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的《晋祠志》是一部纯粹由私人撰写的祠庙专志，其中既继承了山西省和太原县地方志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也有自己的创造，形成私人著述地方志的鲜明特色。

《晋祠志》作者是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号梦醒子，又号潜园居士，晚年号遁世翁，山西太原县（现为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他从小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刘家家风为人称善，“曾祖美、祖兴义、父明，义高一乡，世称善人。”[1]133父亲刘明曾在山西太谷县李满庄经营木柴店，销售棺材和日常家具。刘明中过武举，他对刘大鹏的教育是广泛而全面的，刘大鹏在《晋祠志》和《退想斋日记》里都多次提到父亲对他的教育。从小父亲带他到晋祠游玩，便利用各种机会对他进行学问和品行的教育：

余当总角时，敬随家大人遨游祠下，至难老泉亭前，家严必命凭栏俯视石龙喷水，注于石塘波面，碎珠纷纷跳跃。迄今阅四十余年，依然敬随大人游眺，诸子后从，此乐非他人所能知也。[2]113 

余当幼童时，敬随家严临沼观鱼，家严以孟子“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得其所哉”等语示之。彼时虽不知其旨，窃以任公之术詹何之能为陋焉。又立沼东示观负柱萦绕之龙，随波荡漾，遂作乾之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想，迄今敬侍膝下，仍常覆述其事。[2]114，115  

这两段往事的回忆，虽然是时隔多年，刘大鹏在写晋祠志时写出来，仍然充满家庭的脉脉温情。及至成年，作为孝子的刘大鹏经常陪同父亲游晋祠，他还有一首诗专门记录在正月初七与父亲游晋祠的场景，《丁酉人日随家严游晋祠》：山青水秀日悠悠，庙貌巍峨千百秋，八角池中眠稚鹭，双眼桥下泛雏鸥。风翻白雪寒光沍，烟逼清潭泾翠流。共悦晋祠春色好，敬随恩父步趋游。[1]731

经过多年的苦读之后，1877年刘大鹏终于考取秀才，1878年到太原桐封书院，第二年进入省城崇修书院学习，获得时任书院山长的杨深秀的赏识。当时任山西巡抚的是张之洞，他在山西任职期间设立书院、编纂方志，实施洋务运动。尤其是编纂方志，他调用了书院院长杨深秀等，对方志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大鹏的方志写作。

刘大鹏于1894年中举人，之后在1895年、1898年刘大鹏两次进京赶考，还曾到天津逗留一周，两次考试均以失败告终。光绪二十八年（1902），其长子刘玠中举，乡邻为其家悬挂“父子登科”门匾，再次激起刘大鹏科举决心，次年父子二人赴开封参加会试，双双落第，自此他对科举致仕之路不再抱有希望，1905年，清政府停止科考，彻底阻断了他科考的道路。

民国五年到民国二十六年，刘大鹏先后任太原县教育会副会长、太原县公款局经理、太原县南峪煤矿经理、太原县志书局纂修、太原县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特别委员、太原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位，但任职时间都不长。其中1915—1918年间，他为晋祠的修缮做了大量的工作，担任晋祠修缮委员会成员。

刘大鹏的生活轨迹基本局限于晋中农村，浸淫在下层民众生活当中，对地方社会非常熟悉。他在地方上做过许多善事，尤其是募捐集资修葺晋祠神堂殿宇以及建设道路，兴修水利，对晋祠北河上经常招致水灾的孙家沟，也下了很大功夫考察并提出整修方案，留下重要的水利资料。在地方上有很高名望。因长期居住乡里，对农民疾苦感同身受，对政治腐败与贪官污吏都谴责颇多。刘大鹏在数次会试失败后，返乡从教、担任公职，在闲暇时博览古今典籍文献、采录民间传闻、寻幽访古、抄录碑碣，走遍晋祠一代的山川、寺院和村落。1902年开始他用五年时间完成《晋祠志》，这个志书详细记述了晋祠古迹，而且对晋祠泉水水利的保护和利用，周边各村设立渠长和水甲，相关的水利碑刻，乃至联合行动时所发的通知单都一一详细记录，补充了晋祠历史的空白。

1915年6月16日他接到好友文水的鲁学曾、代州的张友桐和榆次的常赞春从北京给他寄来的信，告知他将要在北京成立山西文献征存总局，在省城设立分局，征求本省的文献，希望他搜集本县的著作，“所有独行、孝义、孝贤、烈女，素有传说可考者，亦为延访具书寄局。”刘大鹏当即决定到县里拜见县长李桐轩，尽管县长说此事可办，改日再议，但这封信激起了刘大鹏搜集整理地方文化的积极性。因为他的《晋祠志》中与此内容有很多都相仿。何况从自己个性来说，他自认为：“酷好山水，爱远游，特以家贫亲老，不敢放浪其形骸。惟于桑梓山水处，徒步往游，饮酒赋诗，啸咏终日，萧然以尽其意。”[2]656刘大鹏一生著有大量地方文献，邑人称赞其：“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述连篇。天不慭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潺，相与呜咽；千秋万世，其视此镌！”[1]656刘大鹏一生著述颇丰，先后写成《晋祠志》16卷、《重修晋祠杂记》2卷、《晋水志》13卷、《汾水河渠志》若干卷、《重修孙家沟幻记》2卷、《柳子峪志》8卷、《明仙峪记》4卷、《梦醒庐文集》8卷、《卧虎山房诗集》35卷、《从心所欲斋妄咏》50卷、《琢玉闲吟》8卷、《贬愚录》8卷、《衔恤录》10卷、《寄慨录》12卷、《随意录》4卷、《潜园琐记》6卷、《游绵山记》2卷、《遁庵随笔》2卷、《唾壶草》2卷、《迷信丛话》17卷、《愠群笔谈》25卷、《乙未公车日记》4卷、《戊戌公车日记》6卷、《桥梓公车日记》4卷、《刘氏世系谱》3卷、《藜照堂家训》2卷、《梦醒子年谱》12卷、《退想斋日记》200册。[1]133，134其中传世的并且影响较大的地方文献应属《晋祠志》和《退想斋日记》，《晋祠志》全书42卷，作者五易寒暑，父子参与，共同完成其稿，是一本内容极为丰富完整的晋祠史料。民国三十一年（1942），刘大鹏病逝，终年八十六岁。当地官僚、乡绅为其在晋祠圣母庙南侧立《刘大鹏先生碑铭》，以示纪念和表彰。

刘大鹏编纂《晋祠志》，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事无巨细，详尽记录，以唐叔虞祠为例，唐叔虞词条在晋祠志第一卷的祠宇上半部分，这部分先阐述祠宇的内容，先言祠宇的功用：一是作为神灵的栖身之所，有壮丽的气势，恢宏的形态，精美的建筑。二是巍峨美奂的规模、淡薄的形制、清虚的环境。能使薄游期间的高人逸士“恍然顿悟，视富贵如浮云，弃钟鼎若敝屦，怡然自得，乐皈众妙之门。”[2]15继而论述晋祠庙宇之壮丽和宏敞，言明这一部分是关于晋祠内外所有庙宇的描述，目的是备后人参考，同时要对太原县志作补充。

《晋祠志》在记述祠庙方面的最大特点是细致与详实，在唐叔虞祠词条下，对唐叔虞祠的介绍有这样几个方面：

1. 交代唐叔虞祠的名称沿革，“北魏名晋王祠，石晋曰兴安王祠。宋曰汾东王庙。明洪武四年改名唐叔虞祠。”[2]16这个交代是非常细致而完备的。

2. 标明位置：“位坎乡离”，对每个寺庙建筑的方位都有细致交代，这个不论是新、旧版本的《山西通志》，还是《太原县志》中都不曾有。而且刘大鹏有很强的方位表达意识，往往对祠宇周围其他建筑的相对方位关系都有清楚的交代。“正殿前左右辟小门各一，东通昊天神祠，西通静怡园。”[2]16

3. 刘大鹏在《晋祠志》中更详细的介绍唐叔虞祠在乾隆年间迁建和扩建的概况。他还大量征引历史地理资料，如《魏书﹒地形志》、《元和志》、《水经注》旧本《山西通志》、新版《山西通志》和《太原县志》等地方志中的资料来详细说明唐叔虞祠的位置、历史沿革和更名由来。

4. 在关于唐叔虞祠的介绍资料后附有两篇碑文，分别是明代巡抚苏佑写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重修唐叔虞祠记》和周在浚写于康熙二十五年（1868）的《重修唐叔虞祠记》。其中苏佑的碑文并没有全文照录，而是将碑文中的三章迎神、降神和送神词省略掉，放在“祭赛篇”，见晋祠志卷第七祭赛上“祀唐侯”。这两篇碑文对唐叔虞祠在历史上两次重大的重修工程做了如实的记录，从材料上更加丰富了对唐叔虞祠演变的细节描写。另外，刘大鹏在引用碑文时，还对其中的人名、地名加以注释。如：（前明巡抚）苏佑；知县侯澜（顺天梁乡县岁贡生）；县丞李祝（陕西泾阳吏员）；又有环翠（亭名）、涌雪（亦亭名）、清华（堂名）。还对现在的情况加以介绍补充，如诸亭台“俱属古迹，不知废于何日，今唯补建清华堂于莲花台之北”[2]19便于读者的理解。

5. 词条最后是“谨案”部分，详细介绍唐叔虞的身份、生平、唐叔虞之名的由来以及唐叔虞祠的沿革，强调只有到这个地方才能知晓唐叔虞祠是晋祠之正祠。

比起整个山西的范围或者太原市的范围来说，晋祠的范围远小于地方。祠庙志描述的范围小，因此也就描述更加集中。对比刘大鹏记载与《山西通志》、《太原县志》，我们可以看出，《晋祠志》更为细腻，可以说是晋祠地方文献的集大成。同时突破了以往文献的限制，并对变化的状态做如实的记录，在表现晋水管理内容的“河例”部分，刘大鹏在北河所灌溉村庄中对五府营的介绍就详细记录了村落变化的情况。“北河溉田之村庄；总河二村，上河十二村，（除赤桥村），下河村五（并赤桥村为六村，）共十九村。校《邑志》则多四村，校《旧通志》（止十二村）则多七村矣。”[2]809书中甚至对诸如土地庙之类的小庙都详加描述。“庙貌微矮，高可三尺，深可尺许。楹栋皆砖为之。中奉土地神像，高裁盈尺。在朝阳洞磴道下，北壁南向，左有老槐，俨如伞盖以助威。”[2]45在对如此微小的庙宇也记录无遗，并在按语中提出自己采录资料的原则是“有微必录”，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晋祠空间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3]85

述而不作，秉笔直书是中国地方志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地方志编修的优良传统。刘大鹏撰写《晋祠志》是完全个人性质的行为，未曾获得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此一方面充分吸收历史上地方志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也加入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生命感悟以及对道德、思想和社会现象的个人理解，从而使《晋祠志》带上了鲜明的个人特色。正如张新民所说的那样，地方志“既是地方文化意识自我表达或主动交流的一种方式，也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地方知识的文本世界，不仅具有传统史学顽强保存历史记忆的一般学术特征，而且更体现了大传统学术资源与地方文化经验结合后的特殊文化风貌”[4]173

在《晋祠志》一书中，表现发表见解的部分有三种形式，分别是“谨案”、“梦醒子曰”、“卧虎山人曰”三种形式。其中，“谨案”是地方志常见的形式，用以阐释和补充史料，其中一小部分也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多的是作者以“梦醒子”和“卧虎山人”自称而表达的内容。为了研究的方便，下文以《晋祠志》一书中“梦醒子曰”部分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分析刘大鹏《晋祠志》的个人著述色彩。《晋祠志》一书中，“梦醒子曰”共75条，其中的内容和评论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刘大鹏在《晋祠志》中多处提到了他童年时期在晋祠的经历。刘大鹏对自身经历的记述往往是伴随着父亲的记忆。童年时期，父亲经常带领刘大鹏到晋祠，或参观游览，或上香拜神，或参加其他活动，在此过程中，刘大鹏尽享天伦之乐，同时得到了父亲的家庭教育。《晋祠志》中记录了父亲带着刘大鹏到晋祠难老泉亭前让他看石龙喷水的情形，以及四十多年后前有父亲，后有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共赏泉水美景，在祠庙志呆板的叙述中增添了浓浓的家庭成员间的脉脉温情。[2]112，113在圣母殿前的鱼沼与父亲观鱼，吟诗作对的经历更成为成年之后的美好回忆。[2]114，115刘大鹏在“周唐叔虞墓”条中特别记载了十余岁时随父亲到牛家口路过晋王岭，父亲给他讲述关于唐叔虞父子墓的传闻。[2]152这些与父亲一起游历晋祠的共同经历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父子亲情的画面，因为靠近家乡的缘故，父亲刘明经常带刘大鹏到晋祠游玩，并借此机会对他进行美育和文化方面的教育，刘大鹏将这些内容体现在《晋祠志》中，体现了作为孝子的刘大鹏对亲情的重视，同时也似乎暗示了自己的教育环境和背景，成为晋祠空间个人记忆的重要内容。

刘大鹏还将晋祠祠庙的记录与自己的个人经历联系在一起。在对东岳庙的记录中，刘大鹏特别提到了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公车北上去北京时曾与好友去北京东岳祠游览，并记录了北京的东岳庙的建筑、神像以及京都人士对东岳大帝的崇祀情况。他还将晋祠的东岳祠与北京的东岳庙做对比，对祠内威严可怖的神像在教育人们从善弃恶，改善世道人心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在《晋祠志·故事》部分，刘大鹏记录了二十八则在晋祠内发生的军事记忆或自然异象。其中有关晋祠的兵事部分，大量记录自己的听闻和亲身经历。比如在“闯贼过晋祠”条中记述听祖父讲述刘家八世祖在李自成部队到达晋祠时，举家入山避难，返回后发现庐舍依旧，没有财产损失的经历。[2]1020在此之外，刘大鹏记录了自己多次目睹兵燹之经过：同治元年（1861），宋景诗兵变，年仅六岁的刘大鹏看到百姓们钻入山中避乱；这时太原实行团练制，刘大鹏看到了乡勇操练的情形，顿感空耗百姓钱财；同治五年（1866），目睹陈湜镇压捻军张总愚时带兵宿晋祠的情景，村民同样逃避兵乱，年幼的刘大鹏不知恐慌，但仍旧印象很深。[2]1030-1038在刘大鹏记录这些童年对战乱经历的记载背后，是他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对平静安宁生活的渴望。

刘大鹏撰写《晋祠志》大多采用自己亲自调查的资料，比如对寺庙金石形制的重视，大多数碑刻能标明其尺寸大小以及现存状况。在《晋祠志·金石》部分，刘大鹏将晋祠内外之金搜罗殆尽，将各个版本的《山西通志》和《太原县志》不重视不收录的金石铭文一并记录，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如对水母楼上层铁香炉款的记载是:

嘉靖十三年造。高尺许，周二尺余，两耳三足。现损左耳，前面上边横题年号，下纵题“平遥县杜村里信士高妙果、高艮涌、高艮满数十字，有损剥处。”[2]218

如此细致的记录是在大量田野踏查的基础上得来的，弥补了其他地方志的不足。在部分神庙的神像描述上，因为是自己亲往观察，因此描述更为细腻，更有现场感，对财神，他是这样写的“貌极狰狞，青绿脸，红髭发，獠牙从聳唇外怪睛嵌眼中，对之可怖。”[2]41工笔画般的外貌描述增加了资料的现场感。

正如沈艾娣在她的书中所揭示的，刘大鹏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儒生”。[5]17-41  他曾倾心于科举，并将儒学教育渗透自己的行为规范中。因此在《晋祠志》中充分体现出对儒家正统的尊崇和维护。

刘大鹏尊崇儒学教育，在《晋祠志》中单列“乡校”一门，详录22所学校，这是其父刘明最为欣赏的，因为其“乡校关乎教育之大”。在“乡校”中，刘大鹏用较大的篇幅记录书院之基本办学原则和宗旨以及办学特色。对程朱理学和其他儒家经典以及符合儒家思想的教学方法原则大加赞赏和推崇，表现出对传统儒学的高度兴趣，同时他认为新学败坏民心，影响社会风气。

与之相应的是他尊崇儒家思想，而对其他信仰如佛教、道教和天主教等持有明显的排斥态度。他认为盂兰盆会是佛教超度亡灵的做法，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以往奉胜寺是受过戒的僧人，所以才举行盂兰盆会，现在都是俗僧，不懂佛法，所以盂兰盆会也就没有什么依据和实际的意义，刘大鹏相信善恶相报，推崇儒家实践躬行，尽人力听天命，认为佛家的这种做法是异端邪说，告诫儒家弟子不要为其蛊惑。[2]196不仅如此，刘大鹏还认为佛教抛弃父母兄弟，有违伦理纲常。儒家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序。儒家与天地同体，其体至刚，其用至宏，是道教、佛教、耶稣教、天主教所无法抗衡的。

刘大鹏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农村，除偶尔几次外出考试外，鲜有离乡之时，他对民间生活熟悉，对民间谚语、俗语以及儿歌非常感兴趣，在《晋祠志》中大量引用民间俗语和儿歌。

对地方语的称呼是提供资料参考，尤其是在地名方面，除用官方名称外，大多注明了民间称呼。如将赤桥村民到晋祠内金沙滩洗纸为喘朵儿；在记录晋祠水利分配方面，王府与民间用水各三天，依次轮流用水，借用俗语“军三民三”；金胜寺村民俗称“大佛寺村”；北河水利中雨花寺桥西北岸有一区水盆，俗名“攉水盆”；总河水口中有龙尾口，俗呼“秃尾巴口”；北河水口的俗称也一并记录，如第一区元吉磨 俗呼上头班磨，第二区双合磨，俗呼上二班磨，第三区鼎新磨，俗称上三班磨，第四区大亲磨，俗呼大门碾，第五区文范磨，俗名火烧磨。[2]786-911上述对地名俗称的引用在其他地方志中少见，但它对地方社会的水利管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刘大鹏对地方社会的熟悉。

总之，刘大鹏的《晋祠志》在继承传统地方志体例的同时，记录个人经历，表达自己的观点，使该志书带上鲜明的个人色彩。

《晋祠志》是私人撰写的祠庙类专志，志书中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刘大鹏一生遵循儒家传统，曾醉心于科举，虽中举但未能取得一官半职，后来以教书为业，也曾经营煤矿，种植田地，在科举失败后回乡从教，著书立说，撰写大量地方文献。生活在清末民初这样一个变幻纷纭的时代，他作为清帝国最后的儒士，站在地方社会的角度，审视着社会的新变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履者儒家的思想。在如此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在刘大鹏眼里，晋祠不仅仅是晋水流域民众的信仰空间，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它也承担着国家正统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刘大鹏选择为其写专志，不仅仅是宣传其美景，更表达了对地方文化的认同。

《晋祠志》的出现一方面是继承我国传统文人关注地方文化的传统，同时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与作者刘大鹏本人的经历也有必然联系，地方士绅怀着修志有利于教化的坚定信念，希望能以自己的著述来推进乡邦教育。他们所撰写的志书记录了地方文化和地方历史记忆，表达了一个阶层的文化意识，反映了地方士绅通过运用话语形式在观念上塑造地方形象、强化地方认同的努力。这些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对当今社会同样有启发意义，正如文坤斗和张静所说的那些传统地方志“传递的隆礼重法、经世致用、重德重教、执政为民等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地方志作为文化历史性存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作用所在”。[6]5

因为《晋祠志》的私修性质，它保存了很多晋祠周边村落的地方文献，可以补充官修方志的不足，还提供了很多史书没有的地方史料，这些弥足珍贵，在当今社会晋祠文化景观的重建和民俗活动的恢复方面，《晋祠志》不断被引用，成为民众重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依照，具有重要的历史民俗文献价值。《晋祠志》的撰写为当今社会的地方志著述提供借鉴，在细致客观描述地方经济、历史、文化等信息的同时，不妨写出一些有细节的个体感受，写出有情怀的地方志。

（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