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决定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是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相继陷落,1938年2月,教育部命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昆明。到昆明后,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8年。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身处国难之际,抱着学术救国的理想,心志坚定,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当时的各级政府为了抗日,也需要调查了解西南边疆情况。于是,西南联大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各专业教授们积极投身于西南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中。关于西南联大,曾有杨立德、孙希磊、杨绍军、潘乃谷等先生做过专题研究,另外在张泽洪、聂蒲生、桑吉等人的文章中也有相关内容。但到目前为止,就西南联大对西南边疆的调查研究还未见到相关研究文章,本文拟就此进行阐述,以就教于方家。

西南联大有关的研究机构主要有: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和经济研究所、云南地质调查所、西南联大学人参与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即魁阁)等,这些学术机构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8月,由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任所长。其目的是“为求对于我国人口及相关问题获得研究技术及收集材料,以便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建设有所贡献,并期为辅助学术的研究,做实验的调查工作”。该所在1939年至1946年间,先后进行了呈贡县人口普查、呈贡县农业普查、昆明4个环湖县市(昆明市、昆阳县、昆明县、晋宁县)的“户籍示范实验室”调查、呈贡县及昆阳的一镇三乡的户籍及人事登记工作。成果主要有:《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云南省呈贡县农业普查报告》、《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云南呈贡县昆阳县户籍及人事登记初步报告》。除《云南省户籍示范工作报告》为铅印本外,其他报告只出了油印本。在这些调查基础上,陈达写出了《现代中国人口》的专著。这些调查研究报告,现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特别是1942年对昆明4个环湖县市近60万人口的普查,是我国最早采用现代人口普查方法进行的调查,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和数据,这次普查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界的高度重视,它为我国现代人口普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于1942年6月,由陶云逵任主任,研究人员有黎国彬、邢公畹、罗常培等,出版有《边疆人文》杂志(共出了4卷19期)。研究室成立的起因是40年代初,云南地方当局计划修筑一条由石屏通往佛海的省内“石佛”铁路,后改为从昆明至佛海的“昆佛”铁路,并决定从筑路经费中拨出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单位对铁路沿线进行社会调查,为筑路提供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和地理环境等有关资料。西南联大中的南开大学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为此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不久,陶云逵就带领调查人员从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等县沿红河而下,对哈尼、彝族、苗族、傣族等民族聚居地开展调查。调查历时8个月,形成了一批调查研究成果,主要有:《昆佛沿线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昆佛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文章有:黎国彬的《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陶云逵和黎宗献的《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邢公畹的《远洋寨仲歌记音》,以后又出版了《彝语语法研究》、《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调查,搜集了大批口头和实物资料,抢救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史料。

193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中华平民教育基金会在贵州的定番合办乡政学院,以定番为实验县,对定番少数民族作详细调查,但是未见调查报告发表。

同年,吴文藻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云南建立起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后搬迁到昆明近郊呈贡的一个古建筑“魁星阁”,因此,这一机构被人们称为“魁阁”。先由吴文藻先生负责,1940年后,费孝通接任站长,同时他在西南联大兼课。先后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胡庆钧、林耀华、李有义、许光(云南大学教授)等人在此工作。魁阁在抗日战争中就近开展调查,选择了云南的禄劝、易门、玉溪、呈贡、大理西镇(现称喜洲)、个旧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费孝通与张之毅合著的《云南三村》、许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和《四川叙永苗族调查报告》、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和《个旧矿工》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中《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点睛之笔,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已为我在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费孝通在抗战胜利后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出版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等著作。许光的《祖荫下》,“其影响力与《江村经济》、《金翼》和《山东台头》不相上下,也是早期汉人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

魁阁开创了一种称为“魁阁学风”的研究风气,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里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课题,他们先后到选定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论文撰写,这种研究方法能兼顾个人创造性的发挥和集体讨论的好处,成效明显,被视为早期中国学术集团的雏形。他们调查过的云南禄劝、易门、玉溪、呈贡、大理西镇,现在已成为人类学的学术名村,成为人类学跟踪调查的研究热点。

1942年,西南联大地质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组成“云南地质调查所”,对云南全省作大范围的野外调查。调查发现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钨、锡、铁、铜、铅、磷、汞等多种矿产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云南地质调查所还重点对滇南锡矿、滇东北铜矿盐矿、易门铁矿、滇西的水银、砷、锑、银等进行调查。发表的相关著作主要有:冯景兰的《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王鸿祯的《昆明附近地质》、《叙昆铁路曲靖宣威段路线以东地质矿产》、《云南宜良路南一带地质》、《云南保山地质》、《云南易门铁矿地质》、《云南嵩明杨林一带地质》;孙云铸写了《中国古代地层之划分》(曾获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二等奖)、《云南西部之奥陶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他与张席合写有《滇西寒武纪之发现》。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还积极利用西南边疆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开展多方面的调查研究。

1.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的罗常培、闻一多、邢公畹、高华年、马学良、傅懋、袁家骅等学者开展了大量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罗常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文学系的罗常培曾利用假期先后组织了3次少数民族语言调查:1942年1月,在大理开展民家(今白族)、摆夷(今傣族)、傈僳、么些(今纳西)族的语言调查。1943年1月,他找到两位能说山头、茶山(景颇族的一支)、浪速语言的发音人,将他们带到昆明住了半个月,记录了许多词汇和故事。1944年7月,再次到大理,调查兰坪、宾川、邓川、洱源、鹤庆、剑川等地的民家话。其成果主要有《云南之语言》、《贡山俅语初探》、《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他还与邢庆兰合著有《莲山摆夷语文初探》等。此外,罗常培还是较早研究纳西族明代土司木氏宦谱的学者之一,1932年5月,他写出了《江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

文学系的闻一多早在学校南迁途中,就十分留意途经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民歌民谣、优美的神话传说,这丰富了他对神话、古典文学的研究。在联大期间,闻一多著有《神话与诗》、《楚词校补》、《唐诗杂论》、《尔雅新意》。他还支持和指导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进行采风,最后集为《西南采风录》一书。该书保存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面貌和风土人情,具有社会学、民俗学和语言文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1939年,文学系的傅懋调查蒙自的彝语,次年,他调查了黑彝一个支系的语言“利波语”,后写成《利波语研究》。在维西调查后,傅懋写出《维西么些语研究》、《维西么些词汇》和《云南的三种倮倮语》。1941年,文学系的马学良撰写了《撒尼倮语语法》,编写了《彝文字典》,并且到寻甸、禄劝两县调查彝族语言,收集了许多礼俗方面的文物。1943年,外文系袁家骅写出了《峨山窝尼语初探》、《阿细情歌及其语言》。

1942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邢公畹调查罗平少数民族语言。1943年2月,他再到红河、新平等地调查花腰傣,搜集了民间故事、神话、民歌等。

同年5月,他又调查元江水摆夷语言,搜集到侬语、傣仂语、黑彝语、傣雅语,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他以后力排众议,提出汉、藏缅、侗台、苗瑶语同源说奠定基础。同为该研究室的高华年,1942年在昆明核桃箐村进行调查,写出《昆明黑彝语研究》、《昆明核桃箐村土语研究》和《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等成果,他还调查新平杨武坝纳苏语(纳苏为黑彝的自称),并与昆明的黑彝语进行对比研究。

2.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西南联大教授在民族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当时西南联大聚集了陶云逵、马学良、吴泽霖、李景汉、陈序经、陈岱孙等一批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

陶云逵来云南较早,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先后赴丽江、中甸、维西及滇缅、滇越边境等地进行调查,“足迹遍及三迤,远至独龙江,险如碧罗雪山,都曾亲履其地。”调查中既作体质测量,也详细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积稿甚多。他主要研究云南的彝族、纳西族和傣族,其代表作有:《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几个云南土著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的估计》、《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过去与未来》、《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云南怒山上之傈僳人》、《云南碧罗雪山之黑傈僳族》、《俅江纪程》、《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西南边区社会绪言》、《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和《车里摆夷情书汉译》等。陶云逵是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先驱,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作出过重要贡献。可惜他英年早逝,1944年在昆明病逝,年仅40岁。

1938年,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约请了几所大学的学者组织一个滇西考察团,目的是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准备建设一个移民区。西南联大的孙云铸、张席、李景汉、李继侗、吴征镒等专家参加了滇西考察团。这虽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考察团,但一到边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就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结果,在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后来李景汉写了《摆夷人民的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吴泽霖先是在搬迁到贵阳的大夏大学主持社会研究部工作,对贵州少数民族开展过许多调查,他与陈国钧合著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1942年贵阳文通书局出版)。1942年春,吴泽霖受聘于西南联大,他利用课余和假期,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和收集文物,主要调查了云南的纳西族、苗族和彝族等,写出了《么些人的婚丧习俗》、《么些人的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等文章。

3.边疆经济地理的调查研究。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黎国彬参加昆佛铁路沿线的调查后,写出了《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

张印堂研究云南经济地理,写出《云南边疆种族地理》、《云南经济地理》、《滇缅铁路沿线经济地理》、《云南掸族之特征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英文)等。他所著的《滇西经济地理》一书,后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成为西南民族文化丛书之一。

西南联大经济学家杨西孟、伍启元、戴世光、鲍觉民等关注当时的国计民生,他们通过对昆明物价变化的分析,指出当时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措施,为后来国家建立合理的经济政策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李有义的《云南汉夷杂居区经济》,也是有关经济方面的成果。

4.少数民族宗教习俗的调查研究。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习俗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有陶云逵、马学良、吴泽霖、傅懋等教授,他们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既搜集记录了大量的宗教典籍,又进行研究,形成了诸多成果。

1934年到1936年,陶云逵在纳西地区考察,记录了1085种东巴经。他在宗教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和《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1935年7月,他在中甸县白地又请了一位东巴师作羊骨卜,他与翻译周汝诚观察占卜的全过程,写出了《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贝巴卜》。1942年,陶云逵在新平、元江调查,撰写了《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对彝族的图腾进行研究。他的《一个摆夷神话》、《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则是对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记录。

1943年至1944年,马学良调查云南寻甸、禄劝、武定的彝族,收集了彝文经书2000余册,结识了数十个彝族毕摩。通过分析,他将毕摩经书分为九大类,其中祭经、占卜经、神话三类是有关宗教的。写出了《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倮族作斋经译注》、《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招魂和放蛊》、《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度》。他的《从倮罗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是有关彝族图腾制度的研究成果,《云南倮族(白夷)之神话》、《云南土民的神话》则是对彝族神话的记录和分析。

在贵州时,吴泽霖就对苗族的习俗进行过考察,撰有《炉山黑苗的生活》,记录了苗族祖先崇拜中有“吃牯脏”的习俗。《海贝巴苗族中的斗牛》,记载了贵州贝巴苗的宗教民俗活动。到西南联大后,他赴纳西地区调查,发现了600多部东巴经,写出了《么些人的婚丧习俗》、《么些人的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

5.边疆地质地理矿产的调查。1941年7月,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带领西南联大化学、生物、地质系学生,组织川康考察团,利用假期徒步前往四川和西康调查两省的矿产及各项生产事业,重点调查了西康所属的宁属8县(西昌、会理、盐源、盐边、越、冕宁、昭觉、宁南)。他们考察的中心是我国彝族(当时称为倮罗)聚居的大凉山地区,这里过去几乎没有外族人进去过,有较大的危险。考察团在曾昭抡的带领下,徒步考察,克服了种种困难,顺利完成调查。曾昭抡回昆明后写出了20万字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对这里的矿产资源,包括铁、铜、金、煤、锌等,一一标明矿产的分布和估计含量,并建议政府进行开采。他们测量了通向大凉山主要道路的里程,为后来的地图标识提供了准确依据。考察团还考察了彝族的语言文字、记录了有关彝族的人文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西南联大袁复礼、冯景兰教授先后到西康进行矿产资源调查,分别写出了《西康麻哈金矿》、《西康萦经铜矿》等著述。气象学家李宪之发表了《昆明高流》、《西南高层气流与天气研究》、《中国西南季风的文题》等文章。

西南联大在云南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它对中国民族学、社会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经济以及边疆历史、文化、地理等学科的建立、发展和研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南联大对西南边疆的调查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就地取材,关注边疆研究,解决现实问题。联大的学者们就地取材,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们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社会文化的调查,形成了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民国时期,西南的民族学研究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外,可以说是与西南联大分不开的,它推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走向高潮。他们的调查研究以“习民情,察风土,采标本,了解少数民族生活状态,进而了解中国现状”为目的,解决现实问题是其特点。

第二,调查范围广泛,研究内容全面。调查范围遍及云南、贵州、四川、西康整个西南地区,内容包括人口、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边疆经济地理、少数民族宗教习俗、地质地理矿产等。从自然地理、到人口再到历史人文,从少数民族的语言、民间神话、歌谣到文化概况,从史学研究扩展到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

第三,注重实地调查,积累了丰富资料。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理工科,都十分重视实地调查。他们搜集、记述、绘制、拍摄了丰富而又珍贵的历史资料,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地图、照片资料和研究成果,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实物资料。这些都为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边疆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也为今天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第四,带动了一批学者开始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大学者们来到西南,被丰富的自然资源、多彩的民族文化所吸引,开始转向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如罗常培,原来是研究语言学的,在调查民族语言过程中,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紧密结合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等成果,这些是比较典型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他的学生马学良,也是由研究语言学开始,进而研究民族学。此类学者在西南联大大有人在,他们写出了不少高水平的民族学论著。

西南联大的西南边疆调查研究给我们以下启示:

首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精神值得我们继承。西南联大前辈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怀着学术报国的理想,或就近调查边疆的历史人文地理资源,以作开发边疆、支持抗战的参考资料;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复兴的支点,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平静的心态,积极的探索。抗日战争中,战争的残酷,时局的动荡,生活的艰苦,都没有影响到西南联大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他们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环境、对待生活,依然积极地探讨各种学术问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深思。

再次,不畏艰险,执著的学术追求。我国西南边疆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有的地方流行瘟疫,学者们到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既要克服生活的艰难困苦,又有传染上疾病的危险,还可能遇到死亡的威胁。如1943年,邢公畹到罗平、新平、元江等地调查时,就曾染上疟疾,差一点丢了性命。1943年,黎国彬到西双版纳调查傣族,一到那里就被军队逮捕,说他是汉奸,给他们看护照和证件都不行,敲诈不出钱财就要枪毙。情况紧急,后经陶云逵、邢公畹等人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他们对学术的执著追求,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对现实的关注和研究,反映了联大学者们的爱国情怀。西南联大对西南边疆的调查研究,利用了学校所在的区位优势,同时又关注现实问题,这些研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西南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正如王昊在《边疆人文“六十年”》一文中指出:比起抗战时期千百万从军报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许西南联大学人所作的贡献看似不那么壮烈,但价值远远超出了学术本身。他们文章中反映的对祖国、对现实的关注,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情怀的体现。

（本文刊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