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开年，一场肺疫席卷中国大地，原本的春节“黄金周”罕见地转换为全民抗疫。在这场正在进行的人毒之战中，一种动物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中华菊头蝠。

虽然这次“新冠”病毒的源头还没有科学上的定论，但是蝙蝠携带致命病毒的情形已经被证实，它们能够携带SARS、埃博拉、MERS、狂犬病、马尔堡、亨德拉、尼帕等多种对人类致命的病毒。一夜之间，蝙蝠这个字眼让人恐惧，似乎成了祸患源头，几乎与“病毒库”划等号。

其实，中国人对蝙蝠并不陌生，只是平时接触蝙蝠的机会并不多。在广西、云南等喀斯特地区的洞穴，一个洞里栖息上千万只蝙蝠也不稀罕。但一般来说，蝙蝠的生活环境和习性与人类并无太多交集，只要人类不主动打扰，这些蝙蝠病毒并不容易造成时疫。

当下正值疫中，民众对蝙蝠的观感并不好。许多“禁止食用、交易野生动物”的舆论也甚嚣尘上，基本逻辑就是“不吃就不会得病”。但问题是，食用野味的陋习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医学、环保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比如我们的饮食文化中一直奉为四大美味的鱼翅、燕窝、鲍鱼、海参，其中就关涉到鲨鱼、金丝燕和海洋软体动物的濒危和伦理问题。这远比避免感染动物病毒更加危急。

遗憾的是，生物学家、环保者呼吁几十年，似乎并没有动摇食客对鱼翅的信念。这就如同日本人对鲸肉的执念、法国人对鹅肝的偏好。因此在当前“野味”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法学、生态学、公共卫生专家的介入，但更需要民俗学（尤其是公共民俗学）、人类学家的介入。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牵涉到不同文化群体中的“自然观”“动物观”。就拿蝙蝠来说，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蝙蝠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就能看到蝙蝠在中国非但不是“祸”，反而是“福”。

在西方文化中蝙蝠是暗夜邪恶的化身，但在中国则是一个吉祥物。蝙蝠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中最基本的图案之一，取“蝠”与“福”的谐音。古籍中也常常认为蝙蝠是老鼠所化，又名曰“飞鼠”。

五只蝙蝠就象征着“五福临门”“五福和合”。有时候也会把五只蝙蝠环绕在福字纹周围，以提示蝙蝠与福的关联。

蝙蝠如果飞在寿桃上、或者与寿字纹相搭配，就象征“福寿绵长”。

有时候也会有五只蝙蝠来搭配寿桃和寿字纹，象征着长寿多福、五福捧寿。这种图案多次被运用到人民币的纪念币图案中。

如果要表示“福禄寿”，则通常会把蝙蝠和梅花鹿、寿桃、仙瓮、童子、铜钱搭配在一起，组合成不同的谐音吉祥图案。有时为了美术原则，还会把蝙蝠图案进行抽象化。但无论怎么变，蝙蝠的带爪双翼是固定且显著的要素。

“蝠”字还可以谐音“符”。“符”在传统文化中象征道家驱邪召神的符箓，引申为“治病延年”“避邪消灾”。北方年节时候的民俗活动中常有钟馗赛会，扮演钟馗的人手持宝剑，再举着一个纸糊的蝙蝠，在街道巡游，以做驱祟的表演。钟馗和蝙蝠合一的图案也就象征“降幅”。还有的佛教八宝图案也会将蝙蝠纳入其间，象征八宝吉祥如意。

在中国人的民俗生活中，蝙蝠已经成为一个比比皆是但又习焉不察的意象，或曰母题，背后不仅仅体现汉字的谐音文化，更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物的态度。其实和“福”谐音的事物非常多，比如佛手、葫芦也会被用作吉祥图案，但是蝙蝠的文化意义是稳固且主流的，也是表示“福”涵义的首选图案。

这是一种昼伏夜出、并且唯一会飞翔的野生哺乳动物。蝙蝠远离人类，习性神秘，让人产生一种敬畏。正是这种敬畏中的喜爱、符号化的寓意、本土化的造型，使得中国人对蝙蝠的态度十分友善。这种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人类不去干扰破坏蝙蝠的生境，更不主动捕杀、食用。如果要问中国人与蝙蝠打交道几千年，为什么大部分时候相安无事，我想文化的因素或多或少在其中起积极作用。

民俗学界对动物伦理问题有过诸多讨论，诸如点翠、象牙雕刻、马戏、猴戏、蟒皮二胡、狗肉节、虎骨酒、熊胆、鹿茸、羚羊角、虫草等等都涉及到野生动植物的文化利用问题，全面反思当代中国的野生动植物问题，一定不能忽略其中的社会文化动因，也需要充分运用文化手段来引导现代理念的塑造。

在今天，如果要重提禁绝“野味”，首先要看到“野味”的文化逻辑是什么。立法能够兜住底线，但生硬手段未必能消除社群观念。就好像我们明明有若干航空法规，但是向飞机抛硬币的行为屡禁不绝。只有重新唤醒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那些合宜的野生动物观，重建当代人与野生动物的文化关联，运用文化手段疏导新兴野味文化，方能根本上改善、引导当代人的野物观、自然观。这也是诠释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

小小蝙蝠，是祸是福，这是一道文化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