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乡村：有凋零，也见喜讯

生于乡土，终老乡土，曾在漫长岁月中被绝大多数国人视若天经地义，这一社会事实本身就足以显示中国乡村的意义。

然而，无论是古代知识精英“采风问俗”的政治行为，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向民间去”的社会运动，还是当代规模庞大的田野调查活动，似乎都未能在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认知、学理建构和人文关怀等层面充分发挥效用。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中，长期以来农村服务城市的发展模式，虽然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有效支撑，但也带来了巨大问题：从社会层面的“城市病”“村落空心化”等问题，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危机，再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弱化，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忽视的负面效应。这些问题延缓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削弱了中国在现代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就此而言，当代中国乡村不仅仅是单纯的农村建设问题，而是对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整体发展具有意义。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乡村文化传承所蕴含的价值建构、社会培育等作用绝不能低估。

今天，农村及其所承载的人群——农民，因为长期的资源输出和急剧的文化转型，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逐渐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短板，再一次成为社会“帮扶”和“反哺”的对象。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全球化、都市化为特征的现代生活的迅速普及，乡村文化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已严重受损，原本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乡村正经历巨变，出现凋零趋势。

细察当前中国乡村发展所出现的问题是：村落大批消失或“空心化”问题突出，劳动力大量外流；传统价值认同日益衰落，公共文化传统普遍弱化；村落自治精英匮乏，发展能力不足。许多问题都是基于上述三个方面而发生，如国家多渠道下行的涉农资金与村落自身发展需求缺乏有效对接，因缺乏第三方监督，在改善民生方面有事倍功半之弊，一旦有外来资本进入村落，经常会与村落自身发展诉求脱节，甚至使村落沦为外来资本博弈的平台。但与此同时，当代乡村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许多地区村民自发兴起编村志、修家谱等热潮，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自觉，还有一些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乡村记忆馆、村史馆、民俗博物馆、文化礼堂等公共文化设施在村落中大量涌现，上述现象无疑是可喜的。

细看已有的村落研究，往往将村民文化的全部等同于“民俗”，似乎村民的文化生命要依凭在“民俗传承”方面的担当来衡量，厘清民与俗的关系，有助于拨开笼罩于民俗乃至村落研究之上的迷雾。

民俗的本质是民众主体的文化创造，民俗传统，即是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以约定俗成的方式，促使某种价值规范发生，从世俗到超验的升华过程。当然，这一升化过程绝非短期所能成就，也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呈现出活态性质。再有力的国家行政运作，也无法改变民俗的民众主体地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民俗的民众实践性质与总体发展态势。

近年来对于诸多村落的近距离观察，使我更加确信：在当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民俗传统并未灰飞烟灭，而是变得更富弹性与多元。在有些地方，或有村落因人去村空而突然终结，或因外来人口不断涌入而攒聚成“村”。民众基于当下社会剧变态势，在“因缘成事”“见景生情”中引发的人口聚散，当是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维度，其中可以观察到民俗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延续与活用。

民俗的形成与变迁，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引领与民众群体的生活实践。我们在华北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民俗传统一开始都是作为事件应激之文化调适而出现的，如村落形成之初的生存所需、灾乱年头的秩序维持、太平时期对发展机遇的捕捉等。这种因事件应激而形成的文化调适，不会随事件的结束而彻底消失，而是逐渐沉淀、扩散于村落日常生活中，作为社会经验而有所传递，并有可能在后发事件中被选择性、创造性地运用，由此磨合为一种社区行为模式。此后，当又有事件发生，需要动员村落社区力量的时候，社区行为模式就会首先被触动，进而在新的文化调适中，形成对于当下事件的应激反应。在事件应激、文化调适与社区行为模式之间的循环互动过程中，离不开少数文化精英的引领与运作，并最终沉淀为民俗传统。少数知识精英的行为在受当时社会情势激发之时，他对当时国家政治态势的估测，与对当地民众行为及心理的揣度，是其行为选择的关键性依据。

走进村落，不仅要关注“民生”，更要体察“民心”，这就需要在生活史与心态史的双重维度体察村民感受，包括村民对自身文化的阐释，此时，传统的学术工具似乎不再那么灵光。

在村落调查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历史上的某一事件，会频繁地被村民谈及，还被附加上了许多新的创造？为什么是历史上的这一事件而不是另一事件，频繁地被这一地方而不是另一地方的人所持续关注，并塑造出这样而不是别样的传统？显然，村落社会自有其文化选择与传承、再造的公共机制，而个人行为或历史意外事件的发生则有可能成为某种契机。

村民既关注自身文化传承的历时性状况，也关注其在当下生活中的意义。当今学者的村落民俗志书写，就必须在具体的村落社会空间中将二者结合起来，关注某一民俗传统从过去向现在的建构过程与多元指向，并特别聚焦其主体表述。对具体民俗事象的研究，需要首先关注民众的各种阐释，然后在各种阐释之间寻找关联，总结其叙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还原“社会事实”，建构意义关联。事实上，我们当下在田野中所见的“民俗传统”，大多都已在官方、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不断互动中，经历过无数次的改写，只是我们难以知情而已。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关注民俗的历史脉络的同时，要特别关注村民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创造能力及创造逻辑，关注民俗的“结构过程”。

一般说来，学者在进入村落进行调查时，多会寻找合适的合作者，他们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乡村生活资料，还能为学者搭建更多的田野关系提供便利。这在田野调查中无疑是必要的，但不应仅仅视作一种具体操作技术，还应进一步追索其方法论意义。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调查，往往通过对村民访谈而获得的田野资料，来确定不同村落或更大地域单元之间的文化异同，再结合史料推断民俗的历时性传承或变异。对于民俗事象的横向比较与纵向钩沉，构成了传统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模式。

2016年夏，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策划的“山东村落田野研究”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规划资助项目，并以山东村落为单元最终出版著作20种。鉴于以往村落民俗志中少有村民的内部视角，我们提出以“深描村落生活，凸显村民主体，梳理乡土文脉，展现国情底色”为原则，鼓励学者与村民在田野调查深度合作，期望在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尽量呈现二者的不同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俗知识的“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现在看来，初衷远未实现，但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些尝试却值得继续探讨。对于村民的民俗知识不妄加评论，而是采用现象描述的方式予以留存，可以更真实地呈现村民心态。初入田野者，容易囿于自我知识之“先见”，对于村落民俗匆遽地下判断。比如对于村民的信仰活动，或评判其是否迷信，或质疑其佛道混杂，而不能理解这些活动与中华文化传统、地方社区公益传统、村民生活实用等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村民的心目中，到访的学者在现实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可能会期望这次访谈活动能对自身境遇的改善有所帮助。一些有见识的村民，会揣摩学者心思而对其民俗知识加以改装，往学者这边贴靠。他们一旦察觉到学者话语有助于自我或本家本村的“增值”，往往就会抛弃己见，欣然赞同学者的说法，甚至热心地帮助寻找证据。

重要的民俗资料提供者，通常属于村民心目中“会看事”“会办事”“会说话”的人，经常代表村民向外人述说“村落文化”。他们的话语，当然也会经过其自身的选择、加工，因而具有个人色彩。还应在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尽量体现村民的日常生活视角，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知识形式，包括口述、物象、仪式、文字等，乃是在长期的“过日子”中凝结而成，其意义是将个人、群体乃至村落的历史、当下与未来贯穿起来。这需要学者既关注村落的历史脉络，又要聚焦当今村民的关注焦点，以此体悟村民的话语叙事。

近年来学界劲吹“田野风”，进入村落成为时尚，特别是一些有老建筑遗存的古村，人们更是纷至沓来。热衷于进村者，并非都出于对村落价值的珍视与对村落发展的关怀，但对村落的影响却是强大而持久的。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国家战略聚焦乡村，社会资本涌入乡村，乡村成为当代社会的“宝地”。

毋庸讳言，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乡村社会的自然生态与人文传统是脆弱的，由此在当下呈现出普遍凋零的趋势，但村落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村民是绝不可轻忽的文化传承主体，何况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智慧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弥足珍贵。村落民俗志书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谱系中的重要传

统，在当下具有特殊意义。

在乡村社会发生剧变、村落大量消失的当今之世，村落民俗志书写亟需以深度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兼顾民俗的传承与变迁、自治与他律的动力机制，挖掘村落内蕴的传统智慧，促进对村落社会、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理解。以此为基础，阐述其对国家或地方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如何通过民俗文化传承以济世致用，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要达至上述目标，就必须要调动村民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深度参与，在文本中彰显民间立场，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真正的村落民俗志，既应以写实笔法呈现真实村落生活，向社会提供一份可信的国情资料，其书写过程本身又构成一种社会实践，促进村民在当代乡村文化传承乃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自觉行动，探索在政府和民间搭建起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磋商平台。

有着长达数千年“层累”优势的中国文化，其发育发展离不开中国乡村社会土壤，其思想内涵在村落生活中有丰富积存。因此，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从国家推行、精英阐发与民众实践等维度对中国文化作交互式理解，特别是发掘与分析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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