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国男 | 从最了解日本的人那里了解日本

柳田国男

日本的民俗学大约形成于百年之前。在18世纪，探究日本特有之文化的“国学”，以及19世纪后半期由欧洲引进的人类学的“土俗研究”，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的两大源头。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却始自柳田国男1908年夏对九州地区山间村落的刀耕火种及原始狩猎方法进行的调查，以及同年秋他从出生于东北的一个青年那里收集流传于当地的种种奇闻逸话。后来，柳田先生与聚集于其门下的青年才俊们一起建立了民俗学研究组织，开展了研究活动。日本民俗学就这样作为“在野之学”发展起来。

1962年柳田国男去世，在此前后，兴起了对他进行高度评价的风潮，我们称之为“柳田国男论”。其特点是，在民俗学研究者之外，比如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等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者对柳田十分关注，陆续发表文章，高度赞赏柳田国男的思想。在至今将近70年的时间里，刊行的柳田国男论相关著作数量惊人。书名中带有“柳田国男”的字样，以评述柳田为内容的著作少说也有200本以上。有着如此众多相关论著的人物，就世界范围而言也不多见。在日本，应该只有柳田先生一人而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柳田国男论变得更加多样化，但评论柳田的著作依然是年复一年层出不穷。这也证明，在今天对柳田先生抱有兴趣的依然大有人在。

从诗人、官僚到学者

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之父，1875年出生于兵库县。学生时代的柳田是一名文学青年，十五六岁时他就出入文豪森鸥外的府第，和著名作家田山花袋、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等人交往密切。除了参加多个文学团体外，青年柳田还创建了易卜生会，并曾在《文学界》《国民之友》《帝国文学》等杂志发表了多篇诗歌。

尽管年轻时受过文豪指点，也显示出不凡的文学才能，但是柳田国男走的是明治时代典型的精英道路——先进入第一高等学校（今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千叶大学医学部前身）学习，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系统地学习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课程。毕业后（1900年）进入农商务省，开启从政生涯，专门做农业政策的研究和推广。

柳田在中央政府里一直工作了二十个年头，最终在贵族院书记官任上辞职。在这20年间，世界正迅速进入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围绕殖民地区与势力范围的争斗日趋白热化，如何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谋求日本自身的独立与发展——成为柳田政经主张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今之局势，一国之独立，必以其国民经济之独立为前提。”从政期间，柳田先后发表了《时代与农政》《农政学》《最新产业工会通解》等著作，系统论述了他的政治、经济主张。

学者大藤时彦在《柳田国男入门》中写道：“早年的从政经历，让柳田在得以接触并把握到当时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脉动，了解到日本各地的风土民俗，并形成了实践主义（现地调查）的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学者神岛二郎在《柳田国男研究》中指出：“作为官僚的20年，亦是青年柳田民俗学研究发轫、成长的时期。”

除了在民俗学领域取得的功绩外，柳田先生在日本拥有大量读者。对此，现代日本民俗学者福田亚细男先生（公认的日本民俗学第二代领军人物）指出，在日本社会，一般人对柳田的印象是“民俗学”这门崭新学问的创始者。但柳田的名气并非是因为这一点。柳田国男终其一生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文章，在他的笔下，日常的音声有历史，色彩有历史，气味也有历史。这些历史，是传统的史学从未觉察到的领域，让读者为之耳目一新。民俗学正是作为挖掘这类新的历史的方法，而被创造出来的。

有人称柳田是诗人哲学家，也有人说他能用“芳醇的笔致”写文章。这样的文学修养给他打下了很好的表达功底，也为日后的学术生涯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从诗人、官僚到学者，这是柳田青年时代的人生轨迹。

柳田国男（1929年5月摄于书斋，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提供）

迈向民俗学之路

柳田先生在自传《故乡七十年》里曾谈到小时候家里穷，出生的老家居住面积是日本最小的，日式客厅榻榻米四帖半(一帖约合3.3平方米)，跟四帖半的储藏室用隔扇隔开，旁边有两间三帖的房间，靠近门口的那三帖为玄关，另外三帖是厨房。而他有兄弟八人，柳田排名老六，长兄结婚后住在一起。不久就因为婆媳矛盾，嫂子回了娘家，最终离婚。柳田说他对民俗学的关心起源就在此。

柳田国男晚年回忆录《故乡七十年》

1908年，柳田成立了“乡土研究会”；次年，被誉为“柳田初期三部作”之首的《后狩词记》出版，另外两部则是《远野物语》和《石神问答》（1910年出版）；1911年，柳田与博物学者、生物学者、民俗学者南方熊楠（1867—1941）开始了通信往来；1913年，他正式创办并开始发行杂志《乡土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日本民俗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933年9月至12月，柳田国男每个星期四上午在自家讲授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听讲的有比嘉春潮、大藤时彦、大间知笃三、杉浦健一、后藤兴善等，其中不少人在日后成为了日本民俗学界的著名学者。1934年1月，由柳田的直系弟子组成的“星期四会”成立。同年5月，在柳田的计划和指导下，以“星期四会”为核心的青年民俗学者们奔赴各地，展开了为期3年的全国规模的民俗调查——“山村调查”，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35年7月底，首次日本民俗学讲习会在东京举行，为期一周的讲习结束后，来自各地的代表们结成了全国性的民俗学学会组织“民间传承会”，9月开始发行机关刊物《民间传承》。1949年战后，“民间传承会”改名为“日本民俗学会”，《民间传承》也几易其名成为今天日本唯一的全国性民俗学刊物——《日本民俗学》。

在大量吸收了欧美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柳田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自己以民俗语汇为基础，通过对全国范围内民俗资料的收集与比较构建近代以前日本民族生活史的学术理论。1932年1月，他在《食物与心脏》（原载《信浓教育》）一文中高声宣言：“‘一国民俗学’这一称呼，我曾几欲倡导又几度踌躇，今天终于可以放心祈愿此名下的新学问能在日本兴盛发达，而不必顾虑背负大胆僭越之名了。”

1934、1935年，被称为日本民俗学最早的系统理论著作的《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相继问世，柳田民俗学的理论构架得到了完整的阐述。这两部著作不仅在当时成为蓬勃发展的民俗学运动的理论支柱，实际上一直到60年代，都被视为日本民俗学唯一的理论基础。

柳田民俗学的特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学习民俗学，要理解民俗学的体系，只要去阅读柳田国男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或《民间传承论》便可；而要研究具体问题，则去研习柳田国男论及这些问题的著作。可以说，民俗学的方法论凝缩于这两部著作之中。

从事学术研究，除了理论发明，建设方法论也很重要。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方法论也很有名，一个叫重出立证论，一个叫方言周圈论。2010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 (中译本)，其中收录柳田先生关于方法论的术语。

《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 (中译本)

柳田国男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

对于柳田先生而言，民俗学是一门研究历史的学问：

发生在我们面前的周而复始的事实，或者说我们现代生活中的横断面的事象，其起源各不相同。由此，全部事象都可以当作纵向的历史资料并排放在那里进行观察。我也相信可以根据这个横断面的资料写出出色的历史来。自然史方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全然没有问题。和我一样认为历史是解释现代生活的学问的人们，都不能无视这个横断面中显现出来的现代生活相。我们重视直接观察到的事实，而把它当作第一手资料。我认为，尽管日本还会变得更加现代，但是历史发展至今的过程、历史发展的顺序都可以通过对这个横断面的全面观察得以了解。（《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 (中译本)，学苑出版社2010年出版）

关于“重出立证法”，柳田先生称其“类似于重叠照相的手法”：

我们了解它的长处，因此虽然承认文献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绝不把文献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实地观察调查得来的资料，文献仅仅作为佐证材料，过多借助文献的旁证，会使“民俗学”成为一种与历史学混淆不清的奇怪且靠不住的学问。（《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 (中译本)，学苑出版社2010年出版）

1927年4月，柳田先生在《人类学杂志》上连载的《蜗牛考》论文中提出“方言周圈论”，即试图运用“如果日本不是这样一个细长的岛国，方言大概会类似于以近畿为圆圈的中心，画出几个同心圆”来说明方言的历史变迁。柳田以全国分布的众多称谓蜗牛的方言为素材提出了“方言周圈论”。在1943年发行的《蜗牛考》修订版序言中，他将自己的看法概括为：

国语的改良古今皆然，普遍从文化的中心首先发起。正因此，后来出现的词汇或者事物的叫法还没有波及偏远的乡村，那里长期保留着原来的称呼或说法是非常有可能的。这样的过程无数次重复，自然而然在它的周边会根据距离，产生一层一层的圆环，这是很寻常的推理，又合于眼前的现实，并不是什么可以夸张地称为发现之类的法则。我只不过希望，以方言这一显著的文化事象为切入点，即足以大致说明周圈论的这种现象，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而已”。（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中译本），学苑出版社2010年出版）

福田先生认为，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带有强烈的个性，常常被称为“柳田民俗学”，以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学相区别。其中，还包含着强烈的使命感。柳田强烈主张，学术不应蜷缩于大学或研究机构之中，而应该真正有用于社会。柳田的民俗学，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他宣言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是“农民为何贫穷”。他认为要想解决人们为之苦恼不已的问题，需要首先弄清今日状况形成的历史，并投身其中，强调学问需要济世为人。后来的柳田国男论中，也将他的学问称为“经世济民”之学。

《蜗牛考》

柳田国男著

《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中译本）

福田亚细男著

学苑出版社

柳田国男与中国

柳田国男与中国民俗学的渊源很深。在他力主下把日本民俗学会改作民族学会的《宣言书》，是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翻译的。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张紫晨先生翻译过柳田国男的《传说论》。除了妖怪的研究，像中国人熟悉的桃太郎这些故事，都跟柳田先生早年的工作密不可分。早在1940年代中期，辅仁大学的叶德礼翻译过柳田国男的民俗学，题为“日本民俗学的源起、发展与现状”。因译文是德语，且刊载在辅仁的外文刊物Folklore Studies（民俗学志）上，所以在中国传播范围有限，影响甚微。

其实，柳田先生本人的登陆远远早于他的著作，早在1917年4月就去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朝鲜旅游了两个月。他在自传里提到了这次旅行，说在上海的时候见到了日语说得很流利的戴季陶，在他的引见下跟孙中山见过面，不过忘记了谈话的内容。柳田说戴季陶待在早稻田的时候常到他家里去玩。在北京时他也见到了很多人，有在早稻田大学留过学回国后居高位的。他也去了清华大学，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顾维钧，后者一口流利的英语令柳田非常惊讶。柳田先生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下过苦功，对中国的古代典籍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在文章里也经常引经据典。

在日本，柳田主要研究大和民族，大和民族是日本的主体民族。柳田民俗学的一个特点，是主张“一国民俗学”。对此，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学基本上是一国的。但由于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所决定，在“一国”的前提下，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讨论。比如，人们的生活经常要移动，在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一国”的境内，就都有很多移民人口。他们随着历史上迁徙的足迹，把故土的文化也迁徙过去了。就在柳田开展研究活动的30年代，日本也还有自己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柳田先生却不大重视这些。他只承认冲绳（琉球），认为冲绳人在血缘上与大和民族有关，是可以进行一国民俗研究的。其实，这种看法也不是准确的。冲绳的民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日本本土的民俗文化相关联？又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受了中国明清文化的影响？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作为日本的国民，在民俗上与大和民族到底有哪些异同点？

福田先生认为，“一国民俗学”这一表述有着将学问领域限定在日本“内地”的倾向。虽然柳田先生对于中国有着很高的学养和丰富的知识，但并没有积极论述，而是致力于排除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影响。然而，柳田绝非排除或是无视中国文化本身，而是对轻易采用“中国传来”及“文化下沉”之类的说法持批判态度。柳田曾经展望过各国创立各自的民俗学之后，一起建立世界民俗学的蓝图。在世界民俗学之中，中国及日本的生活文化一定能够得到统一的把握。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无论如何，作为日本民俗学的开拓者，柳田先生开创了日本这一学术领域的先河。他通过大量著作揭示出的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在我们思考当下之时，是不可或缺的知识。中国民俗学不妨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视柳田的著作，对之进行批评和讨论，吸收其中可资利用之处。与此同时，柳田先生关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感情、心性的视线，对于中国社会自身的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

柳田国男馆（长野县饭田市）

柳田国男・松冈家纪念馆

本文内容综合自澎湃新闻、《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中译本）、《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中译本）

日本民俗学译丛

收录日本民俗学各个时期的部分重要著作，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解日本民俗文化、了解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原著依据。

第一卷

《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

【日】柳田国男著

王晓葵、王京、何彬译

本书收录柳田国男在1934年、1935年出版的《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内容。

《民间传承论》以1933年9月起，柳田在自家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题讲座为主要内容。对于民俗学研究的针对性较强。《乡土生活研究法》同样以方法论为主要内容，但面向一般读者的概论性性质更为突出，对“救世助人”这一民俗学的社会使命的强调也更为明确。即使在现在，这两本书仍然是了解柳田国男的学术理论，理解民俗学主要内容的基础文献。

第二卷

《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

福田亚细男著

於芳王京彭伟文译

本书收录福田亚细男1984年版《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那时民俗学教育及研究已经基本在大学进行。这部著作是民俗学逐步脱离柳田国男的影响，开始独立发展的时期的成果。该书旨在通过对柳田国男民俗学理论的扬弃，探讨民俗学成为有着独自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的独立科学的可能性。因而一反之前学界对柳田单方面肯定的潮流，指出柳田的思想之中存在着的问题和弱点，希望民俗学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和弱点而走向成熟，显示出柳田以后的民俗学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