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身体和疾病有不同的理解，导致求医行为和治疗方式的多样性。基于身体认知和“自然”“非自然”论病因观的文化逻辑，红瑶人形成了系统而严密的“神药两解”民俗医疗知识体系与实践，嵌入红瑶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分类体系和宗教信仰中。

“身体是人首要的与最自然的工具”，莫斯称人们了解使用身体的有效的传统行为为身体技术，随人的不同年龄段和个人生平而有不同。但身体技术并不只是物理的、机械的，它们“受制于一种清醒的意识”，该意识就是社会。社会无法控制身体内部复杂的奇正常变，但影响着人们对疾病这种身体的内在失序状态的认知和治疗。本文将民俗医疗实践视为一种传统的、有效的身体技术，旨在考察广西瑶族支系红瑶的基于身体和疾病认知的“神药两解”的民俗医疗观与治疗实践，并从身体观、疾病认知与宗教信仰等层面探讨这一医疗体系的成因。资料来源于笔者2007年至2010年对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岭寨红瑶的田野调查。

红瑶是瑶族中文化较有特色的一个支系，以服饰而得名，其中的尤诺和尤念支系聚居在地处湘桂边陲的南岭走廊越城岭山脉南麓的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共有13000多人。红瑶为山地族群，山地农耕和梯田稻作是主要的生计方式，村寨大多围绕海拔1916米的“福平包”（山峰）周边山腰上分布。岭寨隶属龙胜县东部的江底乡，距县城46公里，坐落于“福平包”脚下岭河边南北走向的一个狭长的河谷里，从江底乡政府所在地徒步进山需两个多小时。全寨共97户446人，由杨、王两大家族组成，为平话（尤念）红瑶人。

各种文化中的人群对身体和疾病有不同的理解，导致求医行为和治疗方式的多样性。医学人类学把疾病看成是在一定的政治、道德和文化背景下，处于人际交往和社会控制网络中的现象，“医学知识的产生和教育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模式的影响，疾病的诊疗受社会环境制约。”现代医学将疾病解释为机体因免疫、代谢等弱化引起的结构或功能障碍并不能概括全部疾病类型，因为很多疾病与文化行为和宗教信仰有关。

对健康、疾病认知的身体经验是病因观和医疗行为的基础。对于什么是健康和疾病，红瑶人并不能给出医学意义上的严整定义。健康包括两个方面的指标：一是“有身体”，即身体好，身体内外无病痛和损伤，能吃能睡；二是“有神气、有真神”，即精神好，表现在脸上的气色或说话做事情的劲头上。一般认为身体作息正常，行动自如，生活劳作能力如常便可算是健康，可见他们是以身体表现出来的状态和感觉来认知健康。

较之难把握的健康定义和尺度，疾病更容易被人们体认到。红瑶人与身体异常相关的身体感受主要有三类：病、痛和伤。不思饮食，伴有痛、痒、晕、心慌、累、无力等不适感就是生病的症状。皮肤口舌生疮、感冒、发痧等情况严格来说不算是病，或至少不是对人造成大的困扰之病。疼痛感是所有身体感受中与疾病的关联最为紧密的一种，不明就里、难以忍受的痛多被人们视为生病。伤则是因意外和外力所致，如摔伤、压伤、刀伤、咬伤等，有外伤和内伤之分，外伤有显见的身体损害和流血现象，内伤有可能转化为病，需要长时间恢复。严重的伤的治疗期和养病具有同一性质，都用“睡床”表示，指在家卧床休息。病、痛和伤不是截然三分的概念，三者互有交叉，但一般来说，严重者才是病。

对疾病的认知和分类是求医问药行为的基础，病人自我诊断是否有病和属于哪一类病之后才会对症下药。在红瑶人的经验中，有两类症状差别较大的病，一是行为异常，慌、怕、噩梦、累、甚至疯癫等为主要判别指标；二是身体病痛，以具体可感的痛、不适和身体外部可见病变为主要指标。身体外部的病痛以身体部位来区分，如头痛、眼痛、腰痛等，对身体内器官除心、肝、肠等外并无清晰认识，因此身体内部病痛常被分为胸病和肚病，胸病包括心脏病、胸闷等，肚病包括了各种肠胃病和妇科病。总之，红瑶人的疾病认知和分类遵循整体观，某种疾病症状不是完全独立的，身体各部位和“真神”是相互影响和牵制的整体。

病因观念是造成不同社会文化中医疗行为和医疗体系差异的核心。传统病因论有“自然”和“非自然”论，“自然”论“从物质的层面理解健康和不适，强调人体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认为人体内的各种元素如阴阳、寒热、体液和五行等顺应自然的变化，保持动态平衡，人的健康状态就良好。如果平衡受到干扰就会出现不适。” “非自然”论从超自然层面理解疾病，“不适被认为是由超自然的神、鬼、祖先的灵魂、恶灵或者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巫师或女巫、恶魔有目的的干扰引起的。医治者通常采用宗教仪式或巫术来治疗不适。”

红瑶人的病因观兼有先天、“自然”与“非自然”论，先天性疾病如风气、智障、侏儒等；“自然”的致病原因包括体内痧气、热寒毒气、虫蛇毒、饮食不当、血气弱等，多用以解释发痧、毒疮、肚痛肚泻、月子病等常见病。“非自然”的致病原因指超自然力量的连带和侵犯，由于三界秩序的打破引发身体秩序的混乱，大致分为四种：一是与生俱来，即命带某病，如花愿、关煞、前世父母、拜寄；二是招惹鬼魂或触犯神灵和祖灵，导致魂魄跌落、身体损害和非常行为；三是“犯忌”，指无意中违反禁忌，冒犯家屋空间如香火、门和神圣之地（庙坛）、风水树、神树林所遭受的惩罚；四是阳宅和阴宅风水，家屋和家先坟墓风水对人的身体、运势和富贵的影响重要而深远，因择地不当与家人八字相冲相克，或风水遭到人为的破坏，都会反映到家人的身体上。自然和非自然病因彼此并不排斥，一种疾病可能是这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病因也可能引起多种疾病。非自然论在红瑶人的病因观中占主导地位，严重或久治不愈的病、伤往往与“灾”相连超乎人力和医药控制范围。

岭寨人接触到的医疗体系是多元的，传统民俗医疗体系和现代医疗体系共存，寨里从2007年起开始加入农村合作医疗。但除了需要住院的大病外，民俗医疗是更为普遍的医疗行为选择。由于用自然与非自然两种病因论解释疾病，岭寨的民俗医疗包括草药土方疗法和巫术巫医超自然疗法，对运用这两种医疗行为的看法是“神药两解（医）”：

“得病了，药要吃，要敷，神鬼也要做，神药两解嘛，两种办法恐怕都有作用。有些病光吃药不行，有些病光做鬼也做不倒（好）。古言讲‘信神神灵在，不信也无神’，话是讲了，哪个敢不信？你是那个有病的命，改不脱（掉）的。”

草药和物理医疗实践

首先来看“神药两解”的药方面。瑶医学是我国民族医学的组成部分，其医学理论和治疗应用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已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如认为“百病因风而起”“十病九因风”的百病因“风”论，认为人体疾病可分为七十二风病，药也有七十二风药的“七十二风打药”论。红瑶的医药实践也具备这一特点，他们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在生产生活和防病治病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草药识别利用知识和物理治疗土方，一般的小病、外伤均自行采用这种民俗疗法。岭寨处于深山之中，周围山体植被覆盖率高，野生药材资源丰富，大部分中老年人都有基本的草药利用能力。红瑶人注重气与风，将常见疾病分为由风气、痧气、毒气、热寒气、湿气等所致，因此风药、疮药、除痧、跌打损伤药（法）是“神药两解”中“药”解的主要内容。

“风”在红瑶人的医疗理念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认为风无孔不入，身体在虚弱的时候被风破坏就会引发风气。风气是慢性病，很难治愈，主要有风湿骨痛、扯风和阴风，认为多因妇女在月子中忌风不彻底或不当而落下的病根，并遗传给子女。事实上日常生活中与冷、冰、湿环境的接触也是导致风气的重要原因。可采草药配成风药洗泡手脚等疼痛处，或似产妇般药浴。烧艾火也是常见的疗法，比风药见效快，方法是将野艾草晒干，摘下叶子搓成圆球状，点燃后紧贴在有风气的地方，主要是腿、腰和后背等，炙烧皮肤至艾草熄灭，如此忍住一时皮肉之痛方能吸出骨头里的风气。扯风发病时表现为口吐白沫，四肢抽搐。需杀一只小公鸡，剖开肚子，和着鸡血贴在病人肚脐上，小鸡在挣扎之时便能吸走风气，然后再把鸡扔掉，病人的症状就会有所减轻。这一治疗方法一方面利用了温热鸡血吸风吸湿的原理，同时也有“神”解的巫术意味，被杀死的小鸡为“替罪鸡”。阴风即缩阴，下阴痛、往里缩进，多发于男性，急性缩阴若得不到及时解救可致命。慢性阴风用3年以上的鸭鞭烧成灰冲水喝，急性阴风则用艾火烧。

疮由热毒、虫毒等毒气所致，清热化毒是消疮的关键，有多种方法。如头上长疮，可将黄花草捶烂后擦于患处。嘴角长疮可能是碗虫所致，需将一只碗在火边烤烫后贴在疮上，反复几次将虫烫死，同时将清热的茶油倒在布上，烤热后擦拭。无破损创面的疮用鸡屎藤根熬药水洗患处，严重者还可采细百叶，用一张大叶子包好放在火边烘烤，待软化后挤出黑色的药汁，擦于长疮之处。

住在潮湿的深山密林中，极易感染风寒和瘴气，发痧是常事。岭寨人将中暑、感冒、咳嗽、肚疼等小病归为不同的痧气，创造出一系列除痧法：

杨梅痧，症状为身上长出形似杨梅的红色颗粒，咳嗽不止。用火塘上方的绿霉加黄泥和成团，在火边烤干后滚背，折断后中间见白丝。感冒痧，即夏季中暑。可用刮痧之法，用牛骨片、碗或木片沾茶油或桐油使劲朝一个方向刮手、背部，直至刮成紫红色。乌痧表现为上吐下泻，手脚冰凉，可用放血疗法，先按摩病人全身至发热，将手上的血往手指方向束，用针刺破中指，排乌血毒。除痧的方法还有：

银饰刮痧。用煮熟的蛋白包银耳环或手镯，外包纱布，在烧开的土茶叶水里浸泡透之后擦拭额头等不适之处，银饰变红变黑，或者纱布中间出现一根长长的线就表示已经刮出痧了。

饮食除痧。茶籽渣冲火塘里的地灰水喝，治感冒痧、肚痛。生姜除痧专治小孩头痛，盐水浸泡姜块半小时，用姜刮头部、手肘和脚踝。

打火罐除痧。取直径5厘米、长约10厘米的竹筒，用草纸沾煤油点火入罐，将罐迅速压在背部，捂紧罐口，十分钟后拔出。竹筒中较强的真空吸拔力使皮肤充血，可疏通经络、调整气血。

上述疗法都是利用与身体疾病相生相克的原理，将从外而来的风、毒和痧气逼出体外，以达到拔除病灶的目的。在红瑶人的“自然”病因观里，风为百病之始，与各种入侵人体的自然之气共同影响制约人身体内气血的运行，反映了身体法乎自然、应四时而变的身体观：“人身处于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体质的转化病变与气的交通息息相关。身体对自然的开展，不仅表现在生成化育的仰给关系上，同时也蕴含了两者相互对应的紧张性。” 

伤痛方面，青蒿叶可止血，杜仲叶或皮捶烂后可敷伤口。严重损伤如骨折需请草医治疗，杨焕兵是寨上专治跌打损伤的草医，他的治疗以草药为主，但也融合了“神解”的做法。杨焕兵是祖传第四代草医，从8岁开始跟着爷爷学医。在其行医实践中，草药和法术缺一不可。如在笔者目睹的一次为摔伤腰的伤者所做治疗中，杨师傅口念咒语化法水，喝一口水喷吐在其腰上，稍做拍打。吩咐家人隔半小时拍一次，直到将水用完，然后敷上配好的草药。法水可为病人腰部降温，使其不发热，更关键的是请众神相助。

杨师傅说这就叫“神药两解”，治病时一半要请神灵，一半要请自己真正的医师傅，草药也不可缺少。岭寨很多成年男性都会咒语类法术，用于治病、吓鬼护身，36岁以上的人在特定时刻习得咒语即可。在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巫术盛行的土著人中，“咒语永远是巫术行为的核心”，他认为“巫术的力量结晶于咒语里，并被人安放在身体内。身体是过去最有价值的遗产的承载器。巫术的法力并不在物品里，而是收藏在人的身体里，只有通过人的声音才能释放出来。”杨焕兵的行医实践中，化祛痛接骨法水的巫术行为完全依赖于咒语，作为身体的一种技术收藏，因此对学法之人的年龄、饮食和行为都做出了规定。

巫医治疗实践

草药和物理经验疗法是长期积累的地方性知识。治疗“非自然”病因的疗法依比拟、交感的原理而产生，属于宗教和巫术范畴，解决日常经验不能理解和解答的疾病，解释权虽掌握在少数宗教职业者和巫医手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一种无需深究的传统和常识。“非自然”病因论便是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的表达，“以同一法则来理解宇宙自然界不同事物，以相同的应对人（巫师），相同的应对法（宗教仪式）来处理各种个人的、社会的事物。与其他人生旅程中的困危灾难，或社会内人群间的冲突不幸相同，并不把疾病视为特别的遭遇。”疾病是岭寨人观念中灾难的一种，因人与超自然的矛盾而生。

红瑶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受到道教尤其是梅山教的深刻影响。红瑶将宇宙分为上、中、下界，信奉的主神有盘古、盘瓠、花婆、梅山神、社王、土地等，认为“阴阳一理”，重视用仪式、巫术和禁忌来维持宇宙秩序的平衡。师公、杠童、地理先生是红瑶社会最主要的三种沟通阴阳界的宗教职能者，笔者曾考察了三者的职能实践及其关系，发现其既相互分离，又重叠共生。首先，各自有其专属的职能领域，他人无可替代。唯有正式度戒的师公才能主持祭祀盘古、祭社等村寨公共仪式以及葬礼；堪舆和择吉是地理先生独有的职能领域；“下阴”通灵，挖阴坟破解黑巫术为杠童独有的职能领域。其次，三者的职能实践又环环相扣。更明显的职能合作是在酬神还愿、病灾推算和消解方面，地理先生和杠童是“诊断者”，师公则更多地充当运用祭祀和巫术仪式的“治疗者”和“禳解者”。地理先生主要依据病人的生辰八字推算命定的病灾，有命理书为凭，也可通过看手相和掐掌推测得病的近因。杠童则通过下阴的神鬼附体形式和看米的占卜形式卜知吉凶，下阴一是查看阴间花树的生长状态，二是沟通询问者与超自然力量，传达彼此的信息。神鬼借杠童陷入迷狂的身体与询问者对话，宣示意旨和指示病灾的根源。与萨满和乩童（扶乩）不同的是，杠童不为病人开药方，只指出病因和禳解方式。有些可由病人家庭自行解决，如忽略了对家先的祭祀等，大部分则需请师公行治疗仪式。

师公是红瑶社会最核心的宗教职能者，自称师郎或梅山弟子，受梅山教影响较深，兼有祭司、巫师、萨满三者的角色属性。有家传和师承两种传承方式，岭寨杨、王两姓的师公只能传给本房支的男性，泗水、和平乡一带的师公则可在家族外招收徒弟，新入者都需举行七天七夜的传渡（度戒）仪式。红瑶师公既主持村寨的集体祭祀仪式如社祭、安龙，又为家庭和个人做维护家屋兴旺和禳灾祛病的法事，包括葬礼、还花愿、送鬼、赎魂、架桥、抽犯、安香火等。因此师公又兼有巫医的职能，通过仪式来治疗“非自然”类疾病，重要者有如下几种：

1.“看父母”。红瑶人通过“看父母”测算命带的病灾，命理先生以《看父母通书》为依据。“父母”是所欠债愿和关煞的意思，系命中注定。这一信仰与红瑶的花为人魂的生命观有关，其认为生命由花所投生，人死亡后灵魂再化为花。生命之花在奔赴人间的过程中，会碰到许多阴路、阴桥、鬼精的阻碍或神灵的帮助。由于鬼精是花向人转化过程中所遇债愿，故而被冠以“父母”的称谓，这种债愿和所欠花婆化生之德即为“花愿”，以各种病灾的方式反映在人身上，需以还愿的方式化解。小孩命带不同的“父母”，表现出各种身体异常，禳解方法也各有不同，以“还花愿”仪式最为隆重。

2.架桥。红瑶人把人的一生理解为过海（河、江），认为是从阴间转世再回归阴间的轮回。连接海的两岸的是桥梁，人要顺利通过人生之海也需凭借桥。身体有病灾就是走到某处，桥路不通了。根据命理先生的推算，由师公做架桥仪式为人消灾祛病，具有“通过仪式”和“修阴功”的象征意义。因个人病情、命理和年龄的不同，分为花桥、保安桥、福德桥、保命桥、添粮桥、千步桥、七星桥等。

3.赎魂。红瑶认为人有三魂，分别附在人的头上、腰中和脚下，同时三魂又可与身体分离。三魂附属于身体，但也是游走的，有可能跌落、投胎和被“阴人”抓走。魂代表生命的活力和身体行为的正常状态，失去任何一魂都会导致身体的虚弱、病痛、疲累、疯狂等无序状况。人摔跤后脸色发青，心神不宁，紧张害怕，夜里做噩梦；受到惊吓后觉得累，寝食难安，人形消瘦；不正常掉发等都是“跌魂”的表现，要找回魂才能恢复身体健康，这便需要请师公做赎魂仪式。

4.送鬼。红瑶认为人为阳，鬼神为阴，人和鬼神生活在相互区隔的空间，秩序分明，越界便会带来病灾。普通人不巧“见鬼”必然被鬼侵入身体或抓走魂灵，导致身体损害和疾病。夭折、非正常死亡尸体不全、死在寨外的人会变成凶鬼，因死状不同有吊死鬼、饿死鬼、跌死鬼、污衰（脏）鬼等，因为不能成为家先享受后代的供奉，常到阳间“找食”害人。被鬼缠身的症状有大病不起、神志不清、疯癫和行为异常，须请师公做“送鬼”（驱鬼）仪式将鬼赶出病人的身体，送回阴间。送各种鬼的仪式有差异，共同点是要为病人赎魂，杀牲祭祀，将鬼送到水边以象征流向阴间，有的还用龙船作装鬼和病灾的运输工具。

“医学由于涉及人的生活和生命，它的基本理论往往也简化为人们的日常观念，塑造成一般人的心态。人类历史上因生老病死而缔造的文化、宗教之外，医疗毋宁占绝大的分量。”红瑶社会的医疗、文化与宗教都因身体和疾病结合成一个思想系统，身体观和疾病观是宇宙观的一部分。传统民俗医疗不具备精密的医学理论，而是内化为被社会认可的常识和“社会心态”，这是“神药两解”医疗体系产生和流传的根本原因，是巫医治疗体系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用的前提，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论的“萨满情结”。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巫师，因为有“萨满情结”：“解释体系确定了疾病的各个发展阶段，从诊断直至病愈中，个人的虚构能力在这个体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对未知事实的虚构是建立在三重经验之上：首先是萨满自己的经验，他的身心有一种特定的体验；其次是病人的经验，不管他的病情是否有所好转；最后是参加了治疗的公众，他们从中得到了训练，受到感动并得到心智上的满足，这种感动和满足决定了集体的赞同。”红瑶巫医治疗在传统民俗医疗体系中占主要地位，依赖的也是这种“萨满情结”。对病因的解释和消解成为不被怀疑的、合理的传统知识，建立在师公、病人和民众三方对治疗仪式的信任和体验上。

首先是师公自身的体验。师公确信自己是沟通人和鬼神的使者，因为其不管是家传还是师传，都需举行传渡的入会仪式，经过49天的仪式隔离之后，才具有做师公的资格。师公传承的是一种经验性的传统知识，而非个人的臆想和创造。岭寨的师公由于是家传，即使自己不愿意做也不能违抗，因为他们相信传给外家族的人会给家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师公身上负有帮人修阴功、祛病灾的神圣使命，在施行所有的仪式时，他的身心都有特定的体验。最基本的任务是要请得神鬼，送走神鬼，以固定的念词和卦象为凭，并且都要请过世的先师相助。在与“厉害”的鬼斗争时，还要念护身咒隐藏和保护自身。

其次是病人的体验。虽然岭寨存在多种医疗体系，但就如杨焕兵所说，红瑶人相信一些疾病由命中带来或与触犯鬼神相关。绝大多数师公是不懂医药知识的，他们与神鬼打交道，安抚或驱散鬼魂，调整宇宙秩序，病人对他的这一能力毫不怀疑。治疗仪式的作用机制是一种心理暗示，由于红瑶人有相信一些疾病因命、神鬼而起的宗教观念，在仪式过程中，病人本身就怀有对效果的期待，治疗仪式提供了一个超越经验和身体苦痛的解释，使病人能心境平和地接受疾病，化解焦虑，转移身体病痛。即使疾病可能是本身逐渐恢复的，病人都认为是仪式的作用，心理包袱的卸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身体的康复。宗教和巫术治疗仪式都是“一件具体而实用的心理工具，使人度过一切重要的迫急关头、所有的危险缺口。使人的乐观仪式化，提高希望胜过恐惧的信仰。” 

民众对治疗仪式的需要和依赖是巫医治疗体系存在的关键，反映了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红瑶人对传统知识的认同。社会对传统的无条件继承，大大强化了共同体的信念和对巫医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用细致入微的土著人的巫术实践描述反驳了弗雷泽的“巫术是伪科学和无效的技艺”论调，莫斯更进一步，他认为巫术是一种技术，或者说现代技术的前身。巫师利用他们的知识，“带来那些相互并不协调或者苍白无力但却表达了个人需求的姿势，而且由于它是在仪式过程中表现的这些姿势，所以它使它们具有了效力。”疾病治疗巫术对于有着共同信念的人群来说，就是一种有效的医疗技术，与草药医疗技术并存，逐步积淀为了解和调节身心健康的身体技术，融入红瑶人的生活方式中。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