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末,笔者加入了一个名为“大羊青年”的微信群。该群的成员都是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大羊村的普米族年轻村民,唯有笔者一人是来自昆明的研究人员。在此之前,笔者已经在这个村进进出出5年多,展开访谈和其他形式的田野考察,结识了很多村民,包括这个微信群中的很多成员。加入这个微信群是笔者“在场”的一个自然步骤。

这个加入虽不是亲临田野观察点,却令笔者有了再次“入场”的感受。微信群和这个村落是两个既密切关联又大不相同的空间,甚至,它们近乎两个相互交织但各自独立的“生活世界”。在微信群内的观察和交流中,笔者常常会将他们在村子里与笔者交往时的样子联系起来,而这时,笔者时常感觉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现实中的他们大多羞涩、不善言辞,而微信中的他们往往直抒胸臆、热忱大方,乐于谈论自己的感受,热衷展现自己的生活。谈论的话题和对新鲜事物的看法,和任何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或其他群体并无太大差异。

这样的“反差”令人遐想:是微信在“改变”他们,还是他们运用微信在释放自我?是微信开拓了他们表达的空间,还是他们将微信自然随意地运用于自己的生活空间?简言之,对于这些远离中心区域和主流文化辐射范围的少数民族青年而言,微信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网络和新媒体的崛起生成了人们新的社会活动空间。随着数码技术用品的日益普及和使用便利,它们所构成的社交媒体网络不仅是人们获取一般性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形塑个人思维观念、形成新的文化表达、影响个体社会行为的重要力量;同时,社交媒体的运用让人们分享和发布个人信息成为一种常态,并因此成为当代社会一种个人叙事和表达的重要载体。

当然,运用新媒体进行表达和获取文化参与的机会,则有赖于使用者在日常生活场景下对于新技术的使用。最近几年,借助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和经济市场的发展,手机等新媒体日渐显著地进入了少数民族的乡村社会,少数民族群体逐渐普遍地使用手机。相较都市人群对新媒体熟稔的运用和多样的认知,少数民族群体在使用新媒体进行自我表达方面要落后不少;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手机媒体和微信的使用大大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体书写、表达进而参与文化实践的机会和可能性。

本文就是通过普米人微信群的一个个案,在具体和特定的场景下,考察这种书写、表达进而实现文化参与的可能,以及这些人从网络空间到现实如何发生转换,并从中解读微信对大羊普米族村民的意义。

这个云南怒江州普米族的村寨,长久以来都不处于中心区域和主流文化的辐射影响范围内,也因此至今还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文化,而象征着现代性的新技术和媒介,从来都在研究者的视野中被看作外在于村落社会的存在。挣脱这个视角的桎梏,笔者试图进入到这群年轻人的生活脉络和文化情境中,了解他们在微信中呈现的“话语是什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互为界定的,它们是如何编织在一起,以及最关键的,它们是如何依据相互之间的影响而区分开来的。”[1] 

这些个体在新媒体中的叙述有些或许是在特定时刻未经内省的自发表达,有些也不乏是在明确意识基础上的主体建构和声张,但综合起来看,他们的书写和文化表达,呈现出少数民族个体一种全新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个体、群体内部及其与外部群体和社会复杂的关系互动。

“大羊青年”微信群的成员(笔者除外)均生活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大羊普米族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普米族村寨,该行政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云南七个“人口较少民族”[2] 之一的普米族,相传源于我国古代西部的羌戎族群。目前人口近3万,其中16270人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相传普米人的祖先从丽江石鼓地区游牧至此,定居后生活方式转型为半牧半耕的农业生活模式。

清朝时期,当地曾有驻军和治所(古代地方政权的政府驻地所在);民国初年,大羊由当时的顺化里管辖;1949年后,大羊隶属于兴仁乡;1950年代末,周边的羊山和堂山被归并为一体,大羊村的名称正式确立。截至2011年5月,大羊村委会共有农户169户,人口约680人。大羊村的民族以普米族为主,有少量的汉族和白族等其他民族杂居。当地村民主要由和、鹿、杨等三大姓氏构成。

和云南省很多少数民族村寨一样,大羊村在社会、经济方面以农耕、养殖为主,生产力偏低,交通落后。而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村民自我发展能力更是显得贫弱。目前,村民收入30%来自养殖业,25%来自种植业,年人均现金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

尽管社会发展较为滞后,但是当地也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普米族文化。无论是本民族语言的广泛使用,还是重要年节中对吾昔节(普米族最隆重的年节)、祭祖、祭山神等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的保留,抑或是贯穿日常生活始终的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仪式的存在,可以说,大羊村都是保留普米传统文化较为完整的村寨。

在对该村寨进行观察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结识的那些普通村民,有的远走他乡打工,有个别人大学毕业留在了昆明工作,有的则在当地自己创业,当然,更多的人依然留在村里。其中,一个叫和东阳的村民始终和笔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切关于大羊最新的消息和变动都来自于他。

正如之前所说,在相互交往的这几年中,笔者看到了他身上惊人的变化,如今,和东阳已经从当年那个内向腼腆的普米青年变成了一个普米文化的“代言人”和“宣传大使”。作为大羊村的文化精英,和东阳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他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转变。

同时,他能运用新的传播手段和人际关系网络,将个体和民族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转换,进而实现新的文化选择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在他身上,笔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生命个体的转变,更折射出宏观的国家、社会层面与微观的乡村社会生活及个人命运的互动。[3] 这个微信群的诞生,就是和东阳一手促成的。本研究也就得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这个名叫“大羊青年”的微信群建立于2015年底,目前一共有37人(除去笔者),[4] 年龄都在45岁以下,其中,女性只有2人。群内成员有11人从未发过任何信息,其余26人均发布有不同数量的信息内容。作为创办者的和东阳是群里较早开始使用和发布微信的人,2014年5月14日,他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第一条信息。

其他绝大部分人开始使用微信的时间都集中在2015年初后。37人中,有1人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后留在昆明一家科研单位工作;1人在兰坪河西乡乡政府工作;1人在兰坪石登乡司法所工作;2人在兰坪冶金集团金鼎锌业公司工作;1人在大羊村里从事牛羊养殖工作;另外30人都有着零散打工的经历。有的人常年在外不归,也有的人偶尔外出打工。无论他们身处何方,在大羊土生土长的他们,对村落和普米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所以,当和东阳提出要创办这样一个微信群,把各处的大羊年轻人召集在一起互通有无时,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对于为何要创办这个微信群,和东阳在一条微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交流沟通,团结互助、共同奋斗,建大羊梦。”[5] 虽然说加入这个微信群的每个人具体想法和目的不同,但是从大家在群里讨论的一些话题和转发的一些内容来看,大家对这样的目的显然是有较高认同度的。[6]

例如,大部分人都乐于在此发表对村内公共事务的看法。有人表示:在这个群里每人一个点子一句真话,就可以把大伙的智慧都集中起来。还有人常常转发和普米族历史文化有关的信息。不难看出,大羊的村落空间和普米族共同的民族与文化渊源是这个群体的参与者得以发言和凝聚认同感的基础。

通常,微信朋友圈体现出范围相对固定、成员相对明确的交往特性。这一特性在“大羊青年”这个群中同样显著:这是一个基于新媒体形成的网络交往社区,但这个社区的搭建又有着强烈的地缘、族缘和血缘等现实关系。圈子里的参与者彼此非常熟悉,甚至不少还是亲戚或好友。可以设想,在没有手机或微信这些新的媒介之前,他们的相互交往和互动要么依托于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要么必须借助如电话等传统的人际传播手段。

而网络和新媒体则促成他们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交往空间,这个空间由实体的人和社会关系构成,但又不断扩展和衍生出新的交往方式和交流空间。从年龄、性别和个人经历来看,“大羊青年”成员较年轻,也大多有外出工作的经历,男性居多。这些基本情况,在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与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有着极大差异的传统普米族村寨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也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得以成为村寨里较早使用手机等新媒体并运用娴熟的群体。

在记录和体会这群人的故事和微信叙事的过程中,笔者常会被这种由网络连接起来的虚拟和现实、个体和群体、“在地”和“脱域”的复杂性所吸引。其中,微信群的创办人和东阳、民间歌舞表演者“山之吟”、渴望成功与向往自由的Mike可谓是这群人中个性突出却又有着代表性的几个人。

1.普米“文化代言人”

在笔者的考察阶段,和东阳忙得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他不仅要参加锌业公司组织的民兵军事训练,[7] 还要完成兰坪县普米文化协会日常性工作事务的处理,同时还要在怒江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到大羊村慰问演出时作为陪同人员出席。[8] 而前不久,他才跟随着第一部普米族电影《戎肯》剧组到北京参加了北京电影节走红毯和闭幕式。[9] 然而,不论如何忙碌,和东阳保持着几乎每天都更新自己微信朋友圈的习惯。

作为“大羊青年”微信群的创建者,他早在2014年5月就开始使用微信了。虽然是“大羊青年”的核心人物,但他发布微信朋友圈的总量和原创内容并非最多。和微信群中其他村民不一样的是,他所发布的内容都经过精心地筛选。无论从信息表达的完整性,还是发布内容的关联性等方面来看,都和他目前从事的工作以及个人兴趣紧密相连。

如果只是看他对微信熟稔的运用,大概不会有人想到在6年前,他还是一个连电脑打字都不太会的农村青年。初中毕业的和东阳自2002年开始出外打工,先后到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在钢铁厂、纸箱厂务工,做过电子厂管理员,也跑过业务。

从2008年开始,他意识到普米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产业价值,于是尝试通过发展文化来带动村寨的经济发展。当然,这条路是无比艰难的,他的很多设想和计划常常都无疾而终。好在现在终于在兰坪县城成立了普米文化研究协会,也有了当地一家企业提供的固定资金来源。

由于兼任大羊村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因此,和东阳在工作时也往往较多地借用这个身份宣传普米文化。有了这些资源,他得以继续挖掘自己热爱的普米文化。这样的角色定位和使命感在其微信所发布的内容中表露无遗。他的微信中最常出现的内容除了自己在普米文化研究会和共青团的日常性工作信息之外,原创内容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普米文化的介绍,甚至他自己还运用手机拍摄,全程跟进普米族年节的活动以及其他习俗。

他在2015年2月发出的“春节系列”微信可谓他的第一次尝试:

普米族过春节系列之一:朝拜山神:恳望山神赐给人们吉祥,没有灾难病痛,出行大吉。赐给圈里的牲畜六畜兴旺,地里的庄稼风调雨顺。

普米族过春节系列之二:送邪神,在这个除旧迎新之际,把上一年的病痛、灾难、恶魔等送出去,家里剩下的是满满的吉祥。

如这些微信所显示的,他在微信叙述中俨然是一个普米文化的宣传大使和代言人。此外,在和东阳的转发信息中,内容最多的两类是和普米文化相关的国家政治、社会发展信息。显然,这两类内容的选择也是和他对自己的期望与角色想象是一致的。

正如他的微信个性签名“我选择的道路充满机遇,也有心酸和绝望”一样,和东阳在微信内容中呈现的恰恰是他从一个地道普米村民转变为一个普米文化专职研究者的人生经历和感悟。笔者在微信里对他访谈时,和东阳说起创办“大羊青年”时的一个想法:希望能将这里作为一个发布大羊村公共信息的平台。追溯他的新媒体使用经历,在几年前他就曾经通过手机用移动飞信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叫做“大羊时讯”的内容发布平台,定期向村民发送信息。有了微信,这里自然就成了“大羊时讯”的新平台。

2.大山里的“行吟诗人”

在同一个时间段,“山之吟”一直在大羊村周边的山地放牧羊群。谁会想到这个孤单的牧羊人也曾到过国外,见过大世面呢?携带着普米族文化基因,“山之吟”仿佛天生能歌善舞。因为自己的舞蹈和艺术天分,几年前他成为土风计划[10] 中的一员。

在这个计划中,他学到了一些乐理知识,更时常有机会到各地表演。[11] 他持续参加土风计划有4-5年的时间,尽管现在还想参加,但他觉得:“长大了,负担多,人总要承担很多责任的,所以不得不在家。现在一个人在山上,挺好的,不想清净都不行。”

他告诉笔者,现在住在山上一年半了。“村里太挤,养殖不好做,正好我在山上有地。”说起参加土风计划的往事,他说因为自己水平有限,节奏、乐理一类的,学不进去,学会一点点也好久没有练,所以差不多也忘记了。现在回家主要是养一些羊,还种一些经济林木。问他为何不出去打工,他回答说,也曾经出去打过工,但是觉得在家出力做的每一丁点事儿都是自己的。自由,没人管制。虽然难,但自己相信,努力做,慢慢会好的。

和其他人相比,“山之吟”的微信总量并不算多,原创内容主要集中在自己参加演出团外出表演的经历(这类有10条,占了20%)和在大山里养牛羊时(这类有25条原创,占了50%的比例)的感受。尽管没有念过太多的书,也仅有初中毕业的学历,但他的文字简单质朴,仿佛就是大山里的一个“行吟诗人”。以下这些他发的微信文字,很好地体现了他“行吟诗人”的风格:

天气太冷,小鸡一窝窝的选择集体自杀,只给我留下一两只孤儿,母狗去拜访邻居家的大公鸡,被人枪毙。留下未睁眼的三个狗仔。羊群因为吃不饱跟我蹬鼻子上脸,头疼。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只帅帅的大公羊,还是那么精神高涨,在其他羊铃铛的伴奏下开个人演唱会,还时有其他小公羊的和声,还是那么好听。

一段时间的外出经历使得他对普米文化的理解和一般村民不同。然而,他与和东阳不同,他似乎从未想过要借助于普米的歌舞和民间文化去影响更多的人。相反,他回到村里,藏起了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太“实用”的表演才能和艺术天赋,踏踏实实做了一个“牧羊人”。

但是,之前的人生经历毕竟已有深深的烙印,因此,在大山深处放养牲畜的日子里,微信成了他最忠实的朋友。在其中,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浪漫的牧羊人,草场就是他的舞台。自己放养的牲畜也仿佛具有了和人一样的生命与情感。从他的微信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最终接受了现实却又似乎心有不甘的“自我”。

3.“向往自由”的Mike

在笔者刚刚进入“大羊青年”微信群时,第一个和笔者聊天的就是Mike。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交流愿望,并且渴望自由和崇尚自我奋斗的年轻人,这恰如他的个性签名一样:“不要在可以吃苦的年纪里选择了安逸。”

2009年他考取云南民族大学法律专业,2013年回到家乡石登司法所工作。他的老家在阳山(大羊村三、四组村民小组),妈妈是汉族,爸爸是普米族。他说:“人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有点梦想,不然生活没有了憧憬,感觉没意思。”“现在最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在这安逸的环境里待太久后被同化,所以我每年都会出去,找差距,更为了警醒自己。不然时间长了就会得过且过,也就只能呆在兰坪一辈子了,想想也不甘心啊。”

他接着说:“不好意思,初次就和你说这么多,是不是有点唐突啊。”笔者告诉他自己是教师,他说:“你们这样的生活我还是蛮喜欢的。”“我还是崇尚自由的,不喜欢被束缚。”这样的心态也反映在他的微信内容里,充满昂扬斗志的情绪和表达比比皆是,这类原创信息有138条,占了45%的比例。例如这样的表述是最为典型的:

多数人之所以会很快适应现有的处境,而且会感觉不错,且会安逸下去,是因为没有人在他身边加以提醒,很庆幸自己身边有几个人总是不离不弃在提醒自己不要做温室的小鸟而是要像雄鹰一样敢于拥抱蓝天,谢谢你们。

除了正常的工作,他还开了一家美容店,因此,自己代理的化妆品等相关信息在原创内容中也占了相当比例,一共有129条,占了42%的比例。因此,以下类似表述也成为他微信叙事的重要内容:

向着专卖店的目标努力奋进,奋进,再奋进。

事实上,Mike的这些表述可能是“大羊青年”微信群里最常看到的一种个人叙事和表达方式。在这个微信群中,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在微信中表露了渴望成功和向往与过去截然不同生活的想法。不仅记录和观察他们在微信中的活动,笔者也通过微信和他们进行过深入的交谈。从这些交流中可以感受到,他们都普遍有一种想摆脱当下生活的强烈渴望。

在他们的表达中,“奋斗”“梦想”“自由”“加油”“信念”“事业”等词语的表达多次出现。怀抱着对现代性的想象和对精彩生活的憧憬,他们常常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不甘于平庸或简单生活的“自我”。流动加剧和消费物品流通所带来的现代性想象对这类群体的“理想自我”的形塑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正如有学者在研究四川凉山诺苏年轻人的生活经验时发现,他们有着两种渴望:“一是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包括容易取得毒品等新奇玩意儿的自由;另一则是在中国遍地开花的现代性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无尽渴望。”[12] 在大羊,这些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有过在外打工或参与社会流动的经历,他们或者在外读书毕业后回乡,或者在较好的公司企业工作过,也或者自己有过创业的经历。他们和外界接触较多,见识相较一般的村民也更广,传统生活方式和家族对他们的制约日渐衰退,他们渴望自由和选择更多样生活的念头不断萌生。

通过进入微信群的观察,不难发现,上述三个人的故事并非仅和他们个体相关,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和心事,也在呈现普米共同体的喜怒哀乐与困境。可以说,普米青年个体在这个微信群里既是自在真实生活和生命的叙事,又是网联和虚拟的存在;他们既在讲述关于自己个体的生活常态,又有时刻连接族群和文化认同的表达;他们在群中既是对当地生活情境的“在场”,同时又充满了“脱域”和现代性。

正如当年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在分析电视进入人们的生活而获得日常性[13] 一样,迅速普及起来的微信在今天已成为个人微观叙事和表达的重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微信和当年的电视一样“彻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14] 通过对“大羊青年”中15个最常叙事和表达的个人微信内容做全部整理,[15] 笔者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呈现构成了15个不同的“自我”和文化表达。

当然,和他人完全区别开来的“自我”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这个自我“包括我们所想的所有人和我们思想中的整个社会”。[16] 追索“大羊青年”中每个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呈现和自我表达,可以看到,在这个借助微信搭建起来的全新的流动空间中,人们既在一个与自身生活情境高度融合的空间中理解和表现自我,同时,他们又渴望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时空的限制,努力想象一种理想的“自我”和“别样”的文化情境。

而颇有意味的是,共同的族缘、地缘甚至血缘等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似乎又得以在微信空间中呈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一种基于族群共同体的超越物理性地域的空间想象和文化表达。由此可见,这群大羊年轻人在微信中展现出的实则是一种基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和文化逻辑之下新的“文化书写”方式。

分析这种文化书写,要求我们再回到微信这个特有空间。首先这是一个全新的流动空间。微信的空间一般意味着快速的时空切换和更多流动性的信息分享和交流,同时,也往往形成使用者的“脱域”,即交往及其思想和情感表达超越身体所在的物理地点。尽管这些描述还是新媒体带来的普遍性变化和一般性表述,但是,这些变化对于一个固守乡土,很少参与世界性流动甚至长期被新技术排斥在外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其意义就是非凡的。

再进一步来看,“大羊青年”的书写者总是在社会性活动和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事实践和话语表达的。微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性媒体,其平民化和普及化使得每个普通人都可以进行内容和信息的生产,继而形成一个独特和全新的交流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人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陈述和表达的机会。和这些普米青年所面对的日常生活相比,参与者通过微信“书写”的方式来展开其文化实践活动,由此形成一个和以往大为不同的“文化空间”。这个“文化空间”以一种“奇特”的文字、图片或视频的记录方式闯入普米青年的生活世界里,他们或许未曾意料到与他人的交流在今天居然也会有赖于这种“书写”方式来完成。事实上,“书写不仅是教育工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还是亲朋好友交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笔记还是自我沟通的方式”。[17]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参与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自觉意识的行为,微信事实上为每个社会个体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

当然,微信的书写和一般文本的书写不同,它大多在高度情境化的“空间”中书写。因而实实在在的“场景”常常会作为微信书写的重要背景而出现。换言之,微信作为一种高度情境化的空间,需要使用者将身体、物质与具体的时空进行结合,从而完成其在微信中的叙述和自我呈现,由此,人也总是在这样的社会性活动中建构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想象。进一步说,实践个体的自我表达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自己的生活背景和个人经历、所属群体的规范、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等影响因素相关。微信中的文化书写因此就有着“脱域”和高度情境化同在的空间性特征。

在“大羊青年”这个微信群中,每个人相互间都有着较为密切的现实关系;这种关系成为限制和资源,使得他们的微信表达和互动都存在“真实”的基调。从人员的构成来看,所有参与者都是土生土长的大羊普米族村民,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而且其中不少人也是现实交往中的亲戚或者好友。

无论是用真名或是化名出现在微信中,大家都是彼此熟悉和了解的朋友。因此,每个人在微信的呈现和表达里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基础。可以说,现实中的自我和人际关系网络几乎被移植到了这个微信空间中。

从大部分人发布的微信内容中,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地点大多是相似的:兰坪县城、大羊村、丽江、大理……这些都是他们现实生活中最常出现的空间;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场景大致是相同的:节日家人的团聚、朋友聚会的时光、冬日雪景、美丽的大羊场[18] ……这些都是他们眼中看到的相似生活片段;他们谈论的话题和结交的朋友也大多是交织在一起的。大羊村这个乡村“熟人社会”似乎一定程度上也“迁移”到了微信群这个虚拟空间中的社群。

在访谈中,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流露出这样的情绪:不论到过哪里,也或者是常年在外工作,总觉得还是自己家乡最好。如群成员“快乐地活在当下”所发微信:

这,就是我的故里,我的家乡。我们会回来的,这里的山山水水能听懂普米语,我们不会忘记历史,因为我们是普米。

从这条微信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微信群恰好可以提供给人们交流家乡事、家乡人的极好方式。从大多数人所发的微信内容不难看出,这群普米青年在微信中对现实自我的移植以及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再现,成为他们在微信空间中活动的基础。也由此,对现实的叙述和还原构成了这个微信群最基本的文化表达。

这种文化表达,人们首先更关注个人在“当下”的体验和行动,注重的是“每天发生了什么,亦即那些惯常、重复和习以为常的经验、信仰和实践;这乃是一个世俗而平凡的世界,跟任何大事件和任何大人物都不沾边”。[19] 和每个人关乎的,乃是深深植根于他们日常生活世界,维系他们“每天生活之脉络的惯例行为”。[20] 

从这个意义上讲,微信的自我建构和文化表达首先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世界而展开的呈现。由此,我们可以将微信视作今天人们一种新的日常生活。当然,和强调行动个体独特的感受、体验不同的是,微信群这个特定的“共同体”空间给了每个活动个体一种相似的体验感,“这强调的是一种共同的愉悦感,在嬉笑游戏的社会交往中与别人同在一起”。[21] 微信中的文化书写因此还有着以虚拟空间中群体内的互动展演现实生活中的熟人社会这一特性。

然而,微信中不仅仅呈现大羊青年对自我的理解和表达,还呈现出他们对“理想自我”的书写。在微信的使用中,人们往往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实现对生活场景和活动的片段性或过滤性筛选。

例如照片通过各种修图工具得以新的呈现,微信“隐私”功能中可以通过朋友圈权限的设置达成对呈现内容的选择和控制。事实上,微信可以帮助人们暂时脱离当下的现实生活时空,塑造个体想象中的“理想化空间”。

对个体而言,要达成对理想化空间的形塑,一个最为便利和普遍的做法就是通过对某个具体场景、事件、人物或者心灵状态的描绘与叙述来形成和建构对理想自我的认知与意识。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知觉世界,同时,对自己身处的客观现实做出不同的回应。这种对世界的知觉和对现实的回应,其结果常常会形成一个“想象”中的理想自我。

相较现实生活中个体真实的特征和生活的具体场景,理想自我总是能够凸显出个体想要具备的一些理想化特征。比起现实中的面对面交往,微信这个流动空间反而容易放大话语实践者的某些理想化特质,这些人也常常会规避现实中不愿提及或展示给他人看到的那一面,从而塑造成一个全新的“理想自我”。在“大羊青年”这个微信群中,因为交往的每个人都有着现实关系的影响,尽管存在较为“真实”的一面,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总会在真实情景下对自我进行的适当“加工”和“想象”,从而形成一种一定程度上脱离现实情境的“理想化”空间。

具体来说,这种维系、建构或增强身份意识和“理想自我”主要通过几种方式来实现:

首先,呈现与自我身份意识相关的描述。不少人在微信里较多转发和民族身份及民族文化相关的信息,在聊天过程中表达对普米文化的认同,不少人常提到“普米文化崛起”“是最好的发展时机”等表述,表达出这个群体中人们对身为普米人极高的认同度。在“大羊青年”刚刚创建时,“宇宙之最-腾云”即发出微信: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你们为村里的青年人搞了一个圈做的非常好,因为这样可以拉近了我们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成为了我们村弟兄姊妹互相学习交流的互动平台,很棒!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多少人会常把普米族、普米文化挂在嘴边。

其次,对具体语境中的具体事情的描述。不少人虽将生活的具体事件和场景做较多呈现,但是多有美化或渲染的成分。如和东阳有一次在县城新开的西餐厅就餐时,就曾有感而发:

西餐,伴随着钢琴声,还有点不习惯这样的节奏。

再次,涉及到人物或者自我心灵状态的描绘与叙述时,最为常见的是很多人流露出摆脱无聊和当下世俗现实生活的表述。如在微信群中,“男儿当自强”“财神”“he Yongqing”最为突出。因为有过当兵的经历,在待人处事、理解生活和问题等方面,“男儿当自强”总是会将当兵那段岁月看作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同时也将自己想象为与他人有着不一样的坚韧和特质。“财神”则通过自拍来展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在他的自拍照和简单附上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将自己想象为一个肩负着重任、能力非凡的男人。“he Yongqing”25岁,[22] 经常在外打工,也没有太稳定的工作。

微信显然是他最容易发泄情感的地方,看他的微信,你仿佛觉得他就是一个孤独、敏感和常常失眠的人。在笔者与大羊村年轻人的接触中,这样的人似乎是不常见的,或者说即便有这样的性格他们也绝不会在你面前表露出来的。过于直白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想法,这对于现实中的大羊青年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但恰恰借助微信这种方式,他的所有情绪都得以宣泄出来。

如果说,仅从“大羊青年”的自我书写与表达呈现的内容和文本中,我们或许会追问:大凡微信使用者似乎都离不开对现实自我的展示和理想自我的想象。然而,聚焦此特定人群的价值或许正在于:还原微信使用者具体的社会情境和文化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大羊年轻人对现实自我的书写是如何呈现出日常、琐碎的生活流程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人们在对理想自我进行“刻画”时,如何将“民族共同体”“别样生活”“摆脱当下”等意味凝聚成他们强烈的诉求及共同意识。

一方面,这些个体凭借着对新兴媒介的快速掌握,有意将自己与他人或日常生活相区别开来,尤其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社会相对传统的社区,“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愈加不满足于自己的现实状况,这种有意识的自我区隔显得更为迫切;同时,现实的生存压力以及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民族意识使得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民族文化中寻求认同感和形成归属感。可见,微信的文化书写所表达的不是孤立个体的自我,而是基于族群及其文化意义网络中的自我;不仅仅是现实中实在的自我,还彰显出人们努力想要摆脱世俗和习惯性日常生活世界的束缚,从而对自我进行新的身份理解和认知的文化诉求。

西尔弗斯通在分析电视进入家庭并与之产生连接关系的过程时,认为电视既是一个物件,又是一种媒介。“作为一个物件,电视既是国内和国际传播网络中的一个因素,也是家庭欣赏趣味的一个象征。作为一种媒介,电视通过节目的内容和结构,在更为宽泛的公共与私人领域中,把家庭中的成员带入到一个分享意义的公共领域中。”[23]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成为具有“双重勾连”(double articulation)[24] 的媒介。这种“双重勾连”使得电视当被放置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地方时因而具有不同的意义;人们观看和使用它的方式也部分地因之而各不相同,所以每一个使用者所看所听和分享的,既是共同的也是不同的东西。[25] 

这一理论解读并不限指电视;在新媒体和新技术的背景下,新媒体无疑也同样具有这种“双重勾连”的作用。正是通过“双重勾连”,“新传媒技术获得或实现其社会和文化的意义”[26] 具体来看“大羊青年”微信群,通过分析使用者在其中的自我表述和网络互动及交往,我们可以窥见在时代急剧转型和新的信息、空间流动加剧的当下,乡村社会个体和村落、族群群体,村落整体与国家,受到限制的个体活动空间和突破时空限制的网络空间等在不同层面、复杂关系之间的交织和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微信的使用及人们在其中的互动,使得微信可能成为一个得以勾连不同时间、空间和多向度的新型空间。

正如西尔弗斯通强调的,这种“双重勾连”需要电视的消费者能动地参与。[27] 人们作为“行动主体,通过挪用(选择、购买、拥有、使用)商品而构成自我的表达”,[28] 同时,“这也是一个社会参与的过程,因为,通过挪用商品,我们将自我选择和个性化的表达与公共(社会上多人共享的、在开放的社会空间流通的)意义体系相连接。”[29] 在“大羊青年”的微信空间中,使用者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展开自己的生活世界叙事和文化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这里接受和生产出新的信息和社会意义。

从微信勾连个体活动的物理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层面来看。在“大羊青年”的微信群里,几种类型的聊天和互动最为常见。

互发红包。我第一次作为调查者进入这个微信群中就被要求发红包,事实上,在其中时不时鼓动他人发红包已经成了他们最为热烈和惯常的互动方式。

节日问候。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迥异于普米族传统社会的新节俗形式在群里大量出现,比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等,都成为人们互送祝福语的时间点,这在过去传统村落里是几乎不会出现的。

转发搞笑视频和自己在生活场景中录的小视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人发送若干段这些类型的视频。比如“普米特产”最近都在家乡种植一些土特产,因此常常录制自己种植的土特产的视频上传发布。

此外,自拍也会常常出现在这个微信群里。比如“财神”在群里并不是最年轻的,他年纪36、37岁左右,然而他大概是所有人中最爱自拍的,他也热衷在群里发送。而他自己朋友圈里发布的107条原创内容中,自拍就有39条,占了原创内容条数的36%。

正如我们在分析新媒体技术赋予人们自如的时空转换一样,微信在这里连接了大羊村个体生活的两种不同时空,也展现出人们在不同介质形成的空间中迥异的自我理解和文化表达。

从微信勾连乡村个体与村落、族群层面看,则展现出三种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表达,即强调个人和族群之间的关系,参与村落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讨论,想象族群的共同体。

作为“大羊青年”创建者的和东阳身上透露出了极为明确的个人和族群之间的转换和连接。他早年外出打工的经历,使得他渴望摆脱“村寨落后”的经济面貌和发展状况。在寻找很多发展方式未果的情况下,他意识到了在本民族文化中寻找资源的可能性。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省就提出要发展成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之后“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更被列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各类民俗文化旅游村、表演团体、民族文化产品等不断出现,不少地方也因此获得较高的回报。和东阳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发掘,显然和这股热潮密不可分。家族的背景加上和东阳的不同阅历,使得他能够在大羊村村民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与很多乡村社会精英不同的是,和东阳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代传播媒介更多的认同和更积极的运用。不难理解,当微信成为一个便利和有效的沟通工具时,他首先就想到了通过创建微信群来展开自己的社会活动。

目前,和东阳一共参加了30多个群,这些群大多和当地不同群体、普米族及普米文化相关。在这些群里,他尤其关注和文化交流、普米族同胞联络有关的类型及信息。他自己创建的群一共5个,分别是“大羊青年”“普米文化创作群”“河西中学41班同学会”“怒江州农民宣讲团”“中华普米人”。从土生土长的村寨,到初中年代的同学,再到作为普米文化“代言人”而形成的关系网络,这5个群仿佛如同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展示一般。

和东阳说,微信群里要随时面对各地普米族人、领导、工作同事等不同的人和关系,所以自己现在每天都要在微信上花很多时间。在这些群里,他最为看重的有两个:“大羊青年”和“中华普米人”。“大羊青年”因为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家人直接相关,自己必须要随时关注,但是目前参与人数局限在大羊村村民,影响力有限。他将已经有500人的“中华普米人”称为“含金量最高”的群。他这样解释:

其他群里,目前普米高层领导都没有加进去,可中华普米人里都有。我对这个群的维护就很重要,有乱发信息呢我就踢出了,剩下的就都可以了。

群里的成员不仅限于云南,四川、青海等都有人参与进来。这个群的内容主要发布和文化交流有关的内容。和东阳谈起一次经历:“我前几天去丽江一个普米村,群里说去他们村,看了才知道也是普米大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村。”无疑,从和东阳对微信群的理解中,可以看到“传媒提供了创造和想象的空间,拓展了生活的空间,同时也提供了流通于社会空间中的建构空间再现和意义的象征资源”。[30]

在参与村落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微信也发挥出了全新的作用和功能。作为交往和互动极为密切与频繁的微信空间,人们相似的身份决定他们有很多共同话题,而他们也通过在微信群里发布公共信息并展开热烈讨论,从而形成一个有着强烈归属感的群体。例如,他们会在群里讨论如何改变村落面貌;有人会为今天的年轻村民只知外出打工,而不愿留在村里寻求发展之路而感慨;还有人直接倡议让大家参与关于村子脱贫方法的讨论。例如在一次群里的讨论中,大家对脱贫展开讨论,“山之吟”说:

大伙都应该把自家计划说出来,不能闷声想独自发财,团结起来才干得成大事,是不是这个道理?

2016年2月17日,“归凡”在微信群里发言:

我们大羊村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大家全部参与,谁也不例外。要动员大家结合各家各户具体情况,把我要发展什么,怎样发展搞清楚。请大家围绕这个话题充分发表意见建议。

2016年3月3日,“普米特产”就村里树木砍伐的问题发起群内讨论:

对于大羊村来说,目前最严峻的问题是砍伐木材太多,严重破坏了生态。有人说,再这么砍伐下去,我们这里水土流失,连饮水都成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和非洲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强哥”也曾就村子名称的问题征求大家意见:

大羊还是大阳?有人说,大阳比较好一点,体现我们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本来日出早日落晚,才会有我们的特殊种植红蔓菁。

对这个问题,群里的人回应非常热烈,甚至有人追溯大羊村当年的原意是大古梅和阳山两个村落的简称。这里似乎成了人们可以公共议事和表达观点的新的空间。

更富有意味的是,今天,我们比较容易关注到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剧和生活边界的被打破,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不断被削弱。例如,在对地方共同体或民族文化的研究中,这种文化的逐渐势微甚至消逝,常令人抱有更多的忧思。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微信以极具全球化和同质化的数字网络为基础设施,却又使特定族群的人通过他们文化书写的使用而搭建出一个新的沟通和认同的平台,并经此促进群体中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增强个体的文化接纳感。

在这个微信平台中观察“大羊青年”,可以看到参与者的这种“地方共同体”想象非常的突出。从原创内容来看,不仅是以“文化代言人”自居的和东阳,绝大部分发布内容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对普米文化和相关信息关注较多。和东阳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追求,自觉地将普米年节活动的仪式过程、场景进行直播。而其他人的微信内容中,这样的信息也比比皆是:第一部普米族电影的上映、吾昔节、[31]普米“情人节”、[32] 当地美景、普米族传统的仪式“给羊子”……[33] 或者是自己原创,也或者转发他人的微信,这些内容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信息。

人们在这个微信圈里,对几个公众号的关注都是相似的,如“白狼后裔普米族”“秘境兰坪”“普米惹贡祖”几个微信公众号。这几个公众号或是由普米族人自己创办,也或者是当地有关部门开通,它们的内容几乎都与普米族、普米文化、当地文化活动相关。人们将它们作为自己重要的消息来源,不断在微信圈中传播甚至讨论。不仅如此,在微信群里聊天时,大家也常常会转发和普米族有关的一些链接内容。不少内容有时还会引起大家的热议。

在2016年4月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第一部属于普米族自己的影片首映,不少人在微信群里都表达出明确和相似的观点,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的信息值得转发,因为这是一部用普米族语言拍摄的一部反映普米族文化的电影。在这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内容的呈现和“流动”,将人们维系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过去感之上的仪式、象征和庆典”。[34] 而“这种归属感、共同体验的积淀,以及与一个地方相关联的文化形式,是一个地方文化的核心概念”。[35]

最近,《汪洋副总理与茸芭莘那的家乡有个约定》一文在微信公众号“茸芭莘那”上推送。[36] 文章内容讲的是汪洋副总理到怒江一个县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扶贫工作的情况。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对于生活在茸芭莘那家乡的怒江大峡谷里的各族同胞来说,是一个让人欢欣鼓舞的日子。

该文的阅读量达到7010次,在“大羊青年”群里也有多次地转发。相较“茸芭莘那”这个新开设的公众号,和东阳觉得另外两个普米族公众号“白狼后裔普米族”和“普米惹贡祖”办得更好。“普米惹贡祖”将自己定位为“弘扬普米民族文化,发展普米民族艺术,凝聚各地普米同胞”,该公众号有近5000人关注。“白狼后裔普米族”定位为:“搭建普米族青年交流平台,弘扬普米族文化,关注普米族聚居区公益,传递普米族声音。”据说这个是一个南开大学的学生(丽江宁蒗的普米族)做的,写的文章较好也颇有影响。

目前“大羊青年”里很多人转发的和普米族有关的信息和内容基本都来自于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和东阳曾打算开设“中华普米人”的公众号,但是因为公号开通申请中不能用使用“中华”或“中国”等字眼,只能显示“云南普米人”。和东阳说,想用“中华”,是因为四川、青海、缅甸,可能尼泊尔都有普米人。用这个名字范围和影响力都比较大,并且还可以团结世界各地的普米族同胞。看得出,和东阳对微信的理解和认知也展现出极明确的族群和共同体想象,微信对于他来说,并非简单的信息发布和个人叙事那么简单,微信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具有构建“国族”想象的可能性。

这里观察到的,应和了有些学者提出的“身份想象重新地方化”[37] 这一观点。虽然,现代人不断地通过迁徙、旅行来获得对全球化和全新社会生活想象,与之同时,不同族群却能够借助新的传播方式和媒介手段来葆有对本民族的“顽强”坚持和认同。在传统时代,人们要形成地方共同体和文化的认可与想象要“依赖仪式的操演、身体的实践和纪念的庆典”,[38] 而今,人们却也可以通过现代媒介这种方式得以实现。微信空间在这里彰显出了人们强烈的认同与体验,从而形成一种基于共同的族缘、文化信仰和价值信念的社会文化表达。

从微信勾连村落内部和外部来看,即便身处遥远的边塞和少数民族地区,微信的使用使得村落也和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交集。人们在微信群里分享外出打工的经验、各地旅游内容的见闻和感受;在外打工或工作的人与村落内部人的联络沟通等成为人们使用微信的重要方式。例如,“炸排骨先生”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在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后留在昆明工作。虽然他已经离开家乡好几年,但说起这个微信群,他仍然还很了解。他说,群里不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到兰坪县城或是丽江。只有很少的人在昆明。但普米族团结,昆明也有协会,婚礼或什么事情都相互帮忙聚在一起。

笔者刚刚加入群时,“宇宙之最-腾云”开始和笔者交谈。他发现笔者并不是大羊村村民,于是不停地追问笔者的身份。笔者自报了身份后,他又反复追问职业和地址,之后便无回响。到了当晚9点多,他来信息了:

孙女士:不好意思,今天我在车上手机没电,现在才回答今天的问题,请原谅……。我根系于大羊,是个土生土长的大羊普米汉子,现居于兰花之坪通往外界的东大门窗口———民族村。业余从事长期研究和投资互联网金融业和二十一世纪大数据云计算的股票,现在还准备研究一下国际虚拟货币云尊币和比特币。我个人的爱好是参加一些爱心慈善活动;唱歌跳舞,喜欢到非洲和欧美国家旅游;我的信仰是信佛。你从事研究我们普米文化,挖掘和传承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你辛苦了。我们从心里恭敬你,大羊人民永远会记住你。有空的话以后互相联系。在人生的十字路上、工作上、学习上互相探讨互相学习,你是否愿意?

看得出,他愿意通过微信这种方式和不同的人交流沟通。事实上,在接下来的观察中,正如前面所言,他是群聊最为积极的参与者。

在“宇宙之最-腾云”等使用者身上,微信的双重特质得以彰显,即微信一方面赋予了使用者自我掌控表达和交往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微信的使用尤其是微信群的出现,使得微信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和公共空间互动与交往的社交平台成为可能。

本文以民族志的写作,分析了大羊普米人的微信书写、自我表达和“大羊青年”微信群的交往互动,在其中我们看到了大羊年轻人的个体和群体叙事,同时也是我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的故事。

尽管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重点呈现了“文化代言人”“行吟诗人”“Mike”三个独立个体的书写和一段“生活史”,但事实上,在大羊村的普米族群体中,还有着许多个与他们一样怀揣梦想、渴望摆脱现实生活困境,也或者常带焦虑却找不到明确出路的人们。他们在微信中自觉或是不自觉的书写与表达,却更为深刻地映射出微信对日常生活情境中不同层面的“双重勾连”之作用,即借助微信,个体生活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得以自由转换,乡村个体意识与族群信念得以交织融合,村落内部和村落外部实现更为紧密和多元的互动。

本文所分析的是一群特定的微信使用者的个体和群体表达,是在新媒体技术普及的当下,人们借助微信这一网络平台展开的一种完全自我参与式的文化书写和实践过程。它是一个示例,借助它,我们可以在更普适层面上去试图理解,微信如何成为具有双重特质的媒介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勾连,它对个体自我掌控和如何完成社会互动、形成新的交往等方面所提供的极大可能性。由此,尽管我们探讨的是大羊村的个案,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却是超越村庄范围的。

在此,我们还有必要对微信中的“书写”和“勾连”做进一步讨论。在微信中的“书写”可被视作个人相对自由和个性的表达,它借助微信这一媒介物质载体形成个体新的表达和生活空间。

日常化、参与式的“书写”,意味着今天的少数民族群体也在积极将新媒介技术整合进他们的生活,成为群体生活的惯常。这是媒介广泛渗入乡村社会的重要表现。同时,“勾连”这一理论概念提醒我们,新媒体进入特定社会后,它经由行动主体的主动行为和积极实践会产生新的社会文化和意义,而微信作为网络媒体具有的特质使其成为集合不同时空和多向度的新空间。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中的人对微信的使用,时空的转换、调度及意义的生成都会存在差异,由此可能形成更为丰富的意义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讲,微信“书写”和“勾连”的个案研究,为我们审视媒介和社会如何展开互动,以及不同社会情境如何促成媒介使用者生产新的意义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这也就赋予了该研究更为开放的讨论空间和可能性。如果说,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这样的研究在探讨“人们如何运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展开他们的生活”。[39] 

那么,该个案的分析和研究路径在于从微观叙事中窥见那些“平凡、琐碎、自我、边缘的日常生活现象,从中看到人们如何在创造性地运用新传媒技术,尤其是个性化的、移动的、可无限删改且集体创作文本的、可以跨越时空等各种界限地组合成‘群’的技术,重构他们与社会、公众、公共空间、民族、国家等宏观类别之间的关系,并同时重构这些宏观类别本身”。[40] 这样的研究路径,不失为一种探讨新媒体使用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生产的视角和思路。

（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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