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日是文化记忆的主要形式
根据德国学者阿斯曼（Jan Assmann）的理论，所谓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所要问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得到持续发展。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它在时间结构上具有绝对性，往往可以一直回溯到远古，而不受一般局限于三四代之内的世代记忆的限制。文化记忆所依靠的是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其传承方式可分为仪式和文字两大类别。
人类的礼仪活动，按照社会学家贝格森的观点，可以从微、中、大型三个层次上加以区分。所谓微型仪式，指的是一个人类群体的语言符码，即经过统一规范后的仪式化用语。中型层次的仪式，相当于集团内部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最后一个层次的大型仪礼，便是需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的集体的庆典仪式。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仪式，在内容上必须是对集团历史的重新上演，而且需要集团成员的全部到场和亲自参与，所以在以上三种礼仪行为中，只有最后一种也就是庆典仪式才最适用于储存和交流文化记忆。
传统的庆典仪式有人生（过渡）仪礼、岁时节日和宗教节日等。人生仪礼的承载主体与运营单位多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在仪式的公共性和集体性方面远远比不过岁时节日。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和宗教节日，因此，文化记忆的功能主要由传统的岁时节日来承担。很多节日本身就以纪念历史性人物或事件为主题，比如端午节纪念屈原或者曹娥、伍子胥，清明节纪念亡故的先人和先烈，一些地方的中秋节被用来纪念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都带有强烈的历史意义。
二、节日在现代社会的文化象征意义
现代社会的特点，就像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指出的那样，是以个人取代机构化的群体，以金钱化的市场经济来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以社会阶层的观念来取代封建等级制度，以“大社会”（Gesell schaft）来取代“小社会”（Gemein schaft）。在这种个体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当中，国家的上层建筑机构已经不可能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通过对于文化记忆的管理与整合来统一全民上下的思想言行，而是只有通过引导和教育的方式来培养民众的爱国心、集体观念及其社会道德感。由于文本的教育较为抽象，在效果上远不如生动活泼的节日活动，加上现代传媒技术的应用，节日的传播范围极广，公开性与公共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所以节日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记忆功能不仅未被削弱，反而越来越有所增强。
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遇到传统消失和节日淡化的现实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之所以会出现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大规模生产传统”的现象，也就是因为传统与现代越来越脱节，工业国家的人们在现代商业文明的迅猛冲击面前，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危机感，所以才拼命地挖掘节日遗产、复兴传统文化。在欧洲的传统复兴运动中特别受到青睐的，其实并不是正统的宗教性节日，而是一些经过加工改造后的、带有地方乡土特色的传统节日，比如像欧洲各国的狂欢节、德国的啤酒节和圣-马丁节（St.Matin）等。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节日，必定是经过挑选、处理和加工的。它们以文化遗留物和象征物的形式保留下来。说它是遗留物，是因为这些被重新挖掘出来的传统节日原本的生存环境已经消失，它们是被当作特殊的文化形式孤立地保存下来的纪念品。说它是象征物，首先是对于脱离了传统文化之根的现代人而言，这些节日往往代表着一去不可复返的过去和丢失了的传统；其次是对于来自外界的参观者而言，富有民族地方特色的节日也能够帮助他们了解与己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正因为此，有时即便是同一个节日，各国各地也会以不同的庆祝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文化。同样是狂欢节，德国人喜欢装扮成小丑的模样“装疯卖傻”，巴西人狂欢节的游行队伍以华丽招摇、性感妖艳而闻名于世，而意大利威尼斯的狂欢节则以神秘高雅的假面装束取胜。
三、节日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创新
与传统的土壤分离之后的传统节日，以文化象征物的形式存在于现代的生活空间。它们在当代人眼中代表着自身的文化传统，代表着美好遥远的过去，在外来游客的眼里则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是异文化的象征。我们保护传统节日遗产，一方面是为了留住传统，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得以代代相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合理地利用传统，让传统服务于今天。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第一，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节日从来都不是一种自发的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文化行为。一个节日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就不太可能大范围地流传和兴盛起来。政府的干预可以有多种形式。除了舆论和道德的支持之外，把节日定为法定假日可以说是最为适中的一种。这样一方面可以为人们过节庆祝提供时间保证，另一方面又把节日的具体实施放手给民间，从而避免了过多干预之嫌。
第二，地方政府和民间协会等机构的主动实施。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节日，以地方性和乡土性为特色，由各地政府或民间组织出面来操办，可以避免搞形式主义和机械化，把节日办得有声有色，达到宣传地方文化和丰富当地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
第三，专业人士的参与。文化学专家、民俗学家和精通地方文化的当地人士，有责任、有义务参与到对于节日活动的设计和导演中来，对节日的内容、行头道具、情节结构和上演效果进行安排和调控，以保证节日的文化含量和文化效应。
第四，媒体的加入和宣传。媒体的渲染不仅能提高节日的公共性和公开性，加强节日的戏剧效果，而且还能起到引导过节方式的作用。在民主化的国家制度下，官方对于民间文化的干预总是有限的。对于节日行为的控制和引导，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媒体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报道来实行。
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载体，以文化象征物的形式孤独地立足于现代文化空间中的传统节日，虽然像是一棵濒临枯萎的老树，但只要全民上下对它加以精心呵护和重新培育，一定会萌生出新的枝丫，使它重新变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庇荫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 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7-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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