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不断促进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体，它是“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实现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方向和指针。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就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创作和传承的，培育、滋养和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以多民族生活为基础创作、传承的民间文艺蕴含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无论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人类普遍价值认同、制度文化层面的团结和归属意识，还是物质文化层面的尊重和共享多民族创造，均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下的多民族民间文艺建构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生活文化传统。因此，充分挖掘和科学利用多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积极开展和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生活和共享实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一、多民族民间文艺创作发展的根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是各族人民共同创作的，凝聚了各民族的心智与心血。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民间文艺总能以其独特的共同注意力、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各民族团结在一起，成为照亮各族人民心灵的灯塔，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依托，也成为各民族情感交流的纽带。传承发展多民族民间文艺就是培育多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活实践，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行动。

“多元一体”生活格局是中国多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基本情状，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秦汉以来，中国就确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秦朝经营西南地区、修筑“五尺道”，唐朝在民族边境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元朝设宣政院统辖西藏，明朝、清朝在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政策等，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形态和政治体制。“中国的许多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从古代时起，他们的祖先就在我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子子孙孙。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不仅各自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各具特点的社会文化，而且通过交流、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各民族基于生存和生活的需要相互交往，兼收并蓄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共建共享共有的家园。

中国多样化的地理环境构成不同的文化生态区域，加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迁徙流动，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民族分布格局，塑造出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的多元性特征。多姿多彩的民间文艺成为连接不同地域民族生活及思想的桥梁。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始终致力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 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在抵御外侮的共同行动中，我国各民族“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明朝中期，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土家族将领彭翼南在朝廷号召下率领土家族士兵前往浙江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使命与责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多民族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多元特质，这种多元特质是各民族民间文艺生存发展的基本走向和必然表达。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各具特点，各个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社会结构等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民间文艺亦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特性。《格萨尔》在藏、蒙古、土、裕固、撒拉等民族中广为流传，讲唱的核心传统内容和英雄形象等构成了这些民族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其中彰显的各民族友谊让史诗的多民族建构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是，不同民族的《格萨尔》又具有自己的特点，这鲜明体现出在多民族民间文艺的生活实践中，我国始终坚持“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文化政策，各民族以多种民间文艺样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和铸牢行动。

中国许多民族具有共同的渊源，有的民族发展出不同的支系，出现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等现象。不同地域生活资源的分布不均和类型多样，促使各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相互采借、吸收。有的民族因为生存原因，出现大规模的迁徙流动，形成民族之间的互动往来，形成了多民族“相互嵌入、交错杂居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多民族的互嵌生活有力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由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孕育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多民族生活的地理空间产生和传承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艺，反过来又增进多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紧密关系。

我国多民族民间文艺创作、传承的动力源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生活，多民族的交往历史与修睦理念等成为民间文艺知识生产的构成要素，从而使多民族民间文艺不仅记录了各民族的发展历程，也记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多民族民间文艺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浸染和润泽，始终为人民、为祖国发声助力。“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二、基于语言的多民族民间文艺交流：

培育与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依托民族语言、地方方言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记录着不同民族的生活实践，蕴含着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可以说，讲唱民间文艺的语言 “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各民族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民间文艺讲唱的语言表达并建立生活往来和社会发展的纽带关系，这亦成为各民族跨越民族、地域界线而交往联系的工具和内容，发挥着聚合各民族力量的特殊作用。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语言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这些语言是不同语系的民族认识世界、理解社会的方式。“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以语言为生产方式和交流载体的民间文艺，其建构的世界和表达的情感，以及与之相关事物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语言才能被理解、被感知的，因为“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语言的世界经验是 ‘绝对的’”。语言的交流在民族内部畅达无阻，表现为共同生活体系，跨越民族、地域则由于价值的共识、共享而呈现为共同文化体系，我国多民族民间文艺正是在差异性与共同性的交互作用下，彰显并突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言具有生产功能和交流媒介作用，“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这些语言和依托语言的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诚如董晓萍在考察多种语言传承的鲁班故事时所言：“用一般故事学的方法是不够的，固定于一种语言、一种文本、一个学科的研究也有局限，必经由多视角、多学科、多语言的途径从事研究。”民间文艺依凭语言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域传承、传播，使其承载的生活文化得到交流，并且在历史发展中形成诸多相同或相似的民间文艺样式及其思 想情感和文化观念，从而沉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因为民间文艺的讲唱，促使不同民族在理解中寻求共识、在交流中实现共享，推动了多民族共有“生活组织”建设。

民间文艺不仅是民众的生活文化，而且是不同民族的民间知识、经验及智慧，它储藏和记忆着传统社会生活实践与历史发展过程，“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历史声音”，这种经验由于民间文艺的传播而被更多民族、更多人群接受和分享。语言是理解民间文艺的前提、中介和结果，民间文艺因为语言而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众能够在相互尊重、彼此包容的基础上和睦共处，依靠民间文艺的“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同属满-通古斯语族，彼此生活在一起，交流频繁，他们拥有诸多共同的民间文艺，莫日根故事就是两个民族关于英雄、智慧与善良的共同叙事，这些故事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与和谐，也成为多民族共同体的见证。对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来说，每个民族均有自己的生活形态和文化传统，因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理解是共同体建立的前提，民间文艺讲唱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发展过程中多民族民众彼此理解的重要实践活动。

民间文艺富有形象性和审美性，基于语言的交流性，民间文艺的讲唱在生活中得以完成，在民族互动中谋求共同性，进而建构多民族、多地域的共同体意识。哈贝马斯 （Habermas）认为，语言是形成民众交往行为有效性的基础，民众生活是以语言为基础联结 “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媒介。也就是说，“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连成一体、为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我国多民族生活区域的许多民间文艺及其讲唱的语言是共同的，也是共享的，它们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的桥梁，更是多民族共同体生活的实践行为。“花儿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价值的惟一性在于：她的形成、成熟、不可分割的存在，是多族群性历练的结晶；在其空间，至今是九民族共用颇具阿尔泰语系、藏缅语族各语言特征的汉语；跨族际、多信仰、无性别‘拦路’、无代际‘人墙’；是雅俗共赏的精神加油站，倘若再穿越时间纵瞰其二百多首曲令，更显她既百啭千声又百凤朝阳的向心内聚。确为现世具无穷艺术魅力的‘护心’宝库。”九个民族的“花儿”共同使用汉语演唱是共同体聚合的依托和途径，其演唱的汉语又显示出“各语言特征”，体现了共同体中的多样性。因此，多民族民间文艺的语言实践促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众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形成合作、有序、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

“问三不问四”型故事流传于汉、满、藏、回、土、撒拉、维吾尔、朝鲜、苗、壮、傣等二十多个民族中。故事讲述：小伙子勤劳善良，生活却总是贫困，他出门“找幸福”“求好运”，路上三次答应帮助他人。等询问佛祖（太阳、仙人等）改变命运的答案时，却被告知只能问三个问题，小伙子毅然舍弃自己的问题，为他人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当他在返回途中解决他人困难的时候，自己也得到了相应的馈赠，获得了幸福生活。甘肃庆阳人传讲的《魏小》《辛小孝登殿》《放羊娃当皇上》等均属于这个类型的故事，其叙事逻辑一致，语言表达流畅，强化了陇东人的内部凝聚力。陇东“问三不问四”型故事与我国其他地区流传的同类型故事共同体现了“命运之子”诚实守信、感恩图报、勇于挑战、创造生活的信念与担当，这些性格品质和价值理念伴随故事的讲述而传播，跨越不同民族和地域界线而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其传播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生活追求、道德观念和审美价值。陇东人通过讲述“问三不问四”型故事，与其他地区的民众在现实和理想中探求共同性，以语言交流的民间文艺生活实践实现了超越民族、地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语言交流表达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民众的思想情感，传递着生产生活经验，建构着族际、人际关系，更维系和巩固着民族共同体和多民族生活共同体。在民间文艺讲唱中，共同的民族语言生活使民族成员和与之相关的其他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形成共同的文化归属。从这个角度来讲，多民族民间文艺就成为凝聚共同体认同的象征和维系民族情感、密切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

民族间语言交流一方面是语言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民族生活交往、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的需要，不同民族语言因为接触、借用、交融的日益频繁而走向趋同。“土话是广西通行的语言之一，在西部是民间的主要语言。会说土话的并不只土人，许多被称为客人的外来汉人也学会了这种话。……说土话的土人中有部分承认是壮人，如桂北地区，特别是边地，如龙胜、三江一带和苗、瑶、侗杂居同被视作少数民族的地区。在土人占多数， 社会地位较高，又有苗、瑶等人杂居地区，土人不承认自己和苗、瑶同属少数民族，而认为是‘说壮语的汉人’。”也就是说，“语言系统相同的人并不一定属于一个民族，同一语系的人可以因历史条件形成不同的民族”。这种语言超越民族性质而走向共享的变化过程也是多民族生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其表现出的多民族民间文艺的融通性、共享性、共同性培育和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6年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推广普通话。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普通话规定为全国的通用语言。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法律上保障了普通话的普及。普通话以合法性、正当性、规范性被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学习和使用。许多民族的民间文艺传承人尝试用普通话来讲述和演唱，这就使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逐渐被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和传承人普遍认同和使用，有效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通，推动了各民族多元共存、共创、共享、共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因此，扩大用国家通用语言讲唱和用国家通用文字记录民间文艺的范围，增加用国家通用语言讲唱和用国家通用文字记录民间文艺的频率，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加强多民族的团结协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但是，在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通用语言文字实施民间文艺抢救保护、培育中华民族共同语言文字意识的过程中，也要认识和警惕现代化带来的以民族语言讲唱民间文艺、以民族文字记录民间文艺的濒危状况，“保证在使国家通用语言得到传播和使用的同时，也使各民族的语言都能得到延续和发展”。加强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主要媒介的民间文艺保护、传承与创作、创新，有助于培育少数民族民众的母语意识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比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基诺族既使用基诺语，又兼用汉语进行民间文艺创作，实现了汉语与基诺语的和谐共存，促进了基诺族的民间文艺创作、传承和保护活动。基于多民族语言文字承载的民间文艺以及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应当“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

三、民族民间文艺的价值意涵：

萃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资源

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资源富集，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取向，以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协助、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为基本遵循的主题自始至终贯穿民间文艺的创作与传承。

多民族共同祖先主题讲的是多个民族以同一祖先解释民族的来历，反映民族起源时 期的生活。据王宪昭研究，我国不同民族传承的祖源神话中含有多民族同源母题的神话有221篇，西南地区最多，21个民族共有144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65.1%；北方地区7个民族共有5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2.2%；西北地区14个民族共有9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4.0%；华南地区9个民族共有35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15.8%；中东南地区4个民族共有28篇，占全部搜集神话数量的12.6%。我国各地各民族传讲的多民族共同祖先神话成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性土壤。

傈僳族《岩石与月亮》讲：洪水过后，从葫芦里出来的男人西沙与女子勒沙在凶神路帕独生女的帮助下存活下来。三个人一起生活，生下九个儿子、七个女儿，他们成为汉、彝、 傣、藏、景颇、纳西和傈僳等民族的祖先。壮族《姆洛甲叫崽女分家》讲：姆洛甲所生的十二个崽女长大了，分家后各自谋生创业。老大拿走犁头，变成壮人；老二拿走弓箭，变成猎人；老三拿走书本，变成汉人；老四拿走背篓，变成傣人；老五拿走叉子，变成渔人；老六拿走竹子，变成苗人；老七拿走甘蔗，变成种甘蔗的汉人；老八拿走粳谷，变成壮族布农人；老九拿走糯谷，变成侗人；老十拿走蓝靛，变成瑶族布努人；老幺拿走南瓜和小米，变成瑶人；老满则与妈妈一起生活。这些多民族共同祖先主题的民间文艺立足血缘联系，其血缘记忆隐喻了各民族之间的紧密关系，表达了民族平等、和谐的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国家认同中，祖先记忆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也是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和谐的基础。多民族共有祖先记忆表现为共同的祖先信仰，通过血亲祖源关系的解释，形成多民族不能分割、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多民族共有家园主题讲的是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而生活在一起，有的民族迁徙移动，民族与民族之间广泛接触、交流、了解，共同建设和分享共有的家园。德昂族《葫芦与人》讲：天王去天宫寻粮种，带回苞谷、稻子、大豆、小麦、瓜果、葫芦等的种子，分别撒在平地、山坡和海边。种在海边的葫芦籽结出了葫芦，里面出来103个男女，还有动物。人们乘葫芦来到陆地，各走东西，成为汉、傣、白、回、傈僳、景颇、阿昌等民族的祖先。神话中，这些民族的祖先有血缘联系，但他们都来自葫芦，也就是说，葫芦是这些民族共有的原初家园。这种多民族共有家园不仅是血缘上的，也是地域上的，还是文化上的。直到今天，这些民族仍然共同生活，携手共建美丽家园。

甘孜藏族流传的《草原和花一家人》唱道：“草原和花是一家人，花是草原的好朋友；我的草原呀你别愁，花谢了明年还会开！高山和雪是一家人，雪是高山的好朋友；我的高山呀你别愁，雪化了明年还会落！藏人汉人是一家人，汉人是藏人的好朋友；我的藏胞呀你别愁，我走了明年还会来！”歌谣用草原和花、高山和雪等彼此难以分离的自然景物形容藏族与汉族的亲密关系。藏族民间歌谣擅长运用日常现象和事物类比共同生活在青藏高原以及祖国大家庭中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真挚情感。“东方的云，北方的云，南方的云，虽然各飘一方，但都围绕着太阳；大江的水，小河的水，山沟的水，虽然发源不在一起，终归在桥下汇合；北方的蒙古族，高原的藏族，内地的汉族，虽然各在一方，但都团结在祖国的大家庭里。”这些歌谣体现了蒙古族、藏族和汉族相依相伴、休戚与共的关系。

多民族团结互助主题讲的是生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相互协助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常态。多民族勠力同心、守望相助、众志成城，是多民族民间文艺讲唱的亮丽主题和重要内容。流传在湖南保靖的土家族故事讲：土老司向汉族张天师学法，在客老司（巴岱扎）、苗老司（巴岱熊）的请求下，他把从张天师那里得来的经书、法器赠送和分享给了他们。土老司、客老司、苗老司与张天师互传互学，切磋技艺，为生活在共有家园的民众治病救灾。《土老司取经书》的故事描绘了湘西土家族、苗族、汉族共享知识、团结互助的生动画卷，凸显了汉族影响土家族、苗族，土家族、苗族善于汲取优长的文化互动图景。这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生活。

多民族民间文艺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生活文化实践，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祖先、共有家园的历史叙事和族群记忆，并以口头讲唱形式世代传承，巩固和强化了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交流中形成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生活事实。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记录和记忆的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由此构成国家共同体的整体性，也即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我国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在多民族民间文艺创作、传承中成为其共有思想意识和内容表达的主旋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文化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涵养着民族的精神和力量。多民族民间文艺是在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被不断创作和传承的，且以时代的方式丰富和滋润着多民族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

四、结  语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间文艺是各民族民众生活实践的记忆和情感传递的载体。“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讲唱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生活样态和道德情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承人以守信修睦、情同手足、血脉相连为价值理念，并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立场进行具体的在场记录与想象的诗意建构。各民族创作和传承的民间文艺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界线的特性，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生活和互助融合的现实愿景。

中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深化的强大思想根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远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各民族在民间文艺讲唱的共享实践中创造了共同价值理念，建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论是多民族传承的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夸父逐日的神话，还是历史上不同民族同心合力抗击外来侵略的传说，抑或近现代各民族团结一心保卫和建设家园的故事，均是我国各民族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民间文艺创作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多民族民间文艺知识生产、传承、发展的基石，而且推动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行动。

中国多民族民间文艺贯穿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遵循和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在各民族的发展中根深蒂固并代代相传，在增强中华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作用显著。进入新时代，倡导各民族民间文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提升中华文化创造力，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多民族民间文艺创作、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任务。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