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明曾说，郝苏民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与教育家，精通蒙古、维吾尔、藏、汉等民族的语言，研究所涉甚广，包括民俗学、民族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诸多领域。朝戈金也认为，“郝先生的多种语言修养是其成为大学问家的基础”。谈郝苏民的多民族民俗共同体研究，得从其利用多民族语言治学的经历和学术贡献展开。

郝苏民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有意识地搜集和关注从20 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民间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之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即现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应时成立。受民研会的影响，郝苏民在参加回族地区土改时就开始在贫下中农里搜集长工苦歌。“能想到这样去干，最直接原因便是中国民研会的活动和民歌类新书、《民间文艺集刊》等等引起我兴趣的不断勃发，吸引着我心向往之。”民研会重视团结和发动民间文艺爱好者、搜集者，广发征集民间文艺资料的号召并对搜集实践进行规范，在多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和整理方面的经验尤为突出。民研会的经验和实践对不少民间文艺爱好者、搜集者后来转为民间文艺工作者、研究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郝苏民就是受影响者之一。他在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在从事蒙古语文教学工作中将少数民族民众生动活泼的口语，如蒙古族民歌、谚语、故事等当作教学的鲜活材料。“翻译蒙古族民歌、谚语、故事等，既是我的专业作业，又是我个人爱好的直接追求。1955年《民间文学》月刊的创办，更是推动了我朝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发展自己的专业方向……我能把专业学习和业余爱好的民间文学、民族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去发展，毫不夸张地说，是与新中国诞生之初就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有着直接关系。”

郝苏民就读的西北民族学院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51年，西北民族学院设立的语文系就有藏语文、蒙古语文、维吾尔语文三个专业。郝苏民在组织分配下被调整到了蒙古语文专业。在当时情形下，郝苏民进行民族语言翻译学习和实践，可以说是响应革命形势，还未上升到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层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紧学好民族语文，为解放民族地区服务，所以脑子里面产生的不是民族学，而是民族语的翻译。”这样的情况延续到了郝苏民毕业后做助教的时期。尽管此时未具备明晰的学术意识，但郝苏民翻译的成果依然令人瞩目，所涉范围较广，包括民间笑话、民间谚语、民间故事等，屡屡见于当时的报刊，成为非常珍贵的蒙汉互译的民间文学资料。通过多年的学习积累，郝苏民陆续掌握了藏语、维吾尔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等多种民族语言。民族语文的学习与翻译深化了郝苏民对多民族民俗的感悟与体认。也因为以语言民俗交流为纽带，郝苏民加深了对多民族生活的理解，建立了对多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厚情感。

20世纪80年代，郝苏民参与的一系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编译的成果陆续出版，如《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蒙古文）》《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东乡族民间故事集》《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这些并非单纯的民间文学作品集合，而是郝苏民将蒙古文化与同一语系民族文化对比研究的成果，并以实地考察作为支撑。“多少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与之同一语系——阿尔泰诸语族各族兄弟的黄泥小屋、毡包、帐房、荒漠戈壁和原始森林以及古城堡、岩画、山峰、烽燧、敖包。”从这些成果中我们可以捕捉到郝苏民学术思考的初光，例如《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首次将西北各地蒙古族民间故事作为卫拉特民间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进行系统搜集、编选和译介。在这一阶段，郝苏民调查搜集所接触到的鲜活的民族语言和叙事文本，使他认识到民族文学为民间文学贡献的多样色彩；系统的编译整理实践又促使他洞见，互依互存、互融互济的各民族文化以及更深层次可通约的中华文化的精神根脉，构成了多民族共同分享、相互交流的生活知识。回溯郝苏民的学术理路可以发现，这既是他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思想的生活基础，亦是其民俗学理论的学术源泉。

郝苏民对口承语言民俗的特别关注，是与他对自己生长的西北地域的区情认识分不开的。郝苏民认为，西北地区世居着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等，也居住着直到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承认为合法单一民族的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等人口极少民族。这些民族没有过本族文字，其民族的来历、久远记忆、崇拜、信仰、仪式、神话以及部族、家庭的伦理等等，都仅仅依靠口耳代代传承，保存在本民族语言与心灵深处。面对历史文献的缺乏和口承语言民俗的丰富，郝苏民在治学中尤其关注作为无文字民族民间口承语言民俗，同时，他也极力提倡进入民族生活中的田野作业。就口承文化研究而言，相对于歌谣、传说、故事、神话等抒情性、叙事性突出的体裁，研究民间口承语言民俗的学人和成果少，研究少数民族口承语言民俗的学人和成果更少，能从事少数民族口承语言民俗比较研究的学人和成果少之又少。目前系统性的成果更多体现在汉语及其方言的语言民俗研究上。因为这种研究不仅需要同时具备语言学和民俗学专业知识，还要有多种语言扎实的功底。若希望研究超越文本，不局限于“纸上谈兵”，就更需要从田野调查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入语言产生和应用的生活语境中去实地感受。从这层意义上而言，郝苏民多民族语言的专业背景和经历造就了他在口承语言民俗研究上的过人之处。

从郝苏民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在不同民族文化语境频道间的自由切换。通过对比，郝苏民根据语言现象的共通之处找到语言民俗的本质规律。例如，他发觉，透过蒙汉谚语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各异的表象来看，它们实际属于“谚语”这同一语言单位。“谚语，不论哪个民族的谚语，从语言学、词汇学角度看，都不能说成是‘固定词组’，而只能说成是流传于民间的一些现成而固定的语句。”通过对比，他也根据这些多样化语言民俗找到其根植的生活文化土壤。例如同样是猜骆驼的谜语，汉族谜语的相关描写多止于汉族的经济生活范围内，如将骆驼比作沙漠的船，将驼峰比作笔架等；而对蒙古族来说，骆驼是畜牧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蒙古族谜语对骆驼的描写也相对更为细腻、深刻，比如把骆驼经常喷吐飞涎比作皮风囊，把驼脖比作蒙古高原特有的河湾柳丛，把驼腿比作烟袋。从骆驼谜语切入，郝苏民捕捉到了农耕文化的汉族与游牧文化的蒙古族在表达生活中同一事物方面所展现的丰富色彩。

另一方面，郝苏民善于从同一语系的不同民族语言中探索民族关系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表现。例如，谜底都是眼睛，同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裕固族和鄂伦春族的谜语的谜面分别是“抓握，一把不满；放开，装满草原”“放开来漫山遍野，拿起来不满一把”“用手抓不满一把，放开手无边无际”，它们在构思和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可以视为同语系民族相互影响的一种表现。

郝苏民充分发挥语言特长，将民间谚语、民间歌谣、民间谜语的蒙古文原文用国际音标转写并配以汉译文，既解释了文化含义，又保留了原文的音韵特征，这非常契合口承文化口耳相传的特征。郝苏民不仅考察口承语言“说”的层面，即语言是如何组织、如何表达的；也解析语音“听”的层面，即其中的韵律、节奏和重音规则。例如他采用上述方法切入对蒙古民间谚语的分析，进而探索出蒙古民间诗学在音律结构中的格律模式。

郝苏民对口承语言民俗的探索，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认识层面上，都坚持多维度、多民族的整体观。就研究方法而言，一方面，郝苏民并未局限在单一的文类里，而善于从史诗、故事、歌谣、传说、神话等多个文类中寻找相关的佐证，同时也注意将不同文类转化和交叉的部分纳入研究视域中，例如谜语和谚语的歌谣形式——迷歌和谣谚；另一方面，郝苏民善于综合运用跨时代纵向追溯法和横向考察法，例如在《民俗文化视角的全景扫描——蒙古民间谜语的传承•行为与心理》中，既有解剖结构元素的细致，也具备关 注文化传承的整体视角。就认识层面而言，郝苏民认为，口承语言民俗依附于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它同本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风俗习惯、经济形态、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他试图扭转口承语言民俗研究中割裂语言、行为、心理、审美、民俗等丰富内涵的偏向，突破研究处于“文学”圈平面内的限制，强调口承语言民俗多方面的科学价值尤其是历史价值，而不仅仅是文学方面的社会作用和美学价值。

回顾中国民俗学发展历程会发现，其中潜隐着文学和语言取向的研究传统脉络。在民俗学萌芽初期，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从文学、语言学角度给予民间文化不同的学术关注。比如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与歌谣学运动有关系，《歌谣》周刊及其增刊所登载的董作宾、林语堂等人的文章谈了有关歌谣与方音的问题以及方言研究的方法。一方面，郝苏民对口承语言民俗的探究可以说摆脱了文学取向的研究传统的制约；另一方面，他推进的整体性、多民族对比的口承语言民俗研究则是对民俗学方言研究传统的拓展和深化。随着研究的深入，郝苏民愈益深切地认识到民俗研究尤其是民间文学研究超越文学的意义，因此他致力于打破民间文学归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设置，将各民族民间文学纳入研究视域中；倡导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方法，透过民间文学现象探察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开展对比研究，挖掘多民族民间文学形式差异之间的关联以及差异背后的共通规律。这为他开拓以民俗学为统领的开放性学科发展空间，以及其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理念的系统成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

郝苏民在西北民族大学探索和实践的民俗学学科构架既有时代特征，也有普遍性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既是民族院校的恢复重建期，也是民俗学恢复和重建的开端。西北民族学院复办后不久，便参与了重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即于1978年10月组织召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各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共一百多位代表参会，史称“兰州会议”。同年，老一辈民俗学者多次提出重建民俗学的倡议。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各地民间文艺研究会也陆续开展搜集民俗资料的活动，比如甘肃省文化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发出《征集各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的联合通知》。各类地方性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报刊、民俗学社、民俗学会也陆续创办和活跃起来。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时，民俗学的发展已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若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关键词是“重建与恢复”，那么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的关键词就是“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之后，民族教育改革也开始推进，《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试行）》强调了创新实验和办学特色，《国家民委关于加快所属民族学院改革和发展步伐的若干意见》则就扩大办学自主权作了更为细致的说明。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民族学院的办学自主权扩大，专业结构的设置特色也更为突出。正如郝苏民所言：“西北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所），正是我们抓住在全国民族高等教育改革热潮中，西北民院上下共谋大发展的时机，既坚持传统的办学特色、优势，又为适应社会发展趋势和主动迎接西部大开发的急需，而优化组建的一个全新的，期望能集教学、科研、社会文化服务为一体的新系。”郝苏民十分明确地意识到民俗学建设的区域和民族双重维度是他所在的西北民族大学的民俗学发展的根本，也是他立足于西北地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俗学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努力的方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郝苏民由对民族民间文化、口承语言民俗的探究，逐步上升到对学科本质和学科间关系的自觉思考，他开始有意识地汲取相关知识，并结合所在院校的具体情况，探索出多学科视角下的区域民俗研究道路。“我开始系统认真地看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之间的差异和前途以及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从民族类高等院校在新中国的产生和兴衰变化出发，结合西北地区多民族互动交往的历史与社会实践的现状、问题，我认为，我的青春年华和可以驾驭的能力，能好好干的就是这个，我要在学校搞这个试验点。在办学思路和专业规划上，我有了新的理念和设想，再不能光学蒙古语、藏语当个翻译，那是最基础的，而应开始建构理论体系。”

西北既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要道，也是多民族文化荟萃交流的通途，长期以来更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互动最频繁的区域。郝苏民认识到，面对这样复杂的地理历史实际，仅囿于单一民族民俗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以“区域”为单位，去考察与研究多民族互动的动态过程。在作为西北学术研究重镇的西北民族大学开展区域民俗研究，无论对西北地区、西北民族大学还是民俗学自身的建设、发展而言都具有积极意义。为此，郝苏民在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中开设了区域民俗研究方向。该研究方向改变以往以民族为界的机械视角，以整体观呈现区域内的民俗文化系统，关注民族间民间文化相互影响、各自变迁、交融的社会事实，具体探究中华文化间的亲缘、影响、濡化、渗透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与发展的文化机制。从郝苏民所培养的学生及带领的团队所作的学术研究中也能看到区域民俗研究的取向，例如对甘青特有民族民俗的关注。特有民族指的是“在中国某一具体地区（如甘肃或青海）历史上形成，并基本上或主要世居于本地区的一种人数极少的民族共同体”，甘青特有民族指的是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这些少数民族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的跨区民族或者跨境民族，聚居或杂居在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之间，与周边民族有密切的互动关联。早在编译故事集时，郝苏民就对该区域多民族接触、交往、交融的生活文化传统有了初步认识，进展到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的研究则是更深入、系统的探索。除了搭建教学体系，郝苏民还主编了区域性的民俗学教学参考系列丛书，包括《西北民族歌谣学》《西北民族叙事诗学》《西北民族宗教学》《西北民族民俗学》《西北民族口承民俗通论》等。与教学结构和学科建制相应，这些教材不是通识性的理论入门书，而是为民俗学研究生教学服务的，包含了基础理论教材和专题性教材两个方面，为民俗学尤其是民族院校民俗学的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

引入多学科视角，是因为郝苏民意识到，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社会实践的现状、问题，凭某一单一学科是无法很好地认识、解决的。“中国是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块神圣领土上的国家。各族形成了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家都认同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是各民族出于族群文化的特点和差异，加上今日社会急遽的变迁，便也构成了从历史至今反映在各个层面上的错综关系与差异。为了各民族的平等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厘清、研究、认识、处理好这种关系的规律与现状。”正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历史和生活实际，决定了民俗学学科交叉 的现实需要。而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这四个学科当中，郝苏民也敏锐地察觉并抓住了民俗学具备的生活文化立场的学科优势，因而多民族、多学科视角下的区域民俗研究，就是对区域内的生活传统给予整体的文化观照。这样的构想落实到了郝苏民在西北民族大学进行的学科架构实践中。1978年，郝苏民返回西北民族学院，在少语系任教。1984年，参与组建了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经过十多年的经验积累和探索实践，1998年在钟敬文、贾芝、马学良、费孝通等学者的支持下创办西北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继而扩大为系（院），成为“第一个将密切相关学科——人类学、社会学与民俗学联合组成的新型教学实体”。

郝苏民认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差异在于学科视角的不同，它们各有值得借鉴的优长，关于它们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服务于西部大开发现实需要的过程，也是四个学科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在互动开放的教学空间中，逐步开拓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教学点与最早的民俗学教学点一起，构成了既相互联系，又方向有别的教学体系。研究首先从最接地气的衣食住行习俗和最显见的民间艺术着手，再逐步进入深层次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问题。为打破学科壁垒，更好地实现跨学科研究的过渡，培养复合型人才，学科建制打破了以往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文学类讲座课（选修课）的惯例，在教学方案、课程设置和学生具体研究方向的确定上都作了相应的调整，搭建了由“始业课”的专业启蒙到充分发挥学生个人的旨趣和优长，进行跨学科深入研究的一体化教学培养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原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具备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特色的边政系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西北民族学院吸收合并，成为后来郝苏民进行跨专业学科建制利用的隐性资源。郝苏民为新建的西北民族学院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专门聘请费孝通的高足、著名民族学家谷苞担任田野课程的主讲，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和延续了多学科综合建设的传统。

总体而言，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实施多学科兼容互助的创举是成功的，对西北民族大学产生了积极影响。“实践证明，以民俗学专业知识为主，又具有人类学、普通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知识的硕士生，受到人才市场的欢迎”，这对其他的国家民委直属院校、地方民族院校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院校而言也是有益的经验。这些院校先后改制为或创办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或者陆续改建成或组建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教学机构模式。而多民族、多学科视角下的西北区域民俗研究也在与东部、中部的学术资源竞争中别开一格。

从郝苏民创立并曾担任主编多年的《西北民族研究》杂志中也可以看到，多学科视角下的区域民俗研究既紧扣区域特色，又具备超越一区一域的大视野和大格局。《西北民族研究》融会贯通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多个学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西北第一份区域性学术刊物，它见证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时兴起的“西北之学”的承继与开拓发展。“一是‘全国胸怀’‘世界眼光’下的‘西北’区域性的属性，核心是抓区域性学术文化互动关系与特色。二是密切关注这个区域里的各民族学术文化的特色，但不丢掉‘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即在保持刊物学术特色的同时兼顾所刊文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华多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贡献。

相比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其他院校，民族院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多民族的人员构成。面对民族文化多元的客观实际，基于“人”的生活文化的民俗学将有利于减少偏见，求同存异。例如在西北民族大学搭建多学科互动的教学实体时，郝苏民首选民俗学作为突破口， 就是看重民俗学贴近生活、易于达成理解的特质，而相互理解、减少争论才有利于凝心聚力，这对当时需要动员人才，尽快推进这样一种新型学科建制的民族院校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也是营造团结共进氛围、培育服务民族地区建设的民族人才的需要。从更大的层面而言，郝苏民强调了在多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里，中国学派的民俗学作为大学本科素质教育课程的必要性和应有的文化担当。“要了解一个人，要了解一群人，首先要从其生存环境、生活程序等这些初始的知识入手，这个知识我们指的就是民俗，是每一个民族里面不分阶级、不分等级、不分层次、最本源的生活文化。所以，人的素质教育里面不能缺少民俗学的教育。”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民俗学关注的重要内容，郝苏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判断可谓切中肯綮：“‘非遗’的出现，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与各少数族群多元文化之间‘多元一体’关系，更具启迪。”郝苏民看到了民族院校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地区民间文化的保护是综合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必要的政府投入、法规保障、群众参与等，他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对建立完整的濒危民族民间活态文化遗产的社会保护机制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是从全民素质培养和认识改变的角度出发，强调民族民间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大价值和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意义，也是从专业知识和技术操作的层面而言。例如普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郝苏民将其定位为“综合性的‘田野作业’，而这项田野工作是针对作为科学概念的‘非遗’而进行的，它是一项知识上专业性较强，操作上技术性很强的作业”。这项作业需要长期深入民间进行挖掘，需要具备专业慧眼，能够去伪存真，因此，有必要强调主管工作者、专业人员、社区民众的再教育，在科学的教育中离不开民俗学对于民众生活的关心和民间知识的认知。在郝苏民看来，处于高等教育机构序列中的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责任尤重：“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应该在当地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等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非遗’是一种文化资源，而且这种资源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只有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重构我们的新文化，进而开拓富有民族特色的，又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产业。”

“大学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应当反映出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文化价值，‘非遗’传承教育也应落实到学科创新、课程与教材改革中。”秉持这样的理念，郝苏民在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中开设民族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向，还承担了国家多项重大课题，如“西北民族民俗数据库”“人口较少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课题研究”“中国节日志——穆斯林节日志”等项目。

由以上所述可知，郝苏民所探索的从区域、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维度的民俗学学科建构路径是教学与研究合一的整体，其中既有顺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求的考量，也包含着他对民俗学学科定位的深思远虑。正如郝苏民所言：“多元一体——这是不曾中断绵长历史形成的伟大中华文化的结晶，并非由任何个人或‘群体’独立‘打造’的言说，我们这个教学、科研服务于‘课题’的组合体，就是一个‘中华民族’事实真相的‘个案’。”

郝苏民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西北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互动交流频繁的典型区域。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他从孩提时就有的亲身体验。他是回族，但从家庭环境来说，教师身份的父亲从小就教他学习汉文化典籍，如《三字经》《古文观止》等。从生长环境来说，郝苏民有不少满族、汉族、蒙古族的伙伴、朋友。20世纪60年代在甘南草原与藏族牧民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郝苏民不仅学会了藏语，也逐渐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郝苏民是感受者、参与者，也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融入学科建设思考的开拓者。他在开展民俗研究时强调多民族互动，即呼应和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而这样的思想理念，与费孝通所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及钟敬文所说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有着共通的格局。“郝苏民强调对民族间相互影响、各自变迁、互化的观察与剖析。关于蒙古语族各族群的东乡、保安、裕固、土族的研究，关于蒙古及藏、维吾尔、回、撒拉族及卫拉特、东干人、俄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蒙古各部族等方面的研究即为此种学术观点的实践过程。他的学术主张，体现了中华文化间的亲缘、影响、渗透与‘和而不同’的多元与‘中华一体’的辩证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强调在多元中各民族又互依共存的共同生活关系，强调多民族生活共同体，其中包含着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共同要素。“多元一体是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文化现象，对于‘一体’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中华民族是56个独立的多元文化的简单拼凑、总和，而是56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源点，并在历史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中，既保持特色又彼此渗透而形成的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凝结成一个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价值追求。”郝苏民由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传承发展现状，联系到中国学派的民俗学必须直面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体。“我个人认为，现在谈中国的学问，必须对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族群及其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里的地位和关系要有明确的认知和准确的表达……不同生态环境下生存或生产方式积淀下形成的生活模式，我们称之为‘民俗’，研究不同特点的民俗，将其理论化就是民俗学。民俗事项和对民俗事项的阐释研究都不能脱离一个实体，哪个实体？就是中华民族传统实际。既不能用产生了西方民俗学理论的民俗事象去推理、代替，也不可以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俗事象作为理解他民族民俗的依据。”具体从对回族民间文化的认识、理解和描述研究上可以看到，在认真考察回族的形成发展史后，郝苏民提出：“其民族文化基因的积淀：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结合，始终是一脉相承的。而这已经历了千年的传承，形成了民族共有的心理特征，它具有长远广泛和相对稳定保守的特征。”而回族民俗学的立身之本就在于不忘这个历史和现实的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思想也贯穿于郝苏民对口承语言民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透过“花儿”这种特殊的语言民俗，郝苏民抓住了“花儿”作为各族民众共同生活方式的本质。“正是阿尔泰语系各语族、各语种的民众和汉藏语系部分语族民众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在这里大交流、大融汇，最终形成了以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特征为底层，并十分明显地与河湟地区汉语言（含河州和青海东部方言）融合而成为一种特色鲜明的语言。这种汉语正是在多民族民众在共同生态环境下铸造、打磨出来的口承民俗——‘花儿’的载体……‘花儿’何止是一种民歌，她就是这里各族群众的一种共同生活方式，一种大家共筑的生活状态。

随着对口承语言民俗的立体式探究的深入，民间文学背后的生活整体也逐渐凸显，这个生活整体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际，郝苏民倡导区域民俗研究也是该实际的一种学术体现。郝苏民站在“共同体”的社会历史高度和现实生活立场上去理解“中国学派的民俗学”——区域民俗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层次，多民族民俗“互嵌”生活，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互动互融实践成为郝苏民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深厚土壤和丰富内涵。郝苏民认为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活整体的研究，单凭一个学科是不够的，因此他倡导多学科交叉，并立足于民俗学具备的民间文化或生活文化立场这样的学科优势，从民俗学着手构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多学科互补的开放性新型教学体系。从郝苏民在西北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构想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对多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言，一方面，基于“人”的生活文化的民俗学将有利于减少偏见，求同存异，促进人的人文素质教育；另一方面，有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认识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与各少数族群多元文化多元一体关系所具有的启迪性及民族院校对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纳入教学、研究体系中。可以说，无论在民俗学具体的教学、科研方面，还是在民俗学宏观的学科建构方面，郝苏民秉承“中华民族共同体里的民俗学”的学术理念的学术实践，从区域、民族等不同层次挖掘民俗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丰富资源并发挥其特殊作用。因此，郝苏民在民俗学上的构建与开拓，有着超越民族院校个体和单个区域的意义。也正是从这个层面而言，郝苏民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成就抒写的不仅是“西北故事”，也是各民族团结进步、共融共情、共同发展的“中国故事”。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