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金庸江湖手册》后记

《金庸江湖手册》前身叫《点评金庸》，十几年前的一本畅销书。那时我还在读硕士，从来没有写过书，也不知道写书、出书的规矩，只知道把自己挑灯夜读的各种欣喜和感悟写在纸上。书写完后，没人愿意出版，找了几家出版社，都说只能自费出版，我一个穷学生，哪来的自费？亏得贵人相助，中山大学出版社勉强同意冒险试版。

2008年版《金庸江湖手册》（施爱东著）

书出之后，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想象，至今我还保存着三种不同纸张和色泽的盗版本，如果不是因为盗版书的错别字太多，我甚至巴不得盗版越多越好。尽管当时我只得了一万元稿费，但很开心。因为这本书，我得到了留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资格，也许还是因为这本书，我不幸被任命为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写作》是中文系最受歧视的一门课）。

《点评金庸》出版时，我还是个学生，金庸在我眼里是一尊神。尽管我装模作样地对金庸作品某些章节提出了批评，其实心里没底，这么做只是为了在读者面前显示我的“独立思考”。批评别人总是比较酷的。

1995年版《点评金庸》（施爱东编著）

许多年后的某一天，中山大学王剑丛教授问我为什么不和金庸联系，他说金庸和《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先生一直在试图联系我，先后委托过几位学者给我传话。当时我在“主任”位上已经浸淫快两年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得相当镇定，做出一副实在是忙得抽不出时间，很歉疚的样子。苍天作证，此前我真的没有收到过任何传话。一回到家，我马上就给潘耀明先生挂电话了，那时的国际长途是不打折的。

后来金庸当教授了，读博士了，我也没耽搁，一心向学，勤勤恳恳努努力力地耕耘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为了不辜负几位恩师对我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我只有决心为中国的民间文化事业奋斗终身。金庸小说，那是作家文学，自然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

民间文化是多大一个领域呀？我先是跟着叶春生教授做民间信仰，后来跟着钟敬文先生做学术史，再后来跟着刘魁立先生做故事学，这些年，沾了刘先生的光，开始被某些喜欢乱扣帽子的外国学者称作“著名故事学家”（印象中某次国际会议上发言的列席研究生，也被扣上了这顶帽子）。

我在民间文化的广阔天地里转悠了一大圈，最终停在了故事学上。每当我在民间故事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或规律，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金庸小说——如果我们能打破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界限，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好的故事，其内在的结构与逻辑都是相通的。

故事的内在逻辑不是生活，而是故事本身。

金庸作品中包含了大量的故事母题，他出神入化地把这些母题应用在英雄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中，如水中盐、花中蜜，摘叶飞刀、踏雪无痕。但雪泥鸿爪总还有迹可寻，只要用了民间文化的眼光，处处能看出金庸对民间智慧的巧妙化用。2003年11月，金庸对着我的近千名学生说：

“施先生指出了我的小说中有很多中国传统民间的因素，从民间的智慧中得到好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他指出我就感到佩服。他说郭靖到桃花岛去求婚，他的未来岳父黄药师考他三个题目，好比呆女婿到岳父家里去拜寿，或者呆女婿去考试，这些故事在民间是很多的，我把它化进去了。他讲到潘金莲、潘巧云这些中国传统小说中杀嫂的故事。当然，萧峰没有杀掉马夫人的，我想我自己受到中国传统小说的不知不觉的影响，化了进去。你们有这位好老师，应该多学学。”

能得到金庸的肯定我当然很高兴，我不再虚伪地装出不动声色的样子。我有时在课堂上说：“金庸语录，施先生是位好老师，你们要认真听课。”同学们就笑，然后认真听课。

施爱东与金庸先生

我离开大学讲台之后，习惯了用干枯的哲学语言操作学术文章，突然要腾出手来修订一本轻松愉快而又兼具文化思想的《点评金庸》，真不容易。总之是花了许多时间，一段一段地删，把原来的四十万字拼命拧干到十几万字，然后燕子衔泥，一点点垒回到四十万字，再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磨，推了敲，敲了推，除了形式还是《点评金庸》的形式，五脏六腑已经被换透了。为了区别原著，乃更名《金庸江湖手册》。

施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2008季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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