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的考古发掘出发，结合我国古代文献、原始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解读了太阳崇拜与异形眼睛之间的特殊联系，并进一步从原始思维的相似性上揭示出这种联系的原因。

太阳崇拜；异形眼睛；相似律；变形

四川省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化，是三千多年前古蜀人的精神家园。本人曾多次参观，每次参观不仅惊叹其繁多的品种、巨大的形体、高超的工艺、精美的造型，而且还会受到一次心灵上的震撼。

惊叹、震撼之余，我认识到要想真正揭开这千古之谜，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三星堆青铜文化，不能仅仅从成都平原这个狭小的地域去思考问题，而要把它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进行，也就是放到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进行认识；二是三星堆青铜文化，它包含着两个文化层面：一个是物质的文化层面；一个是精神文化层面，而精神层面大于物质层面。因此，我们在对它进行解读的时候，除了从考古学、文献典籍学的角度去进行外，还必须从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的角度，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认识，本文仅就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的太阳崇拜、异形眼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三星堆青铜文化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那些与真人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像、面具和数米高的青铜人像。他们高鼻阔目，耳大面丰，表情各异。在我国商周青铜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是青铜神树。现已发掘出6棵青铜树(尚未完全修复)，它们基本形态大体相似，主干挺拔直达树顶，9条树枝分三层弯曲下垂，树枝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及壁瑗等祭器。其中最大的一棵神树高达4米，中等的高约2米多，小型的有1米左右。

再次是三星堆青铜器里有大量鸟的造型。其数量多达百件，形式也有十余种。有鸟的个体造型，也有与其他青铜器相结合的，如青铜树枝条上分别有9只立鸟，作展翅欲飞状，有人首鸟身的器物，有作成鹰头的铃铛，还有礼器上的鸟的图案装饰等。

青铜神树

最后在三星堆青铜器里，表现人的“眼睛”的器物数量也很多，而且造型奇特，大都发生了变形。如有一青铜大面具，眼球极为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直径19.5厘米。还有数十对“眼睛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等，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

对这几种类型的青铜器，人们从不同的层面去进行研究和探索，提出了种种看法和见解。比如在宗教文化方面，提出它既有自然崇拜的内涵，也有祖先崇拜的意蕴。总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文化内涵是多样和丰富的。

我认为这些见解无疑有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但这些还不足以揭示三星堆青铜器所反映出来的宗教文化和意识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青铜器物，仿佛是彼此不关联独立存在的，而杂乱无章的陈列于古代蜀人神圣的殿堂里，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供人顶礼膜拜。宗教文化的排它性，是不应出现这种情况的。《左传》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意思是说，祖先的神灵是不愿享受不同族的人所奉的牺牲，百姓不会去祭祀与自己不同族的神灵，因为“非我族类，其必事异。”

在认真观察和思考之后，我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这些不同类型青铜崇拜物，表面上看是杂乱无序的，实际上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且是围绕着一个主轴陈列的。这个主轴就是生活在三星堆古代蜀人这个时期对太阳的崇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几种类型的青铜器崇拜或多或少与太阳崇拜有一定内在的联系。

在三星堆出土的代表神灵、祖先、帝王、巫师的青铜人偶像、头像、面具中，我们很难明确的辨认出谁代表的是他们崇拜的太阳神，但是我们仍然从它们身上找到太阳神崇拜的印记。比如在大立人青铜像的头顶花冠的正中，就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大立人偶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他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值得指出的是，在三星堆还出土了众多圆轮状“太阳纹”铜饰件，象征太阳光焰纹圆盘等，有的形体是较大的。这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

青铜大立人像

从我国汉文古籍和神话传说中，记录的神木大树较多。代表性的有：建木、若木、寻木、三桑、扶木(扶桑)等，大都具有天梯的性质，是神和神性的人(巫师)上下于天的通道。学者们一致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几棵青铜神树，与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的扶桑和若木完全一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传说远古时期太阳不是今天的一个，而是十个，它们居住在扶桑树上。西方是日之所入，它们停留在若木上，“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大地”(《淮南子·地形篇》)。这些青铜树的存在，就表示太阳崇拜的存在，而且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是太阳崇拜的主要组成部分。

再看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鸟的造型。当然是鸟崇拜的产物，有的可能是鸟图腾，也可能是古代某一蜀王的族徽。但是其中某些鸟与太阳崇拜也有直接的关系。最突出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青铜神树上的立鸟，共有9只，它们展翅欲飞，爪下还有组成的仙果和象征太阳光焰状圆环。如果参照古代文献记录和神话传说，这些立鸟就是乌鸦。它们或是负载太阳运行的工具，或是太阳的使者，或者就是太阳的化身。

青铜鸟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大荒东经》)，“日中有乌”(《淮南子·精神篇》)，“日中有三足乌”(《论衡》)。正因为乌与太阳成为一体，当尧命羿射落九日的时候，日中之乌也随之毙命。它们是生死与共的。在屈原《天问》里就有：“羿焉日，乌焉解羽”的疑问。王逸在为《淮南子》作注时，对屈原的疑问作了回答：“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因此，古代诗人往往用“金乌”来代替太阳，“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韩愈）。

我们还可以从太阳的出身上寻找太阳与鸟之间的一种联系。在汉文古籍里，太阳是一个叫羲和的女子所生，“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这里，作为远古时期我国东方大帝的帝俊，就是太阳的父亲。就是这个帝俊，在甲骨文里写作，画的就是一个鸟头人身的样子。帝俊就是以鸟为图腾的。这鸟头就是燕子头，就是玄鸟，后来发展成为凤鸟。何新说：“凤鸟、玄鸟，在古代正是太阳的象征。”作为帝俊儿子的太阳，与鸟发生关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异形眼睛的崇拜是三星堆青铜器所反映出来的最独特的崇拜。它与太阳崇拜有什么关系呢？它里面有没有更为深层的含义？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被称为纵目人青铜面具的出土，一般都认为它是一种祖先崇拜。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在有关古蜀国的历史和文献记载中，最早建立蜀国的国王叫蚕丛。“蜀王之先名蚕丛”（杨雄《蜀王本纪》），他最大的贡献是教民养蚕。“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说郛》)，“成都古蚕丝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蜀王蚕丛氏祠，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蜀中名胜记》引《方舆胜览》)。这个蜀王蚕丛外貌不同于一般人，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他的眼睛是“纵目”。《华阳国志》：“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纵目青铜面具的出土，人们自然就把它和蚕丛联系起来，是蚕丛的一个象征，或者说是他的一个标志，属于祖先崇拜的范畴。

青铜纵目人面像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不仅蚕丛有纵目，有一个叫蓐收的，是“天之刑神也”，《楚辞·大招》记录他的形象就是“豕首纵目，被发鬟只”。何况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眼睛数量很多，不只是纵目。当然，仅从三星堆遗址去看，很难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把它们放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原始的创世神话中去考察，太阳崇拜与眼睛的联系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在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有关太阳（还包括月亮）是由动物和人（创世大神）的眼睛变形而来。在彝族的创世史诗《梅葛》里，认为太阳、月亮由老虎的眼睛变化形成的。具体内容是：造天的五兄弟，在天地开辟后，杀了一头猛虎，用它的四根大骨作撑天的柱子，用老虎的“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虎须作阳光，虎牙作星星。”

在哈尼族的创世神话里，关于太阳与眼睛的联系，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创世大神杀了一头神圣的查牛（土牛），“摘下查牛的左眼变成太阳，摘下它的右眼做月亮”。第二种说法是太阳和月亮是由青蛙的眼睛演变而来。在神话《青蛙造天地》中讲：“青蛙死后，请创世的兄妹，把我的黑眼珠剜下来镶在天上做太阳，白眼珠剜下来镶在天上做月亮，流出的血洒在天上做星星。”

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里，创世大神厄莎把天地开辟后，天上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没有太阳、月亮，就没有白天和黑夜，不利于人类的生活和万物的生长，于是她就用“左眼做太阳，用右眼做月亮”。在白族的创世神话《开天辟地》里，创世大神盘古盘生两兄弟，在天地开辟后死去，他们的尸体分别化身为万事万物，而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张开眼睛是白天，闭上眼睛是黑夜。”

当然，关于眼睛变形为太阳的神话，最为著名的要数我国古代文献上记录的创世大神盘古垂死化身的内容。在《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在《述异记》里也有“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的记录。

在《太平御览》卷三八引《玄中记》：“北方有钟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开左目为昼，开右目为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据袁珂考证，这个钟山之神，就是北方大神烛龙。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类似盘古、烛龙垂死化身神话，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在印度的《奥义书》里，也有个宇宙大神梵天（Brahma），也译作梵，与我国的盘古一样，他诞生在一个“金蛋”中，他开辟了宇宙之后，身体的各部分化身为万物，其中“左眼变太阳，右眼变月亮。”在西亚两河流域巴比伦文化里，也有一个名为Ban的创世大神，在他创造了天空和海洋后，尸体分解为陆地，眼睛变成太阳和月亮。从盘古、梵天和Ban的发音上看，他们之间似乎也有一种内在联系。看来，眼睛与太阳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了这么多创世神话中眼睛和太阳的变形关系，它们与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太阳崇拜与眼睛崇拜有什么联系呢?这太阳不是那太阳，这眼睛不是那眼睛。我知道要直接来论证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只是提供一个参照，提供一个研究的思路。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我们把两者作这样一番比较，并不完全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空穴来风。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族源上可以寻找到某些渊源。从目前看，专家们在对三星堆古蜀人族属的研究上，虽然有好几种观点，有氐羌说，有濮人说，有东夷说等，但一般趋向于氐羌说，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民族。

青铜太阳形器

无独有偶，保留和传承着眼睛变形为太阳创世神话的民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白族，从他们的族源看，他们大都来自我国西北青藏高原地区的氐羌民族。“从新石器时代起，羌人就沿着横断山脉河谷通道不断南下。战国秦献公时，在秦国势力的压力下，北方又有一部分羌人南下到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土著居民相会，经过融合和分化，形成今藏缅语各族。”

云南的彝族、哈尼、拉祜、白族，他们今天虽然已成为不同的民族，但在他们的语言里，神话传说中，在他们宗教信仰里，风俗习惯中，都还保留作为共同族源氐羌民族中的许多文化因素和传统。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因此，眼睛变形为太阳的神话内容，决不是他们分化为不同民族之后形成的，而是渊源于古氐羌民族共同的文化行囊之中。作为同样源于古代氐羌人的三星堆居民，他们创造的青铜文化中，出现太阳与眼睛崇拜的现象，难道他们之间就没有一点联系吗？

再者，关于盘古尸体化身神话，在我国西南地区广为流传，并记录于汉文典籍之中，在四川也不例外。在袁珂所著的《古神话选释》里就指出：“唐末道士杜光庭的《录异记》，更说广都（在今四川省双流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能为人造福。”从地望上看，双流与广汉同处于成都平原，相去不远。盘古眼睛异化为太阳的内容，是否与三星堆青铜文化中的太阳和眼睛崇拜也有一些联系呢？

当然，关于盘古尸体化身神话，在汉文古籍里的记载大都很晚，与三星堆文化不是处于一个时间的平面上。但是很晚的记录，并不排斥它更早的存在。比如在三星堆，有关扶桑神树的实物，大大早于汉文古籍记录的时间。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的记录，却在三千多年前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得到了实物的证明。何况盘古神话在我国的记录较晚，但在印度、西亚巴比伦的古籍里，记录却很早，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至20世纪。也就是说，有关眼睛变形为太阳的神话主题，不仅是世界性的主题，而且在距今3400～4000年前就已在流传了。这是否也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太阳和眼睛崇拜之间联系的一种参照呢？

眼睛与太阳，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一点的必然联系。但为什么在原始宗教里，在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拼合在一起呢？我认为要解决和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人类的原始思维和巫术观中去寻求答案。说具体一点，原始思维中的“相似律”和“变形观念”，在太阳和眼睛之间搭起一座联系的桥梁。

无论是现代思维（以个体为主），还是原始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群体思维），思维中的相似性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和规律。比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思考问题、认识事物，或者在办事的时候，总是有这么一个思维“惯性”，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思维“定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与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事物、思想中原有的认识、知识、经验作一番比较，从中去获取新的认识，得出新的结论。从历时性去比较，这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从共时性去看，这叫“触类旁通”，甚至可以用这种类比的方法，去把握、预测未知的事物和领域，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种相似类比的思维方式，并不完全是出于认识主体的主观意志，它仍然源于客观世界，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因为，在极其复杂的客观世界里，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相似的事物和现象。比如，不同肤色的人(甚至包括动物)，他们都有手纹，而世界上的人，又没有那一个手纹是相同的。自然界不同的树木都长叶子，但又没有那一棵树的叶片是相同的。据专家研究，大至宏观世界宇宙星系之间，小至微观世界的原子运动的形式，它们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人类社会大多数民族，大体上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作为生命载体的不同生物，一切有生命的有机体，都会受生长、变更、死亡等节律的支配，人的生老病死，植物的生长、荣枯与死亡就是如此。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体上都上演过相类似的悲喜剧。为什么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那里传承着相似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情节母题，等等。

久而久之，人们在对这些相似事物和现象的观察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头脑里贮存和形成众多的认识和经验，我把它们称之为“相似结”，有人把它们概括为“相似块”。当人们在分析、认识、把握其他事物和现象的时候，他们就依据这些“相似结”去对它们进行对照、分析、比较、鉴别，“再把反映到大脑里的信息进行过滤，用联想、想象、类比的形象思维方法和归纳、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来进行分类，或进行最初的分析。但不管用哪种分析方法，都离不开相似原理”，“就是如心理联想学派的所谓‘类比律’‘相似律’‘接近律’”。

如果我们运用思维方式中的这种“相似律”“类比律”去看眼睛变形为太阳的神话，就不难发现，它们正是这种相似类比思维下的产物。眼睛与太阳，它们之间虽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但是有三点是相同的。首先是数量，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是两个，而人和动物的眼睛也是两个；其次是人和动物的眼珠是圆形的，而太阳、月亮也是圆形的，形状上有它们的相似性；其三，太阳、月亮是能发出光亮的，而人和动物的器官上，只有眼睛才能闪闪发光，在属性上也有一致性。因此，在思维的相似律的作用下，就把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

当然，我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眼睛异形为太阳的神话，虽然受到人类思维中相似律的影响，但它们不是现代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原始思维的产物。现代逻辑思维和原始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我这里不打算全面去对比这两种思维的异同，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仅就两种思维的相似律和类比性作一点分析。

(一)现代逻辑思维的主体是个人，他头脑里的“相似结”的形成和贮存，以及类比的逻辑结构和过程，与这个思维主体的出身、文化程度、道德修养、专业方向、知识积累、生活经历以及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等都有密切关系，个性化色彩非常浓厚。

而原始思维却大不一样，这种思维模式是以群体为前提。因为在那个时代，原始民族群体意识比较强烈，个体意识比较薄弱。思维的主体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积淀和贮存在这个群体思维中的“相似结”，就是原始人群世世代代，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并为这个群体每个个体所认同和必须遵守的那些“集体表象”和“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这种集体表象和原型一旦形成，不仅对个体具有强烈的约束作用，而且还在这个群体中世代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社会化的思维。

比如，人类发展到了母系氏族社会，图腾崇拜就成为每个氏族群体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是氏族社会组织最核心的集体表象。在图腾意识的笼罩下，社会的个体成员，只有在图腾身上才认识到自我，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群体意识就是个体意识。它不但约束着个体的思维活动，而且还支配着个体的行为模式。大量考古学、民族学材料证明，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超越这种群体意识的个体意识。他们身上连姓氏都还没有出现。他们只知道，我是虎氏族的人，你是鹰氏族的人。当然，发展到后来的文明社会，个体意识抬头之后，一些图腾标志才演化为人们的姓氏。

太阳神鸟饰

在婚姻形态上，氏族社会实行的是一种氏族外婚形态，也就是两合（对偶）氏族群婚形态，而图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严格区别不同氏族。同一氏族（图腾）内部是不能通婚的。在这种婚姻形态下所形成的亲属称谓，是一种群体的称谓，凡是有通婚关系的两个氏族群体间的同辈男女青年，可以称兄妹或姐妹。就如同以伏羲为代表的氏族，和以女娲为代表的氏族，它们间有通婚关系，这两个氏族间的男女可互称兄妹。这就说明，伏羲和女娲，他们为什么既是夫妻又是兄妹，原因就在这里。这种“兄妹”关系，和后来人类进入个体婚姻形态所形成的亲属称谓是不一样的。前者，兄妹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而后者，兄妹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之间是严禁通婚的。这里附带说明，过去人们把洪水神话中的“兄妹婚配”，望文生义的看成是“血缘婚”，我认为这只是一种误解。

正如荣格所说：“在原始社会里，……一切事物都染上人类心灵中的集体无意识。因为当时还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个人精神生活。”

(二)现代人的逻辑思维是一种抽象思维，也是一种科学思维。概念、判断、推理是这种思维的基本形式。它必须遵循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这就严格保证思维过程中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因此，这种思维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整体，事物的内部联系，能认识事物的规律。

原始思维则不同，它是一种具体的表象思维。它是以直觉感性认识为基础，以表象为材料，以类比的方式去进行思维。思维的对象、思维的过程和思维的结果，时刻离不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和贮存于意识中的表象。这种思维抽象能力和概括能力都是很低的。这种现象，在现今较原始的民族和他们的语言、文化那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生动的例证。

比如许多原始民族，他们在观察客观世界的时候，往往能发现和记住我们现代人类容易忽略的细节，而对一个事物和一类事物的总体却不能作出概括，他们的综合能力和概括能力是比较低的。德国哲学家斯宾塞说：“土人能分清每种野兽，每种鸟的足印，在查看了某种足印和爪印后，能立刻告诉你这是什么动物。他们能辨认每个熟人的足印，能根据足迹判断是谁经过了这个地方”，思维十分细致，十分具体，但是这些土人却没有野兽、鸟这样“类”的概念。

又比如数字概念，它是对事物数量的一种抽象，但在一些原始的少数民族那里，虽然有数字，但很不完善，而且往往与客观具体的实物联系在一起。有的民族的数字一般不会超过五和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数字总是和人的手指的数目结合在一起。离开了它们，就说不清楚了。在佤族，过去你要问他的孩子有多少岁，他们不会直接说有多少岁，而是说他有两个木臼那么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佤族的生活中一个木臼可以使用十年，有两个木臼那么大，就表示说那孩子有二十岁。

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如果傈僳族、景颇族、白族支系勒墨人，还流行着“树叶信”。所谓树叶信，就是他们利用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加上别的东西，包扎起来，送给对方传递较为丰富的信息，尤其在青年男女中用以表示他们婉转而细腻的感情（爱情）。下面给大家介绍勒墨人的一封求爱的树叶信。它是由五样东西组成：两节一样长的金竹（地位平等，门当户对），一个完整的大蒜（结为同心，永不分离），两上辣椒（表示我火热的爱着你），草烟少许（我会爱你，护着你，甚至可以把你含在嘴里），两片绿叶（表示爱情永远常青）。这些都表示出原始思维的特点。

原始思维常常把事物的外部特征当作内部特征，常常把偶然的表面联系当作因果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比现代思维更受制于、依赖于相似律和类比性。它总是用一种表面的相似性来探寻不同事物的相互关系，去认识未知世界。原始人把天地未开辟以前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大鸡蛋，“天地浑沌如鸡子”，就是这种相似类比的结果。人类灵魂观念产生之后，便把人类自身作为认识外界事物的尺度，他们推己及物，世界上的万物也和人一样有灵魂，这就产生了“万物有灵”。他们还用相似类比的方法，把人类自己的社会制度，转移到整个动物世界，认为所有的动物和人一样生活在一个氏族大公社里。

(三)现代人的逻辑思维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它所使用的概念、推理和判断，都有明确的界定，不可能出现歧义，更不会附会上其他不相干的内容。而原始思维就不同，常常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表象与表象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常常处于一种非逻辑联系之中，时空可以转换，不同层面的东西可以嫁接，表象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同一性等等。而且还赋于表象和事物更多的信息，有时连本体都被淹没了。因此，这种思维充满隐喻和象征。

原始思维还相信相似事物之间充满着魔力和巫术。在原始人看来，“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也就是说，相似的东西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相似的事物，可以具有相同的属性，相同的功能。在希腊的洪水神话里，由于人和石头在希腊语中，它们的发音是相同的：人（λaos）石头（λaas），在大洪水退去之后，人类的始祖皮拉和丢卡利翁就用石头来造人。他们捡起地上的石头，抛向身后，石头落地就变成了人。因此，石头与人之间就有了同一性。

太阳神阿波罗中了丘比特爱情之箭，他狂热地爱上一个叫达芙妮的少女，而达芙妮对他万分厌恶。为了摆脱太阳神对她的追逐，她的母亲——大地之神，把达芙妮变成一株月桂树。为什么不把她变成别的树，而变成月桂树呢？据西方学者考证，达芙妮与月桂树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印度梵语，它们都包含着“黎明”的意思，因这两个词语的相似性，使达芙妮与月桂树发生联系，达芙妮就变成了月桂树。

语言上相同的音可以产生相同的果，比如藏族、蒙古族、傈僳族、傣族在为自己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有的以英雄的名字命名，有的以某个神灵的名字命名，有的以某种花朵的名字命名，甚至以某种无生物，如石头之类来命名。这也是相似律在起作用。因为他们相信，孩子获得了它们的名字，就可以获得它们身上的那些品质、特点，使孩子们健康成长。

山顶洞人是距今两万多年前的古人类。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他们在埋葬死者的时候，要在死者的周围撒上一层红色的粉末。据化验，这红色的粉末就是赤铁矿粉。为什么要在尸体周围上撒上这种红色粉末呢?据专家考证，表明山顶洞人已有了灵魂观念、复活观念。这红色的粉末与代表生命的血液的颜色相同，在色彩上有了相似性。因此死者的灵魂就可以凭借它获得新的生命，而达到复活的目的。

在云南古滇国的青铜贮贝器上，我们发现在宗教祭祀的庄严场面上，有男女交合的图案。专家认定，这是一种古老的“孕育仪式”。这说明在古滇人的头脑里认为，人类的交合，与作物的生长有一种相似性。因此，他们就以人的生殖去影响和促进作物的生殖，使农业获得丰收。过去，在哈尼族生产活动中，在水稻抽穗扬花季节里，村民要在田间地头，跳起模拟交合的舞蹈，来影响水稻的生长。这可以说是这种“孕育仪式”的现代版。

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文化、风俗习惯里，非常崇拜葫芦，有的还把它当作祖灵供奉在堂屋的神龛上。佤族有一部创世史诗叫《司岗里》，翻译成汉语，就是人从葫芦走出来。人们为什么崇拜葫芦呢？据闻一多考证，因为葫芦形似母体，尤其是与怀了孕的母体相似。原始思维中相似律就使葫芦成为原始的母体崇拜的象征。又因葫芦籽多，有旺盛的生殖力，人们崇拜它，也可以获得这种生殖力，有利于民族种的繁衍。

在纳西族的传统习俗里，妇女背披一种用羊皮做的服饰，因缀有刺绣精美的七星（两大五小），被称为“七星披肩”，现代人认为它是“披星戴月”表示妇女勤劳的品质。但是根据纳西学者木丽春的考证，它是一种图腾服饰。纳西族崇拜青蛙，这“七星披肩”，就是按照蛙的形状裁剪制作的。这服饰就与蛙图腾有了相似性，而蛙产子很多，有很旺盛的生殖能力。纳西妇女背披上这种服饰，也就感染上蛙的这种生殖力，就可以为本民族带来多子多孙多福。

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原始思维也与现代思维不同。在原始思维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相似律的一种引伸和拓展。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局部，由于它是整体的一部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似性，并受到魔力和巫术的影响和作用。在原始人看来，人的身体的任何部分，头、四肢、五官、脚趾、毛发、指甲等，都与人的全身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拥有人生命的那些特征。在原始民族那里，他们要佩戴各种鸟类、动物的羽毛、牙齿、兽角等，这不仅是一种装饰，更重要的是人从这些局部获取和拥有这些生物的那些特性，有利于自己的生存。

局部不仅具备整体的那些属性和功能，而且还可以复原整体，替代整体。甚至与本体相似的偶像、肖像、面具、脸谱、替代物、象征物，它们可以与本体的整体相似，或局部相似，或观念相同，也可以获得本体的全部属性。因此，对这些偶像、肖像、面具、脸谱、替代物、象征物的膜拜，也就是对本体的膜拜，与本体亲临毫无二至。从这个角度，也提示我们，为什么在三星堆王国的宗教神殿里出现那么多青铜象、面具、太阳图案、眼睛及鸟的造型，从这里就可以找出它的答案了。

从负面看，对本体的局部，乃至于对它的偶像、肖像、面具、替身、象征物施加影响和暴力，也可以达到伤害本体的目的。在这方面，在世界各原始部落民族的宗教、习俗和神话传说中的事例是举不胜举。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赵姨娘请巫婆，拿剪子绞了形似贾宝玉、凤姐两个纸人，并附上他们的年庚，达到伤害他二人的目的。在三星堆王国里，几千年前，可能了生了一场内乱，或外族的入侵，敌对者就以砸毁三星堆王国神殿中那些偶像、器物达到从精神上摧毁三星堆王国的意志，实现他们对这个王国和民族的完全占领。这是相似律运用的结果。

总之，原始人类的表象、类比思维，充分运用了“相似律”的法则，从中去把握和建构表象之间，事物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因果联系。也正是这种相似律，才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在太阳与眼睛之间架起了一道联结的纽带和桥梁。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把原始思维中的相似律，称作“类比魔法”，他认为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类比，而是一种真正的认同。”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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