡献。邹明华的《钟敬文先生的传说研究:在真实与真实性之间的复杂性思维》概括了钟先生传说研究的基本思想:传说是一种特殊的虚构作品，其特殊之处在于传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董晓萍的《钟敬文与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中提到先生强调传说学的特殊价值，认为先生在肯定中国富有传说，提倡传说研究与地方文化、历史学建立联系方面贡献卓著。张兰芝和陈金文的《钟敬文的民间传说研究》则从方法论的角度陈述钟敬文对传说学研究的贡献。农冠品《钟敬文与刘三姐研究》描述了钟先生从20世纪20－80年代对刘三姐传说的研究经历，阐述了钟敬文刘三姐研究的成果及学术观点。施爱东在《钟敬文的民间文学研究》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地方传说》一文的写作思路和研究成果。

钟敬文先生

张清水也是位早期积极投身于传说搜集与讨论的民俗学者，除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大量民间传说、故事作品外，他还常用通信方式，与钟敬文、容肇祖、江绍原等学者讨论传说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相关问题。王焰安对张清水搜集整理的民间传说故事作品进行统计分类，将分散在通信中的传说理论主张给予了梳理归纳，认为张清水有关传说类型研究虽存在类型理论概念不严密、选材样本随意性等问题，但在当时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张清水是用书札与钟敬文等学者进行讨论的，其理论和研究相对而言不是很精彩，但正如施爱东所言:“张清水不是民俗学运动的关键人物，他个人的存在与否，也不会左右到民俗学运动的方向或成败。但正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张清水这样的热心成员”，才能凝聚众人的力量推动民俗学运动的向前发展。由于在中国百年传说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哪一位学者是专注于传说研究的，所以像张清水这样热心的研究者，也应该值得我们去感念和书写。

除以上介绍的主要成果外，还有对各少数民族传说和传说搜集整理方面的概述或总结，如孟慧英的《少数民族传说概貌》、钟敬文《三十年来我国民间文学调查采录工作》，段宝林、过伟的《中国民间文学采录的黄金时期》等。国外学者如日本的直江广治、美国的多尔逊对中国传说故事的学术史也有片断的梳理。毕竟是百年的研究历史，材料的搜集难免挂一漏万。目前所收集的资料而言，传说学术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已有成果的梳理还存在诸多缺失。首先，从现代学科意义的传说研究起步至今，已经历了百年风雨，却还没有人从整体出发，用宏观的视角书写20世纪的中国民间传说学术史。其次，传说研究专题成果还太少，除四大传说外，还有诸如刘三姐传说、太平天国传说、仙话等传说专题的成就等待着学者们的分析和把握。再次，对顾颉刚、钟敬文两位学者的研究缺少能展现他们传说研究全貌的著述，同时还有很多在传说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没有纳入到传说学术史视野，比如罗永麟、程蔷、刘守华等。因此，中国民间传说学术史研究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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