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胡适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而在民俗学领域，对于胡适的贡献，尤其是胡适民俗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即使有一些学者涉及到胡适的民俗学思想和方法研究，但是对胡适民俗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民俗学方法论的要义也是一笔带过。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丰富的个人学术经历，催生了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形成。笔者以为，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等三个方面，这些方法不同程度地被董作宾、顾颉刚等学人继承和丰富，推动了当时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至今仍在中国民俗学界发生作用。

胡适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人物，是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的推动者，然而，对于胡适在中国民俗学特殊贡献并未进行系统全面的讨论。近年来，学人讨论胡适的中国民俗学理论方法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其胡适的民俗学学术遗产再次回到当代民俗学人的视野之中。

李小玲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潮》提及胡适的“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并认为他的“历史演进法”、“比较研究法”薪尽火传，“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胡适在中国民俗学领域中的不可或缺”。她对胡适的比较法进行了研究，认为胡适从西方的理论中引入了比较法，该方法对当时的歌谣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给人们研究文学和民俗现象以一种新启示新尝试。”

刘锡诚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学术史》中，提到胡适的“历史演进法”和“比较研究法”，他认为，胡适的“比较研究”直接影响了顾颉刚的苏州歌谣整理和董作宾的《看见她》研究，但是对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来源并没有做详细的考证。

杜臻在研究中提及了胡适的“比较研究法”，他认为胡适的比较研究法来源于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在康奈尔大学的留学过程中，他系统学习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理论，并将其研究方法带回到中国。结合胡适的生活、学习经历讨论是研究方法形成具有一定道理，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胡适与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

以上学人的讨论，为我们了解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提供一定基础，但是，笔者以为这些研究成果没有涉及到或者较少地涉及到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创立、创新的独特性，以及对从事民俗学研究学人的影响性问题。胡适虽然不是纯粹的民俗学家，但是，他在民俗学领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适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国外以及港台有关胡适研究的专著和文章有不少译成汉语或介绍国内学界。研究胡适的学者欧阳哲生在著作中谈到: “促使胡适成为中国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等广泛领域的现代化工作的引路人的主要因素应该归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与他生活的这个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讨论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必将谈及到胡适生活的时代。

十九世纪40年代，英国等西方国家陆陆续续完成了工业革命，财力物力大大增加，二十世纪初期，多数西方国家进入到“工业化时代”，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近代史时期，西方社会的军事能力差异呈几何级数发展，这一差距自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西方军事领域的正面交锋起暴露无遗。进化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思想等思潮在学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包含了民族主义关怀，成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试图让知识分子阶层构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现文化民族主义的相关主张。随着文艺复兴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到中国，诸多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欧洲文艺复兴，拯救中国国民于水火之中。对于文艺复兴，各派学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梁启超将文艺复兴与中国的学术史相对应，强调了从“古学复兴”的角度阐释中国学术思想史并探寻未来发展之路；学衡派学人认为只要能做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中国必将重新走上繁荣之路。

各派学人强调的文艺复兴虽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是，都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对于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对当时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学术界激起了“考古”的浪花。在疑古考古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学、史学作品的研究方法有所创新。梁启超在其史学研究中提到“试以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查，则其中误者伪者又不知凡几。”郑振铎整理了《晚清文选》《玄览堂丛书》，并且提到应当充分重视“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他们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如何研究古代文化的创见，间接地对近代以来中国民间文学的探讨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胡适认为，以话本、弹词、戏曲等由老百姓唱的情歌、情诗、儿歌等为“下层文学”的基础，通过采用老百姓活的文字、活的语言，以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基于这种时代语境，民俗学研究方法产生自然带有一定的东方传统和西方色彩。胡适说：“我是从小从古典文学训练来的人，读了古文，通了诗词以后才觉悟，忏悔，提倡白话文学。”由其个人经历可窥之一二。胡适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生，其父供职于清廷，其母是“内持家政，外应门户”的妇女。胡适自幼聪慧，入学堂读书前就已识得近千字，在同龄孩童诵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之时，他就已在学习其父所著的《学为人诗》。该诗中的“穷理致知，反躬践实”的训条间接地萌发了胡适的考据思想。在后来胡适学习道路上，他又诵读了《小学》《论语》《诗经》《易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到天黑才回家”。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胡适“只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这为胡适今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学基础。胡适求学于澄衷学堂的时候，接触到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思想，他说赫胥黎的思想“教我怎样怀疑，教我怀疑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并且养成了“如一有怀疑，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的习惯。胡适曾于1912年至1919年在美国留学，受教于哲学家杜威，在这期间，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杜威的哲学观念逐渐成为胡适的生活和思想的向导，并成为其哲学思想的基础。由此可知，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并不局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而是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全面、细致分析的同时，结合自身生活过程中接受的各种知识进行选择，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思想碰撞、融合中形成了自己对于社会、人生和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的方法。

作为民俗学的倡议者和践行者，胡适在民俗学学科发展上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开创、拓展和深化了中国民俗学方法论建设。胡适在民俗学领域中提出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比较法。比较法在歌谣研究中的利用，是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实践，但是，比较法对于胡适来讲并不是他研究民俗学唯一的方法。胡适对民俗学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法等三个阶段，对这三种方法论的运用和总结各有精到之处，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民俗学问题研究。

1.1“科学的方法”的定义及其应用

胡适在早期民俗学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这一概念在《治学的方法和材料》一文中有所体现。胡适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进而提出了有名的十字方法，即“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科学的方法”在民俗学领域最初的应用当属胡适对《诗三百》的研究。《诗三百》即《诗经》，是我国早期诗歌的总集，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指的就是当时流传在周朝十五国境内的民间歌谣。1911年，胡适对《诗经》的“言”字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并对“言”字作了“掣合词”、通“乃”、通“之”等三种说法进行分析。在解释该字过程中，胡适先默认其三种说法是正确的，而后对这三种说法进行了详尽地考证，并得出了“除第三说尚未能自信，其他两说，则自信为不易之论也”的最终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并未明确提出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民俗学的研究，但是已初现关于将科学方法运用在民俗学领域的端倪。胡适在《谈谈诗经》一文中，对《诗经》的研究方法做了具体的阐释，在该文中，胡适认为，大胆地细心地研究，应当拿起我们的新的眼光。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胡适主张科学方法研究问题的必要性。

此外，胡适在该文认为《诗经》有十三国的国风，只没有《楚风》。他认为《周南》就是楚风，因为“《周南》、《召南》，就可以找着许多提及江水汉水汝水的地方。”而满水江水汝水流域正是“楚”的疆域。由此可知，胡适的科学方法在解读《诗经》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小心求证方法的科学要素及其重要性。

胡适利用科学的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探讨《诗经》的相关问题，实际上体现了“民国”的建立使得民间文学的“小传统”开始取代贵族文学的大传统成为文学话语的主流。胡适的科学方法在当时引领了一段潮流，并且使其成为了“新考据学派”的中坚人物。

1.2“科学的方法”的思想来源

胡适的“科学方法”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有关。胡适主张科学研究应该充分吸收西方学界关于科学研究方法，但是，胡适坚持科学方法的“西化”并不等同于完全抛弃中国固有的科学传统。从根本上说，胡适的科学方法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方法。胡适的科学方法受到了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及怀疑主义思想和清代朴学考据思想的双重影响。

其一，“科学的方法”的形成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胡适的母亲严格督促了胡适的培养教育，也继承了一部分“程朱遗风”。胡适接受西学前，“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某些儒家传统，因为这些儒家的基本假说在他读过的古典经文和评注、以及他父亲所写的文章中都有收录”。

其二，“科学的方法”的形成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直接相关的是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胡适在美国留学7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哲学时，师从杜威，习得了两种精神。胡适认为“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赫胥黎叫做‘存疑主义’的。”在民俗学研究中，胡适“进一步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简化为‘萨迪法则’，认为这是人类的发明的专有法则——循果以推因的办法。”。这种方法又使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转向了实用主义，由此可见，胡适的“科学”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与实用主义一脉相承。胡适的“科学的方法”既来源于西方的实证主义传统，又同他幼年时期所受的传统国学经典教育密不可分。

2.1“历史的方法”的定义及应用

“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胡适在对白话文学的深入了解中，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深化了对民俗学研究方法的理论认知、具体实践。

历史的方法就是“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 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 由简单变为复杂, 由陋野变为雅驯, 由地方的(局部的) 变为全国的, 由神变为人, 由神话变为史事, 由寓言变为事实。遇可能时, 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并且强调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出发，强调‘今世白话’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工具。”

由上述论点来看，胡适倡导“历史的方法”本质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胡适利用历史的方法分析并论证了《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长篇民间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胡适称为“最伟大的叙事诗”。首先，胡适通过历史的方法确定了《孔雀东南飞》的具体时代。对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时代，学人意见不一。梁启超、陆侃如认为“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源于六朝，前次却无有。”进而谈到它的产生同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文学有关。胡适基于文化史视角进行了批判，认为“凡一种外来的宗教的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并对《孔雀东南飞》出自汉代的说法进行了论证，对中国古代时期的经典民歌给予充分的肯定。

其次，胡适利用历史的方法强调了时代背景乃至阶层的不同性，反对一概而论。针对梁启超提出的“六朝名士皆共读”的观点，胡适指出，六朝名士与老百姓在思想习惯和文学风尚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加之，因“这一类的故事诗，文字俚俗……几万言的俗文长篇纪事”，故不被士大夫阶层所接纳。

最后，胡适以历史的方法确定了一些的确存在于历史中的民俗。胡适打破了对“青庐”的理解，认为《孔雀东南飞》的“青庐”并非意指结婚时期特定的名词，而是意涵较广的普通词汇。并引用了北朝史的相关材料，论证了“设青庐，具牢禩而亲观之”的民俗，又批判了以“四角龙子幡”这一物质民俗来确定其具体年代的做法。

2.2“历史的方法”的思想来源

“历史的眼光和方法”既是“历史”的又是“进化”的，胡适试图利用这种方法构建文学意义上的“历史的方法”，胡适文学进化论的思想根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基础是以实验主义为基石的自由思想，其理论内部逻辑是“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紧随时代的步伐，不同的时代必定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学”。

进化论随严复译《天演论》而被广为人知，《天演论》“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书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竟’“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

1905年，胡适在澄衷学堂求学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有一次，国文教员杨千里教班上的学生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胡适读罢《天演论》，高兴得很，反映了胡适受那个时代风气影响，并且自己认同和接受了《天演论》关于事物变化演进的思想，进而继续探索出历史演进的思考方法。

在1914年初, 胡适留学美国时，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历史的方法”的重要性，并且把“历史的眼光”作为中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1921年, 他在《国语文法的研究》一文中又把“历史的研究法”作为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1923年, 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又一次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这些对于“历史的方法”的论述以及在他研究工作中的坚持，影响了当时中国学界对于历史的方法的重视。

3.1“比较的研究法”的定义及应用

在“科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提出之后，胡适又将视野进一步拓宽，提出了“比较的方法”，该方法的提出在民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比较的方法”在胡适看来是一个“有趣的法子”。胡适在《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一文中界定其定义：“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细枝末节。……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

简言之，胡适认为的比较法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比较不是盲目地比较，胡适希望通过比较的研究法的应用得出一些结论，例如“母题见解之高低、本地风光、作者的文学天才与技术”。胡适在此文中，引用了多首歌谣，通过对《努力周报》所引的歌谣的分析，提炼了一个母题：“小姑出嫁后回娘家，受了嫂嫂的气，发泄他对嫂嫂的气愤。”进而又将常惠抄的同类歌谣列入其中，可供比较研究。胡适本人并没有对这五首歌谣进行深入地分析，只在最后提到了母题的绝无可疑性。

根据胡适在该文章开头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以胡适的自身逻辑来探讨他的比较研究在《蒲灵子车》及其他四首歌谣中的应用。

其一，胡适认为比较法可以看出一首歌谣母题的真实意义，避免导致阅读错觉。胡适选用的五首歌拥有同一个母题，但是对母题的挖掘程度参差不齐。在《蒲灵子车》中，如若不加以比较，就会将母题理解为“赶车的男子回家受了气”，可见，这首歌谣的母题若隐若现，不易把握，这也表明对母题的挖掘程度不够高，进而造成了一种解读层面的错觉。

其二，胡适提到的比较法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五首歌谣所表现的“本地风光”，这实际上强调了不同地区的民俗之固有差异。譬如在《努力周报》刊载的《蒲灵子车》中，父母死后要“念经唱戏”；常惠所抄第二首歌谣中，描写了“小白菜、地里黄”的自然景色；其他所收录的歌谣中，还有“大绿袄、花云肩、红缎裙”的衣着风俗以及爹娘兄嫂死后的丧葬民俗等等。

其三，胡适的歌谣比较研究法可以判断文学技术的高低。文学技术意指创作文学时使用的技术，胡适对此并未加以展开，故暂且不论。

胡适后期的《诗经》研究也适当地融入了比较的方法。他在《谈谈诗经》（1930年）中指出，“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若知道比较民俗学，便可以知道打了野兽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说什么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门口或窗下奏乐唱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胡适主张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要“预备几副好眼镜”，也就是说在比较研究中的综合多样性研究方法的重要。

胡适提出比较研究法在当时的社会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推动了民俗学研究者对比较法的深入认识和实际运用。白启明认为“胡适之先生所提出的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我以为是很好不过的。而先生在歌谣周刊的第一号上大题畅而特提倡”，并积极响应，提供了几首可以用来比较的歌谣。胡适自己也认为，“有许多孤立现象说来说去，总说不通，一有了比较，就更加明白了。”

胡适指出研究者应该抓住民俗学“母题”在历时性中发生的变异性,“同”中求“异”,在民俗学多种异文作品的“母题”比较中，发现蕴藏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审美内涵。但其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清晰可见。

其一，由于这一时期歌谣的研究尚处于开荒阶段，胡适的比较法仅是概念上的，也没有深入地进行具体的歌谣研究实践，对于如何进行比较，他的观点模棱两可。胡适同董作宾一样，也做过“看见她”这一母题的研究。但是他对“看见她”这一母题的歌谣的研究,无论是在材料掌握上还是不同地域歌谣的比较上都远未广泛和深入。

其二，胡适的比较法在歌谣研究中存在将歌谣研究单一化、简单化的倾向。在1936年，胡适谈及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我以为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这同现在的比较法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3.2“比较的研究法”的思想来源

《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刊载于1922年的《歌谣周刊》之上，这是胡适比较法形成的标志。胡适的比较法不仅仅来源于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同时也受到了西方的比较文学思想的影响。

对于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影响胡适比较研究方法问题已有前人论证，而比较文学思想产生的影响甚少有人研究。在西方诸比较文学流派中，胡适的“比较研究法”所汲取的是西方“法国学派”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其一，法国学派与早期胡适提出的科学的方法有相通之处。该学派是比较文学发展之早期学术流派，重点强调影响研究。正如法国学派代表人物梵·第根所言：“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进行解释……比较两个字应当脱离美学含义，而应当被树立为科学的含义。”观其学派著作及上述理论可知，法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方法论体系，以比较两种不同的文学作品，深入发掘并探讨文学作品的科学含义。这与胡适一直倡导的“小心求证”的实证精神不谋而合。

其二，胡适与法国学派都出现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时代。胡适虽然鼓吹世界主义，但是其自身的民族主义传统尚未完全退却。罗志田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主张一个与传统大同观念相近的终极目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与“中国近代积弱直接关联”。所以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新事物，另一方面却“更愿意认同于西方思想资源中文化认同最不明显或最具超越性的那一部分”，因而“近代士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带有‘超人超国’意味的概念,其实多半出自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同样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比较文学的早期研究者们。本来，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来确立其学科地位的，跨国界、跨民族，乃至跨文化的世界胸怀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但是，法国比较文学的诞生与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密切相关，其倡导者竭力强调比较文学在文学关系史上的定位。这种定位是基于法国的民族文学而形成的。胡适的比较法亦以中国文学为基础，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定位中国文学，包括民俗学。他曾通过中欧文学发展概况的比较，分析了意大利等欧洲诸国原本没有“国语”，到后来形成“国语”的原因，并且提倡中国人要“努力做白话的文学”；在美国留学时期，胡适就曾详细考察了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之影响。他读罢嫦娥的民间故事，认为“以兔易蟾蜍，疑由于印度神话之影响，观下记以娑罗树易桂树，印度思想之影响更显矣。”胡适强调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比较研究，注重彼此之间的影响关系，在此格局中定位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确立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中国民俗学的基本格局。

胡适提出的“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开阔了学人研究民俗学的视野，胡适以及弟子们研究文学和民俗现象的一种新启示新尝试。董作宾的《看见她》歌谣类型和顾颉刚的孟姜女传说研究是对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承继与发展。

董作宾生于河南南阳，是中国著名的甲骨学家、古史学家，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时期，董作宾对于国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董作宾与胡适两人结下了师生情谊。董作宾在《歌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在文章的陈述中，直言受了胡适的启示：“我当时受了胡先生很大的暗示，那篇文字研究的结果，丝毫也不曾跳出胡先生所指出的规范，以在这里不惮烦琐的重述一遍。”此语足以体会到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对于董作宾从事歌谣研究的深刻影响。

董作宾的歌谣研究虽然借鉴了胡适的比较研究法，并且进行了具体实践，但是，笔者认为董作宾《看见她》的研究更多地体现了创造性地发展了胡适的比较研究方法。

董作宾的比较研究法是直观化、具体性的。在这一点上，胡适主张就显得模棱两可。胡适对比较法的定义是一种例证，例如，从四川、湖北的流变只能表明在变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下定义”。董作宾在具体应用中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他以图表的形式，把《看见她》的母题排开，从中探讨母题沿着一定路线的变化及其“母题”之间的区别。董作宾的图表法比起胡适采用的单向叙述，将许多母题看似更为整齐化、形象化，可以更直观地展现比较法的应用，打破了胡适较为“抽象”的比较，将其演化为一种可视化、明白晓畅的比较。其中一部分图表截取如下：     

董作宾虽然继承了胡适的比较研究方法，但是，在《看见她》的样本选择上体现了其精心的考量：在地缘方面，董作宾挑选了京兆、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不同地理方位的歌谣，在流域方面，董作宾将长江和黄河流域作为《看见他》重点研究对象。由此观之，董作宾所进行的歌谣《看见她》的研究，全方位地调查了全国20个省区流传的《看见她》歌谣，并在一万多首歌谣中选择了45首《看见她》进行比较，故符合科学的抽样逻辑。因此，董作宾选取的比较样本同胡适选取的样本相比，在统计学层面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科学性的意义。

董作宾的比较法在母题挖掘层面上比胡适倡导的比较法更为深入、细致。胡适在《歌谣的比较法的一个例》中，对《看见她》进行母题分析，胡适认为，“全中国都有的……至少可得一两百种大同小异的歌谣：他们的‘母题’是‘到丈人家里，看见了未婚的妻子’。”董作宾在《看见她》研究中，他“本打算从三个母题，同时下手，一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二是‘寻个女婿不成才’，三是‘隔着竹帘看见她’”，最终只择了“隔着竹帘看见她”母题进行研究。这表明，董作宾在比较法的使用过程中，注重母题的选择和分析，而胡适所做的比较研究并未对歌谣的母题进行进一步筛选，侧重的是对歌谣文本的分析。

胡适、董作宾的比较法在比较目的上存在差异。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上提到：“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里，明确提出了搜集歌谣的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割据在人民的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第二个目的。”胡适提及民间歌谣时曾提到研究目的，他认为，“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即胡适最终希望民间歌谣研究实现的是文艺的目的。董作宾的比较研究侧重的是学术的目的，即董作宾的《看见她》研究,从文艺作品的比较与品评中,探讨了民俗和方言是怎样成为一个民间文学作品的构成部分,并因此显示出的地方性差异，由此推挤《看见她》与地域民众性格、生活习惯上的关系。

顾颉刚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他在民俗学研究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他在歌谣、传说故事和庙会的研究为后世民俗学的研究树立了三个典范。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说:“即使说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顾先生首创和培育起来的, 恐怕也不过分。”笔者通过阅读《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日记》与《胡适书信集》发现胡适与顾颉刚两位大师浓厚的师生情谊，胡适在学术、经济上给予顾颉刚的种种无私帮助。

《吴歌甲集》是顾颉刚歌谣搜集的代表作。“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是其重要研究方法。他认为：“古史层累地造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孟子时就成为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胡适对顾颉刚的方法颇为赞同，胡适认为：“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胡适提倡的科学的方法在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胡适的科学法注重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而顾颉刚的“考证法”不限于对单一文本的分析，他将一些关系问题也放入了考证的视野之中。在《苏州近代歌谣》中，顾颉刚对“乐歌和民歌”两者关系进行研究，他认为“乐歌虽不是民谣，而与民谣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研究民歌，不能不连带着研究乐歌，否则无从得着它们的来踪去迹。”顾颉刚的科学的考证法扩大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使其不只局限于文本的分析。

虽然同是科学的方法，但是顾颉刚在继承胡适的科学方法之时，又将田野调查融入其中。顾颉刚通常采用两种方式进行田野采风，从“极能讲故事”长辈那里获取，抑或如得知消息的叶圣陶也高兴地把“自己知道的写给”他，八个月下来，“收得苏州市及附近市乡的歌谣二百余首”。在搜集研究山歌的过程中顾颉刚又认识到，“歌谣与唱本没有严格的界限”，并认为“不仅要关注你所重点注意的文化持有人，那些相关的材料和人事都不能放弃。”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历史的考证方式融入了田野调查的方法，这实际上是学界所谓的“三重证据法”的开端。顾颉刚的考证法突破了胡适对历史演进的理解，他以更为多元的维度，丰富资料和现代生活为根本，从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立场讨论民俗的历史演进，使其结论更符合民俗传承和民俗生活的实际。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融入了文史互证的理念，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故事与历史”的互证之上。他提倡“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但同时又“用故事的眼光看古史”，认为“民俗学在古史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民间故事与历史两者不可以偏废。顾颉刚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道：“历代统治者为保护其自身之利益，出兵征战、戍守、筑长城，千百万壮丁在外，其妻居家悲念，借孟姜故事以自抒其情感故此故事之中心为下层妇女与统治者的矛盾,表现此千百万妇女的冤苦”。这段论述既表明孟姜女故事有其历史原型，又表明孟姜女故事记录了“下层”人民的冤苦，孟姜女故事的演进与其历史时代互渗互融。

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包含“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这三种研究方法贯穿着胡适的民俗学研究始终，而且成为20世纪早期中国民俗学具有独立学科方法的标志，尽管不够成熟，却深刻影响了中国民俗学方法论的建立与理论创新发展。

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创立与发展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双重影响的结果。胡适的民俗学方法论包含的实证主义精神、科学主义精神并非完全源于西学，而是融合了中国传统考据学和传统人文主义思想。

胡适提倡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纪早期具有广泛的影响，虽然胡适并没有就这些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但是，胡适同时代的董作宾、顾颉刚等学人则将他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付诸实践，完成了堪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的经典的《看见她》和孟姜女故事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将多元、多学科方法论统一于民俗学研究上，并且取得实际科学成效的典范，其方法论对于今天中国民俗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