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别具空间特征的侗族村寨为例，论述其空间生成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正是侗族聚族而居的习俗、独特的信仰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才形成了侗寨聚落空间与众不同的人文景观。另一方面，侗寨空间也反过来作用于各种社会关系，形塑着侗族的民族性和文化，承载并传承着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并成为其突出表征。

关键词：侗寨聚落；聚落空间；民族文化；互动

长期以来，“空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的，而非社会生成的，[1]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空间并非纯物质性的概念，而是作为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化身，于是，文化研究开始发生空间转向。[2]正如福柯(MichelFoucaut)所说，“19世纪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时代，20世纪及以后人类迎来一个空间的时代”。[3]空间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列菲弗尔(Henri Lefevbre)，他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两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空间的生产理论。以往学者多关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他则关心空间本身如何被生产。在他看来，空间是一个“产品”，是人造的，有目的地生产出来的。“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出来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反过来作用于这些社会关系”。[4]他注意到社会和文化与空间生产的互动关系，突破了单一静止的空间研究范式。在其影响下，中国人文地理学也开始关注“空间为什么产生、在什么背景(情境)下产生、谁在使用这一空间、谁被排斥使用、空间使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等话题”。[5](P12)这一主题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同样有意义，探寻社会和文化如何影响空间，研究空间内的文化构成及其与文化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成为拓展学科新视角和新领域的一个选择。

有关侗寨的空间研究，从建筑学和景观地理学角度的论文已有不少，并已发现侗寨空间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特征，指出聚落空间是在自然环境的物质性制约下以及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内在和外在的持续作用下演进和变化的，[6]但较少关注其空间形成的内在文化机制。近年来，人类学、民俗学者也开始关注侗寨空间，如秦红增、梁园园曾撰文论述侗寨家屋和鼓楼建造过程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和风俗，[7]对于空间的生产问题已有所触及。侗族以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而著称，其聚落空间独具一格，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必然的关系，值得探讨。

本文拟在前人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多年的田野经验，从社会及文化传统去解析侗寨空间的生成原理。

聚落是按照一定关系组成的、共同体居住生活得以实现的空间，是人类居住生活方式的物质实体。[8](P136)包括房屋建筑物、街道或道路、广场等人们活动和休息的场所，供居民洗涤饮用的池塘、河沟、井泉以及空闲地、蔬菜地、林地等组成部分。[9]

在聚落空间中，民居和公共建筑等人文景观尤为突出，反映出各地的环境特征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及艺术风格。不同地域背景下产生的聚落空间，是各种因素长期交错影响的结果。一定的聚落空间所有的形态是一幅复合叠加的画面，由新旧、内外文化因素相互重叠而呈现为连续的层次构成，其影响因子有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道德观念等。形成聚落空间的文化乃是村落集体记忆的源泉，[10]无论是聚落选址，还是村寨的整体空间结构、公共空间、家屋空间等，都反映了当地人特有的自然环境意识及社会文化背景，也与其长期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侗族主要分布在黔桂湘交界山区，广西三江，湖南通道，贵州黎平、榕江和从江等侗族聚居地都是国家重点林业县，是全国八大林场之一，[11](P363)盛产杉木。但与在同一地区居住的苗、瑶等民族的高山聚落不同，侗寨建址往往选择山间盆地与平坝河谷，靠近水源，易于耕作，便于生产、生活，周边高山环绕，成为聚落的天然屏障。也有选址于山脚之下，背山面水，寨前为稻田、溪塘：寨后为山林，符合侗族“寨前平坝好插秧，寨后青山好栽树”的空间环境理想。

侗族的生产生活空间结构是由聚落中心向外扩延，聚落中心是民居和公共空间，周边为稻田、池塘和山林。村寨外围依次有风水林、茶油树林、桐油树林、杉木林带、杂木林等，供村民砍柴、采药、猎牧之用。侗寨空间整体呈现出稻田———村落———茶树林———杉树林等多种景观由低到高的垂直分布。侗寨空间的构成要素包括自然环境影响生成的部分和人文社会原因造成的部分，其空间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块：村民个人或家庭的日常生活空间，如民居、月塘、卡房、粮仓、禾晾、水塘等：聚落的公共空间，属集体生活范畴，如鼓楼、鼓楼坪、风雨桥、水井(井亭)、寨门、道路、庙坛、风水林、墓地、款坪等：资源、生产资料或农林产业的生产空间，包括山林、坡地和农田等。侗寨空间构成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注重公共空间的建构

公共空间是指集体所有的、开放的、不排斥特定他人、平等相待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空间。作为与私人空间相对的范畴，公共空间主要为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社会互动提供可能与方便，是使人们能够自由言谈和行动的场所。如果说侗族家屋的干栏式风格是为南方少数民族共有的特征，那么，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则是少有的丰富多样，并富含文化底蕴。[12]

侗寨的鼓楼、风雨桥、凉亭、水井(井亭)、寨门等建设美观、醒目，气势宏大，且常有精美的雕刻和绘画，极尽工匠之技艺，故令外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私人领域的家屋空间建造，往往是利用有限的坡地辟出一块空地，尽量压缩所占地面。侗寨受制于山区环境，一般不对地形作较大改变，而是顺应地形，随高就低地修建房屋。一般家屋往往建在山崖坡地等难以耕作的土地上。与全寨房屋的整体布局讲究“龙脉”“风水”有所不同，人们根据不同地基平面，建造不同立面的私人住所。有在斜坡开挖出一级或两级平台，有在不规则地表砌坎建出平台等：且较多建造吊柱式的干栏楼房，其理念是尽量顺应地形地貌。正如前人所指出的：“在侗族地区的建筑环境中，沟、坎、坡、岩和水面是经常出现的条件，利用这些条件建房，侗族人民创造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他们充分地发挥了‘干栏’建筑的特性，采取架空、悬挑、吊脚等方法，在不利的环境中，创造有效的居住空间。”[13](P122)

虽然侗族家屋建设不大讲究地形，但对公共空间却非常注重，即使条件有限，也会想方设法去营造。如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村牙(崖)上寨，曾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悬空贴岩、依山借势地建了一个鼓楼，又在颇为有限的地势上建了鼓楼坪。鼓楼是侗寨最重要、最醒目的公共空间，其上部为楼阁塔顶。从下往上看去，鼓楼基本综合了汉族古典建筑中的堂、楼、屋、塔、亭、阁、殿等要素：鼓楼内部非常讲究，楼顶、檐角和封檐均装饰有精美的彩塑和绘画，多为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和侗乡风情画等。底层是实用空间，类似汉族的大堂，其特点是以火塘为中心，方便大家环绕而坐。鼓楼外部往往有鼓楼坪，以方便在各种节庆及祭萨等仪式场合举行吹芦笙踩堂或“多耶”等大型集体活动和日常休闲娱乐。

鼓楼是族姓的象征，也是民族意识的标志。侗族非常注重对鼓楼的建造，因而它就成为侗寨中最为高峻、华丽和壮观的建筑。鼓楼是村寨兴旺发达、众人心齐的表征，如果侗寨没有鼓楼，或是低矮、不显眼，那就意味着寨里“人心不齐”“经济穷困”。对侗族而言，鼓楼意味着脸面，故一定要修得体面，甚至彼此攀比竞赛，以示荣耀。在侗乡，常出现寨与寨、族姓与族姓之间互相争比鼓楼的情形，如贵州省从江县增盈寨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因小寨鼓楼高过大寨鼓楼而导致的争斗，最后小寨鼓楼被大寨拆毁。由此可知侗族建造鼓楼的内在动因及鼓楼具有的象征意义。

风雨桥也是侗寨重要的空间标志物。楼亭檐上下，飞角起翘：桥廊脊和塔脊均有各种雕饰。楼亭攒尖顶置有覆钵、莹瓶，收尖处有的还有铜鸟或白鹤。封檐板处常塑有侗族喜欢的吉祥图案。风雨桥如鼓楼均能体现侗族的审美民性，是侗文化的集中展现空间。到过侗乡的人往往惊异为何如此穷的地方却对此那么讲究，他们不明白风雨桥在侗族心目中的重要性。

侗族喜欢唱歌，不少村寨建有专供大家集聚在一起学唱大歌的“卡房”。卡房建筑较为简单，为封闭的四方形房屋，正如鼓楼的底层建筑模式。传统侗寨还有为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活动所设的场所，有的名为“姑娘堂”，有的名为“赶歌场”或“赶歌坪”，这些文化空间是由侗族喜爱歌唱的习性衍生的。此外，侗寨公共空间还包括戏台、水井、井亭、萨坛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侗寨独特的文化景观。

2.聚落空间具有聚合性与界域性

侗寨聚落空间一般按族姓划分，每个族姓都围绕各自的鼓楼而居，人们把一个鼓楼周边的空间范围称为“团”。由鼓楼和鼓楼坪构成侗寨的政治、文化、社交和生活中心，具有极强的空间内向性。[14]侗寨以鼓楼作为精神支柱紧密团结，体现了强烈的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侗族生活的山区，宅基地缺乏，故居住空间密集分布，兄弟亲戚的家屋往往紧密相邻，不讲究间距和区隔。侗寨的房屋沿等高线高低错落分布，聚合性很强。村寨里的道路，特别是连接家户和片区的小路，一般为狭窄的石板路，掩映在密集的干栏家屋之间，不容易辨识。这些石板路由左突右凹的房屋围合成幽深、连续、统一的空间，亦即把村寨连成整体，使居住片区呈现出整体性景观，而其区隔性不强。整个聚落空间内的小区域间没有人为标志物作为界限，体现出融合性和完整性。

侗寨的空间布局，喜欢围绕鼓楼集中设置各种公共空间，如鼓楼前的小广场，谓“鼓楼坪”：鼓楼对面一般有戏台：鼓楼旁或附近一定有土地神龛。贵州肇兴大寨的每个鼓楼附近，均有水井和萨坛，以方便春节期间举行集体祭祀、聚餐和对歌活动。

侗寨空间的内、外之别观念很强，强调空间构成的秩序。门是空间内外秩序的关键。寨门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有加强聚落群体感和凝聚力以及防卫的作用。作为一个地标，它界定村寨居住空间的边界。寨门的建筑格式因地势而不同，门楼屋顶样式也丰富多样。建筑材料多为木质，或也有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寨门一般设置在村寨主要出入道口，为进寨所必经，此外，侗寨还依地形地势设置篱笆、栏栅、石墙等关卡，非常时期用以阻止外敌入侵。[15]作为村寨内外区隔的标志，寨门之内属本寨的安全熟悉范围，之外属于陌生或不安全的范围。坚固的寨门既是防御外匪、盗贼的物理空间，也是从精神上保佑寨民的心理空间。很多地方的寨门旁都供奉有土地公、土地婆神位，其被认为是一方的保护神，使外邪不能入侵寨内。在侗寨，我们曾偶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在山上遇到变婆(当地民间信仰中的恶神)，拼命跑回村寨，变婆在后面追，村人吓破了胆，使完了力气，终于到达寨门才放松。因为寨门有保护作用，寨门上供奉着神灵，可以阻挡外鬼进来。

3.聚落景观幽美

侗寨选址往往依山傍水，多座落在山麓缓坡台地，或河谷盆地、低山坝子及山泉充足的半山隘口地带。家屋建筑避风向阳，朝向开阔。侗族地区的建筑基本上是就地取材，以木材和石料为主，木材多为当地盛产的杉木，石料主要是毛块石、毛片石、卵石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性景观。虽然村寨建筑高低错落、参差起伏，但整体风貌却因为统一使用杉木材质，柱、梁、坊组成的木架呈素木色，建筑造型及色彩几乎完全一致，并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村寨中的鼓楼、风雨桥、民居建筑等，形成了既相互和谐又彼此对照的整体。

侗族聚落空间非常讲究风水，处处体现风水格局。风水本身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故由风水形塑的空间可凸显完美的景观意象，如“风雨桥不仅能防风避雨，而且能构景、赏景，是构成侗族村寨景观意象的重要标志”。[16](P36)此外，侗族注重公益，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环境意识，这些都导致侗寨聚落空间呈现出幽美宜人的景观。

侗寨空间的布局特点，缘于所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之需要而形成。无论是众多的公益设施和信仰空间，还是家屋对土地的有限占据，都体现了侗族的文化智慧和集体人格气质，可以说，侗族文化影响了其聚落空间的选择和布局，由其文化动因促成了某些特殊的空间形态。传统侗寨空间的生成有其社会文化原因，并非天然如此。日本学者藤井明认为，传统聚落中共同体的纽带，在“事物”的配置、排列、规模、装饰、形态等方面表现出来。制度、信仰、宇宙观等无形的精神元素，通过“事物”得以表现并被转换成可视的世界，由此可将共有的价值观、生死观、连带感等嵌入到共同体每个成员的意识当中。因此，通过解读传统聚落内部被赋予了意义的那些“事物”，就可以推测聚落的制度、信仰、宇宙观等。[17](P17)从侗寨聚落空间上看，我们也可发现其所体现的社会制度、信仰、生死观、空间观等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1.宗族文化与鼓楼建制

侗族多聚族而居，大寨四五百户，小寨二三十户，很少单门独户。这是因为农耕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要求家族成员集体生产，从而围绕土地等生产资料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聚居区域。传统侗寨中同一族姓的住户多围绕本宗族共建的鼓楼而挨家挨户密集分布，抱团精神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文化特色明显，故其居住空间以宗族抱团聚集，日常活动也围绕同一宗族的公共空间进行。

侗族是按照“斗”即房族居住在一起的。侗族古歌说“按格分开住，按族分开坐”。格，就是指侗寨中同一家族居住的一处地段。一座鼓楼既可代表一个血缘关系的氏族(族姓)，也可代表一个聚落。众多的鼓楼凝聚着不同的家庭，组织着一个个村寨，协调着各族姓之间及各村寨之间的关系，从而也组织了整个侗族社会。

“斗”意味着内聚性的村寨格局，即按照鼓楼划分片区，不同片区是不同的分属，每一片区都是一个斗聚居的地方，人们共有一个鼓楼，日常交往最多的也是共有一个鼓楼的人。换言之，侗寨空间结构的分隔和统合均以鼓楼划分，虽然鼓楼作为公共空间，谁都可以去，但不同鼓楼的走访不多，用当地老人的话“不好意思去”：“我们搞什么热闹，以鼓楼为主，不是以村。以村我们是三个村，以鼓楼是五个鼓楼”。1这说明村寨内部的自然认同主要是亲缘关系，不是地缘或行政关系。对于本姓氏或支系(地域片区)的人来说，自己鼓楼的修建和维护主要是自己的事(小的姓氏无力独立建设鼓楼，就依附于大的姓氏，合建和共用一个鼓楼)，但也通过送“缘簿”给外村“化缘”获得一些赞助和乐捐。一般鼓楼所用的大木如中柱、大梁，均由本寨有名望或家道殷实的人世袭捐献，若这类人家家道中落，无能为力，才改由其他人家捐献。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寨，或捐中柱，或捐火塘周围的四条长凳。[18]鼓楼与鼓楼之间的界限，代表着村寨与村寨之间的界限，甚至村寨内外的界限。

围绕鼓楼分布家屋的空间布局，最大的便利是提供了最近距离和最适当的交往半径。同时也保持了内部的开放性和对外的相对隔离，形成了侗寨空间布局的内聚性和界域性。

侗寨空间也体现出等级秩序，一个大寨内部通常由若干小寨，按先来后到排序，其资源占有和地位都有分别。据前人调查，从江县高增村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内部却按居住地段划分为上、下、坝三个小寨。各寨分别修建鼓楼。上寨多为杨姓家族居住，来高增定居时间也较早，故鼓楼造得最高，称“父”。下寨多为吴姓居住，来寨定居时间晚于杨姓，故鼓楼必须低于上寨的，称作“母”。坝寨是从上、下两寨分出去的，故鼓楼必须低于下寨，称作“子”。[19](P195)由此可知，家族是侗族聚落的基本单位，鼓楼是侗族聚落的象征和族姓的徽章。贵州的肇兴大寨有仁、义、礼、智、信5个小寨，为全县最大的自然寨。由于人口发展，从肇兴大寨往外迁出在周边建立了堂安、厦格、纪堂等村寨，这些新的村寨与肇兴大寨亦即子母寨的关系，是由同一姓氏分出去而建立的小寨。这样的分布卫星环绕，形成了空间关系上互相呼应的村寨群。

涂尔干认为，空间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投射，它依附于社会而存在。[20]鼓楼作为家族的象征，以物化的形式彰显了等级关系。附属寨鼓楼的规模大小、层数多少与装饰程度均受到限制。如贵州从江县往洞乡的牙现寨，从前是为信地寨守坳看河的，其鼓楼为六边形九重檐攒尖叠顶，各层翼角均无起翘和装饰：而处于主寨地位的信地鼓楼则为八边形十三重檐攒尖顶，飞檐翘角。再如，贵州榕江县宰荡乡加烧寨是由黎平佳所迁出，该寨建有三层攒尖顶鼓楼，曾准备将鼓楼加建升高，但因碍于它是佳所的外迁寨而未能实现。[21](P105)

2.信仰观念与空间生成

侗寨空间之所以独特，还与信仰有很大关系。除了因信仰而设的各种敬祭供奉场所，如寨中设置的萨坛、飞山庙，风雨桥上供奉的关公，路边、宅边、鼓楼旁的土地庙等之外，还有因其信仰观念而生成的多种空间，像鼓楼、风雨桥、指路碑、凉亭等。

侗寨的公共空间建设比较完善而又美观，原因主要是侗族有乐捐习俗，更深层的是其修阴功、积阴德的信仰观念。侗人相信为公益事业乐捐是功垂千秋之事，会留下阴德，捐赠者“延寿延年，子孙荣昌”，做得越多越有福气，能使现世寿命延长或使孩子健康成长。[22](P58)侗人给孩子算命，如需要“帮桥”，就会建桥或到井亭设凳子给大家坐。人们相信这样做，小孩才能顺利成长，灵魂不会跑掉。人们修桥、铺路、修水井、种风水树，在公共场所设长凳、指路碑等，都是家中有人生病或担心生病而行善积德的举动，故在侗乡，“五里一水井，十里一凉亭”，或在凉亭旁打井，放水瓢，以方便他人。这些行为尽管他处也有，但侗寨是至今随处可见。

侗族人认为风雨桥有“转世投胎”及“消灾安魂”的特殊功能，相信人的灵魂一定要经过一座桥，才能来到人间：桥建得越雄伟，越能吸引更多的灵魂来投胎，村寨人丁越兴旺。每年大年初一，要祭祀本村寨的风雨桥，祈求桥上诸神保佑村寨平安，人丁兴旺，长寿健康。侗寨的风雨桥既是桥，也是庙，其上有诸神居住，还有守桥神居住的庙宇。祭祀风雨桥，同时也是在祭祀那些已经或将要转世投胎的灵魂，他们通过风雨桥才能跨越将阴阳两界分隔的阴阳河而重新投胎人间。

侗寨空间还有一个特点，即对阴阳两界的分别不很清晰，这与汉族不同。在广西龙胜乐江乡的宝赠侗寨，大片坟墓就分布在房屋后边：贵州肇兴乡登江村的五龙堂庙香火很盛，庙的周边到处都是坟地，最近还有很多刚建的房屋，建房者说，这个地方风水好，能埋死者的地方必定是上佳宅基，在这里起房居住能得到亡灵保佑。笔者调查发现在桂黔边界的冠洞、高秀、纪堂、述洞等侗寨，都有这种奇异景象，墓地大片大片地就在住户后面，甚至就在家屋旁边，人们坦然在坟地周围活动，或晒谷，或玩耍，或夜晚乘凉，毫无畏惧之感。这在侗寨几乎习以为常。为何会这样呢？在侗人的观念里，生死相隔并不那么可怕，他们有轮回转世信仰，也有对灵魂去处的看法，故对墓地不存恐惧心理。

“萨”是至高无上的祖母神，侗人认为“天上雷公最大，地上萨岁最大”。萨神通广大，能够影响风雨雷电诸神，带来风调雨顺：能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镇宅驱邪。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一至数个萨坛，人们对她的崇拜甚为虔诚。侗寨有“未建寨门，先设萨坛”之说，凡迁徙到新的定居点，会先选择一个地方设置萨坛，然后才建村寨。萨坛，侗语称为“然萨”(祖母神之屋)，一般位居村寨中央或鼓楼边，也有的建在寨头：其外表既有砖瓦房，也有木屋或露天圆丘形式。大多数侗寨的萨坛均没有偶像、神牌。萨坛一般有三种类型：简单的室内小屋、露天萨坛、露天与室内的结合。室内萨坛一般是建一房屋，其内设坛，即用鹅卵石砌成约一米高的圆形神台，坛上栽种一棵千年矮或其他树。露天萨坛一般是用土堆或鹅卵石垒成，周围用石头砌成直径约3米的圆丘，其内安放一口新铁锅，锅内放置三脚架、小锅、碗、碟、杯、筷、银饰、草鞋和纺织工具等物，再用一口新铁锅倒扣其上，以泥土覆盖成圆丘，再在丘顶栽一棵千年矮、黄杨树或冬青树之类，并插一把半开的伞。坛的四周空敞或筑一面矮墙环绕，留一门出入。萨坛前通常便是供祭祀用的广场。

凡是举行大的活动，要先祭“萨”才正式开始。如踩歌堂赛歌，要先给“萨”上香敬茶，每月初一、十五，和二月二、九月九也都要给“萨”烧香敬茶。大型集体活动如正月初八或初四的全族祭“萨”，通常是先祭萨，然后全族聚餐、对歌。祭“萨”仪式各地不尽相同。在黎平贯洞、龙图等地，大年初一由看管“萨”祠的寨老将祠门打开，然后，全寨男女老少(孕妇除外)排成长队站在祠院门前，由寨老进祠内上香敬茶。

在侗寨，每一座鼓楼旁或附近都有一个小土地神庙。土地神庙既是一方土地的保护神，也是一个姓氏或家族的保护神，故每个姓氏在年节时均要去祭祀和膜拜它。

3.风水观念与空间布局

风水思想对中国传统乡村聚落空间布局的影响颇为广泛。风水术附会了龙脉、明堂、生气、穴位等理念，通过审察山川形势的地理脉络，择定吉祥的建筑布局。侗寨多为依山就势的干栏建筑，比起具体民居，风水思想在这里更多地体现在村寨整体的布局方面。

侗寨往往利用风水学中的取势和纳气等理念来选择建造侗寨的“风水宝地”，认为理想的生存环境是“藏风”“得水”之地，在村寨选址时尤其注重风、水，力求得到满意的地形条件。侗寨无论靠水远近，或依山深浅，建寨者在卜居时总要设法找出一块相对较为平缓舒坦，最好有小河或涧溪潺潺流过的地点来建寨。寨子依靠的山脉叫“龙脉”，龙脉止处的平坦地方称为坝子，龙脉到此称为“龙头”或“龙嘴”，龙头前面的缓坡地带即龙嘴，这便是寨子中立屋之处，亦即“坐龙嘴”，是理想的寨址。如从江县往洞乡的增冲寨，北、西、南三面临水，坐落在环抱溪流之中，河流绕寨而过，两座风雨桥横跨其间并与寨外相通。整个村寨的封闭性强，形成了山环水绕的风水格局。许多侗寨都流传有各种选址定居传说，充分说明了侗族对风水的重视。

除了选址，风水讲究还涉及聚落空间的布局处理，包括对环境的利用与改造、房屋朝向和位置、家屋与鼓楼的高低大小、聚落出入口及道路、供水、排水等要素的配置。民间传说，人有“灵气”，地有“宝气”。风雨桥的功能是不让“宝气”流失，鼓楼则是为了集合、保守“宝气”。风雨桥可挡风水，不让财气流走。“水来处为天门，水去处为地户，天门欲其开阔，地户欲其密闭，且地户宜有关拦重叠之砂镇居。”[23](P98)风雨桥常坐落于龙脉消歇隐退即一寨水口之位置，此间修桥可使龙气贯穿联通，有调和理气的作用。鼓楼旁要有水源，若没有，往往修建水塘或引水入寨。有了水，村寨才能繁荣(水塘除了防火功能，也提供居民用水)。鼓楼是村寨核心的公共空间，其神圣和威严犹如古代汉族生活区域的明堂。我们调查时询问为什么要建鼓楼，当地老人解释：鱼塘里的鱼，没受保护会被鸟吃完，鼓楼就像是鱼窝，它罩在那里，保护地方的人与财。从风水来解释，鼓楼就是村寨的穴位，穴者为山水之交，阴阳融凝之处，亦即龙脉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之地，为一地最吉利之要点。将鼓楼建于此，有点穴的含义。此外，寨门也有贯通龙脉和通气之作用。侗寨老人的解释是：“寨门，就像稻田里(或水塘中)的鱼折子，1有关财气的作用。”

侗族人喜欢在龙脉上蓄古树，种杉林，培植风水。不少村寨有在四周种植“风水树”和“风水林”，祈求庇护村寨的风俗。侗寨往往普遍保留有古树或神树，人称“保寨树”，主要为杉树、柏树、五角树、樟树、银杏、树香、榉木、楠木等。其中，杉木生长快、产量高、质量好、防腐性强、坚固耐用，当地常用作建筑材料。侗族认为杉树是“生命之树”，对杉树有特殊感情。他们把杉树和人的品质作比较，认为做人也要像高大的杉树一样站得正、立得直。故鼓楼的建筑材料要用杉树，外形要像杉树。肇兴侗族地区的风水树以枫香为多，几乎每寨必植，奉为树神，有繁荣昌盛、人丁兴旺的吉祥寓意。风水树既障风蓄水，又美化环境，使村寨环抱在绿色之中。在侗寨附近的“风水林”地带，可以看到巨杉、枫树、楠木等挺拔其间，古老粗大。风水林为一寨镇凶邪、保平安、纳清凉的吉祥宝地，故人们爱护有加。有些侗寨还盟誓禁砍风水林，如同治八年(1869年)，黎平县潘老乡长春村禁碑：“吾村后有青龙林木葱茏四季常青，乃天工造就之福地也。为子孙福禄，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全村聚集于大坪砍生鸡血酒盟誓，凡我后龙山与笔架山上一草一木不得妄砍，违者与血同红，与酒同尽。”[24](P1441)

风水树因为得到保护而高大，树下常有人自动放置长凳，供人集聚聊天和休息，成为一个公共空间。侗族有树神崇拜，家里有孩子若生辰时日有冲，或体弱多病，往往拜一棵风水树为契爹契妈，逢年过节要带祭品去祭拜。就此而言，也形成一个祭祀空间。

风水观念往往也体现为趋利避害的行为。侗族家户的门通常被视为有避邪、防害和纳善的功能，如果门朝向路口，为防止鬼魂侵扰，就在路边房柱上钉一块四五十厘米长、二三十厘米宽的木板，其上画灵符，再写以“泰山石敢挡”“一路平安”“挡箭大路”“万福来朝”之类字样。或直接在房屋大门上贴“泰山石敢当”或“万福来朝”纸符。侗寨内的路口岔道等处常可看到石敢当。在黎平岩洞己炭村，石敢当几乎随处可见。石敢当是保佑平安、驱鬼避邪的一种神器，主要是保佑家中幼儿健康成长、人丁平安。在广西三江独峒地区，小孩哭夜被认为可能是生病或被鬼魂侵扰，家长会请鬼师写一块石敢当设在三岔路口，意思是把“哭”转移出去。1

4.生产生活需要与亲水空间分布

侗族地区的地名，很多与水有关。侗寨空间有明显的亲水特征，建址大都在河流溪圳旁边，寨内多见水井、水塘和鱼池，这跟侗人的生产生活相关。

侗寨有三种常见的水环境：一是泉井。侗寨泉井数目多、水质好，多数都年代久远，是日常生活用水和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泉井旁边常设小塘、小溪，以供泉水蓄积、溢排和洗涤蔬菜或衣物。有些村寨专门建有井亭保护泉井清洁，给侗寨环境增加了精巧和别致的人文景观。当代即使有自来水，泉井仍有特殊作用：新年有到井边挑新水、祈平安健康的习俗：夏天井水凉爽甘甜，常见人们用水桶和保温水壶装水回家的情景。二是河流。侗寨多依山傍水而建，选址注重在河流内围，使其与村寨呈环抱态势，从而营造灵动、通透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空间景观。夏日妇女们在水边洗涤刚染的侗布，儿童在河里嬉水冲凉，呈现出一幅亲切、富有情趣和意境的空间画面。三是水塘。它起初多是为防火用水而造，侗寨多为杉木建成的木楼，每家都有火塘，经常彻夜不息的明火容易引起火灾，且木楼彼此之间的间隔小，有的甚至首尾相接，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迅速蔓全寨。为预防“远水救不了近火”，侗寨布满大小水塘。水塘除有消防功能外，平时还兼养鱼。在侗族风水观念中，池塘有补风水之功能，“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池塘不仅可补风水之不足，还能阻挡外界邪魔侵入。侗族民间认为，人的灵魂无法渡过河流或池塘阻隔，故池塘不仅可用来标志地界，还有阻隔人所生活的阳界与鬼魂生活的阴间的作用。井、溪、塘分别对应地构成了点、线、面三种不同形式、不同用途的水系空间，形成了村寨丰富且优美的水空间景观。

侗族聚居区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与外界长期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人际交往多限于本寨及同民族的人。但新近的变化是在公路边建房，打破了内部交往，促使村寨呈现出开放性，同时也使聚合封闭的村寨景观，变得有些零碎和扩散。

中国近年推动新农村建设，除了极偏远的地区，村村通公路的计划延伸至每个乡村。公路的修造和开通带来村寨空间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以村寨道路、主干公路等交通设施为中心的新聚落布局形态。对于山区村民来说，交通的需要为第一，建房在远离村寨中心的路旁，方便出行。很多人家买了小型面包车和农用车，更希望住在大路旁。以往的寨门和风雨桥等村寨交通的标志意义，逐渐被机耕路和公路的起止点所替代。村头和村尾的风雨桥或因交通改道，或因传统的意义消减而被荒废和冷淡。旧有的村寨空间几乎是固定的，人们尽可能居住在寨门以内，以求安全。现在空间的意义变了，寨门没了。空间界域也在改变，从村寨中心围绕鼓楼而居，变为围绕公路而居，村寨格局变迁使得住户变得零散和缺乏内在规律。

当地政府全面推行的火改、电改、水改、寨改和防火线的设立等，也促使侗寨空间发生变迁。因防火线的需要，甚至会拆除密集的民居房屋和戏台等，原来密集的居住方式逐渐被取消：人口增加、核心家庭小户化及建房需求快速增长，导致村寨内原先随处可见、为防火和生活便利而设的水塘被填埋而用来建房。水井被自来水替代，故多有废弃，井亭减少。

村寨格局变迁最显著的莫过于火灾之后的规划重建。广西三江的林略村，遭火灾重建时遵循“大寨化小寨”“三纵三横”的总体规划，以不到50户作为防火分区标准进行拆迁，开辟15米以上的防火通道，将100户以上的村寨“化整为零”。这无疑是对传统侗寨空间格局的全面更改。实行寨改和防火线的拆建，还使以往的羊肠小路变成了机耕路或能够骑行摩托车甚至小汽车的水泥路。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房屋建造也更为宏伟。为了防火需要，纯杉木建成的吊脚楼在减少，开始多在底层用砖砌建，二楼以上才改用木板，甚或全部建成砖房。“改火”也使火塘被省柴灶所取代，火塘文化基本消失。

村寨公共空间的变化，部分地是由于外部因素的进入。包括村委、学校、操场(篮球场)和卫生所等，特别是村委作为村寨的行政中心，往往占据寨内中心或方便的位置。但这些空间的使用，似乎局限于特殊人群如村干部和学生等，一般民众仍然习惯在鼓楼聚集，而且也只有各自的鼓楼常年开放或就近方便。有的传统公共空间被取代或压缩，如鼓楼坪改为篮球场或二者兼用。对当代年轻人而言，公共活动空间主要是篮球场和村民自办的小卖部，经常有年轻人聚集在那里看电视、打牌、聊天等。这些公共空间的功能主要是娱乐，也是他们沟通和交流在外打工经验的信息中心。

“文化大革命”期间拆除的寺庙，不少得到了重建。有的是村民自发筹资建设，因力量弱小，往往简单窄小，如广西三江高秀村重修的雷子庙：有的则是政府为旅游或文化建设的目的重修，虽富丽堂皇，但对当地居民的意义不大，如该县程阳平寨的飞山宫，常常是闭门不能进。以前对神明的敬畏渐渐在消减，萨坛和神庙变得荒落。

总之，侗寨聚落空间打破了原来的格局，这些改变当然也影响到相应的空间功能的变迁。传统侗寨空间的景观特征鲜明，可视性强，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空间上的渗透，故被视为理想的故乡家园空间，成为乡愁的寄托。但现代的空间变化却呈现出异质化等特征，侗寨的现代空间已经不是静止、单一或连续的空间，而是运动的、矛盾的和多样化的。

总之，侗寨空间特别体现了宗族内部与宗族之间的各种关系，也体现了侗族人民对于环境的利用智慧。显然，透过侗寨的空间布局形态，我们可以窥知侗族文化中的宗族制度和信仰观念等民俗文化：探讨侗寨空间生成的文化机制，可进一步发现渗透于其选址观念、空间格局及包括公共建筑和民居建筑在内的聚落整体结构的生活智慧和科学价值。

注：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