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太湖流域民间存在着极其丰富的信仰类文艺资源，20世纪后半期以姜彬先生为代表的江浙沪民间文学研究团队在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形成了很多成果。但该项研究的学理设定有一定偏颇，本文尝试进行一定程度的缩减与修正，以“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为统摄，可以凸显出其内在的同质性和文化一体感，并在这一学术概念的引领下对已有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述。

关键词：太湖流域；信仰文艺；宝卷；神

　　太湖流域是吴文化的核心地区，从历史发展上看，它在精英文化方面居于全国重要地位，在民俗方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而民间信仰文艺正是其中最具综合性、丰富性的代表之一。

　　此地民间在制度化的佛教、道教之外，历来还有丰富多样的神灵信仰和仪式活动，并有特殊的民间演唱文艺形式与之伴生，比如宝卷、赞神歌、太保书、宝忏、香诰、六书班……它们与太湖流域民众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跨地区的民间庙会到一个社区的集体祈福禳灾，乃至一家一户的红白喜事，这些信仰类文艺资源都处处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效。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繁荣的时段，如今，这些文艺形式有的已经濒临消亡，有的经适度调整后在现代生活中大放异彩。无论何种情况，对这些凝聚着民众生活和审美历史的传统文艺资源，都有进行整体性调查研究的必要。

　　在这一学术领域最有集团化效应和学术影响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姜彬先生为首的江苏、浙江、上海一批学者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当时他们成功申报了国家课题“吴越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学关系的考察和研究”，并发动江浙沪广大学者及各级文化机构工作人员大规模地进行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姜彬先生领导下的《民间文艺季刊》（1991年后更名为《中国民间文化》）。粗略算起来，他们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足有百余篇，其中集大成之作是姜彬先生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和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一书。这一项考察研究成绩巨大，主要体现为：（1）发现了大量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活态存在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初步考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2）写出的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大多具有原创性，是某一局部话题的重要成果，有些甚至是开山之作；（3）发掘了一大批民间文化的积极传承人，这些人是各类活动的“民俗精英”，也是学者深入研究的主要对象；（4）培养了一批有特殊专长的学者，如研究宝卷的车锡伦、研究神歌的顾希佳等，由于他们持续努力，至今依然是该领域的学术权威。

　　但是，过了将近30年，站在当下学术平台上冷静回望先贤业绩，自然也会有些遗憾：（1）当时的调查详略不等，没有一致的科学规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当地文化干部承担的，虽然元气淋漓，但比较随意；（2）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好不容易被发现了，却没有认真记录、整理和公开出版，因而它们依然“养在深闺人未识”，难以引起其他学者的跟进，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3）专题研究有非常优异的论文，但也有不少感想式的、表面化的作品，并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化热”躁动，很少对具体现象进行深入钻研，习惯于轻易跳到宏大的理论话题或邃远的历史原型。最可惜的是，此项目结项之后，大部分相关研究很快趋于沉寂，大量刚发现的线索、刚呈现的资源，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开掘，因而其整体影响力也就比较微弱。

　　有鉴于此，本人经过长期准备，发大心愿，意欲联合今日的学术同道，重新接续先贤的心血努力，理由主要有：（1）这些线索依然存在，那批杰出的“民俗精英”，有的还健在，有的去世不久，再不进行深入的调查，则恐怕真要成为历史的遗憾了。（2）这30年来国家形势和民俗生活都发生了巨变，这些信仰文艺也不能自外，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非遗”政策，使得这类民俗文化既得到了“保护”又加速了变异。我们有了先贤们留下的成果，再进行新的科学调查，两相对比，可以在学理和实践上得到许多真知灼见。（3）我们现在的学术基准整体上已经远超那个时代，应该用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方式，对代表性的选点进行深入调查，同时调动多学科的前沿学者来协同攻关，进行有创造力的跨学科研究。

　　当然，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我们在接续前贤的基础上，对他们的研究也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以《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一书为代表的既有研究，总体框架设计过于庞杂，同质性和一体感较弱，我们参照其体系，在概念范畴上进行部分调整，主要聚焦于两个关键词的设置：

第一，“太湖流域”。原有研究用的是“吴越地区”，我们认为范围太大，其文化同质性较弱，不利于进行体系化的深度研究。我们将之缩小为“太湖流域”，在地理上主要指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以太湖为中心的区域；在方言上指的主要是吴方言“太湖片”下属的“苏沪嘉小片”“毗陵小片”以及“苕溪小片”之一部；从行政区划上，主要指的是明清以来的苏、松、常、嘉、湖、太仓这五府一州之地，现代则指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几大地区以及江北的靖江、南通等地；在传统文化上指的是“吴文化”的核心地区，不再包括“越文化”了。

第二，“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我们的设定是：与某一特定的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有机关联的特殊文艺形式，有时即为信仰仪式之核心部分。相对来说，《吴越民间信仰民俗》的研究对象过于宽泛，它包括一切带有信仰色彩的文艺形式，比如年画、剪纸、民间传说、儿歌、灯会、音乐、舞蹈、游艺活动之类，其用意是探究“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之关系”。我们则是专门针对那些作为民间信仰仪式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形式，对不构成某一信仰仪式有机部分的品类，我们决然割爱。此外，出于文学本位之立场，凡不出现较长规模语言文本者，比如像跳幡神、赶五猖之类倚重于身体的表演，亦不加考虑；至于大量存在的上梁歌、丧葬歌之类的仪式歌乃至咒语、祝辞之类，虽然具有一定的信仰仪式感，但语言文本较为短小且基本没有叙事性，我们也不特予关注。剩下的就仅是该书中的宣卷、神歌、僮子戏、目连戏等语言类表演艺术，也即是通常所说的曲艺和戏曲两大类。即便如此，此概念尚须以“太湖流域”的文化一体性为制约，因如下民间戏曲，我们发现在太湖流域并不突出：“醒感戏”主要流传于浙江南部永康一带，早已超出吴方言的“太湖片”；目连戏主要分布在绍兴、上虞、开化、高淳等地，它们要么不在“太湖片”内，要么虽在“太湖片”但不在上述三个小片内，总之都不属于我们所谓的“太湖流域”文化范围；只有僮子戏确实在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的南通等地以及在江南部分渔民中有所流传，但它其实是“江淮神书”这一大的傩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其影响力遍及长江下游的江北地区，属于江淮文化之一部分，与太湖流域信仰文艺的总体风格差距较大，它们之间虽互有影响，但未必是同一文化体系。况且僮子戏、目连戏之类的研究已成专学，国内外许多戏曲研究者倾力为之，我们不必再重复劳动。此外，在信仰仪式活动中单纯作为娱乐项目而非仪式组成部分的演戏、说唱之类自然很常见，却也不是我们的考察目标。于是，我们的考察目标就剩下以宝卷和神歌为两大支柱的民间曲艺这一个大类。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文类，比如无锡的“香诰”、湖州宝忏、平湖太保书之类，还需要在田野调查后甄别取舍。

　　这样看来，我们考察对象的范围似乎缩小了，但这恰是我们批判地吸收前贤成果后的自觉追求。我们强调的是文化一体性，不会为了求多求全而损伤学术对象的内在规定，只有划清了边界，才能在同质性基础上对太湖流域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度的调查和研究。

　　为更好地开展“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调查和研究，我们首先必须对已有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切实的批评。下面将在前文设定的范围内，分两个方面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检讨。

　　（一）田野调查与整理出版

　　1.宝卷

　　宝卷是一种在民间仪式活动上宣颂的带有信仰、教化和娱乐特质的文本，宣颂宝卷的活动通常称为“宣卷”，也有“说卷”“讲经”等其他称谓。

　　对于太湖流域宝卷的调查研究，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中华书局，1959）有奠基之功。其后，以车锡伦先生的系列调查研究最为全面出色。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对靖江宝卷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几篇颇为严谨的调查报告，此后又对常州、无锡、苏州、张家港、常熟、同里、嘉善等宝卷主要流通区域进行了逐个且不止一次的调查，写出了大量调查报告并公开发表，其代表之作已集中收入氏著《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三编“田野调查研究报告”中。此外，车锡伦还写有《江浙吴方言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一文（也收入《中国宝卷研究》），对吴方言区的宝卷文本和宣卷活动之历史演变、形态面貌、分布情况、发展趋势等都作了详细的梳理，是太湖流域宝卷研究的必读之作。车锡伦对太湖流域宝卷研究是全方位的，后文还将不断涉及。目前较为成体系的太湖流域宝卷研究专著，主要有陆永峰与车锡伦合作的《靖江宝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和《吴方言区宝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它们的整体架构和主要内容，大多是车锡伦已有成果的体系化呈现。当然，陆永峰的集萃之功和个人的局部努力也有其亮点。

　　车锡伦之外，对太湖流域宝卷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的成果还有不少。单以常熟一地为限，就有丘慧莹《江苏常熟白茆地区宣卷活动调查报告》（台湾《民俗曲艺》2010年第169期）和《江苏常熟宣卷活动的新变及其意义》（《石河子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余鼎君《江苏常熟的讲经宣卷》（《妈祖与民间信仰：研究通讯2》，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白若思《〈香山宝卷〉的表演与仪式侧面——以常熟地区“讲经宣卷”活动为例》（台湾《汉学研究》2015年第3期）和《当代常熟〈香山宝卷〉的讲唱和相关仪式》（《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孙晓苏《江苏省常熟尚湖地区“斋天狗”仪式及其相关宝卷作品初探》（《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陵书社，2016）；等等。其他各主要地区都有多寡不等的调查报告出现，加上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编写的较为通俗的介绍文字以及一些对宝卷文化情有独钟的个人文字（比如黄靖先生一人所出关于宝卷的通俗文化书籍就有五六种之多），真可谓琳琅满目。

　　还有一些国外的学者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调查，除上文所涉俄裔美国学者白若思（Rostislav-Berezkin，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之外，美国还有更早的学者涉猎过，像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于2001年就在《亚洲民俗研究》杂志上发表了“A Description of Jiangjing[Telling Scriptures]Services in Jingjiang（《靖江讲经记录》，Asian Folklore Studies，Vol.60，2001）”。另还有日本学者的研究。学艺大学的铃木健之20世纪末就在车锡伦的帮助下对靖江宝卷进行过调查，撰有论文《生きていた語り物「宝巻」：江蘇省靖江県「做会講経」の場合》（《东京学艺大学纪要》，1994）、《江蘇靖江の語り物「大聖宝巻」と「三茅宝巻」》（《説話伝承学》，1996）等。金沢大学上田望教授多次到江苏和浙江开展宝卷等田野调查工作，其2008年在金沢大学主持的“日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果《苏州大学図书馆蔵宝巻五种》（《金沢大学日中无形文化遗产プロジェクト报告书》第12集，2011）亦颇有价值。此外，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山下一夫领导的课题组成员曾在江苏吴江等地展开过关于宝卷的田野调查工作；而佐藤仁史团队也在太湖流域广泛调查包括宝卷在内的民间文艺和基层社会史，他所领衔编著的《太湖流域社会の歴史学的研究：地方文献と現地調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太田出为第一编著者，东京汲古书店，2007）、《中国农村の民间艺能——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东京汲古书院，2008）和《中国农村の民间艺能——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2》（东京汲古书院，2011）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中最后一本是集中对吴江宣卷情况的调查，尤其值得关注。

　　虽然成果累累，但通览全局，我们对相当一部分调查的科学性、全面性尚存疑义，许多报告显得过于随意，没有较为一致的调查思路和方法规则，需要大力改观。

　　而从宝卷的搜集整理出版来说，已有的成绩也非常喜人，尤其在“非遗”思潮的大力推动下，各地竞赛式地纷纷出版大规模的宝卷合集，影响较大的有：吴根元主编《靖江宝卷·圣卷选本》（靖江文化局，2001）、吴根元主编《靖江宝卷·草卷选本》（靖江文化局，2003）、尤红主编《中国靖江宝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梁一波主编《中国·河阳宝卷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包立本等编《常州宝卷（第一辑）》（珠海出版社，2010）、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等编《中国沙上宝卷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俞前主编《中国·同里宣卷》（凤凰出版社，2011）、车锡伦和钱铁民主编《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商务印书馆，2014）以及常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中国常熟宝卷》（古吴轩出版社，2015），等等。另外，在美国，由梅维恒和马克·本德尔合编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民间俗文学选集》，Edited by Victor H.Mair and Mark Ben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中收入由Qu Liquan和Jonathan Noble翻译的靖江《三茅宝卷》（San Mao Precious Scrolls）选段。

　　这些出版物对大大丰富太湖流域宝卷研究的资料数据功不可没，但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因过于热爱本地文化而不免有所夸大。比较共同的问题是，现行出版物大多是对实存的抄本印刷本进行整理编撰后的排印本，这就丢失了许多民间文化的信息，最简单地说，那些俗字就是方言学的极佳材料。其中只有车锡伦和钱铁民主编的《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江苏无锡卷》才坚持全部影印，故价值最高；后出的《中国常熟宝卷》也在车锡伦的影响下，在出版三大册排印本之余，精选了一部分底本影印出版。

　　2.神歌

　　太湖流域在信仰仪式上演唱神歌是广泛存在的一项活动。以本人的研究来看，它应该比宣卷活动更加古老，在明代中期即有相关记载，主要盛行于吴方言“太湖片”下属的“苏沪嘉小片”。“神歌”一词只是学界对性质相近之多种形式的一个暂时使用的学术通名，不像“宝卷”那样是明确的专名，它指向很多地方名称，比较知名的如江苏吴江、浙江嘉兴桐乡一带的“赞神歌”，海盐一带的“骚子歌”（“烧纸歌”）等；另有“阳歌”“文书”“唱书”等名称，通常在民间“做社”“做会”以及家庭“做事”中演唱，具有祀神驱邪的作用，有时也在跨区域的重大神灵庙会上演唱。

　　对于神歌的调查研究，首先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浙沪民间文学吴语协作区内学者的工作。顾希佳《骚子歌初探》（《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车锡伦《浙江嘉善的宣卷和‘赞神歌’》（《曲苑》第二辑，1986）等可以视为先声。此后随着以姜彬为首的“吴越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学关系的考察和研究”课题的全面展开，此类调查研究纷纷涌现，比如胡永良《新见海盐文书抄本述略》（《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第2期）、金天麟《浙江嘉善王家埭“斋天”的调查》（《民间文艺季刊》1990年第1期）、张永尧和顾希佳《“祀田蚕”：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总第五集）》，学林出版社，1992）、顾希佳和陈宰等《太保与做社》（《中国民间文化·人生礼俗研究（总第七集）》，学林出版社，1992）、袁震《苏州地区水稻生产中的信仰现象》（《中国民间文化·民间稻作文化研究（总第十集）》，学林出版社，1993）、张玉观《浙江平湖太保书记略》（《民间文学论坛》1994年第4期）等等，一时蔚为壮观。其中以顾希佳的调查研究最为突出，他非但持续发表了大量调查报告，甚至像“骚子歌”这一后来被长期使用的专名，也是他写定的（因而也会受到质疑）。他还竭尽当时所能，对神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于2000年出版了专著《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被编入“中国文化新论丛书”，这套丛书代表了当时文化研究的前沿水平，影响深远。该书将神歌文本与仪式的基本面貌展示得比较充分，并从信仰与文艺两个方面对之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论述。只是从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看，在分类上揽入“僮子会”或许不甚恰当，而在信仰与文艺的研究上，可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1世纪以来，接续神歌调查研究的成果还有一些，甚至出现了几篇学位论文，比如200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赛瑞琪的硕士论文《文学叙事在民间信仰中的生成、变异与展演形态——以芦墟刘王庙会为个案》、2012年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石凤的硕士论文《嘉兴平湖钹子书研究》等。日本学者太田出的《太湖流域漁民と劉猛将信仰──宣巻·賛神歌を事例として》（载《中国农村の民间艺能——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2》）一文，也用到了赞神歌的资料。此阶段的研究比20世纪要有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涉及的学科面向也更加多样，但整体上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提升，尤其在调查的深度和资料的新鲜度上，未必超越前贤。详情在后文“跨学科研究”中还会分别述及。

　　相比于宝卷，神歌研究的最大缺憾是长期没有公开出版具有规模的作品集。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纵然调查所涉神歌作品很多，但具体作品都只在调查报告中作为例子零星出现，而且大多不完整。庆幸的是，近年来已有所改观，由胡永良主编的《海盐骚子文书选集》（排印本）、《海盐骚子文书抄本》（影印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为个中翘楚，它收入了41种曲目文本，并将其中品质较好的15册手抄本单独予以影印出版，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只是相比于神歌在民间巨大的蕴藏量，这样较高质量的出版物还只是冰山一角。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

　　严格地说，上述的田野调查和整理出版，也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以下开始进入“专题研究”的范畴。由于信仰类文艺形式本身关涉生活与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用现在一些较为新颖的概念，或许也可以总称为“文学人类学”“民间文化研究”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上引车锡伦、顾希佳等人的专著，对下列分述的各面向均有涉及，不再一一介绍。另外，以下内容将把宝卷和神歌合而论之。

　　1.本体研究

　　首先是关于各地此类文艺的概貌与历史研究，前引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车锡伦《江浙吴方言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之外，相关研究还有李萍《清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宣卷》（《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2期），这是从大范围着眼的。具体到各个市县，有桑毓喜《苏州宣卷考略》（《艺术百家》1992年第3期）、杨秀妹《“常州宣卷”论略》（《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蒲云峰《试述海盐骚子》（《戏剧之家》2014上半年）、李淑如《河阳宝卷研究》（2011年台湾成功大学中文所博士论文）等论文；还有史琳《苏州胜浦宝卷》（古吴轩出版社，2010）这样的专著，至于各地文化部门所出版的公开或非公开出版物就更多了，不备举。

　　其次，对于新资料的发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是很重要的研究话题，每一次资料的新发现，都会带来新的认识。这方面车锡伦用力最勤，其《新发现的江浙民间抄本〈古今宝卷汇编〉》（《艺术百家》1995年第3期）、《苏州地区一个宣卷家族抄传的宝卷——傅惜华先生旧藏〈陆增魁氏藏宝卷〉》（《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4期）可为代表。陈泳超《朱炳国先生新收民国时期洛社宝卷考述》（《文化遗产》2016年第1期）则是对藏书家新收一批宝卷的介绍和鉴定。

　　再次，关于此类文艺形式（尤其是宝卷）的生产与传播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车锡伦《清末民国间常州地区刊印的宝卷》（《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陆永峰《民间宝卷的抄写》（《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刘正平《江浙经坊的发展与民间宝卷的流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8-30）以及白若思的The lithographic pri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aojuan genre in Shanghai in the 1900-1920s：on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print technolog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preliminary observations）（《上海1910至1920年代石印出版业的发展与宝卷文学形式的变迁：出版业与中国俗文学发展的关系》，《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2011年第1期）等皆是。台湾彰化大学国文系教授丘慧莹最近几年着力于旧上海惜阴书局印行的宝卷研究，2017年度申请成功的中国台湾科技部门项目“阅读与宣讲——吴地宝卷的编创与流通”，更是此类研究的深化。

　　另外，关于具体文本的专门研究，理应是一个持续的重点。像车锡伦《读清末蒋玉真编〈醒心宝卷〉——兼谈“宣讲”（圣谕、善书）与“宣卷”》（《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陈泳超《〈太姥宝卷〉的文本构成及其仪式指涉——兼谈吴地神灵宝卷的历史渊源》（《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等皆是。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Mair）与白若思合作的The Precious Scroll of Bodhisattva Guanshiyin from Jingjiang and the Confucian Morality（《靖江〈观世音宝卷〉与儒家伦理观念》，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Vol.42，2014）也是这一类成果。日本方面，像铃木健之《江蘇靖江の語り物「大聖宝巻」と「三茅宝巻」》（《説話伝承学》，1996）、上田望所编《苏州大学図书馆蔵宝巻五种》（《金沢大学日中无形文化遗产プロジェクト报告书》第12集，2011）等也做得相当有水平，后者更是充分发挥了日本学者文本细读的特长。但是，面对这么丰富的资料，文本研究应该做出更多成绩才对，尤其是神歌文类，至今似乎还没有对单篇作品所做的专精研究；而宝卷和神歌有好多内容是相近的，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大有发挥空间。

　　2.文学性研究

　　此类文艺形式最吸引学者的特质之一，即在于其文学性，尤其是其中叙事性较强的作品，它们要么由本地信仰者匠心独造，要么就是根据其他各种已有文艺作品进行的加工改造，因此从文学渊源与相互影响方面展开研究者为数甚多。

　　比较集中的成果首先是对某类经典文学形象的演变研究，研究过程中学者会关注到宝卷等民俗文类。这一研究范式在台湾及西方学者中很流行，因为那里本身不存在宣卷活动，主要只能依赖各种写本，但它们都不明确限定在太湖流域，故略过不提。而落实到太湖流域的此类研究有：虞卓娅《〈雷峰塔〉传奇与〈雷峰宝卷〉》（《浙江海洋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2008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赛瑞琪的硕士论文《文学叙事在民间信仰中的生成、变异与展演形态——以芦墟刘王庙会为个案》，则是对神歌与宝卷中的刘猛将文学叙事进行的全面研究。白若思在布拉格《东方杂志》上发表Precious Scroll of the Ten Kings in the Suzhou Area of China：with Changshu Funerary Storytelling as an Example（《〈十王宝卷〉在苏州地区：以常熟讲经为例》，ArchivOrientalni，Vol.84，2016）是对苏州地区广泛流传的《〈十王宝卷〉》的专题讨论。日本学者德永彩理的《宝卷による「割股疗亲」孝行の推进について》（《アジアの历史と文化》2008年第12期）中也列举了太湖流域的多种延寿宝卷，从中分析割股疗亲现象。这方面成果比较集中的是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的丘慧莹教授，她接连发表了《民间想象的西王母──以世俗宝卷中的王母为例（《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江苏常熟的龙神传说初探》（《游艺与研学──唐宋俗文学研究论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和《江南的牛郎织女宝卷研究》（《阅江学刊》2011年第1期）等具有一定影响的文章，后者被中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1年第7期全文转载。

　　另一类比较多见的是将此类文艺形式与其他文艺门类进行对比或影响研究。陈泳超《故事演述与宝卷叙事——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与当地宝卷为例》（《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白若思Scripture Telling（jiangjing）in the Zhangjiagang Area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orytelling（《张家港地区“讲经”与其跟中国曲艺历史的关系》，Asia Major 24，part 1，2011）、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张灵的博士论文《民间宝卷与中国古代小说》、朱恒夫《论戏曲、宣卷的〈何文秀〉文本空间与时代、地域之关系》（《东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王定勇《宝卷与道情关系论略》（《文化遗产》2015年第4期）以及韩洪波《浅论宝卷与词话的关系》（《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陵书局，2016）等，从题目中皆可看出其研究方向。这类研究才崭露头角，水平参差不齐，但却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此外，也有一些文章开始进行文学风格的探讨，例如顾希佳《吴越神歌艺术特征初探》（《中国民间文化·吴越地区民间艺术（总第十三集）》，学林出版社，1994）、施王伟《世俗化在赞神歌里的表现》（《嘉兴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等即是。这类研究更是刚刚起步，有待进一步发展。

　　3.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研究

　　20世纪姜彬先生领导展开的攻关项目，留下了许多与文艺形式相关的信仰民俗调查与研究，比如方梅《江浙宝卷中神鬼信仰体系及其内涵浅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车锡伦和周正良《驱蝗神刘猛将的来历和流变》（《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总第五集）》，学林出版社，1992）、王水《从田神向水神转变的刘猛将——嘉兴连泗荡刘王庙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民间稻作文化研究（总第十集）》，学林出版社，1993）、金天麟《浙江嘉善县地方神记略》（《中国民间文化·地方神信仰（总第十八集）》，学林出版社，1995）、陈俊才《太湖渔民信仰习俗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总第五集）》，学林出版社，1992）、顾希佳《浙江民间信仰现状刍议》（《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等等，可为代表。后来还结集出版了许多专著，由姜彬主编的就有《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前引）、《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和《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三本，另有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撰的《吴越民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等著作，都大量介绍该区域内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其中许多现象今天已成绝响，故其成绩非常突出，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一批参考成果。

　　此后，信仰与文艺的关联研究依然持续进行，周凯燕《〈太郡宝卷〉和五通神信仰的变迁》（《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郑土有《信仰：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内在力量——以江苏省芦墟镇刘王庙“赞神歌”活动为个案》（《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孙跃和杨旺生《民间信仰的社会服务功能——以靖江宝卷中儒释道三教为例》（《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丘慧莹《镇祟与治病——吴地宣卷的医疗作用》（《汉学研究》35卷2期，2017年6月）以及陈泳超《〈太姥宝卷〉的文本构成及其仪式指涉——兼谈吴地神灵宝卷的历史渊源》等可做代表。

　　与此同时，整个吴越地区民间信仰研究已经发展得非常迅猛，出现了许多有宏观视野和精深研究的代表作，如美国学者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就以浙江湖州等地的信仰个案来说明它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西方汉学界是本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又如美国学者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The Sinister Way：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则是对江南广泛流传的五通神所进行的最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与社会历史勾连起来予以解说。他还发表过The Sociology of Local Religion in the Lake Tai Basin（《太湖盆地民间宗教的社会学研究》，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ed.John Lagerwe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4，vol.2）。再如日本学者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考证了总管、李王、周神、刘猛将等几个江南流行广泛的地方神灵并对神灵的演变机制及其与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关系等做了非常精彩的研究。中国学者也有大量跟进的研究力作，如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王健的《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等等。显然，此类研究的一个总体趋向是：既以信仰为数据资源和基本立场，又拓展深入到基层社会史的方方面面，显示出宏阔的研究视域。

　　上述这些研究都与宝卷、神歌等信仰类文艺形式密切相关，像万志英、滨岛敦俊所考订的诸位地方大神，更是宝卷和神歌的主要唱诵对象。然而在民间文艺研究学界，对区域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深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那批研究，在谈到区域性问题时，习惯于做一些过于宏观的对比和总结。而现阶段的研究，已经逐渐开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细节里去发掘其中具体的关联，这主要体现在前引日本学者佐藤仁史主编的两本《中国农民的民间艺能：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内，其第二本又集中发表了吴江宣卷生活调查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不单着眼于宝卷文本或仪式本身，而且重视与之关联的民俗生活，他亲自翻译成中文的文章《宣卷与江南农村的民俗生活——着眼于艺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陵书社，2016），可见一斑。事实上，与这些信仰文艺相关的底层社会生活还有许多值得开掘的领域。因此，站在民间文艺的立场，如何吸收这些信仰研究的前沿成果来开拓更深广的区域社会视域并产生更有力度的学术业绩，已是当下非常迫切的任务了。

　　4.其他综合性研究

　　我们所谓的信仰类文艺资源，大多是说唱艺术，也有一定的戏曲成分，具有综合性表演艺术的特质，故在演艺方面还有可待发掘研究的内容。

　　早在20世纪末，音乐研究就已经有所展露，例如乔凤岐《苏州宣卷和它的仪式歌》（《中国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探幽（总第十五集）》，学林出版社，1994），对丝弦宝卷的音乐特色介绍得比较充分。21世纪以来，这方面已有长足进展。2004年，上海音乐学院戴宁在其博士论文《太湖地区民间信仰音乐研究》中，自觉认识到20世纪末吴越地方的信仰与文艺调查成果丰富，但“独缺民间信仰的音乐部分”，故特意填补空白，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神歌”“礼乐”“宣卷”“俗舞”，其中“神歌”与“宣卷”正是我们聚焦的对象。

　　关于神歌的音乐研究较少，只有杨海滨和刘燕《吴江庞山湖沈氏堂门神歌演唱探微》（《大舞台》2011年第4期）、杨海滨《吴江庞山湖沈氏堂门赞神歌演唱探究》（《大众文艺》2013年第23期）等少数几篇分量很轻的论文；另外在胡永良《海盐骚子·文书选集》以及张玉观《平湖钹子书》等著作中也有关于音乐方面的简单说明，可见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兴起。

　　但在宝卷方面的音乐研究就比较兴盛了。仅史琳一人就有《江苏太湖宣卷的文化渊源和艺术特征》（《中国音乐》2010年第1期）、《论江南宣卷的音乐文化渊源》（《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苏州胜浦宣卷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江南民间传统宣卷的曲调与曲种价值初探》（《中国音乐》2011年第4期）多篇文章，加上专著《苏州胜浦宝卷》，她进行的是以胜浦宝卷为中心扩展到整个太湖流域的宣卷音乐研究。而靖江宝卷则有马韵斐的《象外之象：靖江做会讲经仪式之二元解读》（《艺术百家》2010年第2期）、《靖江做会讲经仪式音乐程式与程式之活变》（《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冯春霞的博士论文《江苏靖江讲经“佛头”及其音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2）；同里宣卷则有刘燕的《同里宣卷开放性探微》（《中国音乐》2010年第3期）、《同里宣卷的农村演出市场回暖现况及原因分析》（《中国音乐》2012年第4期），段玉香的《吴江同里宣卷及其曲调研究（一）》（《音乐创作》2014年第5期）、《河阳宣卷及其曲调研究》（《音乐创作》2014年第6期）及与吴丝雨合作的《昆山巴城宣卷及其曲调研究》（《艺术教育》2015年第5期）等。李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无锡宣卷，她的博士论文《无锡宣卷仪式音声研究——宣卷之仪式性重访》（上海音乐学院，2012）并不是简单地调查一下某种信仰文艺的音乐形式，而是从音乐的角度努力发掘其社会文化意义，这与其音乐人类学的专业眼光相符。其后从博士论文中衍生出一系列论文公开发表：《“佛法的腔调”——论无锡宣卷音声的仪式性特征及信仰核心》（《中国音乐》2014年第2期）、《无锡宣卷仪式的“乡派”与“城派”》（《歌海》2012年第3期）、《无锡宣卷与宝卷之共生关系探析》（《中国音乐》2015年第1期），所及深度颇为可观。

　　此外，还有一些学科门类虽然目前研究不多，但我们以为颇有发展前景——

　　（1）民间美术。神歌也好、宝卷也好，都跟民间美术有许多关联，至少它们展演的仪式上都有佛码一类的神像，也有许多折纸、剪纸、捏作等工艺，至于宝卷的传统刻印本里，还有许多绣像插图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对象。相关研究除了在一些书籍中有连带介绍之外，很少有专门性研究，目前所见，只有白若思的两篇会议论文：《唐五代敦煌变文和明清两代宝卷的表演中绘画功能的比较研究》（《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2010年第8期）、《明初上海出版宝卷插图本的用途与价值——以〈花名宝卷〉为例》（《中国宝卷生态化保护与传承交流研讨会论文集》，2014），显然，这一领域还大有作为。

　　（2）方言研究。宝卷中有许多方言文本，尤其是手抄本，无论流通多广的卷目，都会被抄手或多或少地夹入一些方言俗语，更有像靖江宝卷以及大部分神歌作品，它们对文本不很倚重，主要以口耳相传现场发挥为特质，故其口语色彩非常浓烈，是吴方言研究的大好资料。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很早就发表过《吴语研究书目解说》（《神户外大论丛》1953第3、4期），选取了41种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宝卷作为吴方言研究的材料，其眼光颇为敏锐。但国内的吴方言研究者几乎从不使用这些信仰文艺资料，只是在各地出版的宝卷、神歌集子后面附上一些方言俗字表。本人目力所及，只有滕华英《〈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的民间政治文化分析》（《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是以这类文本资料研究专门字词的，但并非正式的语言学研究。这样的格局不免让人颇感遗憾，理应有所改观。

　　5.现状与政策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民间信仰及其所依附之文艺资源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变化。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后逐渐掀起的“非遗”保护思潮，则对此进程发生了正反两面极大的干预作用，这些传统的存续现状以及相关的保护策略，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车锡伦就宝卷与“非遗”政策发表过许多有识之见，比如《“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影印《常州宝卷》序》（《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什么是宝卷——中国宝卷的历史发展和在“非遗”中的定位》（《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等，对“非遗”评选中针对宝卷的不合理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改进的思路。其他相关文章有：谢小娟《新时期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传播策略分析——以江苏省国家级“非遗”项目为例》（《艺术百家》2014年第1期）、陶思炎《论靖江宝卷的文化价值与保护方略》（《民族遗产》第2辑，2009年第7期）、刘燕《同里宣卷的农村演出市场回暖现况及原因分析》（《中国音乐》2012年第4期）、徐国源和谷鹏《田野笔记：苏州宣卷存续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东吴学术》2016年第6期）、陆益和陆永峰《当代苏州宣卷的传承与保护》（《学理论》2016年第7期）、陈泳超《无为即保护：论民间俗信文艺的保护策略——以常熟地区宣卷活动为中心》（《石河子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等。相比于宣卷，神歌方面的文章就显得很少，只有杨海滨针对他一直关注的吴江庞山湖沈氏堂门的神歌发表过几篇与人合作的简短文章而已。至于各地政府文化部门发表的各种工作报告以及出版物等为数众多，但学理性不强，暂可不提。

　　综上，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蕴藏丰富、内涵深广，既有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线索和调查成果，为这一领域的持续发展，搭建了一个良性平台。作为现时代的继任者，我们要在进一步科学、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学术的前沿，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以期获得足以与世界学术对话的、更有创造力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