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1976年，地震之后的唐山一度滋生大批谣言，诸如“大地震的发生是因为触怒了某某神灵”、“外国专家事先测出来了，但我们国家不相信”、“地震以后要发大洪水，唐山将会成为汪洋大海”之类，尽管事后都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曾制造出极度的恐慌情绪。

谣言总是以一种相似的结构不断重述。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各种灾难谣言再次沉渣泛起。每一则谣言的流行时间都不长，危害却不小，不仅制造恐慌情绪，还严重干扰救灾工作。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奥氏列出的谣言强度公式为“R～i×a”。R为谣言传播的广度，i为谣言内容对于传播人群的重要性，a为谣言证据的含糊性。也就是说，越重要、越难求证的谣言，其传播的速度和强度越大。

灾后谣言的兴起契合了灾后民众对于不明朗信息的高度渴求。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有不断放大的趋势，当它放大到一个“能被相信的最大值”的时候，就会逐渐趋于稳定。5月15日上午10时过，成都某银行一位员工从防震部门的亲戚口中得知，成都当天还会有余震，于是，银行安保部通知大家撤离办公楼。11时，银行员工熊小姐电话通知了自己的父亲熊老师，声称将有较强余震发生，熊老师考虑到银行的信息应该可靠，马上向所在学校办公室主任做了汇报。学校于11时15分通知各教学组长，声称当天将有7级余震，各教学组长又将此事通知到所有老师。该校一位李姓老师马上电话通知女儿和母亲，慌乱中却把电话拔给了西南食品城。食品城负责人举棋不定，11时30分，电话向《成都商报》求证“7级余震”一事，该报记者追踪出以上传播路线。

从这则预报谣言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从“余震”到“较强余震”再到“7级余震”，灾难程度不断被放大，但当它放大到一个极值点的时候，就不再放大了。也就是说，7级余震是这一谣言能被相信的最高灾难程度，此后，谣言将会逐渐趋于稳定。

稳定的灾难谣言都有相似的形态结构。依据形态差别，我们可以把谣言分为预报谣言、灾情谣言、灵异谣言、问责谣言四类，每一类都可以归纳出一个相对固定的谣言公式。

预报谣言与传播者的自身安危密切相关，流传地域也不限于灾区，它把所有的传播区域都当成了“潜在的灾区”。这类谣言数量最多、流播最广。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几乎所有的预报谣言都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或者间隔一定周期之后，由一些好事者生产出来的“马后炮”，谣言形式虽为预报，实质上是一种灾后陈述。

完全形态的预报谣言，其公式为：“1.权威的消息来源——2.灾难迹象——3.灾难趋势——4.精确的时间地点——5.被放大的灾难程度——6.未被正式公布的原因——7.警示语”。具体的谣言形态可以是完全式的，也可以是省略式的。

“权威的消息来源”一般会假托一个权威机构或权威人物。地震预报一般假托地震局，疫情预报一般假托医院，战事预报一般假托军队。另外，各种灾难预报都有可能假托政府部门、美国之音或者其他一般人难以获取的消息，如“一位市委工作的朋友（或亲戚、同学、战友等）”，或者直接简化为“内部消息”“可靠消息”“接上级指示”等。

“灾难迹象”往往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灾难趋势”则表现为一种表面的、直观的时空走向。比如，5月15日，一则谣言称：“美国地质勘探局官方网站发布预报：四川汶川县地震震源向东北方向迁移，地壳已出现大范围持续破裂，未来两周陕西西安市、甘肃天水市等地可能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这类谣言依据了灾难的空间走向。又比如，1986年是唐山地震10周年、邢台地震20周年，因为1985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多处地区发生了有感地震，于是，在传言中形成了“十年一大震”的说法，上海、广东、云南等地相继出现了一批地震谣言，这类谣言依据了灾难的时间走向。

所有的预报谣言都会强化灾难与谣言受众的“关联性”，具体表现为“在地化”的趋势，因而往往会有“精确的时间地点”，时间总是接近于“现在”，地点总是发生在“当地”。如果没有精确的时间和地点，就难以造成恐慌的效果，而预报谣言的效果恰恰在于制造群体性恐慌。汶川地震之后短短几天，全国至少有二十几个省市生产了各种各样的预报谣言，据各地媒体公布的消息，公安部门查获的数十起谣言生产者无一例外都是“本地人”，而且全都是为本地所做的地震预报。

无论不同传播者口中的谣言如何千差万别，每一则具体的谣言，都会预报一个精确的时间和地点。这个从科学上来说最不可信的谣言要素，也恰恰是最容易击中公众软肋的有力武器。

“被放大的灾难程度”指的是谣言所预报的灾难程度总是趋向于“可能的最大值”，也即能被相信的最高灾难程度。

灾难程度的大值标准往往会以地方性知识为依据。另外，谣言传播的时代不同，传播圈的文化程度不同，该传播圈的灾难程度大值标准也不相同。“迄今为止，地球上所记录到的地震还没有超过8.9级，但在各地流传的地震谣言中，屡见被夸大到荒谬程度的震级出现：9级、10级、11级、12级、12级以上。”很显然，这是低智识阶层的大值标准。

由以上分析可知，“具体化”和“极端化”是预报谣言最大的形态特征。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政府预报100年后北京将有地震发生，这样的预报是不会取得任何恐慌效果的，但如果预报今天晚上就有地震发生，所有的人都得赶紧收拾离家。同理，如果预报的是3级地震，也不会有什么恐慌效果，但如果预报的是8级地震，效果就很不一样，即便有许多人不理解，也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无奈地参与到群体事件中来。

“未被正式公布的原因”总是把矛头指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汶川大地震之后，各地都在讨论诸如蟾蜍集体迁移、地震云的出现等各种异常迹象是否与地震有关的问题，质疑国家地震局到底是尸禄素餐，还是刻意瞒报。网上甚至盛行一种说法：“养一群地震专家，不如养一群蛤蟆。”

公众已经默认了地震局和政府应该有能力事先预知地震，那么，为什么政府明知将要发生地震却还要刻意隐瞒呢？那一定是另有原因，而这些原因多数被附会成政治原因。

这个所谓的政治原因一定要与近期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政治事件相关，如此才能契合公众对于敏感事件的问责期许。比如，多数谣言认为，政府刻意瞒报512大地震的理由，是害怕地震预报会影响到奥运会前的安定局面。

“警示语”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警告离开危险地区或做好防护措施，二是要求大家相互转告。

基于形态角度，我们可以把“次生灾难的预报谣言”看作是预报谣言的简化式。这类谣言因为是以最近刚刚发生的灾难为背景，往往省略预报依据和时间地点，单刀直入。5月15日清晨，一句“叠溪海子爆啦！紫坪铺水库大坝决堤啦！”就把都江堰弄得鸡飞狗跳。这些谣言显然都是基于人们对刚刚发生的汶川地震的恐惧，以及对水库或堰塞湖状况的担忧。灾难的时间就是“现在”，灾难的地点就是“这里”，这都是无需交待的语境。谣言制造者着重强调的是灾难正在降临，旨在激起千钧一发的紧迫感，在混乱之中取得“恐慌快感”的效果。

灾情谣言是对已经发生的灾难状况的歪曲报道。这类谣言多为耸人听闻的口头消息或媒体报道，往往极力夸大甚至虚构灾难的程度和范围，旨在营造紧张气氛，或者激发受众的同情、悲痛或惊愕。

流传于灾区的灾情谣言往往以“次生灾害谣言”的形式出现。次生灾害谣言是对次生灾害的虚拟或夸张报道，多为强烈余震、山体崩塌、水坝溃坝、化工厂爆炸、疫病流行、群体骚乱等，有些谣言则借助政府名义，声称城市间的主要公路将无限期关闭，或称军队即将封城、宵禁等等。

完全形态的灾情谣言，其公式为：“1.消息来源——2.被歪曲的灾情——3.灾民的应急行动——4.警示语”。

“消息来源”往往不以“据说”的形式出现，多数以谣言制造者的亲历见闻或直接的图像形式出现，部分以“我的一位在某重要岗位的朋友得到可靠内部消息”“我的哥哥亲眼看见”等形式出现，旨在强化消息来源的权威性，提高消息的可信度。

“被歪曲的灾情”往往是对灾情的夸张报道，这种夸张主要表现为惊人的死亡数据、离奇的死亡情状，以及无法预知的危险场景、难以理喻的脱险经历等。比如台湾东森新闻台5月15日的一则报道称：“无情的震灾夺走无数的人命，在四川的绵竹市汉旺镇，发现整个镇政府居然全在瓦砾堆中，上千名的官员无一幸免，全都遭到活埋。解放军进驻之后，除了救灾，还得负起当地的治安责任。而唯一找到的活口，是一名躲在火锅店瓦砾堆中的年轻人。”

在灾区，“灾民的应急行动”主要起着承上启下的叙事功能。承上即通过其他灾民的应急行为，衬托灾情之严重；启下则借鉴前人的应急经验和策略，引起公众的警醒，提示公众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灾民的应急行动”和“警示语”功能相近，常常交互使用，警告接受者应该如何规避灾害。“部分地区已经断水”“市场上的水都快被抢光了”“家家都在放鞭炮了”“市面上某药品已经卖到一百元一包了”等等，都属于其他灾民的应急行动，用以提起接受者注意，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一类谣言由于涉及到物质储备，因而往往能刺激某类商品的抢购。

“灾民的应急行动”有时被省略。只有在非紧急的、比较从容的谣言传播时，传播者才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其他灾民的应急行动，一般情况下，谣言会直接使用“警示语”提请注意。

但在非灾区，“灾民的应急行动”则是最容易被渲染的一部分，正是不同人群面对同一灾难的不同表现，更容易满足那些旁观者对于灾难和灾民的关注欲望。

大灾之后，必有妖言。1956年，黄河下游各省和新疆境内发生蝗灾，长江以南各省区则爆发了螟虫灾害。许多灾民认为这些害虫是天生的，“都是由东南风变的”，人没有办法对付，只有加大祭祀力度以求得蚂蚱老爷（蝗虫神）和白梢娘娘（螟虫神）自行收敛。

汶川地震之后，有人宣称靠《周易》早就测出了四川地区将要发生大地震，有人牵强附会地将所谓“阴阳五行”以及神秘数字三个8、领导人的属相、星相等与各种灾难事件进行联想，甚至有人从网上扯出一个会做预知梦的外国预言家，预测海南岛9月将要发生大海啸。相对于2003年的“非典”，以及历史上的其他许多灾难，汶川地震之后的灵异谣言并不算多，但仍然在老人和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中占有巨大市场。

灵异谣言指的是通过猜想和拼凑，将灾难的发生与虚拟的灵异事件或者其他偶发事件联系到一起，解释为一种反科学反现实的、神秘的对应关系。

完全形态的灵异谣言，其公式为：“1.虚构的或者特别挑选的灵异载体——2.离奇的灵异解析——3.被放大的灾难——4.简便的规避方法”。

“虚构的或者特别挑选的灵异载体”总是要把灾难附会到一种毫不相关的事件之上，通过灵异解析，在灾难与该载体之间建立一种奇特的灵异关系，从而使一些与灾难毫不相关的普通事物幻化成特别的“灵异载体”。

灵异谣言的解释系统只能是“离奇的灵异解析”。其惯用的手法是，借助于文字游戏，制造些耸人听闻的灵异谣谶。这些谣谶完全是非理性的，其逻辑结构正是建立在反科学、反现实的灵异基础之上，因而先验地排斥了科学和实践对它的批判，因此，人们就无法利用既有的科学知识或生活逻辑去验证其“真”或者“假”，而只有“信”或“不信”两种选择，信则如有，不信则无。

我们只要对部分案例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灾难谣言往往是制度化宗教“神圣救赎”故事的一种简单模仿，它们在形态上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一、“圣显”（虚拟的或者特别挑选的灵异载体），一个不可能说话的人或物忽然开口说话，以确定其神圣代言者的身份；二、“神启”（离奇的灵异解析），神圣代言者指出了灾难的因由；三、“方便法门”（简便的规避方法），神圣代言者指出了一条禳灾避祸的便捷途径。

谣言是一条变色龙，往往随着时势变化而更换对象、变换言语方式，不断朝着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的方向靠拢。但无论其内容如何变化，其基本的结构形态是不变的。

灵异谣言的特点之一就是出奇制胜：越是离奇，就越是灵异，越是容易博取部分民众的迷信。灵异谣言反科学、反现实的特点恰恰是它用以控制部分民众心智的有力武器。

所有灵异谣言的规避方法，最终都会落实为一种“方便法门”。惟有方便，才能普及，才能吸引更多的信众参与其事，推动谣言的进一步扩散。

灵异谣言的完全式，多数是由谣言的积极散布者传播的，他们或隐或显，总会把自己的利益包裹到“简便的规避方法”之中。而那些消极的谣言传播者并不是谣言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往往只是一些试图借助新鲜信息取悦听众的谣言享用者，他们在谣言的传播中常常会舍弃那些并不显得有趣的内容，省略部分功能。另外，那些与传播者所处的环境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灵异谣言，多数只是传播者博取“故事权”的话语资本，常常不必强调规避方法。

问责谣言侧重于描绘特定类型的责任人在灾难中的不同表现。如果按照主人公角色和功能的差别，我们可以把问责谣言区分为“英雄神话”和“小人故事”两类，前者赞叹人性之美，后者鞭挞人性之恶。

但从形态上看，完全式的问责谣言，无论英雄神话还是小人故事，其公式是相同的：“1.消息来源——2.模糊的时间地点——3.具有特殊身份的主人公——4.被矮化的对立面——5.主人公出乎常态的行为——6.讲述人的问责意见”。

英雄神话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主人公”多为身居高位的长官，或者具有非常能力的公众人物；“被矮化的对立面”多为公众所厌恶的对象；“主人公出乎常态的行为”也即英雄的愤激言行。5月份最简短的一则英雄神话即网上广为流传的“戛纳电影节上章子怡掌掴莎朗斯通视频”，最著名的就是“温家宝怒摔电话机的故事”。

小人故事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主人公”包括官员或官员亲属、大款、时尚女郎等；“被矮化的对立面”则包括被弱化的灾民、老幼病残人士、外来无助人员等；“主人公出乎常态的行为”总是一些能够刺激受众义愤的出格的恶行，着重表现“小人”无理与蛮横的同时，还会着重强调“对立方”的无辜与无助。

在问责谣言中，任何一个传播者都不可能平静地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当他传播这些谣言的时候，他就已经介入了谣言的再创作，因此，他不仅要讲述故事，而且要表达“讲述人的问责意见”。

在英雄神话中，“讲述人的问责意见”是以拥戴和称颂的形式出现的，这一部分是隐含在讲述的语气和情感之中的，一般不以直接的语言方式来表达。

但在小人故事中，“讲述人的问责意见”往往不会省略。或者是上纲上线的人格辱骂，如“这种人渣”“丑人多作怪”“真不是东西”“就该操他十八代祖宗”之类；或者是提出一些超出法理的极端惩处意见，如“拉出去轮奸”“不如一枪打死算了”“这种人就该见一个杀一个”。

我们所分析的谣言公式是谣言的“完全式”，但从我们所列举的案例来看，多数案例都不是完全式谣言，有的可能只是片言只语。片言只语的谣言是谣言完全形态的“省略式”，被省略的功能并不是不存在，只不过是化约到谣言的“语境”当中了，而没有以显性功能的形式来呈现。比如，一则省略式的次生灾难谣言，可能只有“快跑”两个字，但在2008年5－6月之间，这两个字包含着远远不止于“快速奔跑”的内涵，它是在恐震心理背景下产生的警示语，是一段时间以来地震谣言的延伸，虽然当下情境的“快跑”只剩下一个警示的功能，但整个谣言事件却包含了完整的“1.消息来源——2.被歪曲的灾情——3.灾民的应急行动——4.警示语”，只不过前三项功能已经被化约到谣言语境之中了。

我们讨论的谣言，是作为“语言”（langue）的谣言，而不是作为“言语”（parole）的谣言，也就是说，我们是把整个谣言事件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讨论一个谣言接受者在知会一则谣言的时候，他能够接收到的各项信息的“总和”。这个总和不一定要在一次传播中完全呈现，也不一定要由一个传播者完全呈现，谣言的完全形态可能是接受者根据谣言传播期的诸项信息，自己在头脑中组合而成的。

对于“言语”状态的灾难谣言来说，谣言所涉及的内容离传播点越远，需要交待的背景材料就越多，谣言形态越倾向于使用“完全式”；相反，如果所涉及的内容距离传播点越近、时间越仓促，就越不需要背景交待，谣言就越简短，其形态越趋向于使用“省略式”。

谣言常常是民间故事（或传说）的初级形态或者省略式。一则离奇的谣言经过时间的淘洗，洗去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而那些离奇的情节则经历了口口相传的不断补充，可能逐渐演化为一则有趣的传说或故事。相对于故事形态，谣言的功能数量比较少，而且更依赖语境，更倾向于使用省略式；谣言功能的次序较不稳定，功能的排列顺序是可调整的，但某一项功能的具体表现则可以更加多样，比如，同一则谣言的“消息来源”在同一个接受者的信息库中可能会有多种呈现，有时是“听市政府的朋友说的”，有时是“朋友亲眼看到的”，有时则是“美国之音刚刚报道的”。

我们的讨论重点不在于谣言是以完全式还是以省略式来呈现，而是谣言的每一项功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谣言的每一项功能都有“极端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谣言中的每一项功能都会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当它放大到一个“可能的最大值”的时候，就会逐渐趋于稳定，最终呈现为一些极端的功能特征：消息来源是“最权威的”，灾难迹象是“最明显的”，灾难程度是“最剧烈的”，灾难的时间地点是“最确定的”，灾难的原因是“最离奇的”，英雄角色的行为是“最感人的”，小人角色的行为是“最可恶的”，而受害者的遭遇则是“最值得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