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方式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活动，其变迁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对生计方式的演进与更替也有种种解释。本文中以历史文献和对于当代中国及缅甸傈僳族的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探讨在中缅北界地区生活的傈僳族跨界迁徙和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及导致变迁的原因，不到之处，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一、古代自然经济下的生计方式与跨界迁徙

至迟在元代，就有被称为“卢蛮”的傈僳族先民在“（丽江路）西部之南北（今中缅北界地区）多有之”。《元一统志》载：“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纳西族），曰白（白族），曰罗落（彝族），曰冬闷（未知），曰鹅昌（阿昌族），曰撬（独龙族），曰吐蕃（藏族），曰亻盧（傈僳族，怒族），参错而居，自成一族。”丽江路辖境范围为今天的丽江市，怒江州及迪庆州南部，《元一统志》丽江路《疆界》条说：“西至冰琅山外卢蛮界四百八十里。”冰琅山即碧罗雪山，山外为“卢蛮界”，是傈僳族先民的主要聚居区，其西部范围距离丽江军民宣抚司所在地丽江以达240千米之外。当是今天中缅北界广大地区，也即是在丽江路空间范围内；与其余当地族群交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方国瑜认为当时“卢蛮”在西部之南北与撬、吐蕃、鹅昌杂处，但是史志将此区域界定为“卢蛮界”，说明傈僳族先民已分布在澜沧江、怒江甚至更西部之南北广泛区域，并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具有“卢蛮”经济文化特征的次区域。而该区域历来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且越是往西，这种情况越明显。从文献资料看，元代丽江路辖境内尚未出现族群间围绕自然资源的占有而出现的大规模冲突，由族群间紧张关系导致的民族迁徙应该是较为少见的，更多的则是为了寻找经济资源的迁徙活动，这是由其长期沿袭的狩猎与采集经济特点所决定的。这也被明代傈僳族的经济生活所证实。

明代金沙江流域傈僳族的生计方式以狩猎、采集为主。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北胜州（永胜）“巢处山林，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常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草木，以给日食”。明景泰年间（1450—1457年）， 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人已经从罗罗族群中分化出来，而被称为“别种”；居山林之间，尚无室屋而岩居穴处；也无种植业，而以猎取禽兽为主业，药箭弓弩为主要狩猎工具。以妇女们的采集提供日常所需基本食物，两性社会分工相互补充。明代澜沧江流域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杨慎（1488—1559年）《南诏野史》下卷“南诏各种蛮夷”中有记载：“力些，即傈僳，衣麻披毡，岩居穴处，利刀毒弩，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蜂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狩猎与采集是主要的生产活动，主要生产工具是利刀毒弩，尚无起房盖屋的技能，只能岩居穴处。已经会用野生麻加工成披毡，开始告别兽皮木叶为衣的时代。

可见，明代无论是金沙江路流域、还是澜沧江流域的傈僳，都尚处于游猎和采集经济的阶段，就可想而见相对远离内地、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怒江及其以西地区傈僳的生计方式应该更为传统。从傈僳族整体情况看，处于游猎、采集经济下的傈僳族人口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使其不断从人口较为稠密的金沙江流域往地广人稀的澜沧江、怒江高山谷深、自然资源丰富地带迁徙。于是，少受外界影响与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其结果，“它不能使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因而影响生产力变革的动力不足，不得不长期沿袭着传统的游猎、采集经济生产方式。

清代傈僳族的生计方式发生部分变化。在余庆远《维西见闻纪》记载：傈僳“喜居悬岩绝顶，悬山而种，地脊则去之，迁徙不常。刈获则多酿为酒，昼夜沉酣，数日尽之，粮食罄，遂执劲弩药矢，猎登危封石壁，疾走如狡兔。妇从之亦然”。看来维西一带傈僳多居处悬崖绝顶，因为与外界的接触仍然是有限的；已经出现了“垦山而种”的初级农业，但只会直接利用与消耗土地肥力，因此为了从土地获得有足够报偿的收益必须不断迁徙。粮食收成虽然已达到一定的量，因此既能酿造数量不小的酒，也能维持一定时间的生活，但是狩猎业仍然是必要的补充，一旦“粮食罄”，就利用其主要生产工具“劲弩药矢”从事狩猎来满足口食。长期的山地生活，使妇女们也具有很强的山地生存能力。狩猎也也促使其不断迁徙。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各地傈僳族之间有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载“栗粟，迤西皆有之。在大理名栗粟，在桃安名傈漱，有生熟二种”。可见，傈僳长期沿袭的“迁徙不常”的生活方式，到清代其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了，甚至在大理、楚雄都已经有分布。从而导致其受外界文化影响不同，生产发展程度不同，而被史家说其已经有“生熟”傈僳的分化。（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七载：“栗粟，惟云龙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衣，披氈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麻布。善用弩，发无虚矢。”这是澜沧江流域云龙一带的傈僳，以狩猎经济中所拥有的生产技能著称；编织业却比明代有了明显发展，因为服饰已有麻布衣与氈衫之分，还将毳织成带子束其腰上。（乾隆）《永北府志》卷二十五载；“栗粟一种，原无姓氏，居处山崖箐岭之中，男子赤足包头，持弓射猎。女人短衣桶群，挖地种荍（荞）。”金沙江永北一带栗粟男子仍然以狩猎为主，而女子则从采集过渡到了种植荞子。清代傈僳服饰上的地域性差异，其背后就是狩猎业、初级种植业与编织业所占比例和发展程度的地域性差异，其中主要原因是处于不用经济类型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所决定的。《永北直隶厅志》卷七《兰坪土千总》载：“傈僳一种，种居高山，刀耕火种，采樵营生。”刀耕火种农业的发展，决定了其不断往尚未开垦的高山密林中迁徙；而“采樵营生”，并非是未自给自足，说明依赖山林所产用于互通有无得经济交换方式已经成为其生计的重要补充，在这过程中，傈僳“稍通汉语，略知礼节”。这应该是史家所称之“熟傈僳”。而永北一带的则“此辈老于深山，大半不履城市”，因为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山，则应该就是“生傈僳”。陈宗海（光绪）《腾越厅志稿》卷十五也记载了傈僳族内部的分化：傈僳“散居桃安、大理、永昌四府。其居六库者，在诸夷中为最悍；其居赤石崖、金沙江边地，与永昌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徙无常。男子裹头，衣麻布，披氈衫，佩短刀，善用弩，发无虚矢，妇女短衣长裙，跣足，负竹筐出入。种荞稗，随地输赋”。总之，无论是生熟傈僳，仍然因粗放的原始农业与狩猎业而导致其“迁徙无常”，在不断迁徙当中直接获取自然资源是其生计方式的主要特征，不过除了满足本族群生活所需之外，采用农耕生计方式的傈僳人已经开始按地亩承担赋税。傈僳先民在与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中，不仅在彼此间做出了区分，也出现了内部的生计方式差异。

二、近代傈僳族纳入区域政治经济圈与生计方式变迁

进入近代，伴随着民族国家进程，居高山深谷的傈僳族也被卷入了滇西北及更广范围的政治经济圈里。明代，傈僳族聚居地三江流域属于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及其背后的中央王朝的关系就较为密切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云贵总督硕色奏折曰：“雍正五年，将鹤庆府通判移驻维西，共设土千、把总员，颁给委牌，令其分管阿墩子、奔子栏、其喇、康叶（康普、叶枝）各寨。……其维西境内亦有怒江，即与丽江府所属之怒江接连，彼时当将维境怒江两岸怒子、傈僳夷民一百一十村寨分隶维西康普千总禾娘管束。”从此，傈僳族所承受的就不仅仅是象征隶属关系的贡物，又增加了具有经济剥削性质的各种实物赋税。“怒江各处土司，或驻叶枝，或驻桥头，或驻维城附近，无一驻怒管理夷物，约束夷众者，徙于秋收之际，遣人收收钱粮一次。钱粮系以村计，所收系麻布、竹筒、篾簸、黄连之类，正款本属无多，惟以盐、茶、布等项，高定价值，押令百姓售买，勒索夫马伙食供应，尤为难堪耳！各处该管土司，多系两人，钱粮系各管各收，民间需照上两次。光绪初年，叶枝（今属维西）土司王家（即禾娘的婆家）和桥头土司一齐侵入贡山。……这两个土司统治贡山之后，并非各居一块土地，而是各委派一些头目替自己做事。头目的名称有两类：‘里甲’与‘白色’。……全县共有十几个‘白色’和‘里甲’（多半是傈僳人，大多生活比较好过的‘有钱人’）。土司委他们之后，没人给一顶有顶的帽子。每年人民给土司纳贡若干黄连、黄蜡和灰鼠皮，土司每年赠给他们每家若干盐巴。”随着傈僳族被卷入区域政治圈，也通过实物贡税以及强售本地所缺物资的变相形式，纳入区域经济圈当中。于是，以往主要为满足自身小规模群体需要的狩猎业、采集业演变为主要为满足土司等统治者的需要，于是有更多直接攫取于自然界的土特产品用来满足来自外部的需求和增加对外“交换”。如此，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量就比自供自给时代大，掠夺自然资源的地理空间也随之扩大。于是，更多的傈僳族人便把目光投向中缅未定界地区，且对自然界攫取的种类也增加了，从以往只供口腹发展到围绕外界所需。傈僳族的商品经济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逐渐被镶嵌到了区域经济链条之中。

民国时期，怒江与内地区域经济圈的联系更加密切，而且有的是直接以商品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傈僳每隔一定之日期集合于一特定之地点而交易之。……至各街之物品，名目繁多。傈僳至街子上求售之物品则有牛羊皮、各种兽皮、落花生、姜、黄连、贝母、金子、核桃油、漆子油、柴、炭、漆、蜂蜡及竹器、麻布等，而汉人或么些（纳西族）人前往出售之物品，则有牛、羊、茶、酒、盐、棉布、磁器、锄头、犁头、玻璃料珠、假银、假玉之饰物，祭祀禳鬼用之香纸、玻璃或铜制之烟嘴、汉人之药品、打火用之火镰及燧石等。”市场对于各种土特产需求量的增大，促使傈僳到中缅未定界地区寻找更多的商品经济资源。如“金子，淘金为本区少数民族的主要副业，全区（福贡县）三分之一的人口，三三五五在秋后结伙，每人背上十多天的粮食， 翻过高黎贡山到俅江去掘金（主要地点在拉达阁一带，今缅甸境内）。他们顺江淘去，看所带粮食的多少而决定挖掘日期的长短，每年去一次。春耕前后回来。现在每人去一转，所获最多不超过一两。大部分带至密支那出售，每两可得四百个卢比，金子成色为九层，称瓜金，亦称桂花片。金子出售后再买成毛毯、大衣等带回上帕出售;如价钱不合适就带回上帕出售，每两可得半开一百六十元。据上帕商人说，每年在上帕交易的金子，约在八十两左右。”在淘金、猎取兽皮兽骨、采挖名贵药材过程中，有的季节性往返于中国境内居住地和中缅交界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有些则定居下来，在清末至民国年间成为中缅未定界地区居民。对密支那傈僳人调查中发现，在缅甸居住五代以上者，大都属于这一类型。

三、缅甸经济政策下的傈僳族生计方式

如上所述，至迟在元代始傈僳先民“卢蛮”就已居住在中缅未定界一带，其后因民族战争、找经济资源双重因素，迁徙此境居住的傈僳人口越来越多。而到1960年中缅划界前后，因当时曾一度错误执行宗教政策与民族政策，导致大批中国傈僳族外流到缅甸北部地区。傈僳族在缅甸境内逐代繁衍，到2010年，缅甸傈僳族人口已经达到50万，加上通过缅甸到泰国、印度等地的傈僳族，国外傈僳族人口已约等于中国傈僳族。

如果说，历史上傈僳从金沙江、澜沧江流域向怒江流域的迁徙，转移到山高林密自然资源丰富之地，同时离中国内地越来越远，汉文化影响越来越少，在食物获取上比原聚居地的傈僳更倾向于沿袭传统的以直接获取自然资源为主的游耕游猎方式。而从怒江迁徙到缅甸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乃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则经历了生存环境的再次巨变，从高山深谷逐渐向辽阔平原迁徙，生计方式也随之发生适应性改变。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傈僳相比，由于来自国家的帮助和政府的干预较少，其生计方式主要依循生态环境与市场经济来调适，即大部分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每个家庭又据当地情况寻求以其他方式增加收入。总的来看，从中缅边界的山区到密支那坝区依次出现了狩猎采集为主、农业为主和商业为主的经济类型。

（一）密支那城区与郊区傈僳族的商业与半农半商

密支那地区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日照与雨水充沛，交通方便，具有发展农业与商业的有利条件。在伊洛瓦底江岸相对聚居的傈僳达8万余众，大部分居住在密支那郊区及其所属方圆几百千米坝区或半山区的村寨，如密支那郊区的摩坡、不章、每那水、马开和外缅镇以北的美那等村，均为傈僳居住的村子，其中许多家庭过着务农与经商相结合的半农半商生活，且已出现从农业向半农半商、商业的过渡趋势。缅甸傈僳学会副会长勒墨吴说，密支那粮食收成好，种一年就够吃三年了，其余时间都可用用来“普花”（傈僳语，找钱）。据调查，刚从中缅边界山区搬迁到密支那的傈僳往往是从密支那郊区发展农业起家的，他们大多以族缘（傈僳族）、地缘（迁徙地，如迁自怒江、腾冲、德宏各地傈僳在缅甸形成各自的聚居村落）关系定居下来，开垦1公顷或几公倾土地种植水稻等作物。水稻产量高，大多到市场上出售;经济作物菠萝、沉香等则完全出售;也有些种植蔬菜到城里出售。这样农耕生活几年之后，就向密支那城郊迁移。在全球资本体系之下，开放度有限的缅甸傈僳除了种植品种变化外，也有可能向半农半商过渡，对土地的依附程度逐渐减弱，各显身手力所能及从事各种小生意淘生活。

从密支那郊区迁移到城区的一部分傈僳族，则基本上已经脱离土地而专门从事商业活动。马开镇傈僳头人勒墨约翰说：缅甸的傈僳族，赚每一分钱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的，政府的干预少，每一个人都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很多傈僳族都找到了生存之路，经营门道也比较繁多。

以下几个案例可以说明密支那傈僳族生计方式转换的情况：

马开村70多岁的赵阿宝，曾经有几公顷土地，并以其为主要经济收入。年老后将所有稻田分给两个已成家的两个女儿耕种，老两口利用居住公路边的便利条件，一边在家卖馒头、油条，一边开一间图书租借阅览室。家里还有一辆货车短期出租给他人。而后院还摆放着锄头、砍刀、犁头、牛车等生产工具，看来离农业生活还不远。

马开村教堂“马扒”（牧师，傈僳语）熊七家是最早居住马开村的三户傈僳之一，他家后院也如堆放着各种农业生产工具，且还有渔网、渔船，显示曾以农业、渔业为生。其妻在公路边的家里开缝纫店，主要以设计、剪裁为主；儿子29岁，跟着母亲学缝纫已有七八年。我们去他家时，他正在埋头缝景颇族婚纱，水红色的手工绣花布料，式样是晚装连衣裙，上边用手工镶满了珠子，有蝴蝶结的腰带，披巾两边弄出近两寸长的线头，在腿上搓成间隔半寸左右的一个个垂穗。这个缝纫店有10架脚踏缝纫机，大多是中国产的蝴蝶牌、飞人牌，还有锁边机也是中国产的。有四五个女孩学徒，主要做些钉珠片、扣子等辅助活计。熊七说妻子已带出三十几个徒弟了，傈僳、景颇、缅、阿昌、西式服装，有什么生意上门就缝制什么，看着图片自己摸索着设计、剪裁、缝纫。熊七在教堂里当“马扒”，每月只有17 000元缅币，孩子读书、家庭生活开支在过去还依靠种地补充，现在主要靠缝纫店的收入。

杨大芈（YaTami）70多岁，中国云南泸水称杆傈僳族，1949年随父母出境，从中缅边界逐渐搬迁到密支那，在此定居下来已有三十来年时间。与同村迁来傈僳族丈夫及后来的巴基斯坦穆斯林丈夫前后生育7个女儿，老大茶露密（ChoLumi）在密支那家里开设网吧、傈僳风味餐厅，六个妹妹分别在密支那、曼德勒、仰光成家，各个家庭都以经商为生，有开美容厅的，有进行外贸生意的，有种植橡胶的，有开矿的，成为了典型的商人之家。

马开镇傈僳女老板那品珍，母亲是泸水茶姓傈僳，1950年迁徙到缅甸。那品珍丈夫是景颇族，在密支那政府农业部负责汽油供应，自己与大儿子经营汽油销售与摩托车修理。雇佣四、五个傈僳小工，摩托车配件都是从中国进口，她还打算与在昆明的亲戚联手从昆明进货搞摩托车与配件批发。零售与批发汽油生意很红火，因丈夫工作之便，进货便利，从政府部门大批量批发出来，有三辆摩托车专门进货、送货，又零星批发给各个小贩。密支那伊洛瓦底江畔傈僳聚居区的汽油多由其供应，附近路边用饮料瓶卖汽油的小贩们都从她家进货，小贩每卖出1升油可以赚200元缅币。家里还有一个养鸡场，有三个工人，养1 000只鸡，每天下800多个鸡蛋，以900缅币100个鸡蛋的价格批发给零售商。

缅甸傈僳族的生计方式也与他们的祖居地中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从伊洛瓦底江大桥到马开十几千米沿路的傈僳家庭，在公路两旁的都把门脸用来做生意，有小卖铺、小食店、理发店、缝纫店等。所有小卖铺出售各类小商品，大多是中国制造，而理发店、缝纫店里看到所用工具也多是中国生产。傈僳族学会副会长勒墨吴的小卖铺也多是来自中国的生活用品。他说:“文革与改革开放初期时期，中国物资贫乏，缅甸傈僳族经常到中缅边境出售泰国、缅甸的生活用品；现在是反过来了，缅甸人消费的多是中国产品，特别是缅甸北部靠近中国的地区，中国货占了大多数。”一个小小的小卖铺，就是中缅两国人民经济互动的一个窗口。

（二）中缅边境到密支那沿途傈僳族以农业为主，以副业为辅

从中国边界到密支那的几条道路，即是傈僳族迁徙缅甸的重要通道，沿途村子均有傈僳居住。这一部分傈僳的生活以农业为主，以副业为辅。他们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田地，农忙时节集中劳力从事农业生产。主产品是水稻，还有少量玉米、荞子和芋头、洋芋、木薯等。房前屋后及园子周围，家家户户都种上芒果、荔枝、椰子、牛肚子果等水果作物，有的还种着成片的菠萝、胡椒、香蕉等经济作物。有的专门种植菠萝，2000年前后一年收入达四五万缅币。因耕作条件较好，只要掌握节令，勤奋劳动，就能实现基本自给自足或略有结余的生活。农闲时，除了老弱儿童外，不分男女都要出门到外地做生意，其中以到密支那打零工以及到帕敢等地挖玉石为主。

（三）中缅边境地区傈僳族的狩猎业与农业、商业

在更靠近中国的戛门底及以北的山间小盆地和狭窄河谷地带的傈僳，多半是务农为主，但狩猎业及与此相关的商业活动也是一项主要经济来源。农闲时多数男人出门以淘金子、找药材、收山货方式找钱，女人守家，务农与经商相结合以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在拉单谷、石排等地淘金的傈僳很多。傈僳人传统的狩猎业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每到冬季，傈僳猎人携带利刀毒弩，山上下扣子和地弩，把猎得的象牙、水獭皮、虎骨虎皮等带到中缅边境上脱手出售，有的赶着独龙牛到中国境内出售，收入颇丰；然后又换回布匹、食盐等日用品，除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还运到密支那等市镇上出售。

木兰施底是戛门底与密支那之间的一片缓冲地段，来自怒江向南迁徙的傈僳大多先在这里生活经年后才搬迁到密支那。这里的傈僳多数以务农为主，以狩猎采集为辅，产品同样销往中缅边境；也有少部分经常到帕敢、密支那等地跑生意。因交通便利，他们的生活来源和生存条件都比戛门底以北一带的傈僳要优越得多。

（四）市场行情变化中的缅甸傈僳族

总的来看，缅甸傈僳根据中国与缅甸市场行情变化，不断寻找致富门路。在20世纪50年代黄连价格上涨时，都进入深山密林采挖黄连；60年代，黄金价格猛涨，男男女女下江河、跨箐谷挖沙淘金；到70年代，当木乃伊（一种树内象松脂一样具有芳香味的树肉）价格很高，傈僳男子就挥舞长刀采伐木乃伊；到了80年代开发宝石业时，数以万计的傈僳男女青年加入其中。在密支那以西200多千米玉石开发的6个矿区60多个矿点中，到处都有傈僳矿工和买卖玉石的傈僳商人。在曼德勒省的抹谷（Mogok）红蓝宝石矿区傈僳矿工为数众多。以红、蓝宝石业为生的抹谷山城6万多市民中，傈僳就占了2万多人。在帕敢、抹谷、妹秀（密松）等地，傈僳人的玉石开采业发展极快，一些经济势力雄厚的傈僳老板开始以给缅甸军方缴纳一定费用的方式取得开采权，自己开采宝玉石矿洞，从中诞生了两个傈僳亿万富翁:木欧丁与茶约瑟，他俩在全缅甸均有很高的声誉。一些有资本的傈僳老板，在妹秀、抹谷等矿区购买土地建盖房屋，鼓励和吸引众多同胞居住，加入自己的开矿队伍。这些矿区多处于深山老林，几万乃至十几万开矿者的吃穿问题都依赖外部供给。这为傈僳提供了投入市场竞争的机会。一些无本钱的傈僳农民，到矿点附近开垦土地，种上青白菜、萝卜、红薯、芋头、南瓜等蔬菜，专门供给矿区，销量好，收入丰。有点小本钱的，从密支那买柑桔、黄果、苹果之类的水果到矿区出售，赚得高出成本10倍的利润。有车辆的，把大米、面粉运到矿区，没几天就全部卖光。资本稍微雄厚的妇女，从密支那、曼德勒等城市批发来衣服布料批发给矿区坐商老板，经过周而复始买卖交易的资金积累，渐渐形成一支妇女商人队伍。密支那傈僳女强人阿你金就是从中发展成为百万富翁的。大量人口涌向矿区之后，有傈僳人看到房屋租赁的利润，在附近建房出租，还有的开茶铺、饭店。如此，在矿点附近，逐渐形成了一些傈僳聚落区。总之，傈僳在开发玉石、宝石行业当中寻找到了新的经济门路。

跟我同去密支那调查的傈僳族沙丽娜说：缅甸傈僳族与中国傈僳族勤劳致富的路子多。对此，缅甸傈僳学会会长阿此说:“缅甸这里未开垦土地多，只要自己有力气开垦，政府是不来干预的。开小卖铺、摆地摊大多不办营业执照，也少有政府来干预，也不需要交这样那样的税款，甚至采挖宝石、玉石，只要给政府缴纳不多的开采费就可以了。当然，政府对老百姓的资助也少，像中国傈僳族那样得到边疆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力所能及、千方百计发展经济。”

尽管近年来缅甸军政府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并不融洽，缅甸也时常受到国际经济制裁，但与国际市场体系相衔接的现代化进程也提供了发展和谋求更为多样化的生计方式的可能性，加之缅政府对于户籍和民众生计方式变更并没有太多控制，缅甸傈僳除了经营农业外，商业、饮食业、运输业、矿业、房地产业都有参与和涉猎。在生计方式选择上呈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而表现得更为多样。缅甸傈僳社会发展程度与其同一区域内的景颇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等差不多，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也为缅甸傈僳生计方式的转换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可以说，资源优势与政府对于民族发展路径选择方面干预和关注较少是影响缅甸傈僳族生计变迁的重要因素。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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