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食品谣言是民众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自我提醒和自我教育。现代食品工业日渐脱离公众视线和常识,给公众造成了不安全感。“三鹿奶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引发了民众对于食品工业、企业良知、政府监管的不信任情绪,刺激了谣言的生产和传播。网络食品谣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攻击频率上都远远超出了传统食品谣言,但多数都是传统谣言的变体,如食品添加剂谣言、虫害与病害谣言、污秽食品谣言、食疗与食物相克谣言等。网络食品谣言的叙事生长点主要体现在:一、新材料新技术背景下新题材的产生;二、劝导篇幅加大,专业术语和精确数字的出现;三、图像的出现改变了谣言信息的构成要素。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添加剂;假食品;转基因食品;网络谣言
一、食品谣言日渐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
所谓食品谣言,即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谣言。食品安全似乎是个现代性的问题,在未有卫生、环保、绿色、有机、低碳、转基因等概念之前,食品安全并不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我们以“食品安全”作为篇名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可以得到如下数据:
其中,20世纪70年代的两篇文章都是翻译稿,至今没有被引证过一次,影响极小。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涉及食品安全的论文都还是以介绍国外相关研究为主。2001年,以食品安全为题的论文首次突破100篇,但是,该年被引证最多的几篇论文依然是研究综述。此后数年间,食品安全方面的发表量呈现迅猛上升的势头,2004年的年产量开始突破1000篇,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年发稿量很快超过5000篇。
但即使有了“安全”“绿色”“有机”这些概念,也还需要一个或几个公众事件来引爆群众的恐慌情绪。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此前,2004年被引证最多的两篇论文分别题为《食品安全:消费者态度、购买意愿及信息的影响——对南京市超市消费者的调查分析》《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切——对天津消费者的调查与分析》。可见食品安全的概念已经日渐深入人心,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已经影响到了公众的消费选择,但是,这种担忧尚未引发谣言泛滥。
“三鹿奶粉”之后,接连爆发了“地沟油丑闻”,以及“毒大米”“苏丹红”“塑化剂”“瘦肉精”“病死猪”事件。不断曝光的各种食品安全事故,一次又一次地刺激公众脆弱的神经,终于酿造出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舆论环境。
食品谣言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关注公众健康和食品安全,既不引发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具体的攻击对象,不会激怒具体的起诉者,很难被列入国家机器的打击范围。2013年之后,食品谣言在网络谣言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时至2017年,“网络上有关食品安全的谣言已经占到各类网络谣言的45%,位居第一”,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
二、四类传统食品谣言
在具体讨论网络食品谣言的类别及特征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口传时代的传统食品谣言。口传谣言大多具有叙事特征,一般讲述某个损害事件,谣言不仅涉及损害行为,还有特定的执行者,以及具体的损害对象。我们大致将之分为四类:一是下毒;二是下蛊、下瘟疫;三是下秽物;四是食物相克。
“有人下毒”是传统食品谣言最常见的攻击手法。谣言往往将矛头对准“外来群体”或“敌对势力”,将之锁定为损害行为的执行者;毒药的载体,往往是水井、粮油、牲畜等间接载体,也有直接在食品中落毒的。鲁迅在《谣言世家》中讲到了辛亥革命后的一件往事:杭州的旗人被断了皇粮之后,只好各人自寻生计,做起了小生意,有的卖糕饼,有的卖小菜,生意也还不坏。自食其力本是一件好事,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鲁迅讽刺了自称酷爱和平的杭州文人,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
蛊是一种神秘的毒虫,或者毒虫所制的迷药,专门下在食物中害人。“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白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蛊毒谣言主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历代文人笔记、医学典籍和官方史志均有大量记载,言之凿凿,足以成虎铄金。如《搜神后记》:“昙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饮食,无不吐血死。游诣之,主人下食,游便咒焉,一双蜈蚣长丈余,于盘中走出。饮食归,安然无他。”下蛊谣言最常见的故事模式,就是使用咒语,或剖开病体,或揭开隐体之后,发现其中藏着若干毒虫,而这种毒虫,正是至人疫病或死亡的罪魁祸首。
古人缺少卫生知识,每有瘟疫流行,必有蛊毒谣言。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发生霍乱,许多文人记录了疫畇中传闻,如《琐事闲录》:“当时人恐惧,讹言四起,千奇百怪,不可备述。然俱得之耳闻,未敢遽信。惟西瓜中切出蚰蝎,茄中破出毒虫,则是予所亲见。”溎孙兆《花笺录》:“西瓜人不敢食,有司亦出示禁卖,每每破瓜,其中辄藏毒物。”道光《桐城续修县志》:“道光元年辛巳秋七月,鸡翅生爪,如人指甲,啄人人即病,其鸡喉中有小蛇,又鸡卵中亦有小蛇,如红线蜿蜒,人不敢食。”由于动植物虫害往往与受害病体相关联,人们很自然就会在“虫”与“蛊毒”“病体”“瘟疫”之间画上等号,相信食用了遭虫害的病体,虫害就会转移到自己体内。
秽物虽然没有毒和蛊凶险,但下秽物的故事却更加常见,尤其是以人体排泄物为主的污秽物事,频频出现在一些“机智人物”的传统民间故事当中。如《庸闲斋笔记》记录一则袁丹叔唬人吃粪的故事:“乡人每泊粪船于门外,先生恶之,乃买羊肉柈一,密置河畔。乡人担粪归,将饭,见肉,疑为人所遗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讫,乃至岸侧,佯为周视,故作喜状,曰:‘这畜生,今日必死矣!’乡人惊问故,则曰:‘此地有恶狗,吾买砒霜置肉内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乡人大恐,承系已食,恳其救解。先生佯惊曰:‘我毒狗,不毒人,此系尔自作之孽,非我罪过。’乡人愈哀恳,至涕泗,乃指粪曰:‘亟啖此,或可解。’乡人畏死,从之,大吐,委顿。”类似下秽物故事中的桥段,一旦落实为现实中的人与事,就有可能演化成食品谣言。
食物相生相克的谣言大概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食品谣言。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生克理论的基础上,滋生了大量关于食物生克搭配的养生知识。如五色、五脏均可以对应于五行,套用一下五行生克理论,也就有了所谓五色入五脏之说。以豆类养生的说法为例,据说肾属水,色黑,所以黑豆养肾;心属火,色红,所以红豆养心;肝属木,色青,所以绿豆养肝;肺属金,色白,所以白豆润肺;脾属土,色黄,所以黄豆养脾。
1935年,南京出现流行病,坊间传闻是食品相克致病。中国生物化学的开拓者之一郑集(1900—2010)教授决定通过试验来粉碎谣言,“他选择流行最广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同食机会较多的香蕉与芋艿、花生与黄瓜、大葱与蜂蜜、牛肉与板栗等14组食物,依照普通膳食烹调与搭配方法,将每组食物同时喂食白鼠、猴。最后还选择这14组中最普通的饮食以人试食,在食后的24小时内,所有被试动物及人的表情、行为、体温及粪便颜色与次数等都正常”。郑集也因此成为“食物相克论”最著名的辟谣实验者。
三、食品添加剂(下毒)谣言
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为大众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困惑。一是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完全脱离,消费者难以监督生产流程,无法控制食品安全,对超市食品有一种茫然的不安全感;二是现代食品工业日益专业化、全球化,食品生产从原材料到添加剂,再到生产过程,全都超出了公众的常识领域,食品种类、形式和口味日益多样,新鲜食品层出不穷,人们与生俱来地对那些新生事物抱持怀疑态度。
食品谣言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鹿奶粉事件”之后,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股对于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生产方式、制作环境、存贮运输、政府监管诸环节的严重不信任情绪,滋生了大量的食品谣言。非法添加剂彻底搅乱了公众对于食品添加剂的理解,人们将食品添加剂等同于化工毒剂,视作洪水猛兽,如:“兰州拉面使用的蓬灰中含有大量致癌物质砷”“喝可乐会导致死精不育”“猪饲料中的砷制剂会使人慢性中毒”“豆浆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豆浆精”“顶花黄瓜是避孕2催生出来的”等。为了吸引眼球,方便理解,谣言家还常常给食品添加剂贴上传统毒药标签“砒霜”,如《最熟悉的食物却毒如砒霜!》《7类砒霜食物!你都吃过吗?》《这7种肉,医生已禁,比砒霜还毒》等。
凡涉食品添加剂的谣言,全都避而不谈食用量的问题。谣言中常常说某食品含有某种有害物质,可是,有害物质要达到多大的量才能发挥其“害”的作用呢?这一点谣言永远不会告诉你。比如,“拉面致癌”传闻自从2006年问世以来,几乎每隔两年就会流行一阵。有记者还专门就此进行实验,从市场买来“拉面剂”,调水放入纸杯,过了14小时,“杯中出现了绿色沉淀物,连杯沿也被染成了绿色;此时杯中的水已经见底,垫在下面的报纸被打湿一大片,距离很远就能闻到明显的碱水味”。但这一结果是不是就能说明拉面剂有毒呢?当然不是!拉面剂主要配料为食用碱,碱具有腐蚀性,高浓度的拉面剂能够蚀透纸杯是很正常的,可是有谁会用如此多剂量的拉面剂调开水喝进肚子里去呢?毒理学鼻祖巴拉塞尔萨斯(Paracelsus)有一句名言:“万物皆有毒,关键在剂量。”事实上只要不拿拉面剂当奶粉泡着喝,食品中的弱碱性对人体丝毫无害。
可是大多数消费者并不具备这些科学知识。“公众在接受食品安全信息时往往是‘二分法’,只认定食物安全还是不安全、有毒或无毒,而不会关注毒性的程度和发生条件。”
在许多消费者印象中,商人唯利是图、政府监管不力、城乡互不信任,没有一个环节是让人省心的。《今日头条》根据4.8亿用户于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的使用情况,挖掘食品安全大数据,得出食品安全热词前8位为: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山梨酸、肉毒杆菌、大肠杆菌、双酚A。在大多数老百姓看来,含有这些“有毒”物质的食品,无疑都是“有毒食品”。食品企业使用此类添加物,无异于往食品中“下毒”;明知食品原材料中含有或者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此类物质,却不采取措施,也是一种变相“下毒”。
四、虫害与病害(下蛊、下瘟疫)谣言
现代社会的蛊毒观念已经越来越淡,但是,人类对于那些自己所不熟悉的,望之令人恶心的各种毒虫,依然怀有恐惧心理,有些人甚至看到“蠕虫”两个字,都会产生心理不适反应。这种人类对于虫类天然的厌恶感决定了虫蛊叙事也是永恒的谣言主题之一。
2014年7月开始,一批关于“猪肉已大面积出现钩虫”的图像谣言广为传播,如:“各位亲朋好友注意了!现在江苏徐州地区和安徽宿州萧县地区猪肉已大面积出现钩虫,病猪来源还在调查中!此虫是寄生虫的一种,水煮不烂,油炸不熟,高温杀不死,人吃之后能够存活在体内攻其心脑!危害巨大!现已有朋友买到过这种肉,亲眼所见,为了家人和朋友的健康,请各位速速转告。看到的转一下吧!”谣言还附送大量图片,显示猪肉中有一些蜿蜒的肉线,或者有人从猪肉中扯出几条长长的线状物。“钩虫”的暗示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联想,图片令人望而生畏。
其实,猪肉中根本就不存在“钩虫”,线状物无非就是猪身上的血管、神经纤维或淋巴管之类,全是猪体组织。之所以“水煮不烂,油炸不熟,高温杀不死”是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有生命的虫类,而是致密的结缔组织,一般的烹饪当然煮不烂。尽管官方媒体反复辟谣,但关于“猪肉钩虫”的谣言依然不断地更换传播地区和渠道,经半年而不衰。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卫生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大范围的瘟疫爆发已经很少发生,但是,随着国民人均寿命的延长,癌症正日益成为人们最恐惧、最关心的病害。取代传统“下瘟疫”谣言的,是各种食物“致癌”的谣言。
2007年,因广东部分地区的香蕉产区感染巴拿马病,广州《信息时报》发表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报道《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副标题称“这种致命的‘香蕉癌症’正在快速扩大感染面积,广州人几年后或许吃不到本地香蕉”。“蕉癌”、灭绝、“致命”、“感染”等惊悚词汇迅速引爆舆论热点,“蕉癌”的噱头让许多读者产生了恐惧联想,误以为人吃了这种香蕉也可能“致癌”,人们谈蕉色变。“香蕉产业链上靠包装、运输赚钱的人们也突然无事可做,近百万人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蕉农因谣言而造成的损失至少达7亿元之巨。”
“香蕉致癌”谣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2007年传到2015年,连续9年从未消停。直到2016年,谣言开始改变角度,转向对运输环节和消费环节的攻击,出现了诸如《这样的香蕉会致癌,千万别乱买!》《香蕉跟这些食物同吃会致癌,长斑,伤肾和中毒》《十种食物放冰箱会致癌,香蕉鲜荔枝火腿面包》等新谣言,香蕉与“致癌”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外,随着现代卫生知识的普及,“病毒”“病菌”也已经取代传统的“蛊”,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新病害,尤其是那些名称中就带着“毒”味的有害物质,诸如“霉菌毒素”“肉毒杆菌”之类,更是令人谈菌色变。
每有流行病肆虐,公众开始恐慌,食品谣言就会趁虚而入,甚至异国他乡的病风一吹,中国的谣言草就会动起来。当英国出现疯牛病的时候,“少吃牛肉,小心疯牛病!”之类的谣言就出现了;当韩国出现禽流感的时候,“吃大盘鸡感染H7N9型禽流感”,甚至“吃樱桃感染H7N9”的谣言也开始大行其道;当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流行的时候,微信上就出现了《致命美食!埃博拉病毒源头被疑为非洲“丛林肉”》之类的文章,警告“不吃街边摊和露天食物,请大家最近尽量不要在外面就餐”。把病从口入的观念拓展、推高到了万病之源的高度。
为了表达批评,2016年4月,云南禄劝县两名网民故意编造了一则吃鱼感染病毒的钓鱼谣言:“昨天凌晨二点二十一分,一女性感染SB250病毒死亡,年龄21岁,参与抢救的医生已经被隔离,据悉此女是在市场买草鱼回家做酸菜鱼吃后发觉呕吐头晕送院,中央电视新闻已播出,暂时别吃鱼肉,酸菜,特别是草鱼,酸菜鱼,水煮鱼,因禄劝有121个鱼塘已感染。”其中的“SB250病毒”明显是取笑信谣者“傻逼250”,没想到如此明显的钓鱼谣言却成了2016年微信圈流传最广的食品谣言,谣言传到哪里,感染的鱼塘就改在哪里,感觉全国各地的淡水鱼都不能吃了。
与病从口入观念相应,谣言将防治疫情和灾难的希望也寄托在“吃”,比如SARS流行时期,上一阵刚流行“喝绿豆汤防非典”,下一阵又流行“吃板蓝根防非典”,甚至传说:“据WHO的统计,目前全球SARS死亡者中,烟民极少;而且在目前所有的感染者中,吸烟者只占1%,而且均是吸烟资历较浅的人,并且其症状较其他普通感染者轻。”原因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位官员在早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紧急筛选抗冠状病毒的药物中,已经初步确认了一些有效药物,其中以尼古丁杀毒效果最佳。”
以吃来祛邪禳灾,大概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传统。如1984年山东烟台曾谣传将发生大地震,其避祸的办法是,“地要喷火,天要塌,吃七种菜做馅的饺子能免灾。”“用石青蛙口沫做馒头吃了,将馒头引子分给别人,遇水可以上浮,躲过这场灾难。”又如2012年河北沧州一带因谣传“附近有一座大庙倒了,庙里的神仙要出来收童男童女,而放鞭炮和吃黄桃罐头可以免灾”,此前卖7元的罐头迅速涨到了12元。
五、污秽食品(下秽物)谣言
在古人的卫生观念中,人或动物的排泄物、动物尸体、废弃的垃圾、臭鞋臭袜之类就是最污秽、最肮脏的东西,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依然适用,谣言家常常借助这些秽物来编造食品谣言,用“垃圾食品”来攻击那些他们所不喜欢的工业食品。
典型的下秽物谣言如2014年7月底流传在新疆微信圈里的这则:“‘阿布拉的馕’不能吃了,有人看见他们往和的面里撒尿,现场报警了,卫生监督部门也确认了。乌鲁木齐市西北路‘阿布拉的馕’店已被查封,赶紧转发,告诉你的朋友、家人别再买了。”受到谣言攻击的馕店以前每天可生产销售5000个馕,谣言出现后的五六天时间里,每天最多只能卖出2000个馕。
污秽食品的谣言往往通过污名化的原材料,或者令人作呕的加工环境、混乱的加工环节来激起公众恶心、恐惧的不安情绪。其中,以人或动物尸体来做噱头的食品谣言尤其容易激起公众的不安情绪。
以近十几年持续流传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的小龙虾谣言为例。早期关于小龙虾的传说是,“小龙虾对有毒水体有极强适应力,喜食腐尸,铅汞锰铬砷等毒素在体内积聚到正常值的几百倍,也不会影响它生存。是典型毒物。”至迟在2005年,已经有了“小龙虾是二战时期日本军队输入中国用来处理尸体的”之说法,谣言称:“小龙虾的来历要追溯到二战时期,驻中国的日军生化部队因为要处理大量的尸体,但是考虑到用焚尸炉彻底焚烧的能源消耗太大,因此日本人想到了当时日本国内随处可见的克氏螯虾(小龙虾的前身),经过一系列的基因改造,克氏螯虾被成批运到日军驻地,担任起水体清洁的工作。‧‧‧‧‧‧从此克氏螯虾借着疯狂摄食中国人未火化完全的尸体在中国大陆生存了下来。”该谣言基本上是本着“怎么恶心怎么写”的原则来编造的,谣言从其诞生之日起,历经无数中国网民的转发,谣言版本多得难以计数,但是,“侵华日军用小龙虾来处理尸体”这一核心母题却稳如泰山,从未被抛弃。
如果说小龙虾谣言中食客与尸体之间还只是一种间接关系的话,“尸油煮粉”谣言就更令人恶心了。2011年8月24日,网民“自古逢秋”在南宁业主论坛等网站发帖称:“广西政法委最新通告,广西贺州市桂琼螺丝粉连锁店已被查明使用低价购买火葬场尸油煮粉,犯罪分子已被抓获。”该网民还虚构了尸油的炼制过程:“为了让尸体的火化速度加快,他们一边焚烧尸体,一边用尖锐的铁棍把尸体的肚子捅破,让油流出来‧‧‧‧‧‧”谣言过于惊悚,立即引起坊间惶恐和热议,其中仅贺州520网一个帖子的点击量就达万位数。
谣言要想获得公众的关注,就必须使用极端化的概念、耸人听闻的故事,激起受众的情绪。类似的下秽物谣言在现代社会有许多变体,诸如“吃鼻屎能够提高免疫力”“进食人体粪便可抗辐射”“易拉罐容易被鼠尿感染细螺旋体病毒”“中国大陆康师傅公司3年从越南大幸福公司进口43万吨地沟油”“老酸奶可能是破皮鞋制成的”“快餐外卖店在厕所加工食品”“星巴克使用压碎的胭脂虫尸体代替饮料添加色素”“上海海关在瑞典宜家的巧克力蛋糕中检测出粪便成分”“麦乐鸡是用浸泡过氨水的鸡肉泥制成”,等等,都是拿尸体、粪便、鼻屎、鼠尿、地沟油、破皮鞋、厕所之类的物品或场所来指摘食物的污秽。
当然,所谓下毒、下蛊、下秽物的分类,只是为了对应叙事的方便,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界限分明。其实三者常常交错在一起,有后者往往意味着也有前者。比如:有毒不一定有蛊(如添加剂),但有蛊往往也会有毒,蛊毒常常并称;有蛊(如隔夜菜)不一定有秽物,但是秽物一般都会包含蛊毒(以“易拉罐容易被鼠尿感染细螺旋体病毒”为例:琼海市一美女周日喝了三罐啤酒,周一她被送进医院,周三离开了这个世界!!验尸结果她死于细螺旋体病,她直接用嘴对瓶饮用。实验证明瓶体受到鼠尿污染,鼠尿含有致命的细螺旋病毒)。所以,在考虑对一则食品谣言的小类划分时,宜先考虑下秽物谣言,然后考虑下蛊谣言,最后考虑下毒谣言。
六、食疗与食物相克谣言
在广东、福建一带,许多家庭都会在厨房贴一张所谓的“食物相克表”,配菜时都得对着图表看一看,以免犯忌。在淘宝网搜一下“食物相克”,可搜出数以百计的所谓相宜、相克、搭配、有毒食谱等五花八门的图书或图表。谣言一旦成为“必备知识”,就可以用来变现、卖钱。
传统的食物生克信息一般属于私相授受、代代相传的传统知识的一部分,并不以扩散和传播为目的,与网络谣言的广泛性传播诉求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到了自媒体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切“有用”的信息都被当成了可以卖钱、骗粉的噱头;缺少此类信息时,胡编滥造也得编些“必备知识”出来,用以浑水摸鱼、骗粉吸金。比如有谣言称:“食胡萝卜+白萝卜导致败血症、马肉+木耳和墨鱼+茄子导致霍乱、豆腐+蜂蜜导致耳聋、鸡肉+菊花导致中毒、酸牛奶+香蕉致癌等。”如此严重的后果,怎能令人不重视?受传者一旦上当,下一步就会被这些谣言家牵着鼻子走,先是关注,继而洗脑,然后点击其广告。
食物相克谣言之所以有这么大市场,是因为食品既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又是日常最大宗的消费品,正如一则谣言帖的导语所说:“吃是我们离不开的,吃得好对于我们的身心是非常愉悦的,然后吃也是一门学问,如果饮食不当的话,很容易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甚至是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只因为有些食物不能够同食,因此需要我们相当的注意。”
2011年,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中国营养学会联合进行了“食物相克”的调查及实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文献、书籍刊载的食物相克说均缺乏依据;书籍、杂志、广播、电视、亲朋(口口相传或微信传播)是人们获取食物相克信息的主要途径;农民关于食物相克的认知度最低;学生能认识食物相克论是错误的。研究者通过对50只小鼠、60名志愿者喂食最常见的4组相克食物组合,实验发现无论鼠或者人,均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及临床症状。实验证实食物相克论不可信。有了破坏性的“黑”谣言,就一定会有抚慰性的“白”谣言。根据传统文化“药食同源”的理论,食物相克能够致病,食物相生自然也就能够防病。
几乎每一个雾霾天,我们都会在微信群看到诸如“吃猪血鸭血除体内雾霾”的忠告。这些网帖打着“现代医学发现”的幌子,虚构一些无从查考的“专家意见”,看似科学可信,实为胡编乱造,如:“猪血还能较好地清除人体内的粉尘和有害金属微粒对人体的损害。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猪血中的蛋白质经胃酸分解后,可产生一种消毒及润肠的物质,这种物质能与进入人体内的粉尘和有害金属微粒起生化反应,然后通过排泄将这些有害物带出体外,堪称人体污物的清道夫。因此,常吃猪血能排出体内有害物质。”
关于“鸭血可以清肺”的传言由来已久,过去被认为吃粉笔灰的教师、吃煤灰的矿工等粉尘中的作业者,“每天收工必吃一顿新鲜鸭血”。自从“雾霾”概念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雾霾取代粉尘,成为新的清理对象。表面上看,清除雾霾的谣言似乎是新生的,实则老调重弹,了无新意。
谣言生产也是针对市场需要而不断调整其产品种类与产品结构的。宣传粉尘有害健康的时候,鸭血负责除尘;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时期,鸭血负责除烟;宣传雾霾有害健康的时候,鸭血负责除霾。总之,与空气污染相关的食疗方,基本就交给鸭血和猪血了,往后若有什么新的空气污染物出现,打头阵的一定还是猪血和鸭血。
在食品类谣言中,谣言家迎合人们急于寻求健康良方的心理,无限夸大某些食品的养生效果,把一些普通食物包装成了具有强大保健(甚至治疗)功效的食品,如《红糖水补血效果好》《喝麦苗汁能治癌症》《每天仅一勺!一个月打通血栓!还你干净通畅的血管!后悔知道得太晚了》。至于无所不在的壮阳食品,更是“多年老军医”的生财之道。
七、新题材一:假食品
传统谣言中,很难找到假食品谣言。一是传统食品工艺是基于手工作坊的加工处理,没有完善的造假技术。所谓造假,充其量也就是以次充好、挂羊头卖狗肉,以及在大米中掺沙子、在白酒中兑水、在鸡鸭卖出之前喂砂石之类,这类造假行为一般都是个别作坊的小范围作业,影响口碑,但不容易形成谣言。二是古代交通运输能力有限,加上没有防腐剂,人们吃的大多是本地食品,造假食品很难在当地存续。
如果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食品造假案例,就算谣言家巧舌如簧,也很难激起公众的广泛认同。公众之所以信谣传谣,正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基础,相信前车之鉴。
假酒大概是最容易制作的假食品,假酒案例也是最早发生的假食品案。早期的所谓假酒,指的是用劣质白酒冒充名酒,假的只是品牌,不是酒,老百姓虽然痛恨,但也并未引起恐慌和谣言。真正令公众感到恐慌的,是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可以致人死亡的假酒。1993年,继佳木斯工业酒精假酒案一个月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川什邡假酒案,接下来几年,广西柳州、云南会泽、河南上蔡、湖北荆门‧‧‧‧‧‧全国各地的工业酒精假酒案层出不穷。截至1998年春节山西朔州的特大假酒中毒事件,“我国近几年来发生重大假酒事件650余起,中毒人数6000余人,其中死亡200多人,双目失明60多人”。
谣言是一种过激反应的叙事,社会上的假货越多,滋生假食品谣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关于假食品,网上有一则著名段子:“一个农民,春天他在地里播种,秋天却颗粒无收,因为种子是假的。他很伤心,喝了一瓶农药要自杀,却没有死,因为农药是假的。他的家人看他没死很高兴,好好喝了一顿,结果全家都死了,因为酒是假的。”
流行时间较早、持续时段最长、争议最多的假食品谣言当属假鸡蛋谣言。虽然官方质检机构从未在市场上检出过一枚假鸡蛋,可是,从1980年代至今,关于如何制作假鸡蛋,以及如何辨别假鸡蛋的文章、新闻、调查报告不绝如缕,层出不穷。1994年,《新疆农业科学》杂志曾公开发布一则“致富新技术”广告:“人造鸡蛋(双黄带硬壳)技术,不用机电,手工操作,总投资60元,每个成本0.06元,最低售价0.2元,每人日加工1500个以上,日获利200多元。另传授海蜇丝、海珍珠生产技术(含赠模具、资料和实践原料),函授费每项57元,面授每项188元,两天可学会。”类似的广告在当时的其他报刊杂志上也曾出现,那是一个只要给钱,什么广告都可以刊登的时代。
问题是,市面上真的存在这种假鸡蛋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清楚地揭密了“假鸡蛋谣言”的真相,发现所谓能够“以假乱真”的假鸡蛋,根本就做不出来,“一些人打着所谓人造鸡蛋技术的幌子骗取培训费才是真的”。也就是说,所谓造价低廉的假鸡蛋,只是老骗子为了骗取那些想通过假鸡蛋骗钱的新骗子钱财而设的小骗局。市面上从来没有什么假鸡蛋,可是,关于假鸡蛋的传说却因为假培训而成了真谣言,还让许多相信谣言的记者和文人有了口诛笔伐的由头,发表了无数由“假鸡蛋”而滋生的“真愤慨”。
关于假鸡蛋的各种虚假报道几乎从未受到政府批评,这就给记者捏造“纸馅包子”之类的假食品壮了谣胆。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纸做的包子》播出后,迅速轰动全国。北京市公安局随即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却发现整个事件都是“透明度”栏目组临时工訾北佳策划的一场新闻骗局。
訾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可是,法律无法消除公众心中对于“假食品”的疑虑。在这种雾霾弥漫的舆论环境中,普通老百姓很难清醒地辨识那些常识范畴之外的食品传闻是否谣言。2017年2月中旬,一条关于“塑料紫菜”的视频在各大微信群广为传播,尽管媒体和食品机构很快出来辟谣,但紫菜行业还是遭到了重创。一位吴姓先生对记者说:“起初我根本不相信,塑料袋和紫菜差太多了,怎么可能冒充得了?”可是当他在一家面馆吃到紫菜汤时,还真感觉到有些不对了。谣言已经明显影响了吴先生的判断。
假食品谣言多了,公众的恐慌情绪被调动起来,智商和判断力就会急剧下降。2014年10月,一则“假生菜”的制作视频在各微信群反复转发,有些微信公众号甚至配上“生菜造假全过程!”之类的标题制成微文,呼吁大家多转发,“让更多的人晓得”。可是,只要点开视频看一看就知道,该工艺需要极高的技巧,假生菜的成本比真生菜不知道高出多少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调查发现,这是日本仿真食品工厂制作模型的视频,假食品多用于商店食材展示,体验一次制作过程最低也得50元人民币,可是在记者的街头调查中,一个个长相精明的红男绿女,全都相信谣言且感叹“太可怕了”。
我们的生活中弥漫着各种各样一眼就能看穿的假食品谣言,可是食品毕竟关乎健康和生命,许多市民明知谣言为假,还是会选择转发谣言。《首都食品与医药》的一项调查发现,虽然有14.97%的受访者表示从不相信谣言,可是仅有3.40%的受访者表示从不转发谣言,仅有8.16%的受访者表示谣言对其食品选购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即使那些认为自己不信谣的人,也会在选购食品时受到谣言影响,甚至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参与谣言传播。
八、新题材二:基因变异的食品
基因是现代生物学的概念。大凡新生事物,只要跟民众的生活发生关系,尤其是如果跟传统产业发生利益冲突,几乎百分百会受到谣言攻击。转基因技术自从进入公众生活以来,就从未摆脱谣言的追咬,甚至可以说,现代科技史上从未有一项技术像转基因一样受到如此频繁的谣言攻击。
转基因谣言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信谣与辟谣的不同态度足以使夫妻反目、兄弟成仇,转基因问题早已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信仰问题。我们很难在有限的篇幅中对此展开讨论。
转基因被严重污名化,连累许多本来与基因问题无关的食品,也被贴上基因标签而成为谣言攻击对象。2013年6月22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张家口:GDP扬起的尘灰》提到:“张家口,一个文化历史名城,一个环保部赞赏有加的城市,可是当记者沿着110国道前行,却陆续发现了煤场、矿山、采石场到处烟尘漫天‧‧‧‧‧‧村民们无奈地说,因为整天被煤灰包围,苹果里已经长了煤的基因,种出来都是黑的,根本就洗不掉。”这些话被谣言家配上黑白苹果照片大肆传播:“可怕!历史名城张家口煤场矿山处处。路是黑的,天是灰的,田地是灰的,本应翠绿的行道树是灰绿色的,苹果里也已经长了煤的基因,都是黑的,洗不掉。大概黑大米也是在那里长出来的。当地卫生、环保部门毫无作为、毫不作为。”(“顽皮蛋866”网民)。甚至《中国青年报》也转载称:“煤尘污染之烈竟至于斯,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和触目惊心。连地里种出的苹果里面都长出煤的基因了,天天呼吸着含有煤尘的空气的民众们,他们身体里面该会产生怎样可怕的变化?”这些人显然连基因是什么都不知道,难怪有网民嘲笑说:“苹果感染煤基因真是太不小心了,下次应该种到金矿边上。”“熊小默”网民如是说:“我每天坐车看电脑,怀疑已经长了汽车和电脑的基因。”“我不知道周XX”网民如是说。
关于肯德基的“激素鸡”或者“转基因鸡”有六个翅膀八条腿的谣言,大概是近十年最流行的食品谣言之一,网上充斥着诸如《肯德基转基因食品,远胜当年鸦片》《肯德基的鸡翅长鸡脚!转基因厉害!》之类的帖子,谣言声称:“肯德基、麦当劳用的鸡全是转基因鸡。一个鸡身上长很多鸡翅膀。最早起源是一位中国银行行长在国外看到他们养殖的鸡,一个鸡身上好多的鸡翅膀。令他十分震惊并拍下图片,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能再吃那种东西。”2015年,肯德基一纸诉状将10个涉嫌造谣的微信公众号告上法庭,向每个被告要求最高达150万元的赔偿。肯德基总裁屈翠容说:“当今生物科技还远没有发展到想让鸡长6只翅膀8条腿就可以长成的程度,如果真有这种鸡,肯德基肯定可以申请诺贝尔生物奖。”
涉及现代食品工业和生物技术的谣言,多数都会跟人体的内在机理、基因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暗示食用这些东西将会改变人体的机能或结构,诸如“牛奶会杀精”“常喝奶茶会导致女性不孕”“吃微波炉加热的食品可能致癌”“食用塑料袋打包食品会使生殖器变短”“爱吃烤羊肉的妇女生下的孩子易患弱智、瘫痪或畸形”,等等。谣言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唯恐不能引起受传者的注意,因而特别偏爱聚焦于生命和繁殖(性器官、性能力)两大主题。凡是涉及基因变异类的谣言,多数都会贴上致癌、致命、死胎、影响生育、断子绝孙、性功能障碍之类的标签。
九、食品谣言的叙事生长点
网络食品谣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攻击频率上都远远超出了传统食品谣言,但是通过对新旧谣言的分类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万变不离其宗,多数网络食品谣言还是传统食品谣言的变体。
截至2017年初,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食品药品谣言数据库”已收录谣言数据2万多条。条数虽多,类别形态却是有限的,谣言的变化多表现在时间、地点、名称等非结构性的要素上。那么,网络食品谣言相对于传统食品谣言而言,其谣言叙事的创新之处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新材料新技术背景下新题材的产生
谣言的主体和对象,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传统食品谣言的对象自然也离不开传统的食品及其技术。新的材料和新的生产方式为食品谣言提供了新的素材,只有当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危及到了公众的安全、当转基因成果进入了食品工业、当造假技术突破了公众的传统认知,新题材的食品谣言才能在公共传播中引起反响和共鸣。
基因工程的出现,大大地扩展了谣言的素材,许多原来极少受到谣言攻击的蔬果,因为贴上了转基因的标签,从而被消费者视作禁忌食品。此外,由于癌症在健康话语中的分量不断加重,“致癌”已经成为当代食品谣言中最常见也最惊悚的字眼,某类食品致癌、某种添加剂致癌、食物的某种处置方式致癌。相应的,防癌、抑癌也就成了最吸引眼球的卖点。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各种保健、养生类的食品谣言最为丰富。
(二)劝导篇幅加大,专业术语和精确数字的出现
随着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科学的话语权日渐得到肯定,打着科学的旗号为食品谣言助长声势,已经成为网络食品谣言的惯用手法。
近年来,题为《科学家终于找到牛奶致癌的确实证据》的谣言在中文网络中得到数千万次的疯狂转发。谣言开篇即称:“科学家终于找到牛奶致癌的确实证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最近的研究发现雌性激素、雄性激素和胰岛素的生长因子就是牛奶内的主要致癌物质。加拿大的肿瘤专家建议:除了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和营养不良的成人,一般人并不需要喝太多牛奶。”
该谣言集中了网络食品谣言的许多新特征。传统食品谣言叙事极其简单,该谣言却多达5400余字;传统谣言只讲最重要的事件和结果,该谣言却谆谆善诱,利用了大量似是而非的“科学机构”和“专业术语”来说明牛奶致癌的“科学原理”,劝导读者相信其谬论,如:“哈佛大学医学院、牛津大学和台湾医科大学的科学家联合研究发现,牛奶中的激素物质IGF-I加速和加强了氯化钾离子在细胞壁之间的交换,导致人类卵巢癌细胞的繁殖和宫颈癌细胞的加速生长。”
类似的食品谣言中,打着美国或日本科学家旗号的“研究成果”最多,而且常常利用中国人的数字崇拜,罗列出各种貌似精确的数字。所谓的“抑癌蔬菜排行”就是一则不折不扣的数据谣言:“日本国立癌症预防研究所公布抑癌蔬菜排行:熟红薯98.7%,生红薯94.4%,芦笋93.9%,花椰菜82.8%‧‧‧‧‧‧芥菜32.9%,雪里蕻29.8%,番茄23.8%。”事实上,如此荒唐的数据根本就没法计算,只能是闭着眼睛虚构出来的。
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说一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话,言必称美国科学家、日本科学家,动不动来点无从查考的统计数据,这就跟阴阳先生神神叨叨念呢喃一样,无形中给人一种知识渊博、神机莫测的错觉。
(三)图像的出现改变了谣言信息的构成要素
口耳相传的谣言是单纯的听觉谣言,网络时代的图片和视频谣言主要是视觉的,也可以是听觉的。图像信息直观易懂,加强了谣言的感官冲击力,有助于谣言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语言文字的谣言一般会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可是,图像的食品谣言凭借其视觉冲击,可以只展示其关乎食品安全的核心信息,忽略时间、地点和人物。一则关于“用盐水浸泡樱桃后,一般每十颗樱桃就会出现7~8只蛆虫”的图像谣言,根本不需要时间、地点和人物,只需要来几张樱桃和“蛆虫”的合影,就足以让消费者在樱桃摊前踯躅不前。2017年4月流传的一则“皮皮虾被注胶”视频中,始终只有一盘虾,以及一双剥虾的手,还有女子的说话声,其他信息都没有提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谣言的传播和效果。
网络谣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征,归根结底是因为职业谣言家的出现,他们会煞费苦心地撰写《科学家终于找到牛奶致癌的确实证据》,不辨真伪地爬梳各种各样的食物相克说,加工制作成“21世纪人类健康必备,食物相宜、相克”表,捕风捉影地夸大食品添加剂的危害,无中生有地虚构转基因的“重大新闻”,然后借助传统谣言的叙事方式,专拣公众健康的软肋上拿捏,要么致癌、致命,要么影响生育、性功能,造成断子绝孙的后果。
当然,食品谣言的蔓延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如果没有食品企业自身的过失,公众的信心没有丧失,谣言家哪来兴风作浪的巨大能量?正如有消费者说:“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的次数太多了,我根本不相信有哪种食品是绝对让人放心的,所以在听到这种消息时,我宁可选择相信,也比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要好!”
此外,食品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也为谣言生产提供了素材。“比如有企业经常说我的产品绝对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这明显就是对消费者的误导,消费者就会觉得有食品添加剂就是不好的,加了防腐剂肯定对健康造成伤害,这种隐性的标榜在给自己带来利益收入的同时,也会拉低整个行业的健康形象,这也需要企业来认真反思。”
食品谣言的泛滥,既有传统谣言的结构性要素,也有现代食品工业的不安全威胁;既有诸如三鹿集团的自取灭亡,也有谣言家的推波助澜;既有媒体哗众取宠的成分,也有公众科学素养偏低的问题。可以预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食品工业还会不断地有新工艺、新材料的进入,每一种新的变化都会造成生产与消费之间新的疏离,增加新的不信任,有不信任就一定会有焦虑、有谣言。所以说,谣言永远在路上,辟谣总是滞后半拍。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照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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