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片子叫《我是中国的孩子》，是一部面向7-14岁少年儿童的民族、文化题材纪录片。第一部2016年在湖南卫视等首播，第二部今年在网络首播。应该说，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儿童题材纪录片。片子围绕几位少数民族的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描绘他们与民族文化及非遗的接触过程。但这不是一个以非遗传承为直接主旨的作品，这是它最可贵也最令人感动的原因。它没有先入为主地宣传非遗，而是带着几分客观和几分同情，刻画了小孩子与传统和非遗的真实接触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开心与不开心。

确实，制作者们对儿童和儿童视角的尊重，是整部作品最令人感动和触动的地方。制作者很少以学习成绩这些我们视为当然的尺度来评判这些儿童，相反，影片中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个性格各异、个性鲜明的个体，是他们的淘气、贪玩、烦恼、开心、淳朴、羞涩。作品的大部分内容，表现的实际上是儿童和传统、非遗首次接触，或者说是儿童“文化化”的过程。但正是作者们对这个初始过程的客观记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文化、传统以及非遗之本质进行的思考和反思的机会。而如果没有这些儿童本位的观察，这些问题恐怕很难进入我们这些成人的视野。

什么是文化的本质呢？按照现代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就是满足人类需求的种种手段。比如，因为有吃饭的需要，于是有了各种生计模式；因为有情欲和繁衍的需要，于是有了婚姻和家庭；因为有合作的需要，于是有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社群；因为娱乐的需要，所以有了种种的娱乐、文艺；因为有传递知识技能的需要，于是有了教育；因为有心灵的深层需要，于是有了哲学、宗教，等等。而且，他还认为，有一些需求对人类而言是基本的，人类文化首先并最终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而另一些需求则是派生的，是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手段，以及满足这种手段的手段。

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建立他这个所谓文化功能理论的模板，实际上是他调查过的一些比较简单、“原始”的文化。一旦面对我们的这种复杂的、“高等”的文化，这个理论就显得捉襟见肘，漏洞重重了。我们的许多文化设施，很难看出满足了人性的什么需要。比如，战争满足了什么需要？暴力满足了什么需要？以及我们这里要思考的问题：非遗满足了什么需要？

这让我们想起几乎同时代的一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考。海氏也认为，我们的生活是处在一系列由目标和手段构成的链环中。比如，制鞋是为了穿用，装好的表是为了读时。而这些设备曾是工作原料提供者的目的，人们穿鞋看表可能又为了其他事务。生活就是个由一系列的“为了”组成的结构。但是，这位哲学家敏锐地指出，这些“操劳”的事务并不一定指向我们最终追求的那个“命运”。相反，我们往往“沉沦”在这一系列越来越远的链环中，恰恰遗忘掉我们究竟“为了”什么，遗忘了我们从哪来，要到哪去。这是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带着这样的问题，再回过头来看这部纪录片，会让我们生发诸多深刻的触动。整部作为表现的是儿童的日常生活，其中有几个方面是制作者着重刻画、也是最令观者印象深刻的。

其一是对儿童的游戏生活的突出描绘。无论是蒙古族的赛马、苗族的斗牛、哈尼族的秋千、陀螺、裕固族的拉爬牛、仡佬族的踩竹高跷、打篾鸡蛋、羌族跳撑皮筋、舞草龙，还是傈僳族的射弓弩，几乎每一集中都刻画了孩童的游戏，以及大人们的游戏。

《我和狗狗过苗年》讲的故事就是一位苗族少年在苗年假期的游戏生活。对这个十岁的小男孩金鸿文来说，大山就是他的儿童乐园，“吃吃野果，掏掏鸟窝，抓一条蛇，捅个马蜂窝，别提有多好玩了”。而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像贝尔·格里尔斯那样去荒野求生。这次苗年假期，金鸿文更是实现了跟爸爸上山打猎的愿望，仿佛离他的人生梦想更近一步了。

看着片中一群小男孩们在山中月下烤野兔的笑脸，我们不仅想起人类学家赫伊津哈那堪称石破天惊、但也堪称伟大的结论：我们文化的游戏性，人的游戏性。这一关于文化的游戏论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文化功能论。通俗地讲，这一理论指出了，人不单单是为了实现某种需求而活着，人的生活不单单是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从游戏去解释人类生活，就意味着：人不是被迫地经历某种生活，而是享受地体验着他的人生。人类正是在游戏中，实现了它的这一最终目的；或者说，人的理想生活、文化的理想形态，就是既有功能性，也有游戏性。

因此，游戏对于文化是多么正当，而孩子们喜欢游戏，就正是人的天性，难以剥夺的天性。在节目中我们看到，达斡尔族小姑娘苏涵薇喜欢曲棍球，但是问她为什么喜欢曲棍球呢，小姑娘却说，“不知道，反正就是喜欢呗”。因为这是一份来自天性的喜欢，而它其实与曲棍球的民族传统——比如契丹人的马球运动无关。因为这个所谓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不过是牧羊人顺手拿着拐棍玩的游戏。（《我和曲棍球的那些事》）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外在的理由（比如民族文化）为这一天性辩护。蒙古族少年苏墩因为不写作业，被老师请了家长。这个少年的理由是：“有时候我真搞不懂，爸爸妈妈干嘛非逼着我上学，我长大了就想和爸爸一样开马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马背上的少年》）这究竟是一个不听话的少年的歪理，还是对我们文化现实的一种质疑呢？

其实，许多传统劳动本身就带有游戏的性质，这恐怕正是让一个孩子喜欢马场的原因。正如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儿童往往是在游戏中学会劳动的，或者把学习劳动当作游戏来进行的。比如用鼠夹捕山鼠、砍冰取水、帮老人织褐子、捉鱼到稻田放养，上山采茶、学放圈套捕猎；或者用“宝刀”割草喂牛、用浑水中摸鱼、亲自参与杀猪、边玩边放山羊、帮爷爷采漆树籽、学推石磨做合渣、熏腊肉，以及陪妈妈上山采药、学药物知识、在冰雪中拉爬犁、给爸爸打下手捕鱼，等等。这些都是满足人类需求的活动，也是有趣的游戏。另外，我们在节目中也看到了是许多传统艺术活动，首先得到了孩子们的喜欢。比如比如侗族大歌、刺绣、羌族肩铃舞、赫哲族鱼皮画、藏戏、瑶族花鼓舞，等等，因为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艺术的本质正是游戏。

影片的另一个主题，是对孩子们的友谊的刻画，因为这也是人的天性。在节目中我们看到，小表弟见到苏涵薇就哭，离开的时候也哭，见面是开心地哭，分别是伤心地哭（《我和曲棍球的那些事》）；一群裕固族的少年少女和前来支教的老师洒泪分别（《安妮的约定》）；一群刚刚结束班委选举竞争的小伙伴们，严肃地谈论起友谊的意义——什么是朋友，“在你最困难或最无助的时候帮助你的时候才是朋友”，“就像是爬山一样，在你就要倒下的时候，朋友把你拉上去”，“就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安慰你，而不是在你高兴的时候忽悠你，在你辉煌的时候屁颠屁颠地跟在你屁后，这样的是假朋友。”为什么需要朋友呢，拉祜族女孩娜谢说的，“因为我是怕孤独的”（《班利村的友情》）。我不知道哲学家是不是说出了比这些十几岁的少年的所思所想更多的东西。

节日也是节目突出表现的内容，也是孩子们喜欢的活动。几乎每一集中都有对传统节日的展现。比如裕固族的赛马会、哈尼族的十月年、土家族的中秋节、羌族的新年、傈僳族的春浴节，等等。为什么喜欢节日呢？在课堂上，小朋友们分不清（拉祜族的）葫芦节、（傣族的）泼水节和（布朗族的）山康节，不过布朗族的苏涵小姑娘对山康节充满了期待（《苏涵的山康节》）。因为那里有她和她的小伙伴感兴趣的美食，有族人的聚会，以及聚会上稀奇的乐器。或者像裕固族小姑娘周欢吐露的心声：“我就是爱热闹”（《安妮的约定》）。

但是，喜欢节日不只是孩子们的天性，不如说节日集中地呈现了人类文化的本性，或者说是人类文化理想的集中爆发。比如，节日意味着美食，而正是在美食中，人类首先体会到了人类的最基本需求与最终的目的（游戏性）的双重实现。人这种物种，既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也不是为了活着而吃饭，人“享受”着它的美食。这其实是只懂得果腹的动物体会不到的更高层面，所以美食的文化意义岂是可以忽视的。同时，节日意味着欢聚，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动物对友谊的天然渴望。节日的原型，正是人与人甚至人与神之间的共餐仪式。所以说，美食、欢聚、游戏，这是节日的本质，也是文化的理想。

整部作品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对孩童接受非遗过程的客观记录，这一记录背后实际上是对儿童的视角的尊重，而这种儿童视角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成人的成见的机会。

在《磊磊的烦恼》中，因为要准备小学入学面试（就是学会用母语说出自己并念出一到十的数字），鄂伦春族小朋友刘洪磊的暑假蒙上了阴影。要上暑假活动班了，磊磊不能玩了，“玩多快乐呀，快乐有什么不好吗”？这句画外音道出了磊磊的心声，但也是一句发人深省的“大哉问”。这是对我们这些教育者的提问，对教育的本质的提问，对文化的本质的提问，当然也是对非遗的本质的提问。

我们说了，文化的本质在于它满足了人的某种需求，也在于它与我们的最终需求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在片子中看到的，孩童认识文化的过程，其实正是辨识其功能的过程。在《苏涵的山康节》中，苏涵不认识外公的烟筒，外公这样介绍：“这个叫水烟筒，以前马帮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因为）路上有很多的小蚊子，如果不抽烟呐，那要被蚊子咬的。晚上在路上睡觉的时候，要把这个烟筒里面的这个水倒在周围，预防那个毒蛇进来咬啊”。这里展现出了制作者们深刻的文化理解。正如马林诺夫斯基一再指出的，文化不是知识，而是生活本身。

反过来说，如果一件文化设施，说不出有什么“用处”，那也就意味着它的内涵已经干枯或耗尽了。无论我们因为由于情感的惯性而多么地不舍，那也无济于事。在《永成的秘密》爷爷想把自己的木制快马船技术教给小孩子，没想到被外孙子直接怼了回去：“你那玩意我不感兴趣”。如果要回怼，我们还真需要更复杂的文化论证。

如果新的文化设施、外来的文化设施，开始满足了生活的功能，就能获得生长的活力，那我们也不应该在传统与否这个意义上拒绝它。白沙古镇的纳西族小朋友和康豪喜欢足球，因为足球串起来的，是他的小伙伴、同样爱踢球的父亲，以及他们的荣誉（《我的足球我的班》）。接下来，新的文化偶像诞生了，他们可能是C罗、内马尔和罗德里格斯，这似乎是和白沙细乐、东巴文字、纳西民谣不一样的另一些符号，但本质上又没什么不同。海边长大的京族少年郑凯剑的超级大偶像则是杰克船长，“帅毙了，还机智勇敢”（《小小船长探险记》）。同样地，塔吉克族小姑娘凯巴努,“从小就喜欢舞蹈，每当音乐响起，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无论这是塔吉克族舞、维吾尔族舞、柯尔克孜族舞还是汉族舞（《帕米尔的舞蹈精灵》）。因为文化在根本上超越了传统、民族、地域的局限。

当然，我们在节目中也看到了孩童们对一些非遗的喜欢，天生的喜欢。像蒙古族少年小苏墩对马的迷恋，对养马知识的如数家珍。难道不正是因为那里依然存留着人的天性吗？相反地，片子在许多部分呈现了孩子们对学习的抵触，这难道不正是对我们文化中的某种根本性缺憾的来自本能的反抗吗？

儿童不是文化的受教育者，而是文化的教育者。这正是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要教导我们的“朴素”真理。比如，老子的人文理想，恰恰是婴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孩”，“圣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以婴孩为喻，老子要教导我们的是一种复归天性的智慧。而越是文化（观念）越是混乱的时代，这种智慧就越显示出价值，这种复归就越具有指引性。比如明代的李贽，以更为激烈的姿态呼唤向童心的回归。因为童心才是真心，是“最初一念之本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甚至在远在西方的尼采那里，我们也能听到类似的呼唤，尼采教导的“超人”，实际上最终是要变成“儿童”。

所以，儿童不是文化的受教育者，而是教育者。教育者不是要把一种价值尺度施加于儿童，相反地，儿童才是文化的尺度，童心才是检验文化的标准。文化哲学要做的，不如说是用孩童的眼睛、用儿童的尺度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孩子们天然喜欢的文化，一定有其深意在焉；相反，一个让孩童不开心的文化，一定有问题在其中。

所以，传承非遗,也要不忘初心。什么是不忘初心呢，就是聆听孩童的教诲。孩童的教诲，至少包括了文化（生活）的功能性、游戏性,包含了人与人的亲近,等等。而这其实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初衷——非遗保护在根本上是对人和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

作者像 

胥志强，文学博士，八零后青年学者，现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教研室，在《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本文原载《文学教育》2020年第1期下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